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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盛年匆匆离世  

2008-07-17 21:40:57|  分类: 散文诗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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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利用他为我泡茶的时间欣赏他尚未完成的作品。当我们相对喝茶聊天的时候,他常常提议喝酒助兴。他说不喝点酒聊天就没有状态、没有气氛。我有一度很想在他的熏陶下练练喝酒,争取提高酒量,也好体会体会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无奈一直不见长进。那时候的文学青年似乎都喜欢串门,有时候我刚到不久,又有别的来访者驾到。杨廷贵的脸色会为之一亮,因为我的酒量不足以与他对饮,任何别的来访者都会比我更能够撩拨他的酒兴。三杯酒(我则是三口)下肚,大家更加神采飞扬,飘飘欲仙,好像顷刻之间就驾临了文学的圣境。有时候没有下酒的菜肴,三四个人就着一小碗辣椒酱杯觞交错,照样喝得兴味盎然。有一次接近春节,杨廷贵将准备过年食用的计划物品豆条拿来下酒,吃着吃着忽然发现那一袋生豆条已经被我们吃光了,这意味着春节期间家家都吃豆条的时候,他们一家老小却吃不上这种时尚食品。我们感到很对不起嫂夫人。可是嫂夫人闪着两个酒窝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尽兴我也高兴。我称杨廷贵的夫人为嫂夫人。我相信嫂夫人的话是真心的。我们来访的时候,嫂夫人总是拿着一团毛线,身子斜倚在卧室的门框上,一只膝盖微屈,将脚尖踮在另一只脚的外侧,微笑着面对客厅里的我们,一边织毛衣一边听我们海侃神聊。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嫂夫人不是闲中凑热闹,而是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真的很感兴趣。杨廷贵虽然爱好广泛,但真正上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喝酒,二是文学。在文学的学习和写作上,他先后有所侧重。最初他热衷于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这多少得益于当地文学风气的影响。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九江文坛的电影剧本多次震惊全国,一时许多人将九江称做电影之乡。由胡春潮等人写剧本的电影《决裂》,可以说是文革末期最有影响的电影作品。政治形势改变以后,毕必成写剧本的《庐山恋》让全国观众感受到了轻松、和平、浪漫爱情、美丽风光所构成的人性气息,那可能是文革以后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爱情的电影,那种轰动效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简直不可想象。稍晚一点,王一民连续以《乡情》《乡音》称雄电影界,全国观众不得不再一次对九江刮目相看。在这种地域风气的熏陶下,杨廷贵操笔之初瞄上电影剧本可谓顺理成章。可是,他那两个本子无疾而夭的经历对他打击很大,他后来终于改为写小说。他在小说上很有点卖力,也常常显示出不错的灵气和悟性。那时候在写作上他可能比我勤奋得多。我顶着文学青年的虚名,老是对着文坛指点江山大放厥词,说这部当红之作如何有根本缺陷,那部得奖作品如何有方向错误,自己却很少动笔,颇有点述而不作的懒气。他则一篇一篇拿出新作请朋友们斧正。现在想来,我们那时候要是能够静下心来,一起细细揣摩那些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认真研究小说艺术就好了。但那时候我们似乎都太年轻,在那个闭塞而又压抑的环境老是躁动不安,我们因此浪费了许多光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请他书写的条幅内容是我自编杨廷贵,我的第一位文学朋友
                                 摩 
