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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摩罗/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2009-06-29 11:08:41|  分类: 思想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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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邓玉娇事件系列评论以来,一些对法律不熟悉的网友们认为这些文字对他们理解法律很有帮助,但是,却有法学界的朋友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不懂法——正如他们这次对夏霖、夏楠律师的批评甚至谩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不懂法,不懂他们认同的那些无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狗屁法律,那些法律只是徒具法的外形,而无法的实质,是典型的恶法。这些所谓的法律人士没空关心一个弱女子的自由、生命的基本安危,却有空骂律师——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你骂得有道理当然很好,如果没道理,还要硬争,甚至谩骂,那又有什么意思?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一种敌我思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愚蠢。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法律也走向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的修订方向,但不可否认,法律条文中还是良恶同在、泥水浑浊。因此,这种情况下,案件中具体操作的律师固然无奈受制于那些恶法,难施拳脚,而作为社会,尤其是懂行的法律界学术群体,最该做的是批评恶法,推广良法,推广人权保障精神、宪政精神。当有些律师有意识地以自己的代理活动突破恶法之际,法学界更应该挺身支持,即使不同意或者认为律师做得不当,只要想一想律师的做法是为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那就不应该批评他们,至少可以做到沉默。如果不但不支持,还以恶法亦法的思路批评身陷危局的当事人和律师,则无异于落井下石,例如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批评夏霖、夏楠律师,一副讨好官方、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嘴脸,真叫人恶心,这是此次事件中法学界最耻辱的事情——秋风先生对他的批评和驳斥已经十分到位,免我费力,不再赘驳。这种人可能人格发育有问题,缺乏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不应该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正如他们可能往往也不适合从事与医疗相关的职业。这些年来,我在法学界见识了无数这样的法盲,从教师到学生,从所谓的大牌法学家到所谓的大牌律师,无处不在,无所不在,他们在顺便推进一下中国法治进程的同时,常常更是破坏法治的力量。至于有些什么十大法学家之流(我并未全盘否定,因为其中也有一些我十分钦佩的人物),为专制论证合法性的,或者头上顶着一堆头衔——为将来的十大之类做准备的,在夏霖、夏楠律师艰难工作之际落井下石的(前述高一飞教授,有些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我原还曾向一些媒体推荐过他,没想到推荐他的速度远赶不上他堕落的速度),除了令人作呕之外,更是等而下之。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长江商报:那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群体?以前,以前,我总认为知识分子比一般阶层高,拥有很多社会资源和权力,具有更高的道德优势。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知识分子也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员,承担不了多少神圣责任和使命。知识分子只不过多学点知识,其特长就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比体力阶级活得轻松一些。但是他们对社会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只能在官员们划定的范围内混个科研课题或者什么虚衔之类,不过是混个有头有脸而已。也许,他们除了说点假话、写点垃圾文字,没有机会像官员那样无所不为。他们只能利用话语权强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说得多了,就难免沉浸在自我崇高的幻觉之中。实际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群更为崇高些。就拿启蒙来说,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作多情的表现,是自我崇高的心理作怪,自以为有道德优越感,自以为站的地位高,负有启蒙大众的使命。长江商报:如果知识分子不必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在有限公共空间发表言论,如何在呈现观点和影响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呢?摩罗:我认为对别人的批评要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摩罗

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易中天对李辉“道德飙车的界定与评论?您是否认同易中天“质疑的过程比质疑的对象和结果更重要”的观点?

摩罗:我认同易中天的这些说法。文怀沙固然有可批评之处,李辉所说也可以相信属实,但是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批评,应该有所注意。您提出道德底线颇有道理。但是道德底线及其边界又很难把握,因为人性中就有天然地塑造自我道德优势的本能,其实谁都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知识分子也不要太自我崇高,以为自己就是掌握道德标准的人。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摩罗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易中天对李辉“道德飙车”的界定与评论?您是否认同易中天“质疑的过程比质疑的对象和结果更重要”的观点?摩罗:我认同易中天的这些说法。文怀沙固然有可批评之处,李辉所说也可以相信属实,但是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批评,应该有所注意。您提出道德底线颇有道理。但是道德底线及其边界又很难把握,因为人性中就有天然地塑造自我道德优势的本能,其实谁都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知识分子也不要太自我崇高,以为自己就是掌握道德标准的人。易中天对李辉的批评,不光是针对文怀沙质疑这个事件,可能对文化人的说话具有普泛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讨论能得出具体的结果,但至少有警醒的作用,警醒说话者不要自封道德大师,而要慎思谨言。长江商报:如何评价余秋雨“诈捐”事件?摩罗:余秋雨如果是以图书的方式实现捐款承诺,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余秋雨先说捐款20万现金,并让灾区的教育机构证明资金已经到帐,后来说是捐建三个图书馆——20万能建三个图书馆吗?最近又说是捐价值20万的图书,这样演戏一样变来变去,太不厚道了,有戏弄公众之嫌。一个明星身上集中着许多公共资源,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如此戏弄公众,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如果公众就此对一个公共人物提出批评,再严厉都是应该的。余秋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明星,总是能够适时的挑逗公众,不断地引起关注。他关于捐款的说法短时间内变化几次,玩的就是这种花招,真是日渐老练,炉火纯青。但是太不厚道了。长江商报:知识界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质疑事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吗?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摩罗: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时候,一些人与亲朋好友划清界限可能是为了自保,一些人高密或者批判,可能是为了借机复仇。当下文化界一些批评现象与此不同,文化界也是一个职业圈子,它跟其他职业圈子一样普通,每个人都在不断言说,有时候说出磕磕碰碰的效果毫不奇怪。就像一群人在溜冰,相互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知识界的相互批评算不上什么内部的道德清算,大众也用不着上纲上线,用不着无限扩大化。李辉质疑文怀沙未必出于恐惧或者仇恨,也未必会给人造成致命伤害,只是让文怀沙感到难堪罢了。我认识文怀沙,他不过是说点吹牛皮的话,让自己混得更好点,碰巧被记者爆料出去了,于是假戏越唱越真。我对这些都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什么鲜明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视。有些媒体缺乏较高鉴别能力,也未必有很强的责任心,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生怕提供的资讯不轰动,又喜欢瞎起哄,刚好抓住文怀沙事件炒作,从而制造一点工作成绩。其实,媒体就是需要不断的新鲜爆料,事情本身未必像报道的那样。长江商报:文化名人频繁被质疑,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某些突出问题?摩罗:我很反对将某些人群特殊化的做法。文化界未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公众没有必要特殊地看待这个群体,批评他们的什么突出缺陷。知识分子恰巧是以文字和话语谋生的,最容易把自己晾出来,容易受人关注,一关注就容易看出弊端。其实其他行业的弊端也跟知识界一样多。比如官场,其问题未必不比文化界严重,只是大众难以了解罢了。现实社会并不平等,而是分层结构,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不能倒在强势群体的怀抱。面对强势群体的明显错误,任何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都可以奋起批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倒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的。我很赞成这句话:“真相不明之际,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原载萧瀚新浪博客)萧瀚发

