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在喜剧  

2007-07-12 09:55:03|  分类: 宗教·文化·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冲击。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馊豆腐。他还有一篇小说《官人》,写中央机关一个什么局,他从“二楼的厕所堵了”写起,写到厕所就够叫人反感的了,而且是堵了的厕所,这意味着粪便和蛆虫。他从这样一个意象切入,摹写中央机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好象不这样写就无从表达他对肮脏丑陋生活的痛切感受。他还有一篇小说《新闻》,写一群新闻记者组团下去采访,这个采访是要向地方政府收报酬的,可以说是新闻腐败的一部分。小说的开头,一群记者一边吃着大鱼大肉,一边商量着在厕所前汇合。这第一句话的意象又是厕所。刘震云特爱写厕所。在厕所前怎么汇合呢?厕所也够大的,女的说男厕所门前她们不尴不尬,不去;男的说女厕所门前他们不尴不尬,不去,最终决定在男女厕所中间汇合。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不男不女。在现代汉语中,按照“不男不女”这造词规则能造出很多词语,如“不三不四、不人不鬼、不驴不马、不伦不类”等等一大溜,刘震云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一群不三不四的记者,在一个不男不女的厕所前汇合,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去作不伦不类的新闻报道,结果会出什么样的不人不鬼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喜剧作家的笔法,进行非常过度的夸张。刘震云的这种夸张让你觉得很真实,关于豆腐、厕所的夸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表达他对这种日常生活及晦暗不明的人类存在的痛切。只有这样写他才能获得最好的发泄。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用极度的夸张去嘲讽,却让你在笑中体会生活的艰辛。这种手法是非常聪明机智的,也使得读者非常容易接受。像王朔、刘震云,还有王小波都是这类作家。  王小波是一个特有智慧特有品味的人。他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他很清楚那一段沉重的岁月。他只能采用变形的、喜剧的手法拉开距离,来审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荒谬。我认为这三个人是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一批作家中的几个,而且我认为这三个人代表的喜剧成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达到了的高峰。  中国喜剧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国强调了几千年的集体主义(它在每个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和名义出现),给个人留下的空间太小。所以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个人不能从社会(以及其它各种集体)得到应有的权利,势必要用各种方式暗中保护或者夺取自己的权利。这是中国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赖以产生的文化基因之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中国文学几乎用了全部努力关注着外部世界的状况,和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强烈制约着所有个人的神经兴奋点和思维侧重点。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人心理生活的展现,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国民心态的这一特征。《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等著名文学作品,都是这种写法。历史著作诸如《史记》、《战国策》、《汉书》等等,更是这种写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种文学传统依然是主流。《狂人日记》、《阿Q正传》、《家》、《倪焕之》、《骆驼祥子》、《围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黄金时代》、《橡皮人》等等,都是展示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的作品。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紧张关系,常常延伸为或者体现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紧张。人与人的欺骗、算计、倾轧、争斗与残杀成为中国作家着力最多的文学叙事,同时也是受众最为津津乐道的感情滋养。至于像《罪与罚》、《复活》那样表现个人内心冲突的作品,像《神曲》、《卡拉玛佐夫兄弟》、《浮士德》、《变形记》那样致力于哲学和神学思考的文学作品,中国基本上没有,连寻找一点这样的气息和踪影,也不是太容易。  一个民族仅仅只有喜剧文学的繁荣,这一定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民族。何况我们的喜剧文学本身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中国喜剧文学多的是戏谑、嘲弄与愤慨,少的是同情、宽容与悲悯。多的是冷漠的写作者,少的是温柔的描摹者。阅读这样的作品,读者多的是恶心和绝望,少的是哀怜与爱恋。这些缺点即使在鲁迅那里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喜剧文学的这些缺陷,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感残缺。  悲剧精神与伟大作家  为什么总是有人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我理解,人类历史有一个特点,它除了崇拜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之外,同时还崇拜创造和体现这些文化成果的人格精神。历史上那些公认的文化英雄,有些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文化成果,有的人根本不是,他可能只是接受了别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但他用自己的人格实践了他所接受的文化成果和信念,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信守的学说、主义作了人格的担挡。在我们心目中形象最为高大的人,常常不是那些创造文化成果的人,而是那些对形态单纯的信念和价值作人格承担的人。我们最尊敬的文化英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比如鲁迅,他的主要成果是喜剧,《阿Q正传》是他喜剧成就的顶峰。鲁迅通过一系列喜剧传达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人精神的绝望感。但在读者眼中,鲁迅跟其他喜剧作家有所不同,因为鲁迅在他的境遇中,他用自己人格担当了他对中国的深切绝望。他的绝望感终生都没有消失,甚至一刻也没有减轻过。可是他同样一刻也不放松地与这种绝望感搏战,一刻也不放松地为这些绝望的人群谋求新生的可能。从认知上已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必须从内心的愿望上看见世界的希望。在逻辑上已经无法论证光明的存在的时候,必须用灵魂的祈祷呼唤光明的出现。祈祷本身就是光明。鲁迅就是一个调动全部人格力量担当绝望并坚持努力到底的人。要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英雄,鲁迅毫无疑问名列第一,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  一般喜剧作家在看到了人类没有希望之后,往往掩藏自己的愿望,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像他们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主要面对外部世界,而较少面对内心世界。悲剧作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悲剧人物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可见悲剧人物是按照内在世界的要求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常常是在审问灵魂的痛苦中选择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的。所以,悲剧作品往往比喜剧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精神魅力。而喜剧作品则往往比悲剧作品具有更为明显的智慧色彩。一个精神后撤的人,他的智慧就会相应地迅猛发达。比如钱钟书,他其实是满怀热情的人,他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残破的世界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过上平和美好的日子。可是钱钟书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收敛起这样的精神愿望,像躲在纱帐后旁观世界的神仙,做纯粹的学问,隔着学问来打量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这种姿态就是“退后一步自然宽”的姿态。在险恶的历史境遇中,许多智者不得不采取这种后撤的方式应对时世,这些人常常能够收获学术的圆满,但是同时也留下精神的遗憾。  喜剧作家作为历史实践中的个人,无论后撤还是前行,都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他们有权利和理由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人类历史所给予他们的评价会因为他们的后撤而降低。人类愿意把担当人类全部黑暗的人推举到高贵显赫的地位上,耶稣、释迦牟尼、普罗米修斯、甘地等等,就成为了彪炳千秋的伟大形象。在作家谱系中,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拜伦、雨果、屈原、司马迁、杜甫等等,就成为了这样的伟大作家。中国人总说当代文学没有出现伟大作家,可能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用悲剧态度展示我们人类生活的晦暗不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晦暗不明,同时又用自己的人格绝不放弃地担当所有这些晦暗不明。我们读者其实是在呼唤既看清一切历史黑暗,又绝不放弃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祈祷的人,我们愿意给予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以最大的尊敬,称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为伟大人物。我们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其实就是在抱怨中国没有诞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呢?要绝对地说有还是无,太难,也没有意义。我们不如说一说怎样才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其实答案已含在上面的谈论之中。一个人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同时又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既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又始终抱着那么博大的爱,始终不放弃对于人类前途的努力,这样的作家就可能成为大作家。文学界有个说法,我觉得不无道理。相比较于已经得奖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得奖的作家中;相比较于出名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出名的作家中。据我个人所知,中国有些写作者,不在我们现在运行的文化界、文学界之中。他们跳出三界之外,可是他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想问题,努力写作文学作品。很多偏僻的角落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思想深刻却不被文学界所知,当然也没有被学界、文学界肮脏的东西污染,他们非常有潜力。他们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在某一时刻突然拿出一部大气磅礴的文学作品,又在另一时刻挺身而出,担当生活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这就是我们所呼唤的作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大作家,至少能够给我们这些期待者和抱怨者带来一些安慰。  