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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摩罗/为了追随主流,我们早就心力交瘁  

2007-08-29 10:01:39|  分类: 历史的源头及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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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1期)

主流的力量有多大 

摩  

苗族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除了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祭祀仪式上表现出来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传承方式。一种是记录在他们的服装之中,那种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其实就是他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再现。女孩子从十来岁开始就学习刺绣,将那一个个图案细细密密地缝制在自己的服装上,所以他们的历史主要靠女人传承,而且全都穿在身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酒令歌。这酒令歌就是他们的民族史诗,在一些特殊仪式(比如葬礼婚礼之类)上由专门的艺人演唱。

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1期)

十几年前,挪威有关部门跟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在贵州梭嘎的长角苗寨建立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企图对苗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进行保护和研究。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后,当地苗族人借助这个窗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为了改变自身的贫穷,他们急于与外边的主流文化认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有点漠不关心。他们的男性青年纷纷到外边打工,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汉装,做最艰苦的工作(大多是挖煤)。他们不说自己是苗族人,只希望取得跟汉族人一样的待遇。他们的下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读书考学,脱离苗寨,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对于酒令歌,几乎没有人再感兴趣了。他们的女孩子也热衷于上学,至少要上到小学毕业或者初中,她们再也不想学习刺绣,也不再喜欢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即使在自己的吊脚楼里吃饭休闲,她们也爱穿着汉族服装。每年正月初四至十四,本来是苗族少男少女跳花坡谈恋爱的节日。他们本来都得穿上自己民族最华美的盛装,达到少男少女相互吸引的目的。可是现在,这个活动由当地政府组织成表演活动,供旅游者参观娱乐。那些参加活动的少男少女,竟然穿着汉族服装赴会,而将民族服装装在包里背在背上,直到表演的那一刻才换上。等到表演结束,他们马上换回汉装。他们走在自己苗寨山路上的时候,竟然不愿意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

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1期)男孩不爱酒令歌,女孩不爱刺绣,男孩女孩都不爱自己的民族服装,她们的民族文化将如何保护和传承?

一位女人类学家从北京来到这个苗寨去做人类学考察,她看见苗族兄弟姐妹如此热衷于汉族文化,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则明显冷淡,颇感心疼。她一次次跟苗族的青年人谈话,要他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她的殷切之心让人感动。可是这些苗族兄弟姐妹对她说,我们这里太穷了,太落后了,不想永远守在这个山里穷困下去。我们只有好好念书,学好汉语,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老去参加民族仪式和节日,老去跳花坡、学刺绣、学酒令歌,我们就会耽误学习,也就是耽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比这种风俗更加重要。

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1期)

另一位人类学家在基诺族考察的时候,遇到的情形也很类似。在一本名叫《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的书中,作者写道:“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1期)1983年后我曾经连续几年在基诺山过春节,在亚诺寨我曾经希望青年们组织起来在春节期间跳民族舞、唱民族歌,也动员大家穿上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青年们都不乐意……他们甚至当着老人的面说基诺族的歌难听、衣服难看,穿出去害羞。……我曾经多次建议建房的主人,希望他们能够将房子建成传统式样的、能够保持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可以避免当地地表潮湿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基诺传统建筑。但是人们说汉族的房子模样好看,先进,我们就应该盖汉族式样的房子,这样我们就和汉族一样先进了。”

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提出的批评意见可能很多。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状态,中国文化则处于绝对弱势状态。强势文化被认可为主流,弱势文化被认可为边缘,这是人类文化史所充分证明了的规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一个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强势文化要求弱势文化向自己看齐,弱势文化同样急切地希望向强势文化趋近。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一场弱势文化积极主动地向强势文化认同的运动,其急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征服和覆盖的冲动。从鲁迅那一代人发展到今天,我们检索一下我们教育体系的知识构成,主要即是在弘扬西方文化。就拿基础教育来说,数理化是西学,政治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英语当然更是来自西方。只有语文这一科在教本民族的文化,可是教法也基本上西化,老师天天叫嚷着语法修辞这些废话,而中国传统的朗读背诵方法不受重视。至于大学的课程,其西化的程度也非常严重。每个学科都在讲西学,连“中国文学”系的课堂上,也早就被各种西方词语所充斥。一位人类学教授告诉我说,中国的人类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在阅读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度过一生,而很少有人对田野调查怀有兴趣,所以他们只会跟着西方学者人云亦云,只会搬用西方学者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只会直接抄袭西方学者的论文。因为他们除了重复西方学者的言论,实在没有自己的感想和创建。再考索一下现在中国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也跟上文所说的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相一致。就拿我这个“中国文学系”毕业的学子来说,我阅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文学作品。我所认可的文学理论,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对中国的古代文论了解很少。在我的专业之外,我所掌握的一般文化知识,也几乎都是西学。我读过伏尔泰而没有读过黄宗羲,读过马克思而没有读过王夫之,我喜欢卢梭而没有机会喜欢朱熹,我喜欢托尔斯泰而没有机会喜欢王阳明。我兴趣盎然地研究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我甚至连焚书坑儒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我认真看过基督教的几种经典著作,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典籍,却极少涉及。至于《尚书》《左传》之类,只是偶尔读过片断而已。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明显少于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由我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造成的,或者说,是由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味地向西方文化认同和趋近造成的。这种文化现象,向我们显示了主流的力量是如何强大。只要我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主流,那么这种迷失自身甚至故意遗弃自我的情况几乎必不可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以汉民族命名的所谓汉文化显然具有主流的地位。就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而言,也是汉族地区走在前面。那么,其他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今天的苗族、基诺族、布依族等等兄弟姐妹在建筑、语言、服装等等方面心甘情愿地汉化,跟一百多年来汉族地区心甘情愿地西化,其境遇、心态实属一致。什么是主流文化?可以说主流文化就是被定为标准的文化。今天的南方人只有跟着北京人翻卷自己的舌头才能说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才能在交际语言上融入主流。可是当初如果将江西话定为普通话呢?那么北京人就要到江西去进修语言以便顺利进入主流文化圈。而这个标准由谁来定,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能够掌握制定标准的权力的力量,一定是那强势力量。所以,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空间的主流文化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空间的强势文化,主流文化跟强势文化几乎是同样的意思。苗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让他们努力学习汉族学校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无法进入课堂,对年轻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只有拿到学校的文品才能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怎样才是有文化呢?如果按照孟德斯鸠和许多人类学家的文化观念,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很难有尊卑高下之分。比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普遍流行那种楼下关我曾经到贵州的布依族去参观考察,他们那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抛弃自己的传统房舍,学习汉人纷纷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洋楼。政府部门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要求布依族只能修建传统房屋,可是大家都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要求。