易中天对李辉的批评,不光是针对文怀沙质疑这个事件,可能对文化人的说话具有普泛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讨论能得出具体的结果,但至少有警醒的作用,警醒说话者不要自封道德大师,而要慎思谨言。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摩罗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易中天对李辉“道德飙车”的界定与评论?您是否认同易中天“质疑的过程比质疑的对象和结果更重要”的观点?摩罗:我认同易中天的这些说法。文怀沙固然有可批评之处,李辉所说也可以相信属实,但是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批评,应该有所注意。您提出道德底线颇有道理。但是道德底线及其边界又很难把握,因为人性中就有天然地塑造自我道德优势的本能,其实谁都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知识分子也不要太自我崇高,以为自己就是掌握道德标准的人。易中天对李辉的批评,不光是针对文怀沙质疑这个事件,可能对文化人的说话具有普泛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讨论能得出具体的结果,但至少有警醒的作用,警醒说话者不要自封道德大师,而要慎思谨言。长江商报:如何评价余秋雨“诈捐”事件?摩罗:余秋雨如果是以图书的方式实现捐款承诺,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余秋雨先说捐款20万现金,并让灾区的教育机构证明资金已经到帐,后来说是捐建三个图书馆——20万能建三个图书馆吗?最近又说是捐价值20万的图书,这样演戏一样变来变去,太不厚道了,有戏弄公众之嫌。一个明星身上集中着许多公共资源,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如此戏弄公众,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如果公众就此对一个公共人物提出批评,再严厉都是应该的。余秋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明星,总是能够适时的挑逗公众,不断地引起关注。他关于捐款的说法短时间内变化几次,玩的就是这种花招,真是日渐老练,炉火纯青。但是太不厚道了。长江商报:知识界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质疑事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吗?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摩罗: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时候,一些人与亲朋好友划清界限可能是为了自保,一些人高密或者批判,可能是为了借机复仇。当下文化界一些批评现象与此不同,文化界也是一个职业圈子,它跟其他职业圈子一样普通,每个人都在不断言说,有时候说出磕磕碰碰的效果毫不奇怪。就像一群人在溜冰,相互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知识界的相互批评算不上什么内部的道德清算,大众也用不着上纲上线,用不着无限扩大化。李辉质疑文怀沙未必出于恐惧或者仇恨,也未必会给人造成致命伤害,只是让文怀沙感到难堪罢了。我认识文怀沙,他不过是说点吹牛皮的话,让自己混得更好点,碰巧被记者爆料出去了,于是假戏越唱越真。我对这些都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什么鲜明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视。有些媒体缺乏较高鉴别能力,也未必有很强的责任心,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生怕提供的资讯不轰动,又喜欢瞎起哄,刚好抓住文怀沙事件炒作,从而制造一点工作成绩。其实,媒体就是需要不断的新鲜爆料,事情本身未必像报道的那样。长江商报:文化名人频繁被质疑,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某些突出问题?摩罗:我很反对将某些人群特殊化的做法。文化界未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公众没有必要特殊地看待这个群体,批评他们的什么突出缺陷。知识分子恰巧是以文字和话语谋生的,最容易把自己晾出来,容易受人关注,一关注就容易看出弊端。其实其他行业的弊端也跟知识界一样多。比如官场,其问题未必不比文化界严重,只是大众难以了解罢了。现实社会并不平等,而是分层结构,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不能倒在强势群体的怀抱。面对强势群体的明显错误,任何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都可以奋起批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倒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的。我很赞成这句话:“真相不明之际,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原载萧瀚新浪博客)萧瀚发 

长江商报:如何评价余秋雨“诈捐”事件?

低调,只要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尽量对别人持宽容态度。知识分子说话和影响社会之间不存在什么平衡问题。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曾说过:“孔子就是丧家犬。”这样的表述从字面上看是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也不乏学理性。他的本意是强调孔子始终不与权力结合,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这样说不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在这样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说话者需要讲究策略,不用突出新奇的方式很难让大众听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为都是顺理成章的,无可厚非。就像产品销售需要做广告一样,思想文化作品也是产品,知识分子发声也需要故作惊人之语才能吸引关注——不过图个广告效应而已,对此可以理解和宽容。长江商报:如果知识分子僭越道德底线,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否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摩罗:我倒不担心文化人口无遮拦说瞎话会成为普遍现象。文化人一般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说话大抵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信口开河的毕竟是少数。比如,李辉质疑文怀沙,并不是瞎说一通,而是搞了那么多的材料。而且,我也不担心文化人的言论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文化人通过言说来谋生,未必能对社会负有多大的社会责任。谁都没有必要给文化界强加更高的责任、使命和道德标准。文怀沙是不是大师,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如果他真是大师,又能给大众带来什么益处?如果他不是大师,未必大众会遭受什么损失,无非是他的字画不一定卖出更好的价钱。而那种价值本来就是虚拟的,无论高价低价在我看来都是阔人的游戏,跟大众没什么关系。每个行当都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潜规则或内在运行机制。如果有人不负责任地瞎说,他自然会遭到游戏规则的制裁,别人就不和他玩了。当然有人喜欢乱说,可能是性格使然,就像一些明星需要时不时露胸,引起公众关注。这并不奇怪,也不会给社会添加多大的麻烦或者严重后果,无非是多占用点网络资源罢了。别把知识分子看得太重,其实再怎么发言也翻不了天的。