,要我利用他为我泡茶的时间欣赏他尚未完成的作品。当我们相对喝茶聊天的时候,他常常提议喝酒助兴。他说不喝点酒聊天就没有状态、没有气氛。我有一度很想在他的熏陶下练练喝酒,争取提高酒量,也好体会体会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无奈一直不见长进。那时候的文学青年似乎都喜欢串门,有时候我刚到不久,又有别的来访者驾到。杨廷贵的脸色会为之一亮,因为我的酒量不足以与他对饮,任何别的来访者都会比我更能够撩拨他的酒兴。三杯酒(我则是三口)下肚,大家更加神采飞扬,飘飘欲仙,好像顷刻之间就驾临了文学的圣境。有时候没有下酒的菜肴,三四个人就着一小碗辣椒酱杯觞交错,照样喝得兴味盎然。有一次接近春节,杨廷贵将准备过年食用的计划物品豆条拿来下酒,吃着吃着忽然发现那一袋生豆条已经被我们吃光了,这意味着春节期间家家都吃豆条的时候,他们一家老小却吃不上这种时尚食品。我们感到很对不起嫂夫人。可是嫂夫人闪着两个酒窝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尽兴我也高兴。我称杨廷贵的夫人为嫂夫人。我相信嫂夫人的话是真心的。我们来访的时候,嫂夫人总是拿着一团毛线,身子斜倚在卧室的门框上,一只膝盖微屈,将脚尖踮在另一只脚的外侧,微笑着面对客厅里的我们,一边织毛衣一边听我们海侃神聊。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嫂夫人不是闲中凑热闹,而是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真的很感兴趣。杨廷贵虽然爱好广泛,但真正上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喝酒,二是文学。在文学的学习和写作上,他先后有所侧重。最初他热衷于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这多少得益于当地文学风气的影响。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九江文坛的电影剧本多次震惊全国,一时许多人将九江称做电影之乡。由胡春潮等人写剧本的电影《决裂》,可以说是文革末期最有影响的电影作品。政治形势改变以后,毕必成写剧本的《庐山恋》让全国观众感受到了轻松、和平、浪漫爱情、美丽风光所构成的人性气息,那可能是文革以后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爱情的电影,那种轰动效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简直不可想象。稍晚一点,王一民连续以《乡情》《乡音》称雄电影界,全国观众不得不再一次对九江刮目相看。在这种地域风气的熏陶下,杨廷贵操笔之初瞄上电影剧本可谓顺理成章。可是,他那两个本子无疾而夭的经历对他打击很大,他后来终于改为写小说。他在小说上很有点卖力,也常常显示出不错的灵气和悟性。那时候在写作上他可能比我勤奋得多。我顶着文学青年的虚名,老是对着文坛指点江山大放厥词,说这部当红之作如何有根本缺陷,那部得奖作品如何有方向错误,自己却很少动笔,颇有点述而不作的懒气。他则一篇一篇拿出新作请朋友们斧正。现在想来,我们那时候要是能够静下心来,一起细细揣摩那些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认真研究小说艺术就好了。但那时候我们似乎都太年轻,在那个闭塞而又压抑的环境老是躁动不安,我们因此浪费了许多光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请他书写的条幅内容是我自编   (四年前,吾友杨廷贵要我为他的一本书写序言。待我写出这篇不像序言的文字,他的新书已经出版。今天黄昏得悉他不幸于前几天逝世,中午刚刚在老家举行了他的葬礼。想起他才59岁就匆匆远行,不禁唏嘘不已。谨以此文,遥祭老友。2008年7月17日,北京北小河边)
   杨廷贵属于那种灵性丰沛、干什么都无师自通的人。他成长于鄱阳湖边的乡村,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上到初中就辍学了,可是他后来在好几个领域发展得不错。比如他写字,他既没有拜师也没有认真下过功夫,只是一边上班一边捣鼓捣鼓,竟然也长进得不错,颇得同道者认可。二十年前我还在住所里挂过他书赠的条幅。再比如画画,虽然谈不上怎么了得,但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十几年前他还为当地工厂的产品设计过商标。至于文学方面,可说的就更多了,因为我跟他交往20多年,最初的缘由和最主要的交流内容,都是文学。
   20多年前,当我来到都昌县城惟一一所中学就任教职的时候,心里很有一股文学豪情,觉得文学必将是自己的终身事业,并且相信在这方面很快就会有所发展。杨廷贵就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文学朋友。,要我利用他为我泡茶的时间欣赏他尚未完成的作品。当我们相对喝茶聊天的时候,他常常提议喝酒助兴。他说不喝点酒聊天就没有状态、没有气氛。我有一度很想在他的熏陶下练练喝酒,争取提高酒量,也好体会体会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无奈一直不见长进。那时候的文学青年似乎都喜欢串门,有时候我刚到不久,又有别的来访者驾到。杨廷贵的脸色会为之一亮,因为我的酒量不足以与他对饮,任何别的来访者都会比我更能够撩拨他的酒兴。三杯酒(我则是三口)下肚,大家更加神采飞扬,飘飘欲仙,好像顷刻之间就驾临了文学的圣境。有时候没有下酒的菜肴,三四个人就着一小碗辣椒酱杯觞交错,照样喝得兴味盎然。有一次接近春节,杨廷贵将准备过年食用的计划物品豆条拿来下酒,吃着吃着忽然发现那一袋生豆条已经被我们吃光了,这意味着春节期间家家都吃豆条的时候,他们一家老小却吃不上这种时尚食品。我们感到很对不起嫂夫人。