这些少数民族所模仿的汉族房屋形制是从哪里来的?是汉族人从欧洲美国学来的。现在的汉族都市,几乎百分之百的全是西式洋楼,汉族农村盖房时,也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形制的建筑,以至于现在不宜再称之为洋楼了。

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提出的批评意见可能很多。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状态,中国文化则处于绝对弱势状态。强势文化被认可为主流,弱势文化被认可为边缘,这是人类文化史所充分证明了的规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一个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强势文化要求弱势文化向自己看齐,弱势文化同样急切地希望向强势文化趋近。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一场弱势文化积极主动地向强势文化认同的运动,其急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征服和覆盖的冲动。从鲁迅那一代人发展到今天,我们检索一下我们教育体系的知识构成,主要即是在弘扬西方文化。就拿基础教育来说,数理化是西学,政治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英语当然更是来自西方。只有语文这一科在教本民族的文化,可是教法也基本上西化,老师天天叫嚷着语法修辞这些废话,而中国传统的朗读背诵方法不受重视。至于大学的课程,其西化的程度也非常严重。每个学科都在讲西学,连“中国文学”系的课堂上,也早就被各种西方词语所充斥。一位人类学教授告诉我说,中国的人类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在阅读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度过一生,而很少有人对田野调查怀有兴趣,所以他们只会跟着西方学者人云亦云,只会搬用西方学者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只会直接抄袭西方学者的论文。因为他们除了重复西方学者的言论,实在没有自己的感想和创建。再考索一下现在中国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也跟上文所说的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相一致。就拿我这个“中国文学系”毕业的学子来说,我阅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文学作品。我所认可的文学理论,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对中国的古代文论了解很少。在我的专业之外,我所掌握的一般文化知识,也几乎都是西学。我读过伏尔泰而没有读过黄宗羲,读过马克思而没有读过王夫之,我喜欢卢梭而没有机会喜欢朱熹,我喜欢托尔斯泰而没有机会喜欢王阳明。我兴趣盎然地研究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我甚至连焚书坑儒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我认真看过基督教的几种经典著作,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典籍,却极少涉及。至于《尚书》《左传》之类,只是偶尔读过片断而已。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明显少于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由我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造成的,或者说,是由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味地向西方文化认同和趋近造成的。这种文化现象,向我们显示了主流的力量是如何强大。只要我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主流,那么这种迷失自身甚至故意遗弃自我的情况几乎必不可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以汉民族命名的所谓汉文化显然具有主流的地位。就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而言,也是汉族地区走在前面。那么,其他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今天的苗族、基诺族、布依族等等兄弟姐妹在建筑、语言、服装等等方面心甘情愿地汉化,跟一百多年来汉族地区心甘情愿地西化,其境遇、心态实属一致。什么是主流文化?可以说主流文化就是被定为标准的文化。今天的南方人只有跟着北京人翻卷自己的舌头才能说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才能在交际语言上融入主流。可是当初如果将江西话定为普通话呢?那么北京人就要到江西去进修语言以便顺利进入主流文化圈。而这个标准由谁来定,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能够掌握制定标准的权力的力量,一定是那强势力量。所以,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空间的主流文化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空间的强势文化,主流文化跟强势文化几乎是同样的意思。苗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让他们努力学习汉族学校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无法进入课堂,对年轻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只有拿到学校的文品才能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怎样才是有文化呢?如果按照孟德斯鸠和许多人类学家的文化观念,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很难有尊卑高下之分。比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普遍流行那种楼下关

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选择,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来反思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提出的批评意见可能很多。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状态,中国文化则处于绝对弱势状态。强势文化被认可为主流,弱势文化被认可为边缘,这是人类文化史所充分证明了的规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一个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强势文化要求弱势文化向自己看齐,弱势文化同样急切地希望向强势文化趋近。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一场弱势文化积极主动地向强势文化认同的运动,其急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征服和覆盖的冲动。