摩罗:余秋雨如果是以图书的方式实现捐款承诺,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余秋雨先说捐款20万现金,并让灾区的教育机构证明资金已经到帐,后来说是捐建三个图书馆——20万能建三个图书馆吗?最近又说是捐价值表邓玉娇事件系列评论以来,一些对法律不熟悉的网友们认为这些文字对他们理解法律很有帮助,但是,却有法学界的朋友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不懂法——正如他们这次对夏霖、夏楠律师的批评甚至谩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不懂法,不懂他们认同的那些无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狗屁法律,那些法律只是徒具法的外形,而无法的实质,是典型的恶法。这些所谓的法律人士没空关心一个弱女子的自由、生命的基本安危,却有空骂律师——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你骂得有道理当然很好,如果没道理,还要硬争,甚至谩骂,那又有什么意思?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一种敌我思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愚蠢。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法律也走向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的修订方向,但不可否认,法律条文中还是良恶同在、泥水浑浊。因此,这种情况下,案件中具体操作的律师固然无奈受制于那些恶法,难施拳脚,而作为社会,尤其是懂行的法律界学术群体,最该做的是批评恶法,推广良法,推广人权保障精神、宪政精神。当有些律师有意识地以自己的代理活动突破恶法之际,法学界更应该挺身支持,即使不同意或者认为律师做得不当,只要想一想律师的做法是为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那就不应该批评他们,至少可以做到沉默。如果不但不支持,还以恶法亦法的思路批评身陷危局的当事人和律师,则无异于落井下石,例如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批评夏霖、夏楠律师,一副讨好官方、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嘴脸,真叫人恶心,这是此次事件中法学界最耻辱的事情——秋风先生对他的批评和驳斥已经十分到位,免我费力,不再赘驳。这种人可能人格发育有问题,缺乏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不应该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正如他们可能往往也不适合从事与医疗相关的职业。这些年来,我在法学界见识了无数这样的法盲,从教师到学生,从所谓的大牌法学家到所谓的大牌律师,无处不在,无所不在,他们在顺便推进一下中国法治进程的同时,常常更是破坏法治的力量。至于有些什么十大法学家之流(我并未全盘否定,因为其中也有一些我十分钦佩的人物),为专制论证合法性的,或者头上顶着一堆头衔——为将来的十大之类做准备的,在夏霖、夏楠律师艰难工作之际落井下石的(前述高一飞教授,有些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我原还曾向一些媒体推荐过他,没想到推荐他的速度远赶不上他堕落的速度),除了令人作呕之外,更是等而下之。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长江商报:那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群体?以前,以前,我总认为知识分子比一般阶层高,拥有很多社会资源和权力,具有更高的道德优势。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知识分子也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员,承担不了多少神圣责任和使命。知识分子只不过多学点知识,其特长就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比体力阶级活得轻松一些。但是他们对社会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只能在官员们划定的范围内混个科研课题或者什么虚衔之类,不过是混个有头有脸而已。也许,他们除了说点假话、写点垃圾文字,没有机会像官员那样无所不为。他们只能利用话语权强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说得多了,就难免沉浸在自我崇高的幻觉之中。实际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群更为崇高些。就拿启蒙来说,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作多情的表现,是自我崇高的心理作怪,自以为有道德优越感,自以为站的地位高,负有启蒙大众的使命。长江商报:如果知识分子不必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在有限公共空间发表言论,如何在呈现观点和影响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呢?摩罗:我认为对别人的批评要20万的图书,这样演戏一样变来变去,太不厚道了,有戏弄公众之嫌。一个明星身上集中着许多公共资源,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如此戏弄公众,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如果公众就此对一个公共人物提出批评,再严厉都是应该的。余秋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明星,总是能够适时的挑逗公众,不断地引起关注。他关于捐款的说法短时间内变化几次,玩的就是这种花招,真是日渐老练,炉火纯青。但是太不厚道了。

 

长江商报:知识界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质疑事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吗?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摩罗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易中天对李辉“道德飙车”的界定与评论?您是否认同易中天“质疑的过程比质疑的对象和结果更重要”的观点?摩罗:我认同易中天的这些说法。文怀沙固然有可批评之处,李辉所说也可以相信属实,但是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批评,应该有所注意。您提出道德底线颇有道理。但是道德底线及其边界又很难把握,因为人性中就有天然地塑造自我道德优势的本能,其实谁都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知识分子也不要太自我崇高,以为自己就是掌握道德标准的人。易中天对李辉的批评,不光是针对文怀沙质疑这个事件,可能对文化人的说话具有普泛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讨论能得出具体的结果,但至少有警醒的作用,警醒说话者不要自封道德大师,而要慎思谨言。长江商报:如何评价余秋雨“诈捐”事件?摩罗:余秋雨如果是以图书的方式实现捐款承诺,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余秋雨先说捐款20万现金,并让灾区的教育机构证明资金已经到帐,后来说是捐建三个图书馆——20万能建三个图书馆吗?最近又说是捐价值20万的图书,这样演戏一样变来变去,太不厚道了,有戏弄公众之嫌。一个明星身上集中着许多公共资源,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如此戏弄公众,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如果公众就此对一个公共人物提出批评,再严厉都是应该的。余秋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明星,总是能够适时的挑逗公众,不断地引起关注。他关于捐款的说法短时间内变化几次,玩的就是这种花招,真是日渐老练,炉火纯青。但是太不厚道了。长江商报:知识界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质疑事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吗?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摩罗: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时候,一些人与亲朋好友划清界限可能是为了自保,一些人高密或者批判,可能是为了借机复仇。当下文化界一些批评现象与此不同,文化界也是一个职业圈子,它跟其他职业圈子一样普通,每个人都在不断言说,有时候说出磕磕碰碰的效果毫不奇怪。就像一群人在溜冰,相互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知识界的相互批评算不上什么内部的道德清算,大众也用不着上纲上线,用不着无限扩大化。李辉质疑文怀沙未必出于恐惧或者仇恨,也未必会给人造成致命伤害,只是让文怀沙感到难堪罢了。我认识文怀沙,他不过是说点吹牛皮的话,让自己混得更好点,碰巧被记者爆料出去了,于是假戏越唱越真。我对这些都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什么鲜明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视。有些媒体缺乏较高鉴别能力,也未必有很强的责任心,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生怕提供的资讯不轰动,又喜欢瞎起哄,刚好抓住文怀沙事件炒作,从而制造一点工作成绩。其实,媒体就是需要不断的新鲜爆料,事情本身未必像报道的那样。长江商报:文化名人频繁被质疑,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某些突出问题?摩罗:我很反对将某些人群特殊化的做法。文化界未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公众没有必要特殊地看待这个群体,批评他们的什么突出缺陷。知识分子恰巧是以文字和话语谋生的,最容易把自己晾出来,容易受人关注,一关注就容易看出弊端。其实其他行业的弊端也跟知识界一样多。比如官场,其问题未必不比文化界严重,只是大众难以了解罢了。现实社会并不平等,而是分层结构,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不能倒在强势群体的怀抱。面对强势群体的明显错误,任何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都可以奋起批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倒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的。我很赞成这句话:“真相不明之际,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原载萧瀚新浪博客)萧瀚发

