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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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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28 07:25:00|  分类: 宗教路文化路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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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即将死亡 摩 罗 这里所云“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散文虚构文学作品相对应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及其日常生活。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涵义相当。 自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孙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的一部分,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最后一种品质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小说主要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主要乃是上述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在二十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阵营,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现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什么精神、发扬了鲁迅的什么什么传统,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今天的小说依然是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那种有助于“群治”的小说的延伸。 下面从两个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当下遭遇的困难境遇,然后再简单探讨一下现代小说能够如何应对这种境遇。 现代小说遭遇精英的遗弃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
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即将死亡

 

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摩  罗

 

这里所云“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散文虚构文学作品相对应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及其日常生活。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涵义相当。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即将死亡 摩 罗 这里所云“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散文虚构文学作品相对应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及其日常生活。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涵义相当。 自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孙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的一部分,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最后一种品质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小说主要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主要乃是上述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在二十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阵营,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现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什么精神、发扬了鲁迅的什么什么传统,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今天的小说依然是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那种有助于“群治”的小说的延伸。 下面从两个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当下遭遇的困难境遇,然后再简单探讨一下现代小说能够如何应对这种境遇。 现代小说遭遇精英的遗弃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 自从1719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孙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的一部分,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最后一种品质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小说主要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主要乃是上述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在二十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阵营,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即将死亡 摩 罗 这里所云“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散文虚构文学作品相对应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及其日常生活。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涵义相当。 自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孙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的一部分,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最后一种品质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小说主要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主要乃是上述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在二十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阵营,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现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什么精神、发扬了鲁迅的什么什么传统,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今天的小说依然是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那种有助于“群治”的小说的延伸。 下面从两个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当下遭遇的困难境遇,然后再简单探讨一下现代小说能够如何应对这种境遇。 现代小说遭遇精英的遗弃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

《狂人日记》和《阿》)、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等底层民人形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为深刻表现底层人群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在精英群体中广泛流传。精英群体带着批判的冲动、启蒙的激情、拯救的善意、教育的理想、改造的愿望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群体进行反复的描述和展示,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复制式的描述和展示,营造了自身的繁荣和浩瀚,精英群体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和展示中充分体验了自身的勤奋和崇高。 可是,塑造这些底层人物形象的精英小说究竟跟这些底层人有没有文化上的关联?消费这些底层人形象的精英群体跟这些底层人究竟有没有精神上情感上的沟通? 用无神论的哲学观念和物种进化的社会学说将底层人组织到自己的政治革命运动之中,也许这本身就是精英群体对底层人的强求。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底层人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利益冲突的格局之中,我所说的精英群体实际上也是上流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上流社会的竞争倾轧中暂时失败的破落户。他们失势以后将精英群体与底层人的利益冲突解释为文化冲突和观念冲突,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于底层群体的观念改造,把他们动员到自己的阵营之中,利用他们的力量帮助自己跟上流社会的强势群体进行权力斗争。不曾拥有解释权利和解释能力的底层人,在这种由精英群体用话语建构起来的陌生关系格局中不知所措。他们完全无力判断或者批评精英群体对这种关系的解说,只能一片茫然地听任精英群体卷帙浩繁地描述和展示,包括用小说的方式进行描述和展示。 实际上底层人从来没有听懂过精英群体的意思,也从来没有生活在精英群体所构建的论题和语境之中。底层群体一直保留了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礼神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从来没有从底层社会消失过。底层社会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每一间简陋的草房或者瓦房里都同时生活着灶神、门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于底层民人的家中,还存在于底层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店铺、村巷、道路、驿站、亭阁楼台、山川田野,无不被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所覆盖。(未完待续) (根据20060925日“海峡两岸文学发展高端论坛暨枣庄笔会”发言补充而成) 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现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什么精神、发扬了鲁迅的什么什么传统,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今天的小说依然是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那种有助于“群治”的小说的延伸。

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下面从两个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当下遭遇的困难境遇,然后再简单探讨一下现代小说能够如何应对这种境遇。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即将死亡 摩 罗 这里所云“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散文虚构文学作品相对应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及其日常生活。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涵义相当。 自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孙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的一部分,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最后一种品质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小说主要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主要乃是上述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在二十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阵营,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现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什么精神、发扬了鲁迅的什么什么传统,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今天的小说依然是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那种有助于“群治”的小说的延伸。 下面从两个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当下遭遇的困难境遇,然后再简单探讨一下现代小说能够如何应对这种境遇。 现代小说遭遇精英的遗弃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 现代小说遭遇精英的遗弃