从鲁迅那一代人发展到今天,我们检索一下我们教育体系的知识构成,主要即是在弘扬西方文化。就拿基础教育来说,数理化是西学,政治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英语当然更是来自西方。只有语文这一科在教本民族的文化,可是教法也基本上西化,老师天天叫嚷着语法修辞这些废话,而中国传统的朗读背诵方法不受重视。至于大学的课程,其西化的程度也非常严重。每个学科都在讲西学,连“中国文学”系的课堂上,也早就被各种西方词语所充斥。一位人类学教授告诉我说,中国的人类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在阅读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度过一生,而很少有人对田野调查怀有兴趣,所以他们只会跟着西方学者人云亦云,只会搬用西方学者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只会直接抄袭西方学者的论文。因为他们除了重复西方学者的言论,实在没有自己的感想和创建。

再考索一下现在中国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也跟上文所说的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相一致。就拿我这个“中国文学系”毕业的学子来说,我阅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文学作品。我所认可的文学理论,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对中国的古代文论了解很少。在我的专业之外,我所掌握的一般文化知识,也几乎都是西学。我读过伏尔泰而没有读过黄宗羲,读过马克思而没有读过王夫之,我喜欢卢梭而没有机会喜欢朱熹,我喜欢托尔斯泰而没有机会喜欢王阳明。我兴趣盎然地研究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我甚至连焚书坑儒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我认真看过基督教的几种经典著作,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典籍,却极少涉及。至于《尚书》《左传》之类,只是偶尔读过片断而已。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明显少于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

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由我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造成的,或者说,是由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味地向西方文化认同和趋近造成的。

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提出的批评意见可能很多。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状态,中国文化则处于绝对弱势状态。强势文化被认可为主流,弱势文化被认可为边缘,这是人类文化史所充分证明了的规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一个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强势文化要求弱势文化向自己看齐,弱势文化同样急切地希望向强势文化趋近。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一场弱势文化积极主动地向强势文化认同的运动,其急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征服和覆盖的冲动。从鲁迅那一代人发展到今天,我们检索一下我们教育体系的知识构成,主要即是在弘扬西方文化。就拿基础教育来说,数理化是西学,政治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英语当然更是来自西方。只有语文这一科在教本民族的文化,可是教法也基本上西化,老师天天叫嚷着语法修辞这些废话,而中国传统的朗读背诵方法不受重视。至于大学的课程,其西化的程度也非常严重。每个学科都在讲西学,连“中国文学”系的课堂上,也早就被各种西方词语所充斥。一位人类学教授告诉我说,中国的人类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在阅读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度过一生,而很少有人对田野调查怀有兴趣,所以他们只会跟着西方学者人云亦云,只会搬用西方学者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只会直接抄袭西方学者的论文。因为他们除了重复西方学者的言论,实在没有自己的感想和创建。再考索一下现在中国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也跟上文所说的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相一致。就拿我这个“中国文学系”毕业的学子来说,我阅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文学作品。我所认可的文学理论,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对中国的古代文论了解很少。在我的专业之外,我所掌握的一般文化知识,也几乎都是西学。我读过伏尔泰而没有读过黄宗羲,读过马克思而没有读过王夫之,我喜欢卢梭而没有机会喜欢朱熹,我喜欢托尔斯泰而没有机会喜欢王阳明。我兴趣盎然地研究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我甚至连焚书坑儒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我认真看过基督教的几种经典著作,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典籍,却极少涉及。至于《尚书》《左传》之类,只是偶尔读过片断而已。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明显少于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由我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造成的,或者说,是由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味地向西方文化认同和趋近造成的。这种文化现象,向我们显示了主流的力量是如何强大。只要我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主流,那么这种迷失自身甚至故意遗弃自我的情况几乎必不可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以汉民族命名的所谓汉文化显然具有主流的地位。就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而言,也是汉族地区走在前面。那么,其他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今天的苗族、基诺族、布依族等等兄弟姐妹在建筑、语言、服装等等方面心甘情愿地汉化,跟一百多年来汉族地区心甘情愿地西化,其境遇、心态实属一致。什么是主流文化?可以说主流文化就是被定为标准的文化。今天的南方人只有跟着北京人翻卷自己的舌头才能说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才能在交际语言上融入主流。可是当初如果将江西话定为普通话呢?那么北京人就要到江西去进修语言以便顺利进入主流文化圈。而这个标准由谁来定,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能够掌握制定标准的权力的力量,一定是那强势力量。所以,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空间的主流文化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空间的强势文化,主流文化跟强势文化几乎是同样的意思。苗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让他们努力学习汉族学校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无法进入课堂,对年轻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只有拿到学校的文品才能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怎样才是有文化呢?如果按照孟德斯鸠和许多人类学家的文化观念,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很难有尊卑高下之分。比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普遍流行那种楼下关这种文化现象,向我们显示了主流的力量是如何强大。只要我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主流,那么这种迷失自身甚至故意遗弃自我的情况几乎必不可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以汉民族命名的所谓汉文化显然具有主流的地位。就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而言,也是汉族地区走在前面。那么,其他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今天的苗族、基诺族、布依族等等兄弟姐妹在建筑、语言、服装等等方面心甘情愿地汉化,跟一百多年来汉族地区心甘情愿地西化,其境遇、心态实属一致。

