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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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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高屋建瓴的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  

2007-09-28 00:22:25|  分类: 教育·语文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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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
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

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 

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 

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

 

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

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

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中国图书商报》: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

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

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

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

《中国图书商报》: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

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

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

《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

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

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

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

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

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

《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

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

摩罗: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

成文课堂上的教材,因为成为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一个专家机构的批准,我们没有申请过这项权限。至于目前各地区的发行状况,我不太了解,得问出版社才行。《中国图书商报》:7年过去,当年被誉为人文启蒙读本的《新语文读本》有关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部分各占13,那这次的删改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贯穿了一个怎样的思想?淘汰和删除的篇章、人物如何选择圈定?摩罗:《新语文读本》出版以后,其中很多篇目散见于后起的多种教材和课外读物,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修订中更新三分之一的篇目。除了重复的文章之外,还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被认为尚不够精粹的作品,以及一些经过试用被认为偏难的作品,也撤换下来了。这次修订涉及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两点,第一点是用母语创作的美文有所增加,外国翻译作品相应地有所减少。当初着手编写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外国作品应该尽量多选,这次修订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应该增加母语作品的比例,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第二点是虚构文学作品的比例稍稍有点提高,那是在编委们分头修订时,我感觉虚构文学作品偏少,于是给同仁们写信提出应该增加一些,并主动承担选文任务,得到大家的赞成。像王鼎钧《红头绳儿》、东西《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贺奕《树未成年》、赵兰振《我的小田鼠》等一批具有童趣的作品,都是这样增加进来的。顺便说一句,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童趣而又篇幅较小、适合选入语文读本的,真是太少了。要是那些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有意为青少年的阅读写点东西就好了。《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谈到,“1949年以后,决定语文教材面貌的,只是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成了一个商业机构(出版社)的自留地,他们派几个编辑随意拾掇一下,就圈定了所有孩子赖以成长的文化资源,就决定了所有孩子的文化命运,这样的局面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状况目前还存在么?是谁垄断了我们的教材编纂?我看到北京出版集团的这套教材,不也是北京四中的特级教师和一些大学教授共同编纂的么?摩罗:中学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共同编写教材,这比由出版社编辑单独处理教材是个很不错的进步。我多年以来一直提倡由语文教育专家和人文学者共同进行语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编写。但是这里所谓人文学者不应该仅仅指文学教授,因为语文教育不仅是文学问题。我呼吁一些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等等工作。《中国图书商报》:我看到您的博客上有读者留言说,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语文改革进行了8次,而这些改革有着政治上的意味。(这8次究竟是哪八次?是否能查到?)您也谈到说,语文教育错不在老师。我们目前批驳语文教育,矛头应该对准的是哪里?是我们的应试教育么?摩罗:关于八次改革的说法,我不了解。目前语文教育的混乱是综合性的,不可简单归咎于老师,也不可简单归咎于考试。考试本身并没错,问题是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人们对考试的理解过于简单,我永远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认为只有学好了课本才能考出好成绩。一个文明古国,在考试上如此愚陋实在不可思议。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不会认真学习课本,我就是靠广泛阅读课本之外的东西而提高语文水平的。我后来当教师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是靠我所引进的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考出好成绩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考试有多好,就像我不认为目前的教材有多好一样。目前的语文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在《关于<新语文读本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的回忆与思考》中,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

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

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

《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

段文字:“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只是需要改变教材,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梯度及其训练体系、写作训练体系、文学史知识教学体系、语言知识教学体系、考试方式及其体系、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等等,都需要一一建立。还有语文教育与文化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关系、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系、语文教育的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的组织形态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些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教材只是以上各项理论学术成果的物质载体,是完成以上各项教育工程、实现以上各项培养目标的文字脚本。如果我们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学术上不成体系,单从教材上寻找改进和革新的可能性,那是绝不可能的。理论的虚弱和混乱必然会导致教材的虚弱和混乱。”《中国图书商报》:我看最近的语文教材改革中,古文的分量越来越少,您对这种状况如何看?赞成还是反对?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摩罗:古文在语文教育中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起伏比较大。由于目前逐字讲解的教学方法极为愚蠢,学生为古文投入大量时间而基本上没什么学习效果,白白耽误时间,所付出的机会成本特别高。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废弃古文。