为什么我们人类对于文化人有这样的期待,不但期待他们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还期待他们以伟大的人格担当一种我们自己所无力担当的东西?刚才我说作家心灵最弱是从比较中说的,实际上人类心灵在根本上都是很弱的,总是希望有人来给灵魂一个规范,一个依靠,赋予一种形,一种意。那些伟大人物一旦出现,我们的灵魂就有了依靠,有了避风港。人类必须由力量非凡的个体来担当民众所担当不起的那份痛苦和恐惧,所以民众给耶稣、释加牟尼那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担当整个人类的罪,但耶稣担当了,他为了拯救人类而生,为了拯救人类而死。人类一遇到灾难,遇到应付不了的困难,往往就祈祷,就烧香。祈祷和烧香都是与神沟通的方式,沟通的目的就是由神来担当困厄、恐惧与罪孽。我们常人担当不起,因为我们很卑微很脆弱,神能担当,因为神很伟大很坚强。人类在精神上就是这样软弱,他承受不起,就要寻找上帝,寻找圣人,寻找导师和统帅,包括寻找伟大作家。耶稣和释迦牟尼就这样诞生了,甘地和摩西就这样诞生了,托尔斯泰和鲁迅就这样诞生了。最近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习惯,遇到应付不了的事就读鲁迅。有一位文革中受迫害的画家说,他读懂鲁迅是在五七干校,只有感到自己沦落为奴隶,对前途和尊严完全绝望了,才能真正读懂鲁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希望不断有巨人为我们担当起那些我们担当不起的东西,希望有悲剧英雄把人类的黑暗和生命的虚无扛在身上,让我们喘一口气。我们总是把最高的地位献给了这样的悲剧作家,称这样的人为文化英雄。  当然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特别的作家,很难说他是喜剧形象还是悲剧形象,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塞万提斯和他的作品《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从美学风格、组织故事的方式、切入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作品。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的严重错位,在错位中演出无数的荒虐故事、滑稽故事。但是堂吉诃德又同时是一个最典型的悲剧人物,我们总是以嘲讽的口吻谈论说他,但我最尊敬的文学形象就是这个常常受到嘲弄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很荒唐、丑陋,他认为他应该用侠士精神拯救世界,推动人类进入更幸福的境遇之中。他确认自己的使命就是除暴安良,他在实践使命的过程,不断遇到挫折,老是狼狈不堪,但他到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使命,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承诺和担当。他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看见主人鞭打奴仆,就去解救奴仆,但他离开后主人鞭打奴仆更加暴虐。他的所为是完全无效的,但他是按照自己对于意义的设定、承诺去做的,他从来不放弃这无效的努力,这就是一个悲剧英雄。这部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最典型的喜剧作品,但在精神气质上,在人物对世界的态度上是悲剧作品。这部作品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人类从整体说,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心灵脆弱的人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十分清楚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无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和哲学家们常常向着宇宙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人类的心灵总被这些困惑所充斥。其实人类十分清楚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人类的尽头肯定是无,因而我们就是无。同时间、空间相比,人类多么渺小。人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在逐渐看清这一点。人类承受不了自己所看到的黑暗和虚无,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遮蔽这清清楚楚地呈现着的虚无。怎样遮蔽这清清楚楚的虚无呢,人类用的是宗教、是文化。人类竭尽智慧为我们的历史设定意义,以求把我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在很遥远的时候,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王朔刘震云王小波的喜剧风格

1999421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王朔刘震云王小波的喜剧风格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摩 罗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熟悉的几位当代作家,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最近二十年进展比较好,但出现一个突出的情况,就是几乎所有学者在做过充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都要摇摇头下一个结论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令人失望。其中很多学者最后都转向了,不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了,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转移到历史、哲学、文化等等别的领域去了。  我想这些人的判断总归有他们自己的充分根据。好像不少读者也有这样的看法。有一回我在自己任课的班上搞随堂调查,问大家现在读什么书。尽管我给他们讲的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是同学们报出来的几乎都是西方文学作品,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很少。他们的说法是中国文学作品没嚼头,不愿读。我问1949年后的中国作品都读过什么,有学生说这个阶段的作品简直不忍卒读。这就说明不论读者还是研究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缺乏尊重,认为它质量和价值都很可疑。我自己也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  中国人讲文学时,总是强调文学跟生活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没有写头呢?有人说“江山不幸诗人幸”,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大的波折,大的苦难,正是诗人写出好诗的时候,因为在这种生活中诗人会比在平庸生活中感受到的更多。从这角度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应该出好作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称之为近代史的这将近两百年间,中国人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没有产生配得上这种苦难生活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几年常常有人谈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作家,没有伟大作品,人们纷纷为此找原因。大家找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应该允许各种看法并存。我今天晚上就从这里入题,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谈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与我们的苦难生活相对应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谈谈中国为什么出现真正的文学繁荣。  喜剧作家与悲剧作家在谈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时,必须用上两个概念:“悲剧”、“喜剧”。与此相应还要产生两个说法:“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当然这不同于经典文艺学中的说法,是我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说它的,这些词语跟经典文学理论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我先得谈谈我对这些词语的理解,然后再深入讨论相关问题。  在我看来,作家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面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范围比较广,包括宇宙、地球、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我们所处的社区群体,反正个人之外的一切我们都称之为外部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样应对外部的压力和制约?有很多作家就是在这个领域用力的,在这个领域用力也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的。比如在中国影响特别大的法国小说《红与黑》—我本人很喜欢这部小说—它所探讨的问题和思考的层面就是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它的外部世界又具体到法国社会。主人公于连成天就想着他跟社会的关系,为什么人家能做上等人,我只能做下等人,我凭着我的天赋、我的能力能不能成为上等人,如果成功意味着什么,不能成功又意味着什么。《红与黑》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就是从这样的问题中诞生的。  第二层面是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命,因为除了外部世界之外,我们有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灵魂。每个人怎样面对自己的灵魂,你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样活着有没有意义,如果这样活着没有意义,是不是另一种活法就有意义,如果所有的活法都没有意义,那我们作为个体生命该如何自处?作家一般都是长于内心体验的人,肯定要面对这样一系列的内在问题。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就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人为什么要活着,是要追寻一个至高的意义吗?那这个至高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写作当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真正优秀的作家可能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我们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个出色的作家,能写出震惊世界的文学名著的作家,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想的很多,否则他写不到应有的深度。照我的理解,作家面对世界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个作家比常人更容易产生一种虚无、无可奈何的感觉。作家是人群中最弱小、精神上最敏感的人,一般人能面对的问题,作家往往不知如何面对,所以作家更容易感觉到对世界的无能为力。世界在毫无目的地向前运作,你茫然无措地夹在其中,身不由己地“被”运作。我觉得人的被动局面太严重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把人的诞生叫作“被诞生”。无论是人类、人群还是个人,都是被世界所决定的,人们的主观愿望总是受到残酷的戏弄和否定。甚至可以说,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是在无可更改的丑恶现实中产生的。而任何美好的愿望都无法使得丑恶现实有任何改变。比如作家要呼吁和平,可是从人类诞生以来,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一分钟的和平。所有的作家都在呼吁人与人之间最友好的相处,可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一不小心就弄出欺骗、掠夺、残杀之类的事情来。  作家面对这样的无奈,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觉得反正世界就是这样,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生活本来就没有目的,历史也无所谓发展进步,追求意义不就是自找烦恼吗?只要承认世界是无意义的,放弃对意义的追求,你就可以按照日常生活所奉行的规则参与运行之中,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就可以在生活中成为强者。