摩罗: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时候,一些人与亲朋好友划清界限可能是为了自保,一些人高密或者批判,可能是为了借机复仇。当下文化界一些批评现象与此不同,文化界也是一个职业圈子,它跟其他职业圈子一样普通,每个人都在不断言说,有时候说出磕磕碰碰的效果毫不奇怪。就像一群人在溜冰,相互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知识界的相互批评算不上什么内部的道德清算,大众也用不着上纲上线,用不着无限扩大化。

李辉质疑文怀沙未必出于恐惧或者仇恨,也未必会给人造成致命伤害,只是让文怀沙感到难堪罢了。我认识文怀沙,他不过是说点吹牛皮的话,让自己混得更好点,碰巧被记者爆料出去了,于是假戏越唱越真。我对这些都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什么鲜明态度。

当然,这个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视。有些媒体缺乏较高鉴别能力,也未必有很强的责任心,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生怕提供的资讯不轰动,又喜欢瞎起哄,刚好抓住文怀沙事件炒作,从而制造一点工作成绩。其实,媒体就是需要不断的新鲜爆料,事情本身未必像报道的那样。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摩罗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易中天对李辉“道德飙车”的界定与评论?您是否认同易中天“质疑的过程比质疑的对象和结果更重要”的观点?摩罗:我认同易中天的这些说法。文怀沙固然有可批评之处,李辉所说也可以相信属实,但是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批评,应该有所注意。您提出道德底线颇有道理。但是道德底线及其边界又很难把握,因为人性中就有天然地塑造自我道德优势的本能,其实谁都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知识分子也不要太自我崇高,以为自己就是掌握道德标准的人。易中天对李辉的批评,不光是针对文怀沙质疑这个事件,可能对文化人的说话具有普泛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讨论能得出具体的结果,但至少有警醒的作用,警醒说话者不要自封道德大师,而要慎思谨言。长江商报:如何评价余秋雨“诈捐”事件?摩罗:余秋雨如果是以图书的方式实现捐款承诺,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余秋雨先说捐款20万现金,并让灾区的教育机构证明资金已经到帐,后来说是捐建三个图书馆——20万能建三个图书馆吗?最近又说是捐价值20万的图书,这样演戏一样变来变去,太不厚道了,有戏弄公众之嫌。一个明星身上集中着许多公共资源,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如此戏弄公众,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如果公众就此对一个公共人物提出批评,再严厉都是应该的。余秋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明星,总是能够适时的挑逗公众,不断地引起关注。他关于捐款的说法短时间内变化几次,玩的就是这种花招,真是日渐老练,炉火纯青。但是太不厚道了。长江商报:知识界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质疑事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吗?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摩罗: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时候,一些人与亲朋好友划清界限可能是为了自保,一些人高密或者批判,可能是为了借机复仇。当下文化界一些批评现象与此不同,文化界也是一个职业圈子,它跟其他职业圈子一样普通,每个人都在不断言说,有时候说出磕磕碰碰的效果毫不奇怪。就像一群人在溜冰,相互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知识界的相互批评算不上什么内部的道德清算,大众也用不着上纲上线,用不着无限扩大化。李辉质疑文怀沙未必出于恐惧或者仇恨,也未必会给人造成致命伤害,只是让文怀沙感到难堪罢了。我认识文怀沙,他不过是说点吹牛皮的话,让自己混得更好点,碰巧被记者爆料出去了,于是假戏越唱越真。我对这些都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什么鲜明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视。有些媒体缺乏较高鉴别能力,也未必有很强的责任心,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生怕提供的资讯不轰动,又喜欢瞎起哄,刚好抓住文怀沙事件炒作,从而制造一点工作成绩。其实,媒体就是需要不断的新鲜爆料,事情本身未必像报道的那样。长江商报:文化名人频繁被质疑,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某些突出问题?摩罗:我很反对将某些人群特殊化的做法。文化界未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公众没有必要特殊地看待这个群体,批评他们的什么突出缺陷。知识分子恰巧是以文字和话语谋生的,最容易把自己晾出来,容易受人关注,一关注就容易看出弊端。其实其他行业的弊端也跟知识界一样多。比如官场,其问题未必不比文化界严重,只是大众难以了解罢了。现实社会并不平等,而是分层结构,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不能倒在强势群体的怀抱。面对强势群体的明显错误,任何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都可以奋起批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倒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的。我很赞成这句话:“真相不明之际,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原载萧瀚新浪博客)萧瀚发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摩罗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易中天对李辉“道德飙车”的界定与评论?您是否认同易中天“质疑的过程比质疑的对象和结果更重要”的观点?摩罗:我认同易中天的这些说法。文怀沙固然有可批评之处,李辉所说也可以相信属实,但是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批评,应该有所注意。您提出道德底线颇有道理。但是道德底线及其边界又很难把握,因为人性中就有天然地塑造自我道德优势的本能,其实谁都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知识分子也不要太自我崇高,以为自己就是掌握道德标准的人。易中天对李辉的批评,不光是针对文怀沙质疑这个事件,可能对文化人的说话具有普泛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讨论能得出具体的结果,但至少有警醒的作用,警醒说话者不要自封道德大师,而要慎思谨言。长江商报:如何评价余秋雨“诈捐”事件?摩罗:余秋雨如果是以图书的方式实现捐款承诺,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余秋雨先说捐款20万现金,并让灾区的教育机构证明资金已经到帐,后来说是捐建三个图书馆——20万能建三个图书馆吗?最近又说是捐价值20万的图书,这样演戏一样变来变去,太不厚道了,有戏弄公众之嫌。一个明星身上集中着许多公共资源,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如此戏弄公众,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如果公众就此对一个公共人物提出批评,再严厉都是应该的。余秋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明星,总是能够适时的挑逗公众,不断地引起关注。他关于捐款的说法短时间内变化几次,玩的就是这种花招,真是日渐老练,炉火纯青。但是太不厚道了。长江商报:知识界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质疑事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吗?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摩罗: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时候,一些人与亲朋好友划清界限可能是为了自保,一些人高密或者批判,可能是为了借机复仇。当下文化界一些批评现象与此不同,文化界也是一个职业圈子,它跟其他职业圈子一样普通,每个人都在不断言说,有时候说出磕磕碰碰的效果毫不奇怪。就像一群人在溜冰,相互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知识界的相互批评算不上什么内部的道德清算,大众也用不着上纲上线,用不着无限扩大化。李辉质疑文怀沙未必出于恐惧或者仇恨,也未必会给人造成致命伤害,只是让文怀沙感到难堪罢了。我认识文怀沙,他不过是说点吹牛皮的话,让自己混得更好点,碰巧被记者爆料出去了,于是假戏越唱越真。我对这些都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什么鲜明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视。有些媒体缺乏较高鉴别能力,也未必有很强的责任心,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生怕提供的资讯不轰动,又喜欢瞎起哄,刚好抓住文怀沙事件炒作,从而制造一点工作成绩。其实,媒体就是需要不断的新鲜爆料,事情本身未必像报道的那样。长江商报:文化名人频繁被质疑,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某些突出问题?摩罗:我很反对将某些人群特殊化的做法。文化界未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公众没有必要特殊地看待这个群体,批评他们的什么突出缺陷。知识分子恰巧是以文字和话语谋生的,最容易把自己晾出来,容易受人关注,一关注就容易看出弊端。其实其他行业的弊端也跟知识界一样多。比如官场,其问题未必不比文化界严重,只是大众难以了解罢了。现实社会并不平等,而是分层结构,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不能倒在强势群体的怀抱。面对强势群体的明显错误,任何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都可以奋起批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倒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的。我很赞成这句话:“真相不明之际,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原载萧瀚新浪博客)萧瀚发长江商报:文化名人频繁被质疑,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某些突出问题?