主流的力量有多大摩罗苗族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除了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祭祀仪式上表现出来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传承方式。一种是记录在他们的服装之中,那种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其实就是他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再现。女孩子从十来岁开始就学习刺绣,将那一个个图案细细密密地缝制在自己的服装上,所以他们的历史主要靠女人传承,而且全都穿在身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酒令歌。这酒令歌就是他们的民族史诗,在一些特殊仪式(比如葬礼婚礼之类)上由专门的艺人演唱。十几年前,挪威有关部门跟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在贵州梭嘎的长角苗寨建立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企图对苗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进行保护和研究。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后,当地苗族人借助这个窗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为了改变自身的贫穷,他们急于与外边的主流文化认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有点漠不关心。他们的男性青年纷纷到外边打工,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汉装,做最艰苦的工作(大多是挖煤)。他们不说自己是苗族人,只希望取得跟汉族人一样的待遇。他们的下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读书考学,脱离苗寨,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对于酒令歌,几乎没有人再感兴趣了。他们的女孩子也热衷于上学,至少要上到小学毕业或者初中,她们再也不想学习刺绣,也不再喜欢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即使在自己的吊脚楼里吃饭休闲,她们也爱穿着汉族服装。每年正月初四至十四,本来是苗族少男少女跳花坡谈恋爱的节日。他们本来都得穿上自己民族最华美的盛装,达到少男少女相互吸引的目的。可是现在,这个活动由当地政府组织成表演活动,供旅游者参观娱乐。那些参加活动的少男少女,竟然穿着汉族服装赴会,而将民族服装装在包里背在背上,直到表演的那一刻才换上。等到表演结束,他们马上换回汉装。他们走在自己苗寨山路上的时候,竟然不愿意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男孩不爱酒令歌,女孩不爱刺绣,男孩女孩都不爱自己的民族服装,她们的民族文化将如何保护和传承?一位女人类学家从北京来到这个苗寨去做人类学考察,她看见苗族兄弟姐妹如此热衷于汉族文化,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则明显冷淡,颇感心疼。她一次次跟苗族的青年人谈话,要他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她的殷切之心让人感动。可是这些苗族兄弟姐妹对她说,我们这里太穷了,太落后了,不想永远守在这个山里穷困下去。我们只有好好念书,学好汉语,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老去参加民族仪式和节日,老去跳花坡、学刺绣、学酒令歌,我们就会耽误学习,也就是耽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比这种风俗更加重要。另一位人类学家在基诺族考察的时候,遇到的情形也很类似。在一本名叫《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的书中,作者写道:“1983年后我曾经连续几年在基诺山过春节,在亚诺寨我曾经希望青年们组织起来在春节期间跳民族舞、唱民族歌,也动员大家穿上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青年们都不乐意……他们甚至当着老人的面说基诺族的歌难听、衣服难看,穿出去害羞。……我曾经多次建议建房的主人,希望他们能够将房子建成传统式样的、能够保持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可以避免当地地表潮湿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基诺传统建筑。但是人们说汉族的房子模样好看,先进,我们就应该盖汉族式样的房子,这样我们就和汉族一样先进了。”我曾经到贵州的布依族去参观考察,他们那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抛弃自己的传统房舍,学习汉人纷纷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洋楼。政府部门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要求布依族只能修建传统房屋,可是大家都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要求。这些少数民族所模仿的汉族房屋形制是从哪里来的?是汉族人从欧洲美国学来的。现在的汉族都市,几乎百分之百的全是西式洋楼,汉族农村盖房时,也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形制的建筑,以至于现在不宜再称之为洋楼了。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选择,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来反思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

什么是主流文化?可以说主流文化就是被定为标准的文化。今天的南方人只有跟着北京人翻卷自己的舌头才能说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才能在交际语言上融入主流。可是当初如果将江西话定为普通话呢?那么北京人就要到江西去进修语言以便顺利进入主流文化圈。而这个标准由谁来定,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能够掌握制定标准的权力的力量,一定是那强势力量。所以,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空间的主流文化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空间的强势文化,主流文化跟强势文化几乎是同样的意思。