一个作家有了这样的想法,就会跟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跟生活中的悲剧拉开一定的距离,他会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生活,用冷酷的眼光看待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他们的创作也会轻松起来,好象举重若轻。因为他能够远距离地编排人间的日常生活,不动感情也不动灵魂地演绎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  王朔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夏天,在一个特别闷热的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邀请主人公去游泳,于是他们就去了没有灯光的公园,直奔游泳池。打电话的朋友急切地爬上十米跳台跳水,他作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飞翔动作,一头扎进清凉柔和的水池里。注意背景是没有灯光的晚上,跳水的人以为下面是轻凉柔和的水,结果摔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生命就在这个晦暗不明的世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个情节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生活告诉你下面是非常冷静甚至冷漠的东西,你却带着一个热切的愿望去冲撞,结果只能在冲撞中毁灭自己。像王朔这样的喜剧作家,写人物的死是不会动情的。王朔让文学人物处于晦暗有明之中,文学人物本身不知道世界的晦暗不明,但王朔知道。王朔的作品不仅因为绝望而冷峻,而且因为嘲讽而刻毒,但是他却用嘻皮笑脸和玩世不恭包裹这些冷峻和刻毒。这是因为王朔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和虚无,放弃了对意义的追寻,居高临下地表现人物在晦暗不明中的受苦受难,生老病死。刘震云笔下的曹操、袁绍比那位黑暗中跳水的死难者“智慧”的多,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生活的强者、历史的强者。机关干部小林则是逐步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的,所以他放弃意义追寻和精神追求有个漫长的过程。一旦他放弃了精神追求,他就能够成为生活的强者。刘震云成功地展现了小林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的转变过程。与其在晦暗的生活中悲悲切切,不如在晦暗不明之中主动地攫取一些权力和利益,攫取就是对晦暗不明的嘲弄和反抗。我把这种喜剧人物的精神状态称为“喜剧状态”。精心摹写和刻画喜剧人物的作家就是喜剧作家。这类作家往往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对世界不抱更多期望,对自己也不抱更多期望。他们主要是以嘲弄的姿态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不满。嘲弄者总是怀着一定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自以为跟自己的人物和自己的作品距离遥远,甚至可能觉得自己生活在生活之外。  作家的另一种选择与“喜剧状态”判然有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悲剧作家”和“悲剧状态”。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但却不是对世界、对人类绝望,也不对自我生命放弃,他们要拯救这没有希望的世界和没有希望的人类,而且通过拯救的实践赋予自身生命意义。比如耶稣、释迦牟尼,再如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知道,人间一片黑暗,人类精神也在黑暗中挣扎。可是他不是嘲弄人类、蔑视人类,而是怀着拯救人类的大爱,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类的悲惨命运。喜剧人物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看透生活的智慧,充满了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骄傲,可是在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上,普罗米修斯比所有喜剧人物都更加透彻更加有智慧。所不同的是,面对人类的黑暗他坚决不认可,他内心认为人类应该是光明的,世界应该是光明的,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光明的,于是他朝“应该”的方面走,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坚定不移地向设定的“应该”走。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命运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但也正是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作为悲剧英雄的辉光从存在的黑暗中立即突显出来。这样的选择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往往是跟整个世界不一致的,他们的选择使得他们不得不成为跟世界搏斗的人。这样的文学人物和历史人物我认为就是悲剧形象,用这种精神来写作的人是“悲剧作家”,用这种精神写出来的作品就属于“悲剧作品”。  悲剧作家不但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世界的黑暗,而且也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沉重的患难。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是没有效果的,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悲剧、喜剧、悲剧作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品、喜剧作品的理解。    王朔、刘震云、王小波与喜剧文学的繁荣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繁荣,既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悲剧作品,也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喜剧作品,这二者合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这两种作家合起来构成作家的整体阵营。  但是按照我对问题的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多的是喜剧作家,少的是悲剧作家。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受过很多挫折,精神上受过很多伤害,中国作家却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担当他所看到的这份历史的艰难、民族的厄运,以及精神的伤害,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从苦难中跳出来,冷眼旁观,看芸芸众生在冷漠世界的生老病死。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是持这样一种心态。最近二十年来,中国读者的文学趣味也是关注这一类文学作品,比如80年代钱钟书火到那个程度,大家都要读《围城》,不管懂不懂,先喜欢再说。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王朔深受读者喜欢也就是这个原因。读者读他们的作品,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也能拉开距离,有轻松感、距离感,这样避免了受到伤害。喜剧作家采用喜剧方式写作,首先是自我保护的需要,然后也起到了保护读者不受伤害的作用。像钱钟书这样的大明白人,他如果陷在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悲剧中、民族历史的悲剧中、人类苦难挣扎的悲剧中,他那样清楚、敏感,还怎么活呢?怎么担当得起呢?他只能采用喜剧的立场,回避一些沉重的东西,以求保护自己。《围城》作者就像一个神仙在天上高高看着城里城外的忙忙碌碌,很冷,很远,很无所谓。他取一个明白者对不明白者的嘲讽姿态,通过这样的嘲讽,作家实现一点创作过程中短暂的优越感,通过这点优越感获得自我解脱。80年代《围城》走红就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中国人摆脱那份承受不了的历史苦难。  王朔的作品实际上也是这样,读者很欢迎,但文学界对他很有保留,觉得他是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实际上是一个对苦难感受很充分的人,他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承受它,而只能用玩世不恭的姿态来面对,写出这种“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的作品很有价值。我刚才所举的那个跳水细节,在王朔的作品中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王朔看清了世界的晦暗不明,但小说人物不清楚,读者不清楚,在作者看来笔下人物和读者可能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鲁迅写阿Q一样,阿Q凡事都不明白,鲁迅却处处明白。我对王朔愿意持肯定态度,但我更喜欢的喜剧作家是刘震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家可能都看过—因为它被改编为电视剧,所以知道它的人比较多。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这个豆腐代表最日常最生活化的东西,他选择一个如此渺小的东西切入生活,展开他的小说。我们的生活不但像一地鸡毛这样卑微,也像豆腐这样琐碎,而且不是一块可以吃的小葱拌豆腐,而是馊豆腐,这意象给我们强烈的 

 

界的意义作了许多设定,这些设定根据当时对社会对人类的理解,结合了社会中具体的人文内涵。每个时代的设定到下一个时代都可能无效,但人类没有放弃,而是在每一个礼崩乐坏、信念倾覆的关口,锲而不舍地为世界重新设定意义。人类就在自己设定的意义中前进。这种过程很像我所说的悲剧的过程。比如关于和平价值的设定,人类一面设定和平,一面很清楚地知道和平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人类建构的意义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不完整、人性本身的不完整的挽救和超越。所以,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与更新的历史,这部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悲剧精神非常薄弱,悲剧作家非常少。尽管广大读者一代一代地倾倒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喜剧作品,可是大家对百年中国文学依然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简单地说是对大作家的期待,其实恰好体现了读者对于悲剧精神的渴望和呼唤。  对话问:刘震云《故乡乡土流传》究竟力图表现什么,文中的“我”又代表哪一类?答: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有才气但不一定有风格。但有少数作家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有整体性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展开写作。刘震云很早就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他先是写机关小说,写日常生活卑微,晦暗,没有意义;之后写历史小说,因为机关小说只能表达现在,不能表达他对人类整体生活的理解。于是写了《故乡乡土流传》,从汉朝末写到当代。主人公都是从汉末延续下来的,写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杀戮。刘震云想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暴力、没有意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作家接受的是历史教育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教育所加给他们的假象有强烈的破译冲动和言说冲动。刘震云就用历史小说把这种历史的无意义告诉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喜剧作家下笔都是非常狠毒的,比如刘震云在《新兵连》中用连长半夜在厕所中的一句话来否定光彩照人的将军形象。他要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幼儿园儿歌所唱的那么美好,而人类无论怎样自我改造、自我建构,都没法让我们进入完全互相尊重的、互相成全对方的美好状态。这是我所知道的《故乡乡土流传》,也是我理解的刘震云的文学世界。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苦难。问:你怎样看个体意识?