呼吁文化通人介入语文教育摩罗《中国图书商报》:最近媒体热炒和谴责的“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一说属子虚乌有,这也反映了媒体眼中的语文教材改革是非观。虽然说,金庸的小说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在教师用书中出现,但如果真如媒体传闻,武侠代替了阿Q,您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教师和参与过编辑语文读物的编委,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教材和这样的教材改革的?摩罗:媒体为什么无中生有地编造了“金庸的武侠取代鲁迅的阿Q”的虚假报道?也许只是为了炒作而已。这种炒作角度假设了公众对于鲁迅作品的尊崇和对金庸作品的歧视。我本人并不喜欢金庸作品,但是我认为如果将金庸作品选入教材,是完全合理的。跟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鲁迅比起来,金庸更加民间化一点。语文教材过于精英化,跟民间生活、民间趣味过于隔膜,这正是目前教育观念和教材面貌的不足之处。另外,中国语文教材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学科意识,教材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无法从语文教育特定的学科角度讲出理由。在这种格局之中,教材的编选就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一般当然只能按照编选者的观念和趣味来取舍。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还非常落后,这种教材编选的随机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图书商报》:您在文章中曾谈到,鲁迅曾说,不要让孩子读到自己的呐喊和狂人日记,您认为孩子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但,我认为,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社会没有错,要是把他们都弄成温室里的花朵,那才是错。摩罗:我以前一直主张引导孩子面对惨烈的现实。现在我担心一味如此将有可能伤害孩子从正面来感受人生的诗性、人性和世界的光明面的能力。基础教育中从正面引导孩子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热爱人生和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惨烈的东西压倒了诗性的东西,孩子的神经反应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可能出问题。我前几天还见到一位老人,他因为家破人亡,遭遇打击太大,神经系统崩溃,长期瘫痪在床,心理则积蓄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当他的女儿为他收拾排泄物的时候或者为他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抡起拳头攻击女儿的身体。我亲眼见他女儿一边给他刮胡子一边哀求他等下再打,刮完胡子再打。人类神经是一个十分脆弱的自然事物,我们要像培育一棵兰花那样细心地为之调配养料、阳光、水分、温度,决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只是很粗放的认为告诉孩子“真实”就行,而不细心研究应该怎样告诉、什么情境下告诉,就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当下具有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人占人口比例太大了。教育应该自觉地挽救社会上的负面因素。教育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我们对于孩子的心灵至少应该比呵护一颗兰花更加精心一些。可是事实是,我们的教育比养育兰花要粗放得多,基本上还处于长官意志的控制之下。而呵护兰花,我们知道绝不会受到长官意志的控制,而是由园丁按照兰花的需求精心侍弄的。《中国图书商报》:下面请谈谈您参与编写的课本。我得知2001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这套由钱理群领头,一批人文学者和一批语文教育专家共同编写的读本,也在今年出了修订版。据网上介绍说,删改篇幅达13。当时的定位是课外读物,就是着眼于当时1990年代语文教材中缺失的人文精神。从出版到修订,已经是7年了,这7年中,有关语文改革和语文教材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和议论中。我想知道当年集中了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力量的《新语文读本》,是否成为了某些地区的指定语文教材?或者课外读物?有哪些地区的孩子读到了这套书?(不知您是否知道)摩罗:《新语文读本》没有在任何地区可是现实地考虑教育资源问题,又不能这样。那里的矿藏太丰富了。如果学生只学习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作品,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主张以朗读为主的教学方法,古文尤其要多多朗读。书读千遍,其义自现,我们对这些古训为什么抛弃得如此干净?

目前课堂时间的百分之九十被老师的废话占满,是语文教育最为失败之处。千错万错,不让学生读书是第一错。这种局面是一帮对文化和教育缺乏领悟力的所谓专家一步一步指导出来的,所谓应试教育则使之大大发扬光大。这种局面不改变,语文教育永远不会有进步,其他方面所有的发展,都会被这种局面全部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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