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等底层民人形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为深刻表现底层人群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在精英群体中广泛流传。精英群体带着批判的冲动、启蒙的激情、拯救的善意、教育的理想、改造的愿望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群体进行反复的描述和展示,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复制式的描述和展示,营造了自身的繁荣和浩瀚,精英群体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和展示中充分体验了自身的勤奋和崇高。 可是,塑造这些底层人物形象的精英小说究竟跟这些底层人有没有文化上的关联?消费这些底层人形象的精英群体跟这些底层人究竟有没有精神上情感上的沟通? 用无神论的哲学观念和物种进化的社会学说将底层人组织到自己的政治革命运动之中,也许这本身就是精英群体对底层人的强求。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底层人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利益冲突的格局之中,我所说的精英群体实际上也是上流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上流社会的竞争倾轧中暂时失败的破落户。他们失势以后将精英群体与底层人的利益冲突解释为文化冲突和观念冲突,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于底层群体的观念改造,把他们动员到自己的阵营之中,利用他们的力量帮助自己跟上流社会的强势群体进行权力斗争。不曾拥有解释权利和解释能力的底层人,在这种由精英群体用话语建构起来的陌生关系格局中不知所措。他们完全无力判断或者批评精英群体对这种关系的解说,只能一片茫然地听任精英群体卷帙浩繁地描述和展示,包括用小说的方式进行描述和展示。 实际上底层人从来没有听懂过精英群体的意思,也从来没有生活在精英群体所构建的论题和语境之中。底层群体一直保留了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礼神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从来没有从底层社会消失过。底层社会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每一间简陋的草房或者瓦房里都同时生活着灶神、门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于底层民人的家中,还存在于底层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店铺、村巷、道路、驿站、亭阁楼台、山川田野,无不被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所覆盖。(未完待续) (根据20060925日“海峡两岸文学发展高端论坛暨枣庄笔会”发言补充而成)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即将死亡 摩 罗 这里所云“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散文虚构文学作品相对应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及其日常生活。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涵义相当。 自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孙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的一部分,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最后一种品质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小说主要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主要乃是上述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在二十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阵营,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现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什么精神、发扬了鲁迅的什么什么传统,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今天的小说依然是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那种有助于“群治”的小说的延伸。 下面从两个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当下遭遇的困难境遇,然后再简单探讨一下现代小说能够如何应对这种境遇。 现代小说遭遇精英的遗弃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现代小说与民间社会和民间精神生活一直脱离 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现代小说在哲学上信奉进化学说和唯物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突出民族独立、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题,在阶级关系上特别强调由政治精英主导社会历史进程、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这种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和使用的文体,采用着绝对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俯视底层社会和民间文化,俨然一幅救世主心态。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人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人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对于底层民人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送给底层人的审判结论。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等底层民人形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为深刻表现底层人群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在精英群体中广泛流传。精英群体带着批判的冲动、启蒙的激情、拯救的善意、教育的理想、改造的愿望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群体进行反复的描述和展示,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复制式的描述和展示,营造了自身的繁荣和浩瀚,精英群体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和展示中充分体验了自身的勤奋和崇高。

可是,塑造这些底层人物形象的精英小说究竟跟这些底层人有没有文化上的关联?消费这些底层人形象的精英群体跟这些底层人究竟有没有精神上情感上的沟通?

用无神论的哲学观念和物种进化的社会学说将底层人组织到自己的政治革命运动之中,也许这本身就是精英群体对底层人的强求。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底层人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利益冲突的格局之中,我所说的精英群体实际上也是上流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上流社会的竞争倾轧中暂时失败的破落户。他们失势以后将精英群体与底层人的利益冲突解释为文化冲突和观念冲突,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于底层群体的观念改造,把他们动员到自己的阵营之中,利用他们的力量帮助自己跟上流社会的强势群体进行权力斗争。不曾拥有解释权利和解释能力的底层人,在这种由精英群体用话语建构起来的陌生关系格局中不知所措。他们完全无力判断或者批评精英群体对这种关系的解说,只能一片茫然地听任精英群体卷帙浩繁地描述和展示,包括用小说的方式进行描述和展示。

》)、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等底层民人形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为深刻表现底层人群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在精英群体中广泛流传。精英群体带着批判的冲动、启蒙的激情、拯救的善意、教育的理想、改造的愿望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群体进行反复的描述和展示,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复制式的描述和展示,营造了自身的繁荣和浩瀚,精英群体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和展示中充分体验了自身的勤奋和崇高。 可是,塑造这些底层人物形象的精英小说究竟跟这些底层人有没有文化上的关联?消费这些底层人形象的精英群体跟这些底层人究竟有没有精神上情感上的沟通? 用无神论的哲学观念和物种进化的社会学说将底层人组织到自己的政治革命运动之中,也许这本身就是精英群体对底层人的强求。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底层人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利益冲突的格局之中,我所说的精英群体实际上也是上流社会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上流社会的竞争倾轧中暂时失败的破落户。他们失势以后将精英群体与底层人的利益冲突解释为文化冲突和观念冲突,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于底层群体的观念改造,把他们动员到自己的阵营之中,利用他们的力量帮助自己跟上流社会的强势群体进行权力斗争。不曾拥有解释权利和解释能力的底层人,在这种由精英群体用话语建构起来的陌生关系格局中不知所措。他们完全无力判断或者批评精英群体对这种关系的解说,只能一片茫然地听任精英群体卷帙浩繁地描述和展示,包括用小说的方式进行描述和展示。 实际上底层人从来没有听懂过精英群体的意思,也从来没有生活在精英群体所构建的论题和语境之中。底层群体一直保留了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礼神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从来没有从底层社会消失过。底层社会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每一间简陋的草房或者瓦房里都同时生活着灶神、门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于底层民人的家中,还存在于底层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店铺、村巷、道路、驿站、亭阁楼台、山川田野,无不被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所覆盖。(未完待续) (根据20060925日“海峡两岸文学发展高端论坛暨枣庄笔会”发言补充而成)

实际上底层人从来没有听懂过精英群体的意思,也从来没有生活在精英群体所构建的论题和语境之中。底层群体一直保留了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礼神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从来没有从底层社会消失过。底层社会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每一间简陋的草房或者瓦房里都同时生活着灶神、门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于底层民人的家中,还存在于底层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店铺、村巷、道路、驿站、亭阁楼台、山川田野,无不被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所覆盖。(未完待续)

根据20060925日“海峡两岸文学发展高端论坛暨枣庄笔会”发言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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