中国人智商很高,而中国却落后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但却没有对中国发展起多大作用,很可悲,你怎样看?答:谢有顺说,怯懦在折磨我们。我觉得知识分子犬儒气息太重,过于现实,过于世俗。儒家思想要求我们在特定的社区、伦理结构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好自己的功能。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社会不承认他,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实现的全部可能性都在儒家所设定的伦理结构中。要想被权力结构和伦理结构承认,就不得不低头,这样才能与社会、家庭达成和谐,才能生存。我们为了达成和谐、为了生存牺牲得太多,其中就包括个体意识。问:你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当务之急是什么?答: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靠,缺乏独立性。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关键在于他们过分需求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就会陷于深重的焦虑之中,而没有别的更高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依靠。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此。最当务之急当然就是去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的精神依靠,这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很遥远、很艰巨的事情。目前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寻找能帮助我们建立精神独立性的东西,比如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市场上,认为文化市场和文学市场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国家体制的控制,仰仗市场谋求生存,从而增加独立意识。这也只是诸多看法中的一种。这方面每个人有各自的看法。问:或许人类整体上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每位个体来说是否也是没有意义的?答:我刚才说人类在整体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知道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类自有了文明以来,一分钟也没有放弃对于意义的寻找和建构。而每个个体也应该不断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到价值依据,寻找到意义,努力去建构。问:您的《自由歌谣》中充满全身心的呼喊和唤醒人们的强烈感情,由此看你是不愿被世俗尘土玷污的真诚的人,那面对这昏黄世界,你选择做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我们大学生应选择怎样的生存状态?答:我的个人趣味喜欢读悲剧作品,我以前很想作小说家,想写悲剧作品,后来觉得很难,所以我现在对自己没有太高的期望,能做到怎样就怎样。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有一点决不放弃的精神为好,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应该内心有光。问:您谈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归属的问题,也就是对人生的态度。王小波说:“人文事业这条路是两条竹篱笆之间,在上面开满紫色的牵牛花,每朵花上落着一只蓝蜻蜓。”对这种人生态度你怎样看?答:我想个人怎样理解世界、理解人类,都有其独特性。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王小波作为作家,他对生活很敏感,他的情感方式和灵魂生活方式都是很个性化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大家很难一致,也不必一致。问:我想听您讲一下对刘小枫关于耶稣观点的见解?  答:最近二十年中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多半在文革中受过磨难,文革后他们进入研究领域,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刘小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文化界缺乏关于灵魂皈依、灵魂拯救的问题关注,而刘小枫是最集中地向中国学术界输入这种学说的学者,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来阐述宗教问题,为知识界做了很大贡献。,我本人就是他的著作的受惠者,我希望他的学术努力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他有特殊条件进入观照灵魂的状态,他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命运对他不公,这就促使他不像大家一样庸常,能够更深刻地思考生存问题、灵魂问题。他个人的精神痛苦促使他发现人类的精神痛苦,他渴望以一种超验的东西、彼岸的东西来照亮人类,支持人类。我常常被他的言说所打动。  (根据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熟悉的几位当代作家,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最近二十年进展比较好,但出现一个突出的情况,就是几乎所有学者在做过充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都要摇摇头下一个结论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令人失望。其中很多学者最后都转向了,不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了,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转移到历史、哲学、文化等等别的领域去了。
  我想这些人的判断总归有他们自己的充分根据。好像不少读者也有这样的看法。有一回我在自己任课的班上搞随堂调查,问大家现在读什么书。尽管我给他们讲的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是同学们报出来的几乎都是西方文学作品,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很少。他们的说法是中国文学作品没嚼头,不愿读。我问1949年后的中国作品都读过什么,有学生说这个阶段的作品简直不忍卒读。这就说明不论读者还是研究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缺乏尊重,认为它质量和价值都很可疑。我自己也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
  中国人讲文学时,总是强调文学跟生活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没有写头呢?有人说“江山不幸诗人幸”,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大的波折,大的苦难,正是诗人写出好诗的时候,因为在这种生活中诗人会比在平庸生活中感受到的更多。从这角度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应该出好作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称之为近代史的这将近两百年间,中国人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没有产生配得上这种苦难生活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几年常常有人谈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作家,没有伟大作品,人们纷纷为此找原因。大家找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应该允许各种看法并存。我今天晚上就从这里入题,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谈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与我们的苦难生活相对应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谈谈中国为什么出现真正的文学繁荣。界的意义作了许多设定,这些设定根据当时对社会对人类的理解,结合了社会中具体的人文内涵。每个时代的设定到下一个时代都可能无效,但人类没有放弃,而是在每一个礼崩乐坏、信念倾覆的关口,锲而不舍地为世界重新设定意义。人类就在自己设定的意义中前进。这种过程很像我所说的悲剧的过程。比如关于和平价值的设定,人类一面设定和平,一面很清楚地知道和平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人类建构的意义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不完整、人性本身的不完整的挽救和超越。所以,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与更新的历史,这部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悲剧精神非常薄弱,悲剧作家非常少。尽管广大读者一代一代地倾倒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喜剧作品,可是大家对百年中国文学依然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简单地说是对大作家的期待,其实恰好体现了读者对于悲剧精神的渴望和呼唤。  对话问:刘震云《故乡乡土流传》究竟力图表现什么,文中的“我”又代表哪一类?答: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有才气但不一定有风格。但有少数作家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有整体性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展开写作。刘震云很早就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他先是写机关小说,写日常生活卑微,晦暗,没有意义;之后写历史小说,因为机关小说只能表达现在,不能表达他对人类整体生活的理解。于是写了《故乡乡土流传》,从汉朝末写到当代。主人公都是从汉末延续下来的,写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杀戮。刘震云想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暴力、没有意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作家接受的是历史教育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教育所加给他们的假象有强烈的破译冲动和言说冲动。刘震云就用历史小说把这种历史的无意义告诉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喜剧作家下笔都是非常狠毒的,比如刘震云在《新兵连》中用连长半夜在厕所中的一句话来否定光彩照人的将军形象。他要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幼儿园儿歌所唱的那么美好,而人类无论怎样自我改造、自我建构,都没法让我们进入完全互相尊重的、互相成全对方的美好状态。这是我所知道的《故乡乡土流传》,也是我理解的刘震云的文学世界。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苦难。问:你怎样看个体意识?中国人智商很高,而中国却落后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但却没有对中国发展起多大作用,很可悲,你怎样看?答:谢有顺说,怯懦在折磨我们。我觉得知识分子犬儒气息太重,过于现实,过于世俗。儒家思想要求我们在特定的社区、伦理结构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好自己的功能。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社会不承认他,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实现的全部可能性都在儒家所设定的伦理结构中。要想被权力结构和伦理结构承认,就不得不低头,这样才能与社会、家庭达成和谐,才能生存。我们为了达成和谐、为了生存牺牲得太多,其中就包括个体意识。问:你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当务之急是什么?答: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靠,缺乏独立性。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关键在于他们过分需求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就会陷于深重的焦虑之中,而没有别的更高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依靠。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此。