摩罗:我很反对将某些人群特殊化的做法。文化界未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公众没有必要特殊地看待这个群体,批评他们的什么突出缺陷。知识分子恰巧是以文字和话语谋生的,最容易把自己晾出来,容易受人关注,一关注就容易看出弊端。其实其他行业的弊端也跟知识界一样多。比如官场,其问题未必不比文化界严重,只是大众难以了解罢了。

现实社会并不平等,而是分层结构,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不能倒在强势群体的怀抱。面对强势群体的明显错误,任何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都可以奋起批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倒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的。我很赞成这句话:“真相不明之际,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原载萧瀚新浪博客)萧瀚发表邓玉娇事件系列评论以来,一些对法律不熟悉的网友们认为这些文字对他们理解法律很有帮助,但是,却有法学界的朋友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不懂法——正如他们这次对夏霖、夏楠律师的批评甚至谩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不懂法,不懂他们认同的那些无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狗屁法律,那些法律只是徒具法的外形,而无法的实质,是典型的恶法。这些所谓的法律人士没空关心一个弱女子的自由、生命的基本安危,却有空骂律师——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你骂得有道理当然很好,如果没道理,还要硬争,甚至谩骂,那又有什么意思?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一种敌我思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愚蠢。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法律也走向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的修订方向,但不可否认,法律条文中还是良恶同在、泥水浑浊。因此,这种情况下,案件中具体操作的律师固然无奈受制于那些恶法,难施拳脚,而作为社会,尤其是懂行的法律界学术群体,最该做的是批评恶法,推广良法,推广人权保障精神、宪政精神。当有些律师有意识地以自己的代理活动突破恶法之际,法学界更应该挺身支持,即使不同意或者认为律师做得不当,只要想一想律师的做法是为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那就不应该批评他们,至少可以做到沉默。如果不但不支持,还以恶法亦法的思路批评身陷危局的当事人和律师,则无异于落井下石,例如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批评夏霖、夏楠律师,一副讨好官方、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嘴脸,真叫人恶心,这是此次事件中法学界最耻辱的事情——秋风先生对他的批评和驳斥已经十分到位,免我费力,不再赘驳。这种人可能人格发育有问题,缺乏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不应该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正如他们可能往往也不适合从事与医疗相关的职业。这些年来,我在法学界见识了无数这样的法盲,从教师到学生,从所谓的大牌法学家到所谓的大牌律师,无处不在,无所不在,他们在顺便推进一下中国法治进程的同时,常常更是破坏法治的力量。至于有些什么十大法学家之流(我并未全盘否定,因为其中也有一些我十分钦佩的人物),为专制论证合法性的,或者头上顶着一堆头衔——为将来的十大之类做准备的,在夏霖、夏楠律师艰难工作之际落井下石的(前述高一飞教授,有些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我原还曾向一些媒体推荐过他,没想到推荐他的速度远赶不上他堕落的速度),除了令人作呕之外,更是等而下之。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低调,只要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尽量对别人持宽容态度。知识分子说话和影响社会之间不存在什么平衡问题。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曾说过:“孔子就是丧家犬。”这样的表述从字面上看是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也不乏学理性。他的本意是强调孔子始终不与权力结合,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这样说不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在这样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说话者需要讲究策略,不用突出新奇的方式很难让大众听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为都是顺理成章的,无可厚非。就像产品销售需要做广告一样,思想文化作品也是产品,知识分子发声也需要故作惊人之语才能吸引关注——不过图个广告效应而已,对此可以理解和宽容。长江商报:如果知识分子僭越道德底线,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否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摩罗:我倒不担心文化人口无遮拦说瞎话会成为普遍现象。文化人一般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说话大抵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信口开河的毕竟是少数。比如,李辉质疑文怀沙,并不是瞎说一通,而是搞了那么多的材料。而且,我也不担心文化人的言论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文化人通过言说来谋生,未必能对社会负有多大的社会责任。谁都没有必要给文化界强加更高的责任、使命和道德标准。文怀沙是不是大师,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如果他真是大师,又能给大众带来什么益处?如果他不是大师,未必大众会遭受什么损失,无非是他的字画不一定卖出更好的价钱。而那种价值本来就是虚拟的,无论高价低价在我看来都是阔人的游戏,跟大众没什么关系。每个行当都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潜规则或内在运行机制。如果有人不负责任地瞎说,他自然会遭到游戏规则的制裁,别人就不和他玩了。当然有人喜欢乱说,可能是性格使然,就像一些明星需要时不时露胸,引起公众关注。这并不奇怪,也不会给社会添加多大的麻烦或者严重后果,无非是多占用点网络资源罢了。别把知识分子看得太重,其实再怎么发言也翻不了天的。 

