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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  

2007-09-20 12:08: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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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
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

(《新语文读本》: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成功作品)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  

 

 

 “新语文”的筹备会议是19999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月中旬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的。17日是与会者报到入住的日子,我当天写作了一篇千字文《关于编辑新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然后就从大兴黄村住所打车来到奥林匹克饭店,那篇刚刚写好的短文是我会议发言的要点。

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当时应邀与会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依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努力探索的人,包括复旦附中黄玉峰、珠海一中曾宏燕、上海师大商友敬、浙江师大王尚文(还有他的研究生董文明)。另一种是对语文教育事业特别关心的人文学者、大学教师和编辑,包括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余杰(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华东师大王晓明、袁振国、夏中义(因事缺席,但提供了书面发言),南京师大张中,北京某高校摩罗,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作家出版社朱珩青,三联书店许医农,《北京文学》杂志社李静(现为《北京日报》编辑)。这第二种人大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长或短地从事过普通中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比如钱理群在中专上语文课18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年,吴福辉在普通中学教语文19年,朱珩青25年,我本人在中学执教12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年,张中也曾经是艰辛而又敬业的语文教师,此时正在南京师大附中兼任领导职务。

尽管这些与会者中的一部分后来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写工作,此外后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介入了这套书的后期编写工作,但第一次会议的阵营已经显示出了编写者群体这样一种合理的资源结构:那就是人文学者和语文教育专家相结合,这种资源配置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显示了长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新语文读本》: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成功作品)摩 罗“新语文”的筹备会议是1999年9月中旬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的。17日是与会者报到入住的日子,我当天写作了一篇千字文《关于编辑新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然后就从大兴黄村住所打车来到奥林匹克饭店,那篇刚刚写好的短文是我会议发言的要点。当时应邀与会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依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努力探索的人,包括复旦附中黄玉峰、珠海一中曾宏燕、上海师大商友敬、浙江师大王尚文(还有他的研究生董文明)。另一种是对语文教育事业特别关心的人文学者、大学教师和编辑,包括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余杰(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华东师大王晓明、袁振国、夏中义(因事缺席,但提供了书面发言),南京师大张中,北京某高校摩罗,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作家出版社朱珩青,三联书店许医农,《北京文学》杂志社李静(现为《北京日报》编辑)。这第二种人大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长或短地从事过普通中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比如钱理群在中专上语文课18年,吴福辉在普通中学教语文19年,朱珩青25年,我本人在中学执教12年,张中也曾经是艰辛而又敬业的语文教师,此时正在南京师大附中兼任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与会者中的一部分后来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写工作,此外后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介入了这套书的后期编写工作,但第一次会议的阵营已经显示出了编写者群体这样一种合理的资源结构:那就是人文学者和语文教育专家相结合,这种资源配置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显示了长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新语文读本》的成功,就是这种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工作模式的成功。后来先后参加到编委会之中的有:华东师赵志伟,南京师大齐宏伟、硕士生徐敏(已博士毕业现为晓庄师院教师),浙江师大黄灵庚、陈玉兰,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浙江金华某中学邵金生,廊坊师专尹振球,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忠(现为上海大学教师)等,他们的身份也大致分属于人文学者或者语文教育专家这两类。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给目前的学生读物增加人文含量。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语文教育就是要通过立言来实现立人的教育目标。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并大致作了分工。第一步分工是分头寻找合适的选文,我被指定负责提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选文。当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分头求助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无私支持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人都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且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助组织选文。我们邀请成都大学的数学教授萧昌建先生为我们提供爱因斯坦的一些精短文章,他把《爱因斯坦全集》仔细地翻了一遍,找了八九篇文章。寄一份来,他怕不保险,他复印两份,给我和余杰各寄一份。寄了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寄出去了,你们注意收呵。我怕邮局不牢靠寄了两份呵。这个老师还非常热情地说,其实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是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做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去跟投资者谈,一做完中学的就做小学教材。成都某高校的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也是这样热情,那时她正在搬家,书大都打捆了,只余一小部分书尚未打捆,她赶快给我们找了几篇文章。然后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工作能不能缓一步,如果能缓一步,我搬了家后把书拆开了,还能复印很多东西给你们。电话里她如数家珍,这个人的什么文章,那个人的什么文章,都很好,恨不得把好东西全找出来送给我们。南京前线话剧团的邓海南先生为我们选送了十余个二十世纪外国话剧剧本,甘肃省庆阳师专的张文举为我们列出了《圣经》的摘选方案,江西省九江师专的刘良吉和河北省廊坊师专的尹振球(后来成为编委)更是广泛搜罗,送来了大量外国随笔、小说、诗歌的复印件。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12月3日,编委们带着各自的选文重新聚首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讨论编写体例和文章选目问题。我当时的日记顺序记下了这样的会议议程:三日上午讨论编写体例,下午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选文。四日上午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选目,下午讨论外国前二十世纪文学选目。五日上午讨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目。由于这个板块由我负责组织选文,开会时首先由我介绍编选情况、陈述编选理由,所以这一天的日记记述比较详细,兹全文征引如下:上午开会主要由我介绍编选二十世纪外国作品的情况,我同时谈了一些建议。在我讲话中,钱理群两次打断我,说你《新语文读本》的成功,就是这种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工作模式的成功。