最当务之急当然就是去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的精神依靠,这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很遥远、很艰巨的事情。目前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寻找能帮助我们建立精神独立性的东西,比如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市场上,认为文化市场和文学市场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国家体制的控制,仰仗市场谋求生存,从而增加独立意识。这也只是诸多看法中的一种。这方面每个人有各自的看法。问:或许人类整体上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每位个体来说是否也是没有意义的?答:我刚才说人类在整体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知道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类自有了文明以来,一分钟也没有放弃对于意义的寻找和建构。而每个个体也应该不断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到价值依据,寻找到意义,努力去建构。问:您的《自由歌谣》中充满全身心的呼喊和唤醒人们的强烈感情,由此看你是不愿被世俗尘土玷污的真诚的人,那面对这昏黄世界,你选择做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我们大学生应选择怎样的生存状态?答:我的个人趣味喜欢读悲剧作品,我以前很想作小说家,想写悲剧作品,后来觉得很难,所以我现在对自己没有太高的期望,能做到怎样就怎样。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有一点决不放弃的精神为好,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应该内心有光。问:您谈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归属的问题,也就是对人生的态度。王小波说:“人文事业这条路是两条竹篱笆之间,在上面开满紫色的牵牛花,每朵花上落着一只蓝蜻蜓。”对这种人生态度你怎样看?答:我想个人怎样理解世界、理解人类,都有其独特性。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王小波作为作家,他对生活很敏感,他的情感方式和灵魂生活方式都是很个性化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大家很难一致,也不必一致。问:我想听您讲一下对刘小枫关于耶稣观点的见解?  答:最近二十年中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多半在文革中受过磨难,文革后他们进入研究领域,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刘小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文化界缺乏关于灵魂皈依、灵魂拯救的问题关注,而刘小枫是最集中地向中国学术界输入这种学说的学者,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来阐述宗教问题,为知识界做了很大贡献。,我本人就是他的著作的受惠者,我希望他的学术努力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他有特殊条件进入观照灵魂的状态,他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命运对他不公,这就促使他不像大家一样庸常,能够更深刻地思考生存问题、灵魂问题。他个人的精神痛苦促使他发现人类的精神痛苦,他渴望以一种超验的东西、彼岸的东西来照亮人类,支持人类。我常常被他的言说所打动。  (根据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喜剧作家与悲剧作家
   在谈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时,必须用上两个概念:“悲剧”、“喜剧”。与此相应还要产生两个说法:“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当然这不同于经典文艺学中的说法,是我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说它的,这些词语跟经典文学理论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我先得谈谈我对这些词语的理解,然后再深入讨论相关问题。
  在我看来,作家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面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范围比较广,包括宇宙、地球、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我们所处的社区群体,反正个人之外的一切我们都称之为外部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样应对外部的压力和制约?有很多作家就是在这个领域用力的,在这个领域用力也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的。比如在中国影响特别大的法国小说《红与黑》—我本人很喜欢这部小说—它所探讨的问题和思考的层面就是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它的外部世界又具体到法国社会。主人公于连成天就想着他跟社会的关系,为什么人家能做上等人,我只能做下等人,我凭着我的天赋、我的能力能不能成为上等人,如果成功意味着什么,不能成功又意味着什么。《红与黑》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就是从这样的问题中诞生的。
  第二层面是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命,因为除了外部世界之外,我们有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灵魂。每个人怎样面对自己的灵魂,你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样活着有没有意义,如果这样活着没有意义,是不是另一种活法就有意义,如果所有的活法都没有意义,那我们作为个体生命该如何自处?作家一般都是长于内心体验的人,肯定要面对这样一系列的内在问题。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就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人为什么要活着,是要追寻一个至高的意义吗?那这个至高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写作当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真正优秀的作家可能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我们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个出色的作家,能写出震惊世界的文学名著的作家,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想的很多,否则他写不到应有的深度。照我的理解,作家面对世界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个作家比常人更容易产生一种虚无、无可奈何的感觉。作家是人群中最弱小、精神上最敏感的人,一般人能面对的问题,作家往往不知如何面对,所以作家更容易感觉到对世界的无能为力。世界在毫无目的地向前运作,你茫然无措地夹在其中,身不由己地“被”运作。我觉得人的被动局面太严重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把人的诞生叫作“被诞生”。无论是人类、人群还是个人,都是被世界所决定的,人们的主观愿望总是受到残酷的戏弄和否定。甚至可以说,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是在无可更改的丑恶现实中产生的。而任何美好的愿望都无法使得丑恶现实有任何改变。比如作家要呼吁和平,可是从人类诞生以来,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一分钟的和平。所有的作家都在呼吁人与人之间最友好的相处,可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一不小心就弄出欺骗、掠夺、残杀之类的事情来。王朔刘震云王小波的喜剧风格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摩 罗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熟悉的几位当代作家,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最近二十年进展比较好,但出现一个突出的情况,就是几乎所有学者在做过充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都要摇摇头下一个结论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令人失望。其中很多学者最后都转向了,不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了,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转移到历史、哲学、文化等等别的领域去了。  我想这些人的判断总归有他们自己的充分根据。好像不少读者也有这样的看法。有一回我在自己任课的班上搞随堂调查,问大家现在读什么书。尽管我给他们讲的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是同学们报出来的几乎都是西方文学作品,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很少。他们的说法是中国文学作品没嚼头,不愿读。我问1949年后的中国作品都读过什么,有学生说这个阶段的作品简直不忍卒读。这就说明不论读者还是研究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缺乏尊重,认为它质量和价值都很可疑。我自己也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  中国人讲文学时,总是强调文学跟生活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没有写头呢?有人说“江山不幸诗人幸”,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大的波折,大的苦难,正是诗人写出好诗的时候,因为在这种生活中诗人会比在平庸生活中感受到的更多。从这角度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应该出好作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称之为近代史的这将近两百年间,中国人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没有产生配得上这种苦难生活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几年常常有人谈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作家,没有伟大作品,人们纷纷为此找原因。大家找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应该允许各种看法并存。我今天晚上就从这里入题,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谈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与我们的苦难生活相对应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谈谈中国为什么出现真正的文学繁荣。  喜剧作家与悲剧作家在谈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时,必须用上两个概念:“悲剧”、“喜剧”。与此相应还要产生两个说法:“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当然这不同于经典文艺学中的说法,是我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说它的,这些词语跟经典文学理论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我先得谈谈我对这些词语的理解,然后再深入讨论相关问题。  在我看来,作家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面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范围比较广,包括宇宙、地球、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我们所处的社区群体,反正个人之外的一切我们都称之为外部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样应对外部的压力和制约?有很多作家就是在这个领域用力的,在这个领域用力也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的。