主流的力量有多大摩罗苗族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除了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祭祀仪式上表现出来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传承方式。一种是记录在他们的服装之中,那种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其实就是他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再现。女孩子从十来岁开始就学习刺绣,将那一个个图案细细密密地缝制在自己的服装上,所以他们的历史主要靠女人传承,而且全都穿在身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酒令歌。这酒令歌就是他们的民族史诗,在一些特殊仪式(比如葬礼婚礼之类)上由专门的艺人演唱。十几年前,挪威有关部门跟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在贵州梭嘎的长角苗寨建立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企图对苗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进行保护和研究。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后,当地苗族人借助这个窗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为了改变自身的贫穷,他们急于与外边的主流文化认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有点漠不关心。他们的男性青年纷纷到外边打工,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汉装,做最艰苦的工作(大多是挖煤)。他们不说自己是苗族人,只希望取得跟汉族人一样的待遇。他们的下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读书考学,脱离苗寨,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对于酒令歌,几乎没有人再感兴趣了。他们的女孩子也热衷于上学,至少要上到小学毕业或者初中,她们再也不想学习刺绣,也不再喜欢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即使在自己的吊脚楼里吃饭休闲,她们也爱穿着汉族服装。每年正月初四至十四,本来是苗族少男少女跳花坡谈恋爱的节日。他们本来都得穿上自己民族最华美的盛装,达到少男少女相互吸引的目的。可是现在,这个活动由当地政府组织成表演活动,供旅游者参观娱乐。那些参加活动的少男少女,竟然穿着汉族服装赴会,而将民族服装装在包里背在背上,直到表演的那一刻才换上。等到表演结束,他们马上换回汉装。他们走在自己苗寨山路上的时候,竟然不愿意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男孩不爱酒令歌,女孩不爱刺绣,男孩女孩都不爱自己的民族服装,她们的民族文化将如何保护和传承?一位女人类学家从北京来到这个苗寨去做人类学考察,她看见苗族兄弟姐妹如此热衷于汉族文化,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则明显冷淡,颇感心疼。她一次次跟苗族的青年人谈话,要他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她的殷切之心让人感动。可是这些苗族兄弟姐妹对她说,我们这里太穷了,太落后了,不想永远守在这个山里穷困下去。我们只有好好念书,学好汉语,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老去参加民族仪式和节日,老去跳花坡、学刺绣、学酒令歌,我们就会耽误学习,也就是耽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比这种风俗更加重要。另一位人类学家在基诺族考察的时候,遇到的情形也很类似。在一本名叫《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的书中,作者写道:“1983年后我曾经连续几年在基诺山过春节,在亚诺寨我曾经希望青年们组织起来在春节期间跳民族舞、唱民族歌,也动员大家穿上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青年们都不乐意……他们甚至当着老人的面说基诺族的歌难听、衣服难看,穿出去害羞。……我曾经多次建议建房的主人,希望他们能够将房子建成传统式样的、能够保持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可以避免当地地表潮湿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基诺传统建筑。但是人们说汉族的房子模样好看,先进,我们就应该盖汉族式样的房子,这样我们就和汉族一样先进了。”我曾经到贵州的布依族去参观考察,他们那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抛弃自己的传统房舍,学习汉人纷纷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洋楼。政府部门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要求布依族只能修建传统房屋,可是大家都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要求。这些少数民族所模仿的汉族房屋形制是从哪里来的?是汉族人从欧洲美国学来的。现在的汉族都市,几乎百分之百的全是西式洋楼,汉族农村盖房时,也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形制的建筑,以至于现在不宜再称之为洋楼了。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选择,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来反思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苗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让他们努力学习汉族学校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无法进入课堂,对年轻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只有拿到学校的文品才能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究竟怎样才是有文化呢?如果按照孟德斯鸠和许多人类学家的文化观念,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很难有尊卑高下之分。比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普遍流行那种楼下关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

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1期)

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主流的力量有多大摩罗苗族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除了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祭祀仪式上表现出来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传承方式。一种是记录在他们的服装之中,那种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其实就是他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再现。女孩子从十来岁开始就学习刺绣,将那一个个图案细细密密地缝制在自己的服装上,所以他们的历史主要靠女人传承,而且全都穿在身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酒令歌。这酒令歌就是他们的民族史诗,在一些特殊仪式(比如葬礼婚礼之类)上由专门的艺人演唱。十几年前,挪威有关部门跟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在贵州梭嘎的长角苗寨建立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企图对苗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进行保护和研究。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后,当地苗族人借助这个窗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为了改变自身的贫穷,他们急于与外边的主流文化认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有点漠不关心。他们的男性青年纷纷到外边打工,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汉装,做最艰苦的工作(大多是挖煤)。他们不说自己是苗族人,只希望取得跟汉族人一样的待遇。他们的下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读书考学,脱离苗寨,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对于酒令歌,几乎没有人再感兴趣了。他们的女孩子也热衷于上学,至少要上到小学毕业或者初中,她们再也不想学习刺绣,也不再喜欢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即使在自己的吊脚楼里吃饭休闲,她们也爱穿着汉族服装。每年正月初四至十四,本来是苗族少男少女跳花坡谈恋爱的节日。他们本来都得穿上自己民族最华美的盛装,达到少男少女相互吸引的目的。可是现在,这个活动由当地政府组织成表演活动,供旅游者参观娱乐。那些参加活动的少男少女,竟然穿着汉族服装赴会,而将民族服装装在包里背在背上,直到表演的那一刻才换上。等到表演结束,他们马上换回汉装。他们走在自己苗寨山路上的时候,竟然不愿意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男孩不爱酒令歌,女孩不爱刺绣,男孩女孩都不爱自己的民族服装,她们的民族文化将如何保护和传承?一位女人类学家从北京来到这个苗寨去做人类学考察,她看见苗族兄弟姐妹如此热衷于汉族文化,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则明显冷淡,颇感心疼。她一次次跟苗族的青年人谈话,要他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她的殷切之心让人感动。可是这些苗族兄弟姐妹对她说,我们这里太穷了,太落后了,不想永远守在这个山里穷困下去。我们只有好好念书,学好汉语,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老去参加民族仪式和节日,老去跳花坡、学刺绣、学酒令歌,我们就会耽误学习,也就是耽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比这种风俗更加重要。另一位人类学家在基诺族考察的时候,遇到的情形也很类似。在一本名叫《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的书中,作者写道:“1983年后我曾经连续几年在基诺山过春节,在亚诺寨我曾经希望青年们组织起来在春节期间跳民族舞、唱民族歌,也动员大家穿上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青年们都不乐意……他们甚至当着老人的面说基诺族的歌难听、衣服难看,穿出去害羞。……我曾经多次建议建房的主人,希望他们能够将房子建成传统式样的、能够保持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可以避免当地地表潮湿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基诺传统建筑。但是人们说汉族的房子模样好看,先进,我们就应该盖汉族式样的房子,这样我们就和汉族一样先进了。”我曾经到贵州的布依族去参观考察,他们那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抛弃自己的传统房舍,学习汉人纷纷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洋楼。政府部门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要求布依族只能修建传统房屋,可是大家都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要求。这些少数民族所模仿的汉族房屋形制是从哪里来的?是汉族人从欧洲美国学来的。现在的汉族都市,几乎百分之百的全是西式洋楼,汉族农村盖房时,也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形制的建筑,以至于现在不宜再称之为洋楼了。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选择,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来反思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