后来先后参加到编委会之中的有:华东师赵志伟,南京师大齐宏伟、硕士生徐敏(已博士毕业现为晓庄师院教师),浙江师大黄灵庚、陈玉兰,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浙江金华某中学邵金生,廊坊师专尹振球,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忠(现为上海大学教师)等,他们的身份也大致分属于人文学者或者语文教育专家这两类。

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新语文读本》: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成功作品)摩 罗“新语文”的筹备会议是1999年9月中旬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的。17日是与会者报到入住的日子,我当天写作了一篇千字文《关于编辑新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然后就从大兴黄村住所打车来到奥林匹克饭店,那篇刚刚写好的短文是我会议发言的要点。当时应邀与会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依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努力探索的人,包括复旦附中黄玉峰、珠海一中曾宏燕、上海师大商友敬、浙江师大王尚文(还有他的研究生董文明)。另一种是对语文教育事业特别关心的人文学者、大学教师和编辑,包括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余杰(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华东师大王晓明、袁振国、夏中义(因事缺席,但提供了书面发言),南京师大张中,北京某高校摩罗,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作家出版社朱珩青,三联书店许医农,《北京文学》杂志社李静(现为《北京日报》编辑)。这第二种人大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长或短地从事过普通中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比如钱理群在中专上语文课18年,吴福辉在普通中学教语文19年,朱珩青25年,我本人在中学执教12年,张中也曾经是艰辛而又敬业的语文教师,此时正在南京师大附中兼任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与会者中的一部分后来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写工作,此外后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介入了这套书的后期编写工作,但第一次会议的阵营已经显示出了编写者群体这样一种合理的资源结构:那就是人文学者和语文教育专家相结合,这种资源配置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显示了长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新语文读本》的成功,就是这种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工作模式的成功。后来先后参加到编委会之中的有:华东师赵志伟,南京师大齐宏伟、硕士生徐敏(已博士毕业现为晓庄师院教师),浙江师大黄灵庚、陈玉兰,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浙江金华某中学邵金生,廊坊师专尹振球,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忠(现为上海大学教师)等,他们的身份也大致分属于人文学者或者语文教育专家这两类。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给目前的学生读物增加人文含量。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语文教育就是要通过立言来实现立人的教育目标。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并大致作了分工。第一步分工是分头寻找合适的选文,我被指定负责提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选文。当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分头求助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无私支持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人都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且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助组织选文。我们邀请成都大学的数学教授萧昌建先生为我们提供爱因斯坦的一些精短文章,他把《爱因斯坦全集》仔细地翻了一遍,找了八九篇文章。寄一份来,他怕不保险,他复印两份,给我和余杰各寄一份。寄了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寄出去了,你们注意收呵。我怕邮局不牢靠寄了两份呵。这个老师还非常热情地说,其实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是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做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去跟投资者谈,一做完中学的就做小学教材。成都某高校的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也是这样热情,那时她正在搬家,书大都打捆了,只余一小部分书尚未打捆,她赶快给我们找了几篇文章。然后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工作能不能缓一步,如果能缓一步,我搬了家后把书拆开了,还能复印很多东西给你们。电话里她如数家珍,这个人的什么文章,那个人的什么文章,都很好,恨不得把好东西全找出来送给我们。南京前线话剧团的邓海南先生为我们选送了十余个二十世纪外国话剧剧本,甘肃省庆阳师专的张文举为我们列出了《圣经》的摘选方案,江西省九江师专的刘良吉和河北省廊坊师专的尹振球(后来成为编委)更是广泛搜罗,送来了大量外国随笔、小说、诗歌的复印件。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12月3日,编委们带着各自的选文重新聚首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讨论编写体例和文章选目问题。我当时的日记顺序记下了这样的会议议程:三日上午讨论编写体例,下午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选文。四日上午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选目,下午讨论外国前二十世纪文学选目。五日上午讨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目。由于这个板块由我负责组织选文,开会时首先由我介绍编选情况、陈述编选理由,所以这一天的日记记述比较详细,兹全文征引如下:上午开会主要由我介绍编选二十世纪外国作品的情况,我同时谈了一些建议。在我讲话中,钱理群两次打断我,说你