比如在中国影响特别大的法国小说《红与黑》—我本人很喜欢这部小说—它所探讨的问题和思考的层面就是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它的外部世界又具体到法国社会。主人公于连成天就想着他跟社会的关系,为什么人家能做上等人,我只能做下等人,我凭着我的天赋、我的能力能不能成为上等人,如果成功意味着什么,不能成功又意味着什么。《红与黑》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就是从这样的问题中诞生的。  第二层面是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命,因为除了外部世界之外,我们有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灵魂。每个人怎样面对自己的灵魂,你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样活着有没有意义,如果这样活着没有意义,是不是另一种活法就有意义,如果所有的活法都没有意义,那我们作为个体生命该如何自处?作家一般都是长于内心体验的人,肯定要面对这样一系列的内在问题。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就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人为什么要活着,是要追寻一个至高的意义吗?那这个至高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写作当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真正优秀的作家可能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我们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个出色的作家,能写出震惊世界的文学名著的作家,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想的很多,否则他写不到应有的深度。照我的理解,作家面对世界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个作家比常人更容易产生一种虚无、无可奈何的感觉。作家是人群中最弱小、精神上最敏感的人,一般人能面对的问题,作家往往不知如何面对,所以作家更容易感觉到对世界的无能为力。世界在毫无目的地向前运作,你茫然无措地夹在其中,身不由己地“被”运作。我觉得人的被动局面太严重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把人的诞生叫作“被诞生”。无论是人类、人群还是个人,都是被世界所决定的,人们的主观愿望总是受到残酷的戏弄和否定。甚至可以说,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是在无可更改的丑恶现实中产生的。而任何美好的愿望都无法使得丑恶现实有任何改变。比如作家要呼吁和平,可是从人类诞生以来,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一分钟的和平。所有的作家都在呼吁人与人之间最友好的相处,可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一不小心就弄出欺骗、掠夺、残杀之类的事情来。  作家面对这样的无奈,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觉得反正世界就是这样,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生活本来就没有目的,历史也无所谓发展进步,追求意义不就是自找烦恼吗?只要承认世界是无意义的,放弃对意义的追求,你就可以按照日常生活所奉行的规则参与运行之中,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就可以在生活中成为强者。一个作家有了这样的想法,就会跟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跟生活中的悲剧拉开一定的距离,他会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生活,用冷酷的眼光看待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他们的创作也会轻松起来,好象举重若轻。因为他能够远距离地编排人间的日常生活,不动感情也不动灵魂地演绎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  王朔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夏天,在一个特别闷热的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邀请主人公去游泳,于是他们就去了没有灯光的公园,直奔游泳池。打电话的朋友急切地爬上十米跳台跳水,他作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飞翔动作,一头扎进清凉柔和的水池里。注意背景是没有灯光的晚上,跳水的人以为下面是轻凉柔和的水,结果摔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生命就在这个晦暗不明的世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个情节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生活告诉你下面是非常冷静甚至冷漠的东西,你却带着一个热切的愿望去冲撞,结果只能在冲撞中毁灭自己。像王朔这样的喜剧作家,写人物的死是不会动情的。王朔让文学人物处于晦暗有明之中,文学人物本身不知道世界的晦暗不明,但王朔知道。王朔的作品不仅因为绝望而冷峻,而且因为嘲讽而刻毒,但是他却用嘻皮笑脸和玩世不恭包裹这些冷峻和刻毒。这是因为王朔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和虚无,放弃了对意义的追寻,居高临下地表现人物在晦暗不明中的受苦受难,生老病死。刘震云笔下的曹操、袁绍比那位黑暗中跳水的死难者“智慧”的多,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生活的强者、历史的强者。机关干部小林则是逐步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的,所以他放弃意义追寻和精神追求有个漫长的过程。一旦他放弃了精神追求,他就能够成为生活的强者。刘震云成功地展现了小林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的转变过程。与其在晦暗的生活中悲悲切切,不如在晦暗不明之中主动地攫取一些权力和利益,攫取就是对晦暗不明的嘲弄和反抗。我把这种喜剧人物的精神状态称为“喜剧状态”。精心摹写和刻画喜剧人物的作家就是喜剧作家。这类作家往往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对世界不抱更多期望,对自己也不抱更多期望。他们主要是以嘲弄的姿态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不满。嘲弄者总是怀着一定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自以为跟自己的人物和自己的作品距离遥远,甚至可能觉得自己生活在生活之外。  作家的另一种选择与“喜剧状态”判然有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悲剧作家”和“悲剧状态”。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但却不是对世界、对人类绝望,也不对自我生命放弃,他们要拯救这没有希望的世界和没有希望的人类,而且通过拯救的实践赋予自身生命意义。比如耶稣、释迦牟尼,再如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知道,人间一片黑暗,人类精神也在黑暗中挣扎。可是他不是嘲弄人类、蔑视人类,而是怀着拯救人类的大爱,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类的悲惨命运。喜剧人物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看透生活的智慧,充满了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骄傲,可是在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上,普罗米修斯比所有喜剧人物都更加透彻更加有智慧。所不同的是,面对人类的黑暗他坚决不认可,他内心认为人类应该是光明的,世界应该是光明的,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光明的,于是他朝“应该”的方面走,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坚定不移地向设定的“应该”走。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命运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但也正是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作为悲剧英雄的辉光从存在的黑暗中立即突显出来。这样的选择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往往是跟整个世界不一致的,他们的选择使得他们不得不成为跟世界搏斗的人。这样的文学人物和历史人物我认为就是悲剧形象,用这种精神来写作的人是“悲剧作家”,用这种精神写出来的作品就属于“悲剧作品”。  悲剧作家不但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世界的黑暗,而且也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沉重的患难。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是没有效果的,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悲剧、喜剧、悲剧作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品、喜剧作品的理解。    王朔、刘震云、王小波与喜剧文学的繁荣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繁荣,既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悲剧作品,也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喜剧作品,这二者合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这两种作家合起来构成作家的整体阵营。  但是按照我对问题的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多的是喜剧作家,少的是悲剧作家。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受过很多挫折,精神上受过很多伤害,中国作家却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担当他所看到的这份历史的艰难、民族的厄运,以及精神的伤害,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从苦难中跳出来,冷眼旁观,看芸芸众生在冷漠世界的生老病死。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是持这样一种心态。最近二十年来,中国读者的文学趣味也是关注这一类文学作品,比如80年代钱钟书火到那个程度,大家都要读《围城》,不管懂不懂,先喜欢再说。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王朔深受读者喜欢也就是这个原因。读者读他们的作品,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也能拉开距离,有轻松感、距离感,这样避免了受到伤害。喜剧作家采用喜剧方式写作,首先是自我保护的需要,然后也起到了保护读者不受伤害的作用。像钱钟书这样的大明白人,他如果陷在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悲剧中、民族历史的悲剧中、人类苦难挣扎的悲剧中,他那样清楚、敏感,还怎么活呢?怎么担当得起呢?他只能采用喜剧的立场,回避一些沉重的东西,以求保护自己。《围城》作者就像一个神仙在天上高高看着城里城外的忙忙碌碌,很冷,很远,很无所谓。他取一个明白者对不明白者的嘲讽姿态,通过这样的嘲讽,作家实现一点创作过程中短暂的优越感,通过这点优越感获得自我解脱。80年代《围城》走红就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中国人摆脱那份承受不了的历史苦难。  王朔的作品实际上也是这样,读者很欢迎,但文学界对他很有保留,觉得他是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实际上是一个对苦难感受很充分的人,他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承受它,而只能用玩世不恭的姿态来面对,写出这种“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的作品很有价值。我刚才所举的那个跳水细节,在王朔的作品中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王朔看清了世界的晦暗不明,但小说人物不清楚,读者不清楚,在作者看来笔下人物和读者可能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鲁迅写阿Q一样,阿Q凡事都不明白,鲁迅却处处明白。我对王朔愿意持肯定态度,但我更喜欢的喜剧作家是刘震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家可能都看过—因为它被改编为电视剧,所以知道它的人比较多。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这个豆腐代表最日常最生活化的东西,他选择一个如此渺小的东西切入生活,展开他的小说。我们的生活不但像一地鸡毛这样卑微,也像豆腐这样琐碎,而且不是一块可以吃的小葱拌豆腐,而是馊豆腐,这意象给我们强烈的