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提出的批评意见可能很多。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状态,中国文化则处于绝对弱势状态。强势文化被认可为主流,弱势文化被认可为边缘,这是人类文化史所充分证明了的规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一个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强势文化要求弱势文化向自己看齐,弱势文化同样急切地希望向强势文化趋近。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一场弱势文化积极主动地向强势文化认同的运动,其急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征服和覆盖的冲动。从鲁迅那一代人发展到今天,我们检索一下我们教育体系的知识构成,主要即是在弘扬西方文化。就拿基础教育来说,数理化是西学,政治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英语当然更是来自西方。只有语文这一科在教本民族的文化,可是教法也基本上西化,老师天天叫嚷着语法修辞这些废话,而中国传统的朗读背诵方法不受重视。至于大学的课程,其西化的程度也非常严重。每个学科都在讲西学,连“中国文学”系的课堂上,也早就被各种西方词语所充斥。一位人类学教授告诉我说,中国的人类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在阅读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度过一生,而很少有人对田野调查怀有兴趣,所以他们只会跟着西方学者人云亦云,只会搬用西方学者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只会直接抄袭西方学者的论文。因为他们除了重复西方学者的言论,实在没有自己的感想和创建。再考索一下现在中国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也跟上文所说的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相一致。就拿我这个“中国文学系”毕业的学子来说,我阅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文学作品。我所认可的文学理论,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对中国的古代文论了解很少。在我的专业之外,我所掌握的一般文化知识,也几乎都是西学。我读过伏尔泰而没有读过黄宗羲,读过马克思而没有读过王夫之,我喜欢卢梭而没有机会喜欢朱熹,我喜欢托尔斯泰而没有机会喜欢王阳明。我兴趣盎然地研究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我甚至连焚书坑儒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我认真看过基督教的几种经典著作,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典籍,却极少涉及。至于《尚书》《左传》之类,只是偶尔读过片断而已。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明显少于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由我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造成的,或者说,是由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味地向西方文化认同和趋近造成的。这种文化现象,向我们显示了主流的力量是如何强大。只要我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主流,那么这种迷失自身甚至故意遗弃自我的情况几乎必不可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以汉民族命名的所谓汉文化显然具有主流的地位。就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而言,也是汉族地区走在前面。那么,其他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今天的苗族、基诺族、布依族等等兄弟姐妹在建筑、语言、服装等等方面心甘情愿地汉化,跟一百多年来汉族地区心甘情愿地西化,其境遇、心态实属一致。什么是主流文化?可以说主流文化就是被定为标准的文化。今天的南方人只有跟着北京人翻卷自己的舌头才能说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才能在交际语言上融入主流。可是当初如果将江西话定为普通话呢?那么北京人就要到江西去进修语言以便顺利进入主流文化圈。而这个标准由谁来定,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能够掌握制定标准的权力的力量,一定是那强势力量。所以,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空间的主流文化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空间的强势文化,主流文化跟强势文化几乎是同样的意思。苗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让他们努力学习汉族学校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无法进入课堂,对年轻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只有拿到学校的文品才能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怎样才是有文化呢?如果按照孟德斯鸠和许多人类学家的文化观念,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很难有尊卑高下之分。比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普遍流行那种楼下关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

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

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1期)