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给目前的学生读物增加人文含量。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语文教育就是要通过立言来实现立人的教育目标。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并大致作了分工。第一步分工是分头寻找合适的选文,我被指定负责提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选文。

当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分头求助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无私支持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人都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且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助组织选文。我们邀请成都大学的数学教授萧昌建先生为我们提供爱因斯坦的一些精短文章,他把《爱因斯坦全集》仔细地翻了一遍,找了八九篇文章。寄一份来,他怕不保险,他复印两份,给我和余杰各寄一份。寄了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寄出去了,你们注意收呵。我怕邮局不牢靠寄了两份呵。这个老师还非常热情地说,其实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是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做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去跟投资者谈,一做完中学的就做小学教材。

成都某高校的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也是这样热情,那时她正在搬家,书大都打捆了,只余一小部分书尚未打捆,她赶快给我们找了几篇文章。然后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工作能不能缓一步,如果能缓一步,我搬了家后把书拆开了,还能复印很多东西给你们。电话里她如数家珍,这个人的什么文章,那个人的什么文章,都很好,恨不得把好东西全找出来送给我们。

南京前线话剧团的邓海南先生为我们选送了十余个二十世纪外国话剧剧本,甘肃省庆阳师专的张文举为我们列出了《圣经》的摘选方案,江西省九江师专的刘良吉和河北省廊坊师专的尹振球(后来成为编委)更是广泛搜罗,送来了大量外国随笔、小说、诗歌的复印件。

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99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12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3日,编委们带着各自的选文重新聚首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讨论编写体例和文章选目问题。我当时的日记顺序记下了这样的会议议程:三日上午讨论编写体例,下午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选文。四日上午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选目,下午讨论外国前二十世纪文学选目。五日上午讨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目。由于这个板块由我负责组织选文,开会时首先由我介绍编选情况、陈述编选理由,所以这一天的日记记述比较详细,兹全文征引如下:

 

上午开会主要由我介绍编选二十世纪外国作品的情况,我同时谈了一些建议。在我讲话中,钱理群两次打断我,说你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

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

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

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

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

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新语文读本》: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成功作品)摩 罗“新语文”的筹备会议是1999年9月中旬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的。17日是与会者报到入住的日子,我当天写作了一篇千字文《关于编辑新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然后就从大兴黄村住所打车来到奥林匹克饭店,那篇刚刚写好的短文是我会议发言的要点。当时应邀与会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依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努力探索的人,包括复旦附中黄玉峰、珠海一中曾宏燕、上海师大商友敬、浙江师大王尚文(还有他的研究生董文明)。另一种是对语文教育事业特别关心的人文学者、大学教师和编辑,包括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余杰(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华东师大王晓明、袁振国、夏中义(因事缺席,但提供了书面发言),南京师大张中,北京某高校摩罗,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作家出版社朱珩青,三联书店许医农,《北京文学》杂志社李静(现为《北京日报》编辑)。这第二种人大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长或短地从事过普通中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比如钱理群在中专上语文课18年,吴福辉在普通中学教语文19年,朱珩青25年,我本人在中学执教12年,张中也曾经是艰辛而又敬业的语文教师,此时正在南京师大附中兼任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与会者中的一部分后来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写工作,此外后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介入了这套书的后期编写工作,但第一次会议的阵营已经显示出了编写者群体这样一种合理的资源结构:那就是人文学者和语文教育专家相结合,这种资源配置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显示了长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新语文读本》的成功,就是这种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工作模式的成功。后来先后参加到编委会之中的有:华东师赵志伟,南京师大齐宏伟、硕士生徐敏(已博士毕业现为晓庄师院教师),浙江师大黄灵庚、陈玉兰,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浙江金华某中学邵金生,廊坊师专尹振球,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忠(现为上海大学教师)等,他们的身份也大致分属于人文学者或者语文教育专家这两类。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给目前的学生读物增加人文含量。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语文教育就是要通过立言来实现立人的教育目标。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并大致作了分工。第一步分工是分头寻找合适的选文,我被指定负责提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选文。当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分头求助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无私支持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人都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且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助组织选文。我们邀请成都大学的数学教授萧昌建先生为我们提供爱因斯坦的一些精短文章,他把《爱因斯坦全集》仔细地翻了一遍,找了八九篇文章。寄一份来,他怕不保险,他复印两份,给我和余杰各寄一份。寄了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寄出去了,你们注意收呵。我怕邮局不牢靠寄了两份呵。这个老师还非常热情地说,其实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是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做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去跟投资者谈,一做完中学的就做小学教材。成都某高校的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也是这样热情,那时她正在搬家,书大都打捆了,只余一小部分书尚未打捆,她赶快给我们找了几篇文章。然后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工作能不能缓一步,如果能缓一步,我搬了家后把书拆开了,还能复印很多东西给你们。电话里她如数家珍,这个人的什么文章,那个人的什么文章,都很好,恨不得把好东西全找出来送给我们。南京前线话剧团的邓海南先生为我们选送了十余个二十世纪外国话剧剧本,甘肃省庆阳师专的张文举为我们列出了《圣经》的摘选方案,江西省九江师专的刘良吉和河北省廊坊师专的尹振球(后来成为编委)更是广泛搜罗,送来了大量外国随笔、小说、诗歌的复印件。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12月3日,编委们带着各自的选文重新聚首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讨论编写体例和文章选目问题。我当时的日记顺序记下了这样的会议议程:三日上午讨论编写体例,下午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选文。四日上午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选目,下午讨论外国前二十世纪文学选目。五日上午讨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目。由于这个板块由我负责组织选文,开会时首先由我介绍编选情况、陈述编选理由,所以这一天的日记记述比较详细,兹全文征引如下:上午开会主要由我介绍编选二十世纪外国作品的情况,我同时谈了一些建议。在我讲话中,钱理群两次打断我,说你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