长江商报:那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群体?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摩罗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易中天对李辉“道德飙车”的界定与评论?您是否认同易中天“质疑的过程比质疑的对象和结果更重要”的观点?摩罗:我认同易中天的这些说法。文怀沙固然有可批评之处,李辉所说也可以相信属实,但是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批评,应该有所注意。您提出道德底线颇有道理。但是道德底线及其边界又很难把握,因为人性中就有天然地塑造自我道德优势的本能,其实谁都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知识分子也不要太自我崇高,以为自己就是掌握道德标准的人。易中天对李辉的批评,不光是针对文怀沙质疑这个事件,可能对文化人的说话具有普泛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讨论能得出具体的结果,但至少有警醒的作用,警醒说话者不要自封道德大师,而要慎思谨言。长江商报:如何评价余秋雨“诈捐”事件?摩罗:余秋雨如果是以图书的方式实现捐款承诺,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余秋雨先说捐款20万现金,并让灾区的教育机构证明资金已经到帐,后来说是捐建三个图书馆——20万能建三个图书馆吗?最近又说是捐价值20万的图书,这样演戏一样变来变去,太不厚道了,有戏弄公众之嫌。一个明星身上集中着许多公共资源,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如此戏弄公众,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如果公众就此对一个公共人物提出批评,再严厉都是应该的。余秋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明星,总是能够适时的挑逗公众,不断地引起关注。他关于捐款的说法短时间内变化几次,玩的就是这种花招,真是日渐老练,炉火纯青。但是太不厚道了。长江商报:知识界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质疑事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吗?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摩罗: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时候,一些人与亲朋好友划清界限可能是为了自保,一些人高密或者批判,可能是为了借机复仇。当下文化界一些批评现象与此不同,文化界也是一个职业圈子,它跟其他职业圈子一样普通,每个人都在不断言说,有时候说出磕磕碰碰的效果毫不奇怪。就像一群人在溜冰,相互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知识界的相互批评算不上什么内部的道德清算,大众也用不着上纲上线,用不着无限扩大化。李辉质疑文怀沙未必出于恐惧或者仇恨,也未必会给人造成致命伤害,只是让文怀沙感到难堪罢了。我认识文怀沙,他不过是说点吹牛皮的话,让自己混得更好点,碰巧被记者爆料出去了,于是假戏越唱越真。我对这些都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什么鲜明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视。有些媒体缺乏较高鉴别能力,也未必有很强的责任心,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生怕提供的资讯不轰动,又喜欢瞎起哄,刚好抓住文怀沙事件炒作,从而制造一点工作成绩。其实,媒体就是需要不断的新鲜爆料,事情本身未必像报道的那样。长江商报:文化名人频繁被质疑,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某些突出问题?摩罗:我很反对将某些人群特殊化的做法。文化界未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公众没有必要特殊地看待这个群体,批评他们的什么突出缺陷。知识分子恰巧是以文字和话语谋生的,最容易把自己晾出来,容易受人关注,一关注就容易看出弊端。其实其他行业的弊端也跟知识界一样多。比如官场,其问题未必不比文化界严重,只是大众难以了解罢了。现实社会并不平等,而是分层结构,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不能倒在强势群体的怀抱。面对强势群体的明显错误,任何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都可以奋起批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倒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的。我很赞成这句话:“真相不明之际,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原载萧瀚新浪博客)萧瀚发

以前,以前,我总认为知识分子比一般阶层高,拥有很多社会资源和权力,具有更高的道德优势。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知识分子也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员,承担不了多少神圣责任和使命。知识分子只不过多学点知识,其特长就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比体力阶级活得轻松一些。但是他们对社会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只能在官员们划定的范围内混个科研课题或者什么虚衔之类,不过是混个有头有脸而已。也许,他们除了说点假话、写点垃圾文字,没有机会像官员那样无所不为。他们只能利用话语权强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说得多了,就难免沉浸在自我崇高的幻觉之中。实际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群更为崇高些。