  作家面对这样的无奈,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觉得反正世界就是这样,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生活本来就没有目的,历史也无所谓发展进步,追求意义不就是自找烦恼吗?只要承认世界是无意义的,放弃对意义的追求,你就可以按照日常生活所奉行的规则参与运行之中,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就可以在生活中成为强者。一个作家有了这样的想法,就会跟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跟生活中的悲剧拉开一定的距离,他会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生活,用冷酷的眼光看待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他们的创作也会轻松起来,好象举重若轻。因为他能够远距离地编排人间的日常生活,不动感情也不动灵魂地演绎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
  王朔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夏天,在一个特别闷热的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邀请主人公去游泳,于是他们就去了没有灯光的公园,直奔游泳池。打电话的朋友急切地爬上十米跳台跳水,他作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飞翔动作,一头扎进清凉柔和的水池里。注意背景是没有灯光的晚上,跳水的人以为下面是轻凉柔和的水,结果摔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生命就在这个晦暗不明的世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个情节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生活告诉你下面是非常冷静甚至冷漠的东西,你却带着一个热切的愿望去冲撞,结果只能在冲撞中毁灭自己。像王朔这样的喜剧作家,写人物的死是不会动情的。王朔让文学人物处于晦暗有明之中,文学人物本身不知道世界的晦暗不明,但王朔知道。王朔的作品不仅因为绝望而冷峻,而且因为嘲讽而刻毒,但是他却用嘻皮笑脸和玩世不恭包裹这些冷峻和刻毒。这是因为王朔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和虚无,放弃了对意义的追寻,居高临下地表现人物在晦暗不明中的受苦受难,生老病死。刘震云笔下的曹操、袁绍比那位黑暗中跳水的死难者“智慧”的多,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生活的强者、历史的强者。机关干部小林则是逐步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的,所以他放弃意义追寻和精神追求有个漫长的过程。一旦他放弃了精神追求,他就能够成为生活的强者。刘震云成功地展现了小林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的转变过程。与其在晦暗的生活中悲悲切切,不如在晦暗不明之中主动地攫取一些权力和利益,攫取就是对晦暗不明的嘲弄和反抗。我把这种喜剧人物的精神状态称为“喜剧状态”。精心摹写和刻画喜剧人物的作家就是喜剧作家。这类作家往往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对世界不抱更多期望,对自己也不抱更多期望。他们主要是以嘲弄的姿态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不满。嘲弄者总是怀着一定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自以为跟自己的人物和自己的作品距离遥远,甚至可能觉得自己生活在生活之外。
  作家的另一种选择与“喜剧状态”判然有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悲剧作家”和“悲剧状态”。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但却不是对世界、对人类绝望,也不对自我生命放弃,他们要拯救这没有希望的世界和没有希望的人类,而且通过拯救的实践赋予自身生命意义。比如耶稣、释迦牟尼,再如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知道,人间一片黑暗,人类精神也在黑暗中挣扎。可是他不是嘲弄人类、蔑视人类,而是怀着拯救人类的大爱,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类的悲惨命运。喜剧人物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看透生活的智慧,充满了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骄傲,可是在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上,普罗米修斯比所有喜剧人物都更加透彻更加有智慧。所不同的是,面对人类的黑暗他坚决不认可,他内心认为人类应该是光明的,世界应该是光明的,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光明的,于是他朝“应该”的方面走,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坚定不移地向设定的“应该”走。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命运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但也正是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作为悲剧英雄的辉光从存在的黑暗中立即突显出来。这样的选择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往往是跟整个世界不一致的,他们的选择使得他们不得不成为跟世界搏斗的人。这样的文学人物和历史人物我认为就是悲剧形象,用这种精神来写作的人是“悲剧作家”,用这种精神写出来的作品就属于“悲剧作品”。冲击。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馊豆腐。他还有一篇小说《官人》,写中央机关一个什么局,他从“二楼的厕所堵了”写起,写到厕所就够叫人反感的了,而且是堵了的厕所,这意味着粪便和蛆虫。他从这样一个意象切入,摹写中央机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好象不这样写就无从表达他对肮脏丑陋生活的痛切感受。他还有一篇小说《新闻》,写一群新闻记者组团下去采访,这个采访是要向地方政府收报酬的,可以说是新闻腐败的一部分。小说的开头,一群记者一边吃着大鱼大肉,一边商量着在厕所前汇合。这第一句话的意象又是厕所。刘震云特爱写厕所。在厕所前怎么汇合呢?厕所也够大的,女的说男厕所门前她们不尴不尬,不去;男的说女厕所门前他们不尴不尬,不去,最终决定在男女厕所中间汇合。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不男不女。在现代汉语中,按照“不男不女”这造词规则能造出很多词语,如“不三不四、不人不鬼、不驴不马、不伦不类”等等一大溜,刘震云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一群不三不四的记者,在一个不男不女的厕所前汇合,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去作不伦不类的新闻报道,结果会出什么样的不人不鬼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喜剧作家的笔法,进行非常过度的夸张。刘震云的这种夸张让你觉得很真实,关于豆腐、厕所的夸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表达他对这种日常生活及晦暗不明的人类存在的痛切。只有这样写他才能获得最好的发泄。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用极度的夸张去嘲讽,却让你在笑中体会生活的艰辛。这种手法是非常聪明机智的,也使得读者非常容易接受。像王朔、刘震云,还有王小波都是这类作家。  王小波是一个特有智慧特有品味的人。他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他很清楚那一段沉重的岁月。他只能采用变形的、喜剧的手法拉开距离,来审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荒谬。我认为这三个人是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一批作家中的几个,而且我认为这三个人代表的喜剧成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达到了的高峰。  中国喜剧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国强调了几千年的集体主义(它在每个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和名义出现),给个人留下的空间太小。所以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个人不能从社会(以及其它各种集体)得到应有的权利,势必要用各种方式暗中保护或者夺取自己的权利。这是中国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赖以产生的文化基因之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中国文学几乎用了全部努力关注着外部世界的状况,和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强烈制约着所有个人的神经兴奋点和思维侧重点。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人心理生活的展现,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国民心态的这一特征。《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等著名文学作品,都是这种写法。历史著作诸如《史记》、《战国策》、《汉书》等等,更是这种写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种文学传统依然是主流。《狂人日记》、《阿Q正传》、《家》、《倪焕之》、《骆驼祥子》、《围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黄金时代》、《橡皮人》等等,都是展示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的作品。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紧张关系,常常延伸为或者体现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紧张。人与人的欺骗、算计、倾轧、争斗与残杀成为中国作家着力最多的文学叙事,同时也是受众最为津津乐道的感情滋养。至于像《罪与罚》、《复活》那样表现个人内心冲突的作品,像《神曲》、《卡拉玛佐夫兄弟》、《浮士德》、《变形记》那样致力于哲学和神学思考的文学作品,中国基本上没有,连寻找一点这样的气息和踪影,也不是太容易。  一个民族仅仅只有喜剧文学的繁荣,这一定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民族。何况我们的喜剧文学本身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中国喜剧文学多的是戏谑、嘲弄与愤慨,少的是同情、宽容与悲悯。多的是冷漠的写作者,少的是温柔的描摹者。阅读这样的作品,读者多的是恶心和绝望,少的是哀怜与爱恋。这些缺点即使在鲁迅那里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喜剧文学的这些缺陷,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感残缺。  悲剧精神与伟大作家  为什么总是有人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我理解,人类历史有一个特点,它除了崇拜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之外,同时还崇拜创造和体现这些文化成果的人格精神。历史上那些公认的文化英雄,有些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文化成果,有的人根本不是,他可能只是接受了别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但他用自己的人格实践了他所接受的文化成果和信念,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信守的学说、主义作了人格的担挡。在我们心目中形象最为高大的人,常常不是那些创造文化成果的人,而是那些对形态单纯的信念和价值作人格承担的人。我们最尊敬的文化英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比如鲁迅,他的主要成果是喜剧,《阿Q正传》是他喜剧成就的顶峰。鲁迅通过一系列喜剧传达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人精神的绝望感。但在读者眼中,鲁迅跟其他喜剧作家有所不同,因为鲁迅在他的境遇中,他用自己人格担当了他对中国的深切绝望。