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新语文读本》: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成功作品)摩 罗“新语文”的筹备会议是1999年9月中旬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的。17日是与会者报到入住的日子,我当天写作了一篇千字文《关于编辑新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然后就从大兴黄村住所打车来到奥林匹克饭店,那篇刚刚写好的短文是我会议发言的要点。当时应邀与会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依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努力探索的人,包括复旦附中黄玉峰、珠海一中曾宏燕、上海师大商友敬、浙江师大王尚文(还有他的研究生董文明)。另一种是对语文教育事业特别关心的人文学者、大学教师和编辑,包括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余杰(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华东师大王晓明、袁振国、夏中义(因事缺席,但提供了书面发言),南京师大张中,北京某高校摩罗,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作家出版社朱珩青,三联书店许医农,《北京文学》杂志社李静(现为《北京日报》编辑)。这第二种人大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长或短地从事过普通中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比如钱理群在中专上语文课18年,吴福辉在普通中学教语文19年,朱珩青25年,我本人在中学执教12年,张中也曾经是艰辛而又敬业的语文教师,此时正在南京师大附中兼任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与会者中的一部分后来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写工作,此外后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介入了这套书的后期编写工作,但第一次会议的阵营已经显示出了编写者群体这样一种合理的资源结构:那就是人文学者和语文教育专家相结合,这种资源配置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显示了长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新语文读本》的成功,就是这种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工作模式的成功。后来先后参加到编委会之中的有:华东师赵志伟,南京师大齐宏伟、硕士生徐敏(已博士毕业现为晓庄师院教师),浙江师大黄灵庚、陈玉兰,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浙江金华某中学邵金生,廊坊师专尹振球,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忠(现为上海大学教师)等,他们的身份也大致分属于人文学者或者语文教育专家这两类。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给目前的学生读物增加人文含量。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语文教育就是要通过立言来实现立人的教育目标。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并大致作了分工。第一步分工是分头寻找合适的选文,我被指定负责提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选文。当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分头求助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无私支持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人都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且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助组织选文。我们邀请成都大学的数学教授萧昌建先生为我们提供爱因斯坦的一些精短文章,他把《爱因斯坦全集》仔细地翻了一遍,找了八九篇文章。寄一份来,他怕不保险,他复印两份,给我和余杰各寄一份。寄了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寄出去了,你们注意收呵。我怕邮局不牢靠寄了两份呵。这个老师还非常热情地说,其实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是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做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去跟投资者谈,一做完中学的就做小学教材。成都某高校的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也是这样热情,那时她正在搬家,书大都打捆了,只余一小部分书尚未打捆,她赶快给我们找了几篇文章。然后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工作能不能缓一步,如果能缓一步,我搬了家后把书拆开了,还能复印很多东西给你们。电话里她如数家珍,这个人的什么文章,那个人的什么文章,都很好,恨不得把好东西全找出来送给我们。南京前线话剧团的邓海南先生为我们选送了十余个二十世纪外国话剧剧本,甘肃省庆阳师专的张文举为我们列出了《圣经》的摘选方案,江西省九江师专的刘良吉和河北省廊坊师专的尹振球(后来成为编委)更是广泛搜罗,送来了大量外国随笔、小说、诗歌的复印件。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12月3日,编委们带着各自的选文重新聚首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讨论编写体例和文章选目问题。我当时的日记顺序记下了这样的会议议程:三日上午讨论编写体例,下午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选文。四日上午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选目,下午讨论外国前二十世纪文学选目。五日上午讨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目。由于这个板块由我负责组织选文,开会时首先由我介绍编选情况、陈述编选理由,所以这一天的日记记述比较详细,兹全文征引如下:上午开会主要由我介绍编选二十世纪外国作品的情况,我同时谈了一些建议。在我讲话中,钱理群两次打断我,说你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