可是嫂夫人闪着两个酒窝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尽兴我也高兴。我称杨廷贵的夫人为嫂夫人。我相信嫂夫人的话是真心的。我们来访的时候,嫂夫人总是拿着一团毛线,身子斜倚在卧室的门框上,一只膝盖微屈,将脚尖踮在另一只脚的外侧,微笑着面对客厅里的我们,一边织毛衣一边听我们海侃神聊。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嫂夫人不是闲中凑热闹,而是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真的很感兴趣。杨廷贵虽然爱好广泛,但真正上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喝酒,二是文学。在文学的学习和写作上,他先后有所侧重。最初他热衷于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这多少得益于当地文学风气的影响。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九江文坛的电影剧本多次震惊全国,一时许多人将九江称做电影之乡。由胡春潮等人写剧本的电影《决裂》,可以说是文革末期最有影响的电影作品。政治形势改变以后,毕必成写剧本的《庐山恋》让全国观众感受到了轻松、和平、浪漫爱情、美丽风光所构成的人性气息,那可能是文革以后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爱情的电影,那种轰动效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简直不可想象。稍晚一点,王一民连续以《乡情》《乡音》称雄电影界,全国观众不得不再一次对九江刮目相看。在这种地域风气的熏陶下,杨廷贵操笔之初瞄上电影剧本可谓顺理成章。可是,他那两个本子无疾而夭的经历对他打击很大,他后来终于改为写小说。他在小说上很有点卖力,也常常显示出不错的灵气和悟性。那时候在写作上他可能比我勤奋得多。我顶着文学青年的虚名,老是对着文坛指点江山大放厥词,说这部当红之作如何有根本缺陷,那部得奖作品如何有方向错误,自己却很少动笔,颇有点述而不作的懒气。他则一篇一篇拿出新作请朋友们斧正。现在想来,我们那时候要是能够静下心来,一起细细揣摩那些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认真研究小说艺术就好了。但那时候我们似乎都太年轻,在那个闭塞而又压抑的环境老是躁动不安,我们因此浪费了许多光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请他书写的条幅内容是我自编
那时候我年方二十,杨廷贵长我一轮(生肖),也才三十出头,都是年轻气旺的时候。他的生活阅历和练习文学写作的经验都比我丰富得多。那时候他有一个电影剧本引起当时在文学青年中影响巨大的《萌芽》杂志的重视,准备发表。他还有一个电视剧本被湖北电视台看中,准备投拍,台里还派编辑(后来名声大震的方方)来都昌跟他商量修改方案。后来这两件作品都因故憋死,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尽管如此,他依然得到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和敬重,因为人们借此知道他是一个有功力有潜力的写作者。
   第一次见面是陪一位同学去他家拜访,我们颇有点一拍即合的意味。他成了我走上社会以后结识的第一位文学朋友。随即相互串门,你来我往打得火热。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切磋无疑促进了彼此在文学上的长进。
我离开那个县城许多年以后,想起杨廷贵来,有两点感受特别深刻,一是依然不禁为他当年那两个剧本没有及时发表感到遗憾,如果那两件作品能够面世,他以后的文学道路会顺利得多,他的发展空间也会大得多;二是越来越感到当年与他结识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事情,从他那里开始我在当地拥有了一批文学朋友,从而在那个我十分陌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群体认同。,要我利用他为我泡茶的时间欣赏他尚未完成的作品。当我们相对喝茶聊天的时候,他常常提议喝酒助兴。他说不喝点酒聊天就没有状态、没有气氛。我有一度很想在他的熏陶下练练喝酒,争取提高酒量,也好体会体会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无奈一直不见长进。那时候的文学青年似乎都喜欢串门,有时候我刚到不久,又有别的来访者驾到。杨廷贵的脸色会为之一亮,因为我的酒量不足以与他对饮,任何别的来访者都会比我更能够撩拨他的酒兴。三杯酒(我则是三口)下肚,大家更加神采飞扬,飘飘欲仙,好像顷刻之间就驾临了文学的圣境。有时候没有下酒的菜肴,三四个人就着一小碗辣椒酱杯觞交错,照样喝得兴味盎然。有一次接近春节,杨廷贵将准备过年食用的计划物品豆条拿来下酒,吃着吃着忽然发现那一袋生豆条已经被我们吃光了,这意味着春节期间家家都吃豆条的时候,他们一家老小却吃不上这种时尚食品。