表邓玉娇事件系列评论以来,一些对法律不熟悉的网友们认为这些文字对他们理解法律很有帮助,但是,却有法学界的朋友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不懂法——正如他们这次对夏霖、夏楠律师的批评甚至谩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不懂法,不懂他们认同的那些无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狗屁法律,那些法律只是徒具法的外形,而无法的实质,是典型的恶法。这些所谓的法律人士没空关心一个弱女子的自由、生命的基本安危,却有空骂律师——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你骂得有道理当然很好,如果没道理,还要硬争,甚至谩骂,那又有什么意思?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一种敌我思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愚蠢。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法律也走向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的修订方向,但不可否认,法律条文中还是良恶同在、泥水浑浊。因此,这种情况下,案件中具体操作的律师固然无奈受制于那些恶法,难施拳脚,而作为社会,尤其是懂行的法律界学术群体,最该做的是批评恶法,推广良法,推广人权保障精神、宪政精神。当有些律师有意识地以自己的代理活动突破恶法之际,法学界更应该挺身支持,即使不同意或者认为律师做得不当,只要想一想律师的做法是为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那就不应该批评他们,至少可以做到沉默。如果不但不支持,还以恶法亦法的思路批评身陷危局的当事人和律师,则无异于落井下石,例如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批评夏霖、夏楠律师,一副讨好官方、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嘴脸,真叫人恶心,这是此次事件中法学界最耻辱的事情——秋风先生对他的批评和驳斥已经十分到位,免我费力,不再赘驳。这种人可能人格发育有问题,缺乏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不应该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正如他们可能往往也不适合从事与医疗相关的职业。这些年来,我在法学界见识了无数这样的法盲,从教师到学生,从所谓的大牌法学家到所谓的大牌律师,无处不在,无所不在,他们在顺便推进一下中国法治进程的同时,常常更是破坏法治的力量。至于有些什么十大法学家之流(我并未全盘否定,因为其中也有一些我十分钦佩的人物),为专制论证合法性的,或者头上顶着一堆头衔——为将来的十大之类做准备的,在夏霖、夏楠律师艰难工作之际落井下石的(前述高一飞教授,有些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我原还曾向一些媒体推荐过他,没想到推荐他的速度远赶不上他堕落的速度),除了令人作呕之外,更是等而下之。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长江商报:那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群体?以前,以前,我总认为知识分子比一般阶层高,拥有很多社会资源和权力,具有更高的道德优势。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知识分子也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员,承担不了多少神圣责任和使命。知识分子只不过多学点知识,其特长就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比体力阶级活得轻松一些。但是他们对社会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只能在官员们划定的范围内混个科研课题或者什么虚衔之类,不过是混个有头有脸而已。也许,他们除了说点假话、写点垃圾文字,没有机会像官员那样无所不为。他们只能利用话语权强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说得多了,就难免沉浸在自我崇高的幻觉之中。实际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群更为崇高些。就拿启蒙来说,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作多情的表现,是自我崇高的心理作怪,自以为有道德优越感,自以为站的地位高,负有启蒙大众的使命。长江商报:如果知识分子不必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在有限公共空间发表言论,如何在呈现观点和影响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呢?摩罗:我认为对别人的批评要就拿启蒙来说,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作多情的表现,是自我崇高的心理作怪,自以为有道德优越感,自以为站的地位高,负有启蒙大众的使命。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摩罗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易中天对李辉“道德飙车”的界定与评论?您是否认同易中天“质疑的过程比质疑的对象和结果更重要”的观点?摩罗:我认同易中天的这些说法。文怀沙固然有可批评之处,李辉所说也可以相信属实,但是我们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批评,应该有所注意。您提出道德底线颇有道理。但是道德底线及其边界又很难把握,因为人性中就有天然地塑造自我道德优势的本能,其实谁都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知识分子也不要太自我崇高,以为自己就是掌握道德标准的人。易中天对李辉的批评,不光是针对文怀沙质疑这个事件,可能对文化人的说话具有普泛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讨论能得出具体的结果,但至少有警醒的作用,警醒说话者不要自封道德大师,而要慎思谨言。长江商报:如何评价余秋雨“诈捐”事件?摩罗:余秋雨如果是以图书的方式实现捐款承诺,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余秋雨先说捐款20万现金,并让灾区的教育机构证明资金已经到帐,后来说是捐建三个图书馆——20万能建三个图书馆吗?最近又说是捐价值20万的图书,这样演戏一样变来变去,太不厚道了,有戏弄公众之嫌。一个明星身上集中着许多公共资源,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如此戏弄公众,确实应该受到批评。如果公众就此对一个公共人物提出批评,再严厉都是应该的。余秋雨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明星,总是能够适时的挑逗公众,不断地引起关注。他关于捐款的说法短时间内变化几次,玩的就是这种花招,真是日渐老练,炉火纯青。但是太不厚道了。长江商报:知识界突然出现如此密集的质疑事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的总爆发吗?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摩罗: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时候,一些人与亲朋好友划清界限可能是为了自保,一些人高密或者批判,可能是为了借机复仇。当下文化界一些批评现象与此不同,文化界也是一个职业圈子,它跟其他职业圈子一样普通,每个人都在不断言说,有时候说出磕磕碰碰的效果毫不奇怪。就像一群人在溜冰,相互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知识界的相互批评算不上什么内部的道德清算,大众也用不着上纲上线,用不着无限扩大化。李辉质疑文怀沙未必出于恐惧或者仇恨,也未必会给人造成致命伤害,只是让文怀沙感到难堪罢了。我认识文怀沙,他不过是说点吹牛皮的话,让自己混得更好点,碰巧被记者爆料出去了,于是假戏越唱越真。我对这些都不觉得奇怪,也不会有什么鲜明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视。有些媒体缺乏较高鉴别能力,也未必有很强的责任心,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生怕提供的资讯不轰动,又喜欢瞎起哄,刚好抓住文怀沙事件炒作,从而制造一点工作成绩。其实,媒体就是需要不断的新鲜爆料,事情本身未必像报道的那样。长江商报:文化名人频繁被质疑,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存在某些突出问题?摩罗:我很反对将某些人群特殊化的做法。文化界未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公众没有必要特殊地看待这个群体,批评他们的什么突出缺陷。知识分子恰巧是以文字和话语谋生的,最容易把自己晾出来,容易受人关注,一关注就容易看出弊端。其实其他行业的弊端也跟知识界一样多。比如官场,其问题未必不比文化界严重,只是大众难以了解罢了。现实社会并不平等,而是分层结构,不同的阶层、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不能倒在强势群体的怀抱。面对强势群体的明显错误,任何人都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都可以奋起批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倒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的。我很赞成这句话:“真相不明之际,警惕法学界的法盲专家(原载萧瀚新浪博客)萧瀚发