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

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

 

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

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

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

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

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新语文读本》: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成功作品)摩 罗“新语文”的筹备会议是1999年9月中旬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的。17日是与会者报到入住的日子,我当天写作了一篇千字文《关于编辑新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然后就从大兴黄村住所打车来到奥林匹克饭店,那篇刚刚写好的短文是我会议发言的要点。当时应邀与会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依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努力探索的人,包括复旦附中黄玉峰、珠海一中曾宏燕、上海师大商友敬、浙江师大王尚文(还有他的研究生董文明)。另一种是对语文教育事业特别关心的人文学者、大学教师和编辑,包括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余杰(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华东师大王晓明、袁振国、夏中义(因事缺席,但提供了书面发言),南京师大张中,北京某高校摩罗,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作家出版社朱珩青,三联书店许医农,《北京文学》杂志社李静(现为《北京日报》编辑)。这第二种人大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长或短地从事过普通中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比如钱理群在中专上语文课18年,吴福辉在普通中学教语文19年,朱珩青25年,我本人在中学执教12年,张中也曾经是艰辛而又敬业的语文教师,此时正在南京师大附中兼任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与会者中的一部分后来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写工作,此外后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介入了这套书的后期编写工作,但第一次会议的阵营已经显示出了编写者群体这样一种合理的资源结构:那就是人文学者和语文教育专家相结合,这种资源配置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显示了长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新语文读本》的成功,就是这种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工作模式的成功。后来先后参加到编委会之中的有:华东师赵志伟,南京师大齐宏伟、硕士生徐敏(已博士毕业现为晓庄师院教师),浙江师大黄灵庚、陈玉兰,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浙江金华某中学邵金生,廊坊师专尹振球,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忠(现为上海大学教师)等,他们的身份也大致分属于人文学者或者语文教育专家这两类。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给目前的学生读物增加人文含量。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语文教育就是要通过立言来实现立人的教育目标。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并大致作了分工。第一步分工是分头寻找合适的选文,我被指定负责提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选文。当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分头求助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无私支持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人都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且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助组织选文。我们邀请成都大学的数学教授萧昌建先生为我们提供爱因斯坦的一些精短文章,他把《爱因斯坦全集》仔细地翻了一遍,找了八九篇文章。寄一份来,他怕不保险,他复印两份,给我和余杰各寄一份。寄了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寄出去了,你们注意收呵。我怕邮局不牢靠寄了两份呵。这个老师还非常热情地说,其实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是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做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去跟投资者谈,一做完中学的就做小学教材。成都某高校的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也是这样热情,那时她正在搬家,书大都打捆了,只余一小部分书尚未打捆,她赶快给我们找了几篇文章。然后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工作能不能缓一步,如果能缓一步,我搬了家后把书拆开了,还能复印很多东西给你们。电话里她如数家珍,这个人的什么文章,那个人的什么文章,都很好,恨不得把好东西全找出来送给我们。南京前线话剧团的邓海南先生为我们选送了十余个二十世纪外国话剧剧本,甘肃省庆阳师专的张文举为我们列出了《圣经》的摘选方案,江西省九江师专的刘良吉和河北省廊坊师专的尹振球(后来成为编委)更是广泛搜罗,送来了大量外国随笔、小说、诗歌的复印件。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12月3日,编委们带着各自的选文重新聚首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讨论编写体例和文章选目问题。我当时的日记顺序记下了这样的会议议程:三日上午讨论编写体例,下午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选文。四日上午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选目,下午讨论外国前二十世纪文学选目。五日上午讨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目。由于这个板块由我负责组织选文,开会时首先由我介绍编选情况、陈述编选理由,所以这一天的日记记述比较详细,兹全文征引如下:上午开会主要由我介绍编选二十世纪外国作品的情况,我同时谈了一些建议。在我讲话中,钱理群两次打断我,说你