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

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提出的批评意见可能很多。但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状态,中国文化则处于绝对弱势状态。强势文化被认可为主流,弱势文化被认可为边缘,这是人类文化史所充分证明了的规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虽然存在矛盾,但也存在一个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强势文化要求弱势文化向自己看齐,弱势文化同样急切地希望向强势文化趋近。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一场弱势文化积极主动地向强势文化认同的运动,其急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征服和覆盖的冲动。从鲁迅那一代人发展到今天,我们检索一下我们教育体系的知识构成,主要即是在弘扬西方文化。就拿基础教育来说,数理化是西学,政治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英语当然更是来自西方。只有语文这一科在教本民族的文化,可是教法也基本上西化,老师天天叫嚷着语法修辞这些废话,而中国传统的朗读背诵方法不受重视。至于大学的课程,其西化的程度也非常严重。每个学科都在讲西学,连“中国文学”系的课堂上,也早就被各种西方词语所充斥。一位人类学教授告诉我说,中国的人类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在阅读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度过一生,而很少有人对田野调查怀有兴趣,所以他们只会跟着西方学者人云亦云,只会搬用西方学者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只会直接抄袭西方学者的论文。因为他们除了重复西方学者的言论,实在没有自己的感想和创建。再考索一下现在中国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也跟上文所说的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相一致。就拿我这个“中国文学系”毕业的学子来说,我阅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文学作品。我所认可的文学理论,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对中国的古代文论了解很少。在我的专业之外,我所掌握的一般文化知识,也几乎都是西学。我读过伏尔泰而没有读过黄宗羲,读过马克思而没有读过王夫之,我喜欢卢梭而没有机会喜欢朱熹,我喜欢托尔斯泰而没有机会喜欢王阳明。我兴趣盎然地研究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我甚至连焚书坑儒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我认真看过基督教的几种经典著作,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典籍,却极少涉及。至于《尚书》《左传》之类,只是偶尔读过片断而已。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明显少于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由我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造成的,或者说,是由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味地向西方文化认同和趋近造成的。这种文化现象,向我们显示了主流的力量是如何强大。只要我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主流,那么这种迷失自身甚至故意遗弃自我的情况几乎必不可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以汉民族命名的所谓汉文化显然具有主流的地位。就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而言,也是汉族地区走在前面。那么,其他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今天的苗族、基诺族、布依族等等兄弟姐妹在建筑、语言、服装等等方面心甘情愿地汉化,跟一百多年来汉族地区心甘情愿地西化,其境遇、心态实属一致。什么是主流文化?可以说主流文化就是被定为标准的文化。今天的南方人只有跟着北京人翻卷自己的舌头才能说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才能在交际语言上融入主流。可是当初如果将江西话定为普通话呢?那么北京人就要到江西去进修语言以便顺利进入主流文化圈。而这个标准由谁来定,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能够掌握制定标准的权力的力量,一定是那强势力量。所以,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空间的主流文化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空间的强势文化,主流文化跟强势文化几乎是同样的意思。苗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让他们努力学习汉族学校的文化。他们自己的文化无法进入课堂,对年轻人也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只有拿到学校的文品才能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怎样才是有文化呢?如果按照孟德斯鸠和许多人类学家的文化观念,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很难有尊卑高下之分。比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普遍流行那种楼下关                         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

主流的力量有多大摩罗苗族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除了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祭祀仪式上表现出来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传承方式。一种是记录在他们的服装之中,那种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其实就是他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再现。女孩子从十来岁开始就学习刺绣,将那一个个图案细细密密地缝制在自己的服装上,所以他们的历史主要靠女人传承,而且全都穿在身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酒令歌。这酒令歌就是他们的民族史诗,在一些特殊仪式(比如葬礼婚礼之类)上由专门的艺人演唱。十几年前,挪威有关部门跟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在贵州梭嘎的长角苗寨建立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企图对苗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进行保护和研究。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后,当地苗族人借助这个窗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为了改变自身的贫穷,他们急于与外边的主流文化认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有点漠不关心。他们的男性青年纷纷到外边打工,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汉装,做最艰苦的工作(大多是挖煤)。他们不说自己是苗族人,只希望取得跟汉族人一样的待遇。他们的下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读书考学,脱离苗寨,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对于酒令歌,几乎没有人再感兴趣了。他们的女孩子也热衷于上学,至少要上到小学毕业或者初中,她们再也不想学习刺绣,也不再喜欢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即使在自己的吊脚楼里吃饭休闲,她们也爱穿着汉族服装。每年正月初四至十四,本来是苗族少男少女跳花坡谈恋爱的节日。他们本来都得穿上自己民族最华美的盛装,达到少男少女相互吸引的目的。可是现在,这个活动由当地政府组织成表演活动,供旅游者参观娱乐。那些参加活动的少男少女,竟然穿着汉族服装赴会,而将民族服装装在包里背在背上,直到表演的那一刻才换上。等到表演结束,他们马上换回汉装。他们走在自己苗寨山路上的时候,竟然不愿意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男孩不爱酒令歌,女孩不爱刺绣,男孩女孩都不爱自己的民族服装,她们的民族文化将如何保护和传承?一位女人类学家从北京来到这个苗寨去做人类学考察,她看见苗族兄弟姐妹如此热衷于汉族文化,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则明显冷淡,颇感心疼。她一次次跟苗族的青年人谈话,要他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她的殷切之心让人感动。可是这些苗族兄弟姐妹对她说,我们这里太穷了,太落后了,不想永远守在这个山里穷困下去。我们只有好好念书,学好汉语,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老去参加民族仪式和节日,老去跳花坡、学刺绣、学酒令歌,我们就会耽误学习,也就是耽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比这种风俗更加重要。另一位人类学家在基诺族考察的时候,遇到的情形也很类似。在一本名叫《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的书中,作者写道:“1983年后我曾经连续几年在基诺山过春节,在亚诺寨我曾经希望青年们组织起来在春节期间跳民族舞、唱民族歌,也动员大家穿上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青年们都不乐意……他们甚至当着老人的面说基诺族的歌难听、衣服难看,穿出去害羞。……我曾经多次建议建房的主人,希望他们能够将房子建成传统式样的、能够保持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可以避免当地地表潮湿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基诺传统建筑。但是人们说汉族的房子模样好看,先进,我们就应该盖汉族式样的房子,这样我们就和汉族一样先进了。”我曾经到贵州的布依族去参观考察,他们那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抛弃自己的传统房舍,学习汉人纷纷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洋楼。政府部门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要求布依族只能修建传统房屋,可是大家都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要求。这些少数民族所模仿的汉族房屋形制是从哪里来的?是汉族人从欧洲美国学来的。现在的汉族都市,几乎百分之百的全是西式洋楼,汉族农村盖房时,也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形制的建筑,以至于现在不宜再称之为洋楼了。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选择,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来反思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