长江商报:如果知识分子不必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在有限公共空间发表言论,如何在呈现观点和影响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呢?

摩罗:我认为对别人的批评要低调,只要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尽量对别人持宽容态度。知识分子说话和影响社会之间不存在什么平衡问题。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曾说过:“孔子就是丧家犬。”这样的表述从字面上看是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也不乏学理性。他的本意是强调孔子始终不与权力结合,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这样说不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在这样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说话者需要讲究策略,不用突出新奇的方式很难让大众听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为都是顺理成章的,无可厚非。就像产品销售需要做广告一样,思想文化作品也是产品,知识分子发声也需要故作惊人之语才能吸引关注——不过图个广告效应而已,对此可以理解和宽容。

表邓玉娇事件系列评论以来,一些对法律不熟悉的网友们认为这些文字对他们理解法律很有帮助,但是,却有法学界的朋友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不懂法——正如他们这次对夏霖、夏楠律师的批评甚至谩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不懂法,不懂他们认同的那些无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狗屁法律,那些法律只是徒具法的外形,而无法的实质,是典型的恶法。这些所谓的法律人士没空关心一个弱女子的自由、生命的基本安危,却有空骂律师——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你骂得有道理当然很好,如果没道理,还要硬争,甚至谩骂,那又有什么意思?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一种敌我思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愚蠢。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法律也走向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的修订方向,但不可否认,法律条文中还是良恶同在、泥水浑浊。因此,这种情况下,案件中具体操作的律师固然无奈受制于那些恶法,难施拳脚,而作为社会,尤其是懂行的法律界学术群体,最该做的是批评恶法,推广良法,推广人权保障精神、宪政精神。当有些律师有意识地以自己的代理活动突破恶法之际,法学界更应该挺身支持,即使不同意或者认为律师做得不当,只要想一想律师的做法是为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那就不应该批评他们,至少可以做到沉默。如果不但不支持,还以恶法亦法的思路批评身陷危局的当事人和律师,则无异于落井下石,例如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高一飞教授批评夏霖、夏楠律师,一副讨好官方、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嘴脸,真叫人恶心,这是此次事件中法学界最耻辱的事情——秋风先生对他的批评和驳斥已经十分到位,免我费力,不再赘驳。这种人可能人格发育有问题,缺乏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不应该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正如他们可能往往也不适合从事与医疗相关的职业。这些年来,我在法学界见识了无数这样的法盲,从教师到学生,从所谓的大牌法学家到所谓的大牌律师,无处不在,无所不在,他们在顺便推进一下中国法治进程的同时,常常更是破坏法治的力量。至于有些什么十大法学家之流(我并未全盘否定,因为其中也有一些我十分钦佩的人物),为专制论证合法性的,或者头上顶着一堆头衔——为将来的十大之类做准备的,在夏霖、夏楠律师艰难工作之际落井下石的(前述高一飞教授,有些文章确实写得不错,我原还曾向一些媒体推荐过他,没想到推荐他的速度远赶不上他堕落的速度),除了令人作呕之外,更是等而下之。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长江商报:那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群体?以前,以前,我总认为知识分子比一般阶层高,拥有很多社会资源和权力,具有更高的道德优势。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知识分子也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员,承担不了多少神圣责任和使命。知识分子只不过多学点知识,其特长就是以文字和口舌谋生,比体力阶级活得轻松一些。但是他们对社会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只能在官员们划定的范围内混个科研课题或者什么虚衔之类,不过是混个有头有脸而已。也许,他们除了说点假话、写点垃圾文字,没有机会像官员那样无所不为。他们只能利用话语权强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说得多了,就难免沉浸在自我崇高的幻觉之中。实际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群更为崇高些。就拿启蒙来说,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自作多情的表现,是自我崇高的心理作怪,自以为有道德优越感,自以为站的地位高,负有启蒙大众的使命。长江商报:如果知识分子不必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在有限公共空间发表言论,如何在呈现观点和影响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呢?摩罗:我认为对别人的批评要 

长江商报:如果知识分子僭越道德底线,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否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摩罗:我倒不担心文化人口无遮拦说瞎话会成为普遍现象。文化人一般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说话大抵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信口开河的毕竟是少数。比如,李辉质疑文怀沙,并不是瞎说一通,而是搞了那么多的材料。

而且,我也不担心文化人的言论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文化人通过言说来谋生,未必能对社会负有多大的社会责任。谁都没有必要给文化界强加更高的责任、使命和道德标准。文怀沙是不是大师,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如果他真是大师,又能给大众带来什么益处?如果他不是大师,未必大众会遭受什么损失,无非是他的字画不一定卖出更好的价钱。而那种价值本来就是虚拟的,无论高价低价在我看来都是阔人的游戏,跟大众没什么关系。

每个行当都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潜规则或内在运行机制。如果有人不负责任地瞎说,他自然会遭到游戏规则的制裁,别人就不和他玩了。当然有人喜欢乱说,可能是性格使然,就像一些明星需要时不时露胸,引起公众关注。这并不奇怪,也不会给社会添加多大的麻烦或者严重后果,无非是多占用点网络资源罢了。别把知识分子看得太重,其实再怎么发言也翻不了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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