2000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

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新语文读本》: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成功作品)摩 罗“新语文”的筹备会议是1999年9月中旬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的。17日是与会者报到入住的日子,我当天写作了一篇千字文《关于编辑新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然后就从大兴黄村住所打车来到奥林匹克饭店,那篇刚刚写好的短文是我会议发言的要点。当时应邀与会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依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努力探索的人,包括复旦附中黄玉峰、珠海一中曾宏燕、上海师大商友敬、浙江师大王尚文(还有他的研究生董文明)。另一种是对语文教育事业特别关心的人文学者、大学教师和编辑,包括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余杰(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华东师大王晓明、袁振国、夏中义(因事缺席,但提供了书面发言),南京师大张中,北京某高校摩罗,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作家出版社朱珩青,三联书店许医农,《北京文学》杂志社李静(现为《北京日报》编辑)。这第二种人大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长或短地从事过普通中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比如钱理群在中专上语文课18年,吴福辉在普通中学教语文19年,朱珩青25年,我本人在中学执教12年,张中也曾经是艰辛而又敬业的语文教师,此时正在南京师大附中兼任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与会者中的一部分后来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写工作,此外后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介入了这套书的后期编写工作,但第一次会议的阵营已经显示出了编写者群体这样一种合理的资源结构:那就是人文学者和语文教育专家相结合,这种资源配置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显示了长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新语文读本》的成功,就是这种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工作模式的成功。后来先后参加到编委会之中的有:华东师赵志伟,南京师大齐宏伟、硕士生徐敏(已博士毕业现为晓庄师院教师),浙江师大黄灵庚、陈玉兰,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浙江金华某中学邵金生,廊坊师专尹振球,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忠(现为上海大学教师)等,他们的身份也大致分属于人文学者或者语文教育专家这两类。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给目前的学生读物增加人文含量。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语文教育就是要通过立言来实现立人的教育目标。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并大致作了分工。第一步分工是分头寻找合适的选文,我被指定负责提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选文。当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分头求助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无私支持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人都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且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助组织选文。我们邀请成都大学的数学教授萧昌建先生为我们提供爱因斯坦的一些精短文章,他把《爱因斯坦全集》仔细地翻了一遍,找了八九篇文章。寄一份来,他怕不保险,他复印两份,给我和余杰各寄一份。寄了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寄出去了,你们注意收呵。我怕邮局不牢靠寄了两份呵。这个老师还非常热情地说,其实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是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做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去跟投资者谈,一做完中学的就做小学教材。成都某高校的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也是这样热情,那时她正在搬家,书大都打捆了,只余一小部分书尚未打捆,她赶快给我们找了几篇文章。然后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工作能不能缓一步,如果能缓一步,我搬了家后把书拆开了,还能复印很多东西给你们。电话里她如数家珍,这个人的什么文章,那个人的什么文章,都很好,恨不得把好东西全找出来送给我们。南京前线话剧团的邓海南先生为我们选送了十余个二十世纪外国话剧剧本,甘肃省庆阳师专的张文举为我们列出了《圣经》的摘选方案,江西省九江师专的刘良吉和河北省廊坊师专的尹振球(后来成为编委)更是广泛搜罗,送来了大量外国随笔、小说、诗歌的复印件。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12月3日,编委们带着各自的选文重新聚首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讨论编写体例和文章选目问题。我当时的日记顺序记下了这样的会议议程:三日上午讨论编写体例,下午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选文。四日上午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选目,下午讨论外国前二十世纪文学选目。五日上午讨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目。由于这个板块由我负责组织选文,开会时首先由我介绍编选情况、陈述编选理由,所以这一天的日记记述比较详细,兹全文征引如下:上午开会主要由我介绍编选二十世纪外国作品的情况,我同时谈了一些建议。在我讲话中,钱理群两次打断我,说你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