主流的力量有多大摩罗苗族是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除了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祭祀仪式上表现出来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传承方式。一种是记录在他们的服装之中,那种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其实就是他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再现。女孩子从十来岁开始就学习刺绣,将那一个个图案细细密密地缝制在自己的服装上,所以他们的历史主要靠女人传承,而且全都穿在身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酒令歌。这酒令歌就是他们的民族史诗,在一些特殊仪式(比如葬礼婚礼之类)上由专门的艺人演唱。十几年前,挪威有关部门跟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在贵州梭嘎的长角苗寨建立了一个生态博物馆,企图对苗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进行保护和研究。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起来之后,当地苗族人借助这个窗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为了改变自身的贫穷,他们急于与外边的主流文化认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有点漠不关心。他们的男性青年纷纷到外边打工,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汉装,做最艰苦的工作(大多是挖煤)。他们不说自己是苗族人,只希望取得跟汉族人一样的待遇。他们的下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读书考学,脱离苗寨,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对于酒令歌,几乎没有人再感兴趣了。他们的女孩子也热衷于上学,至少要上到小学毕业或者初中,她们再也不想学习刺绣,也不再喜欢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即使在自己的吊脚楼里吃饭休闲,她们也爱穿着汉族服装。每年正月初四至十四,本来是苗族少男少女跳花坡谈恋爱的节日。他们本来都得穿上自己民族最华美的盛装,达到少男少女相互吸引的目的。可是现在,这个活动由当地政府组织成表演活动,供旅游者参观娱乐。那些参加活动的少男少女,竟然穿着汉族服装赴会,而将民族服装装在包里背在背上,直到表演的那一刻才换上。等到表演结束,他们马上换回汉装。他们走在自己苗寨山路上的时候,竟然不愿意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男孩不爱酒令歌,女孩不爱刺绣,男孩女孩都不爱自己的民族服装,她们的民族文化将如何保护和传承?一位女人类学家从北京来到这个苗寨去做人类学考察,她看见苗族兄弟姐妹如此热衷于汉族文化,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则明显冷淡,颇感心疼。她一次次跟苗族的青年人谈话,要他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化,她的殷切之心让人感动。可是这些苗族兄弟姐妹对她说,我们这里太穷了,太落后了,不想永远守在这个山里穷困下去。我们只有好好念书,学好汉语,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老去参加民族仪式和节日,老去跳花坡、学刺绣、学酒令歌,我们就会耽误学习,也就是耽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比这种风俗更加重要。另一位人类学家在基诺族考察的时候,遇到的情形也很类似。在一本名叫《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的书中,作者写道:“1983年后我曾经连续几年在基诺山过春节,在亚诺寨我曾经希望青年们组织起来在春节期间跳民族舞、唱民族歌,也动员大家穿上民族的传统服装,但是青年们都不乐意……他们甚至当着老人的面说基诺族的歌难听、衣服难看,穿出去害羞。……我曾经多次建议建房的主人,希望他们能够将房子建成传统式样的、能够保持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可以避免当地地表潮湿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基诺传统建筑。但是人们说汉族的房子模样好看,先进,我们就应该盖汉族式样的房子,这样我们就和汉族一样先进了。”我曾经到贵州的布依族去参观考察,他们那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抛弃自己的传统房舍,学习汉人纷纷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洋楼。政府部门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要求布依族只能修建传统房屋,可是大家都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要求。这些少数民族所模仿的汉族房屋形制是从哪里来的?是汉族人从欧洲美国学来的。现在的汉族都市,几乎百分之百的全是西式洋楼,汉族农村盖房时,也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形制的建筑,以至于现在不宜再称之为洋楼了。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选择,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今天来反思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牲畜、楼上住人的吊脚楼,那是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降雨充沛、空气潮湿,地面不适宜人类居住。吊脚楼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个发明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当他们改建小洋楼之后,虽然避免了吊脚楼不够卫生等等缺点,却也同时失去了原先非常关键的优点。其中的利弊,至少一时难于简单作结论。但是他们自己在主观感觉上,认为这样才叫先进、才叫有文化,这就是被所谓主流文化占领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在最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有几个人不是臣服于主流文化的威力呢?我们背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都来不及认真反思一下。只有讲英语、结领带、使刀叉才叫有文化吗?握手就比打拱有文化吗?麦当娜的胸罩就比林黛玉的文胸有文化吗?在教堂举行婚礼就比在大宅门拜堂有文化吗?蜷缩于钢筋混凝土里就比住在木头房子里有文化吗?我们甚至连这样简单的提问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让领带和胸罩填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位到苗寨考察的人类学家在她的《梭嘎日记》里感叹道:“什么叫做文化?到了苗寨,对于他们的生活常识,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最普通的当地的文化规则,最基本的当地的农业常识,我们都不懂,都要问,在这里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自卑,他们也不笑话我们,觉着这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强势文化这一边。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这纯属自然。于是,我们就自然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则成了没有文化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才会说出来的话。看来,谁有强权谁就是主流,谁是主流谁就是有文化。悲乎!更为可悲的是,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安守边缘,谁都希望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于是,真正的文化在这个为了显得有文化的追求中一寸一寸地丧失。我们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为了追求主流,我们是如此忙碌、焦虑,直到心力交瘁。20061025日,北京北小河边《“梭嘎”人类学考察日志》,方李莉著,即将出版。《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郑晓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文刊于《随笔》杂志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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