我们感到很对不起嫂夫人。可是嫂夫人闪着两个酒窝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尽兴我也高兴。我称杨廷贵的夫人为嫂夫人。我相信嫂夫人的话是真心的。我们来访的时候,嫂夫人总是拿着一团毛线,身子斜倚在卧室的门框上,一只膝盖微屈,将脚尖踮在另一只脚的外侧,微笑着面对客厅里的我们,一边织毛衣一边听我们海侃神聊。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嫂夫人不是闲中凑热闹,而是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真的很感兴趣。杨廷贵虽然爱好广泛,但真正上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喝酒,二是文学。在文学的学习和写作上,他先后有所侧重。最初他热衷于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这多少得益于当地文学风气的影响。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九江文坛的电影剧本多次震惊全国,一时许多人将九江称做电影之乡。由胡春潮等人写剧本的电影《决裂》,可以说是文革末期最有影响的电影作品。政治形势改变以后,毕必成写剧本的《庐山恋》让全国观众感受到了轻松、和平、浪漫爱情、美丽风光所构成的人性气息,那可能是文革以后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爱情的电影,那种轰动效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简直不可想象。稍晚一点,王一民连续以《乡情》《乡音》称雄电影界,全国观众不得不再一次对九江刮目相看。在这种地域风气的熏陶下,杨廷贵操笔之初瞄上电影剧本可谓顺理成章。可是,他那两个本子无疾而夭的经历对他打击很大,他后来终于改为写小说。他在小说上很有点卖力,也常常显示出不错的灵气和悟性。那时候在写作上他可能比我勤奋得多。我顶着文学青年的虚名,老是对着文坛指点江山大放厥词,说这部当红之作如何有根本缺陷,那部得奖作品如何有方向错误,自己却很少动笔,颇有点述而不作的懒气。他则一篇一篇拿出新作请朋友们斧正。现在想来,我们那时候要是能够静下心来,一起细细揣摩那些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认真研究小说艺术就好了。但那时候我们似乎都太年轻,在那个闭塞而又压抑的环境老是躁动不安,我们因此浪费了许多光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请他书写的条幅内容是我自编
   他那时任职于当地赫赫有名的造船厂(现在已经倒闭了),有一位美丽贤慧而且也爱好文学的妻子,还有两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最为幸运的是,他的住房与我供职的单位只有一墙(围墙)之隔,我去他家造访就像上教室讲课一样方便。那时候我常常静不下心来读书写作,似乎只有跟文友纵谈到三更鸡啼才能感到畅快,于是一不小心就绕过院墙爬上四楼咚咚咚咚敲响他的家门。
   杨廷贵每次都热心接待我,即使他正在写作,也没有哪一次对我的到来感到厌烦,而是马上将手中文稿推到我面前,要我利用他为我泡茶的时间欣赏他尚未完成的作品。当我们相对喝茶聊天的时候,他常常提议喝酒助兴。他说不喝点酒聊天就没有状态、没有气氛。我有一度很想在他的熏陶下练练喝酒,争取提高酒量,也好体会体会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无奈一直不见长进。
   那时候的文学青年似乎都喜欢串门,有时候我刚到不久,又有别的来访者驾到。杨廷贵的脸色会为之一亮,因为我的酒量不足以与他对饮,任何别的来访者都会比我更能够撩拨他的酒兴。三杯酒(我则是三口)下肚,大家更加神采飞扬,飘飘欲仙,好像顷刻之间就驾临了文学的圣境。
   有时候没有下酒的菜肴,三四个人就着一小碗辣椒酱杯觞交错,照样喝得兴味盎然。有一次接近春节,杨廷贵将准备过年食用的计划物品豆条拿来下酒,吃着吃着忽然发现那一袋生豆条已经被我们吃光了,这意味着春节期间家家都吃豆条的时候,他们一家老小却吃不上这种时尚食品。我们感到很对不起嫂夫人。可是嫂夫人闪着两个酒窝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尽兴我也高兴。我称杨廷贵的夫人为嫂夫人。我相信嫂夫人的话是真心的。我们来访的时候,嫂夫人总是拿着一团毛线,身子斜倚在卧室的门框上,一只膝盖微屈,将脚尖踮在另一只脚的外侧,微笑着面对客厅里的我们,一边织毛衣一边听我们海侃神聊。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嫂夫人不是闲中凑热闹,而是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真的很感兴趣。