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

如何体现文学大师的突出地位(《新语文读本》: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成功作品)摩 罗“新语文”的筹备会议是1999年9月中旬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的。17日是与会者报到入住的日子,我当天写作了一篇千字文《关于编辑新语文课本的几点想法》,然后就从大兴黄村住所打车来到奥林匹克饭店,那篇刚刚写好的短文是我会议发言的要点。当时应邀与会者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依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努力探索的人,包括复旦附中黄玉峰、珠海一中曾宏燕、上海师大商友敬、浙江师大王尚文(还有他的研究生董文明)。另一种是对语文教育事业特别关心的人文学者、大学教师和编辑,包括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余杰(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华东师大王晓明、袁振国、夏中义(因事缺席,但提供了书面发言),南京师大张中,北京某高校摩罗,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作家出版社朱珩青,三联书店许医农,《北京文学》杂志社李静(现为《北京日报》编辑)。这第二种人大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长或短地从事过普通中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比如钱理群在中专上语文课18年,吴福辉在普通中学教语文19年,朱珩青25年,我本人在中学执教12年,张中也曾经是艰辛而又敬业的语文教师,此时正在南京师大附中兼任领导职务。尽管这些与会者中的一部分后来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写工作,此外后来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需要介入了这套书的后期编写工作,但第一次会议的阵营已经显示出了编写者群体这样一种合理的资源结构:那就是人文学者和语文教育专家相结合,这种资源配置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显示了长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新语文读本》的成功,就是这种专家与学者合作互补的工作模式的成功。后来先后参加到编委会之中的有:华东师赵志伟,南京师大齐宏伟、硕士生徐敏(已博士毕业现为晓庄师院教师),浙江师大黄灵庚、陈玉兰,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浙江金华某中学邵金生,廊坊师专尹振球,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忠(现为上海大学教师)等,他们的身份也大致分属于人文学者或者语文教育专家这两类。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要给目前的学生读物增加人文含量。按照钱理群的说法,语文教育就是要通过立言来实现立人的教育目标。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并大致作了分工。第一步分工是分头寻找合适的选文,我被指定负责提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选文。当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分头求助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无私支持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人都盛赞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且都按照我们的要求帮助组织选文。我们邀请成都大学的数学教授萧昌建先生为我们提供爱因斯坦的一些精短文章,他把《爱因斯坦全集》仔细地翻了一遍,找了八九篇文章。寄一份来,他怕不保险,他复印两份,给我和余杰各寄一份。寄了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寄出去了,你们注意收呵。我怕邮局不牢靠寄了两份呵。这个老师还非常热情地说,其实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是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做小学教材,你们一定要去跟投资者谈,一做完中学的就做小学教材。成都某高校的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也是这样热情,那时她正在搬家,书大都打捆了,只余一小部分书尚未打捆,她赶快给我们找了几篇文章。然后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工作能不能缓一步,如果能缓一步,我搬了家后把书拆开了,还能复印很多东西给你们。电话里她如数家珍,这个人的什么文章,那个人的什么文章,都很好,恨不得把好东西全找出来送给我们。南京前线话剧团的邓海南先生为我们选送了十余个二十世纪外国话剧剧本,甘肃省庆阳师专的张文举为我们列出了《圣经》的摘选方案,江西省九江师专的刘良吉和河北省廊坊师专的尹振球(后来成为编委)更是广泛搜罗,送来了大量外国随笔、小说、诗歌的复印件。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99年12月3日,编委们带着各自的选文重新聚首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讨论编写体例和文章选目问题。我当时的日记顺序记下了这样的会议议程:三日上午讨论编写体例,下午讨论中国古典文学选文。四日上午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选目,下午讨论外国前二十世纪文学选目。五日上午讨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目。由于这个板块由我负责组织选文,开会时首先由我介绍编选情况、陈述编选理由,所以这一天的日记记述比较详细,兹全文征引如下:上午开会主要由我介绍编选二十世纪外国作品的情况,我同时谈了一些建议。在我讲话中,钱理群两次打断我,说你

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

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

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

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

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2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

(本文属《关于这些美丽的珠玉组织成一个个单元。然后,他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编委会,由编委会集体讨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编委们为那些入选的文章分别撰写的阅读建议,钱先生也曾经予以全面的打磨和修改。他为这套读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其他编委的许多倍。当然,与其他编委相比,他的教育理念和编写主张也在这套读物中实现得最多,这大约就是他的满足之处。广州定稿会上,日子最难过的可能是商友敬和钱理群。商友敬是编委会中最年长者,他满身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趣和气韵,他编选的单元《杜甫与家》特别富有创造性,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可是他编选的古代诗文总量太多,如果我们照单全收,就会打破最初规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定稿会上大家只能要求他大大地删减。可是这些诗文全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哪一篇也不忍心割爱。于是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以至于最后对于那些最激烈的批评,他禁不住拍案而起,奋力反击,大有决一死战、绝不后退的气概。所有的矛盾和争议都汇聚到主编钱理群这里,他必须在各种争议之中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大家共同定下的宗旨,又要跟每一位编委、每一种意见实现某种合理的妥协。这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胸怀的工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定程度地牺牲自己的趣味和情绪。长期的坚持和妥协一定让他的神经一直高度紧张而又高度疲惫,有一次他终于爆发性地大喊道:“你们别再跟我说啦,我的压力已经够大啦!”在长期的欢声笑语和偶尔有之的吵吵闹闹中,这套最终被定位为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被命名为《新语文读本》的中学生读物终于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2000年2月19日晚上,投资者招待编委会成员坐着游船到江中游玩,我和另几位朋友放弃了游玩机会,而是聚集在钱理群的房间里,将下午刚刚确定的各册篇目重新抄写整理一遍。齐宏伟和孙晓忠整理初中六册的篇目,我和尹振球整理高中六册的篇目,都是就着床垫子书写,钱理群则乐呵呵笑眯眯地做调度和协调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浩瀚的森林里广选嘉木,现在终于木已成舟。钱理群一方面具有大功告成的放松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一点忐忑,好像拿不准这舟究竟是好是歹。(本文属《关于<新语文读本>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新语文读本>这个意思可以写成文章,你看怎样。钱还说我是提出建议和推荐作品最多的人,大家似乎很认可这个说法。今天的两个重要建议是,1.为文学史上的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2.初三和高中总共八册课本每册收入一篇四万字左右的长文(小说为主)。经过慎重的讨论,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设单元的古代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设单元的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设单元的外国作家:但丁、雨果、沙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惠特曼、安徒生。八篇长文:草原(契诃夫),老人与海(海明威),伊豆的歌女(川端康城),地洞(卡夫卡),海的女儿(安徒生),贝多芬传(罗兰),阿Q正传(鲁迅),我与地坛(史铁生)我还想为《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废名搞单元,被大家否定了。这次发言的部分录音当时由认真公司整理成文字,时隔七年之后我才于这几天将这些文字打磨一遍,命名为《如何取舍和编排经典作品》。需要说明的还有三点。第一,我在会上提出为大师设立专门的单元之前,已经在走廊上跟钱理群、张中这两位前辈学者交换过意见,我们似乎同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堪称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想法因此更加坚定起来。第二,当时草草圈定的那八篇长文,七篇都编入了书中,唯独我最喜欢的《草原》因篇幅太长,不得不割爱。当我提出要编选《草原》时,钱理群说《草原》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学风格,我立时生起找到知音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尽管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精神巨人远比契诃夫重要得多,可是如果只能选出一部作品用来代表俄罗斯文学的风格,我认为契诃夫的《草原》是最为合适的。当我发现这部作品的篇幅不是我所估计的四万字,而是长达七万字时,我依然竭力要求保留它的入选资格。可是钱先生坚决主张必须割爱,后来他选用了蓝英年先生推荐的库普林作品《冈布利努斯》取代《草原》。这篇作品也是写俄罗斯底层人生活的,也能一定程度地体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从分量上来说,怎么也无法跟《草原》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次(2006年)修订《新语文读本》时,因为它分量尚嫌不足而不得不将它删掉了。第三,专门设立单元的文学大师后来实际上有所扩大,比如增加了泰戈尔、荷马、塞万提斯、司马迁、蒲松龄以及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法布尔等单元。当时因为过于艰深而未能获得通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编写过程之中又被大家接纳,也为他设立了单元。但在选文和编排上,费了许多力气。我提供的选文因为让人感觉太艰深而被否定,最后是齐宏伟的方案得到主编的认可。2000年2月,“新语文”编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分高中与初中两组审定篇目。会上决定将这套书定名为“新语文读本”。这次会议上,有几位新的编委加入工作,其中有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后来钱理群说:“王栋生加入得晚,但他一加入就成了骨干”。广州会议期间,我跟林贤治有一夕之谈。林贤治感觉敏锐,思想上锋芒毕露,意志坚定,说话直率,是文坛学界和出版界的怪杰。当他听说我们在编写一套学生读物,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够编好,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那时候这套读物已经初具雏形,我不但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编写理念,诸如为中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资源、通过立言以立人,等等,而且选取其中的若干个编辑亮点予以发挥。他终于承认我们的作品确实做得不错,同时就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还提出了几篇具体的文章,希望我们选用。第二天早餐时我向钱理群转达了林贤治的批评和建议,钱先生非常赞成,照单全收。上午开会研究选文篇目时,林贤治提出的篇目全给排上。钱理群还嘱咐我散会以后,编选一批能够体现当代思想成果的随笔和散文。关于苦难记忆和底层叙事的内容由此比以前更加强化。林贤治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提出的篇目究竟是哪些文章,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从当时日记的表述方式看,钱理群临时让我补充当代选文,应该跟林贤治的建议有关。这次广州会议确定了每册的选目,这个过程愉悦而又有点惊心动魄,成天的交流、讨论、争议让我们亢奋不已。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好像双方是有利害冲突的世代冤家,其实我们不过是为了某个编辑思路、某篇具体选文而各不相让。难怪这个群体喜欢将自己命名为理想主义者。根据我的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单元组合和编排,最初的创意和操作都是钱理群所为。编委们将选文交给钱理群时,都只是一些散珠碎玉,钱先生以一个个精神主题作为线索,将的回忆与思考》之一部分,原载钱理群主编《<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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