   杨廷贵虽然爱好广泛,但真正上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喝酒,二是文学。在文学的学习和写作上,他先后有所侧重。最初他热衷于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这多少得益于当地文学风气的影响。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九江文坛的电影剧本多次震惊全国,一时许多人将九江称做电影之乡。由胡春潮等人写剧本的电影《决裂》,可以说是文革末期最有影响的电影作品。政治形势改变以后,毕必成写剧本的《庐山恋》让全国观众感受到了轻松、和平、浪漫爱情、美丽风光所构成的人性气息,那可能是文革以后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爱情的电影,那种轰动效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简直不可想象。稍晚一点,王一民连续以《乡情》《乡音》称雄电影界,全国观众不得不再一次对九江刮目相看。
   在这种地域风气的熏陶下,杨廷贵操笔之初瞄上电影剧本可谓顺理成章。可是,他那两个本子无疾而夭的经历对他打击很大,他后来终于改为写小说。的一句话:“战斗,而且胜利”,浮躁之情跃然纸上。十年之后,我第二次请他写字,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石灰墙上的:“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那是历尽坎坷之后,颇有点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意味。但我担心自己“死”得还不够,还希望自己像“尸之居、渊之默”那样沉潜得更深一些,乃用庄子的话来为自己镇邪。杨廷贵较多写作评论文章,大约是1990年代初期。那是我离开县城以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因为空间阻隔而不太方便。我其实不赞成他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评论上,再差的创作都是自己的东西,评论文章虽然表达的也是自己的观点,却似乎跟自己总还隔点什么。后来杨廷贵在评论集的跋中申明,他出版这些评论集也是“鸣金收兵”的意思。我们算是不谋而合吧。古人说日月如梭,我看说得远远不够。应该说日月如闪电,人生就像闪电一样忽闪一下就成往事。细数我跟杨廷贵交往的历史,虽然长达二十多年,却是在不知不觉中闪过去的。就在闪电的忽闪之间,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就这样不明不白消失了。我已经年过四十,杨廷贵已经五十多岁。我在三十五岁那一年就感到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的年纪就更加让人不尴不尬。剩下的年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是应该好好想想、好好斟酌的事情。我很理解杨廷贵“英雄末路”的感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容而且勤勉地走自己的末路。末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回忆往事。每当我想起自己懵懂年头在那个封闭的县城跟老杨高谈阔论时,就侥幸年轻一次。既然每一次回忆都能让自己年轻一次,我们何不多多回忆呢?回忆一下吧,老杨。
   他在小说上很有点卖力,也常常显示出不错的灵气和悟性。那时候在写作上他可能比我勤奋得多。我顶着文学青年的虚名,老是对着文坛指点江山大放厥词,说这部当红之作如何有根本缺陷,那部得奖作品如何有方向错误,自己却很少动笔,颇有点述而不作的懒气。他则一篇一篇拿出新作请朋友们斧正。
   现在想来,我们那时候要是能够静下心来,一起细细揣摩那些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认真研究小说艺术就好了。但那时候我们似乎都太年轻,在那个闭塞而又压抑的环境老是躁动不安,我们因此浪费了许多光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请他书写的条幅内容是我自编的一句话:“战斗,而且胜利”,浮躁之情跃然纸上。十年之后,我第二次请他写字,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石灰墙上的:“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那是历尽坎坷之后,颇有点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意味。但我担心自己“死”得还不够,还希望自己像“尸之居、渊之默”那样沉潜得更深一些,乃用庄子的话来为自己镇邪。
   杨廷贵较多写作评论文章,大约是1990年代初期。那是我离开县城以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因为空间阻隔而不太方便。我其实不赞成他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评论上,再差的创作都是自己的东西,评论文章虽然表达的也是自己的观点,却似乎跟自己总还隔点什么。后来杨廷贵在评论集的跋中申明,他出版这些评论集也是“鸣金收兵”的意思。我们算是不谋而合吧。杨廷贵,我的第一位文学朋友摩 罗(四年前,吾友杨廷贵要我为他的一本书写序言。待我写出这篇不像序言的文字,他的新书已经出版。今天黄昏得悉他不幸于前几天逝世,中午刚刚在老家举行了他的葬礼。想起他才59岁就匆匆远行,不禁唏嘘不已。谨以此文,遥祭老友。2008年7月17日,北京北小河边)杨廷贵属于那种灵性丰沛、干什么都无师自通的人。他成长于鄱阳湖边的乡村,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上到初中就辍学了,可是他后来在好几个领域发展得不错。比如他写字,他既没有拜师也没有认真下过功夫,只是一边上班一边捣鼓捣鼓,竟然也长进得不错,颇得同道者认可。二十年前我还在住所里挂过他书赠的条幅。再比如画画,虽然谈不上怎么了得,但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十几年前他还为当地工厂的产品设计过商标。至于文学方面,可说的就更多了,因为我跟他交往20多年,最初的缘由和最主要的交流内容,都是文学。20多年前,当我来到都昌县城惟一一所中学就任教职的时候,心里很有一股文学豪情,觉得文学必将是自己的终身事业,并且相信在这方面很快就会有所发展。杨廷贵就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文学朋友。那时候我年方二十,杨廷贵长我一轮(生肖),也才三十出头,都是年轻气旺的时候。他的生活阅历和练习文学写作的经验都比我丰富得多。那时候他有一个电影剧本引起当时在文学青年中影响巨大的《萌芽》杂志的重视,准备发表。他还有一个电视剧本被湖北电视台看中,准备投拍,台里还派编辑(后来名声大震的方方)来都昌跟他商量修改方案。后来这两件作品都因故憋死,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尽管如此,他依然得到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和敬重,因为人们借此知道他是一个有功力有潜力的写作者。第一次见面是陪一位同学去他家拜访,我们颇有点一拍即合的意味。他成了我走上社会以后结识的第一位文学朋友。随即相互串门,你来我往打得火热。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切磋无疑促进了彼此在文学上的长进。我离开那个县城许多年以后,想起杨廷贵来,有两点感受特别深刻,一是依然不禁为他当年那两个剧本没有及时发表感到遗憾,如果那两件作品能够面世,他以后的文学道路会顺利得多,他的发展空间也会大得多;二是越来越感到当年与他结识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事情,从他那里开始我在当地拥有了一批文学朋友,从而在那个我十分陌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群体认同。他那时任职于当地赫赫有名的造船厂(现在已经倒闭了),有一位美丽贤慧而且也爱好文学的妻子,还有两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最为幸运的是,他的住房与我供职的单位只有一墙(围墙)之隔,我去他家造访就像上教室讲课一样方便。那时候我常常静不下心来读书写作,似乎只有跟文友纵谈到三更鸡啼才能感到畅快,于是一不小心就绕过院墙爬上四楼咚咚咚咚敲响他的家门。杨廷贵每次都热心接待我,即使他正在写作,也没有哪一次对我的到来感到厌烦,而是马上将手中文稿推到我面前
   古人说日月如梭,我看说得远远不够。应该说日月如闪电,人生就像闪电一样忽闪一下就成往事。细数我跟杨廷贵交往的历史,虽然长达二十多年,却是在不知不觉中闪过去的。就在闪电的忽闪之间,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就这样不明不白消失了。我已经年过四十,杨廷贵已经五十多岁。我在三十五岁那一年就感到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的年纪就更加让人不尴不尬。剩下的年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是应该好好想想、好好斟酌的事情。我很理解杨廷贵“英雄末路”的感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容而且勤勉地走自己的末路。
   末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回忆往事。每当我想起自己懵懂年头在那个封闭的县城跟老杨高谈阔论时,就侥幸年轻一次。既然每一次回忆都能让自己年轻一次,我们何不多多回忆呢?
   回忆一下吧,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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