他的绝望感终生都没有消失,甚至一刻也没有减轻过。可是他同样一刻也不放松地与这种绝望感搏战,一刻也不放松地为这些绝望的人群谋求新生的可能。从认知上已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必须从内心的愿望上看见世界的希望。在逻辑上已经无法论证光明的存在的时候,必须用灵魂的祈祷呼唤光明的出现。祈祷本身就是光明。鲁迅就是一个调动全部人格力量担当绝望并坚持努力到底的人。要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英雄,鲁迅毫无疑问名列第一,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  一般喜剧作家在看到了人类没有希望之后,往往掩藏自己的愿望,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像他们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主要面对外部世界,而较少面对内心世界。悲剧作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悲剧人物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可见悲剧人物是按照内在世界的要求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常常是在审问灵魂的痛苦中选择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的。所以,悲剧作品往往比喜剧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精神魅力。而喜剧作品则往往比悲剧作品具有更为明显的智慧色彩。一个精神后撤的人,他的智慧就会相应地迅猛发达。比如钱钟书,他其实是满怀热情的人,他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残破的世界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过上平和美好的日子。可是钱钟书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收敛起这样的精神愿望,像躲在纱帐后旁观世界的神仙,做纯粹的学问,隔着学问来打量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这种姿态就是“退后一步自然宽”的姿态。在险恶的历史境遇中,许多智者不得不采取这种后撤的方式应对时世,这些人常常能够收获学术的圆满,但是同时也留下精神的遗憾。  喜剧作家作为历史实践中的个人,无论后撤还是前行,都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他们有权利和理由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人类历史所给予他们的评价会因为他们的后撤而降低。人类愿意把担当人类全部黑暗的人推举到高贵显赫的地位上,耶稣、释迦牟尼、普罗米修斯、甘地等等,就成为了彪炳千秋的伟大形象。在作家谱系中,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拜伦、雨果、屈原、司马迁、杜甫等等,就成为了这样的伟大作家。中国人总说当代文学没有出现伟大作家,可能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用悲剧态度展示我们人类生活的晦暗不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晦暗不明,同时又用自己的人格绝不放弃地担当所有这些晦暗不明。我们读者其实是在呼唤既看清一切历史黑暗,又绝不放弃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祈祷的人,我们愿意给予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以最大的尊敬,称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为伟大人物。我们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其实就是在抱怨中国没有诞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呢?要绝对地说有还是无,太难,也没有意义。我们不如说一说怎样才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其实答案已含在上面的谈论之中。一个人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同时又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既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又始终抱着那么博大的爱,始终不放弃对于人类前途的努力,这样的作家就可能成为大作家。文学界有个说法,我觉得不无道理。相比较于已经得奖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得奖的作家中;相比较于出名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出名的作家中。据我个人所知,中国有些写作者,不在我们现在运行的文化界、文学界之中。他们跳出三界之外,可是他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想问题,努力写作文学作品。很多偏僻的角落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思想深刻却不被文学界所知,当然也没有被学界、文学界肮脏的东西污染,他们非常有潜力。他们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在某一时刻突然拿出一部大气磅礴的文学作品,又在另一时刻挺身而出,担当生活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这就是我们所呼唤的作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大作家,至少能够给我们这些期待者和抱怨者带来一些安慰。  为什么我们人类对于文化人有这样的期待,不但期待他们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还期待他们以伟大的人格担当一种我们自己所无力担当的东西?刚才我说作家心灵最弱是从比较中说的,实际上人类心灵在根本上都是很弱的,总是希望有人来给灵魂一个规范,一个依靠,赋予一种形,一种意。那些伟大人物一旦出现,我们的灵魂就有了依靠,有了避风港。人类必须由力量非凡的个体来担当民众所担当不起的那份痛苦和恐惧,所以民众给耶稣、释加牟尼那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担当整个人类的罪,但耶稣担当了,他为了拯救人类而生,为了拯救人类而死。人类一遇到灾难,遇到应付不了的困难,往往就祈祷,就烧香。祈祷和烧香都是与神沟通的方式,沟通的目的就是由神来担当困厄、恐惧与罪孽。我们常人担当不起,因为我们很卑微很脆弱,神能担当,因为神很伟大很坚强。人类在精神上就是这样软弱,他承受不起,就要寻找上帝,寻找圣人,寻找导师和统帅,包括寻找伟大作家。耶稣和释迦牟尼就这样诞生了,甘地和摩西就这样诞生了,托尔斯泰和鲁迅就这样诞生了。最近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习惯,遇到应付不了的事就读鲁迅。有一位文革中受迫害的画家说,他读懂鲁迅是在五七干校,只有感到自己沦落为奴隶,对前途和尊严完全绝望了,才能真正读懂鲁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希望不断有巨人为我们担当起那些我们担当不起的东西,希望有悲剧英雄把人类的黑暗和生命的虚无扛在身上,让我们喘一口气。我们总是把最高的地位献给了这样的悲剧作家,称这样的人为文化英雄。  当然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特别的作家,很难说他是喜剧形象还是悲剧形象,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塞万提斯和他的作品《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从美学风格、组织故事的方式、切入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作品。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的严重错位,在错位中演出无数的荒虐故事、滑稽故事。但是堂吉诃德又同时是一个最典型的悲剧人物,我们总是以嘲讽的口吻谈论说他,但我最尊敬的文学形象就是这个常常受到嘲弄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很荒唐、丑陋,他认为他应该用侠士精神拯救世界,推动人类进入更幸福的境遇之中。他确认自己的使命就是除暴安良,他在实践使命的过程,不断遇到挫折,老是狼狈不堪,但他到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使命,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承诺和担当。他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看见主人鞭打奴仆,就去解救奴仆,但他离开后主人鞭打奴仆更加暴虐。他的所为是完全无效的,但他是按照自己对于意义的设定、承诺去做的,他从来不放弃这无效的努力,这就是一个悲剧英雄。这部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最典型的喜剧作品,但在精神气质上,在人物对世界的态度上是悲剧作品。这部作品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人类从整体说,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心灵脆弱的人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十分清楚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无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和哲学家们常常向着宇宙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人类的心灵总被这些困惑所充斥。其实人类十分清楚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人类的尽头肯定是无,因而我们就是无。同时间、空间相比,人类多么渺小。人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在逐渐看清这一点。人类承受不了自己所看到的黑暗和虚无,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遮蔽这清清楚楚地呈现着的虚无。怎样遮蔽这清清楚楚的虚无呢,人类用的是宗教、是文化。人类竭尽智慧为我们的历史设定意义,以求把我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在很遥远的时候,人类对于自身和世
  悲剧作家不但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世界的黑暗,而且也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沉重的患难。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是没有效果的,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悲剧、喜剧、悲剧作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品、喜剧作品的理解。
  冲击。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馊豆腐。他还有一篇小说《官人》,写中央机关一个什么局,他从“二楼的厕所堵了”写起,写到厕所就够叫人反感的了,而且是堵了的厕所,这意味着粪便和蛆虫。他从这样一个意象切入,摹写中央机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好象不这样写就无从表达他对肮脏丑陋生活的痛切感受。他还有一篇小说《新闻》,写一群新闻记者组团下去采访,这个采访是要向地方政府收报酬的,可以说是新闻腐败的一部分。小说的开头,一群记者一边吃着大鱼大肉,一边商量着在厕所前汇合。这第一句话的意象又是厕所。刘震云特爱写厕所。在厕所前怎么汇合呢?厕所也够大的,女的说男厕所门前她们不尴不尬,不去;男的说女厕所门前他们不尴不尬,不去,最终决定在男女厕所中间汇合。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不男不女。在现代汉语中,按照“不男不女”这造词规则能造出很多词语,如“不三不四、不人不鬼、不驴不马、不伦不类”等等一大溜,刘震云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一群不三不四的记者,在一个不男不女的厕所前汇合,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去作不伦不类的新闻报道,结果会出什么样的不人不鬼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喜剧作家的笔法,进行非常过度的夸张。刘震云的这种夸张让你觉得很真实,关于豆腐、厕所的夸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表达他对这种日常生活及晦暗不明的人类存在的痛切。只有这样写他才能获得最好的发泄。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用极度的夸张去嘲讽,却让你在笑中体会生活的艰辛。这种手法是非常聪明机智的,也使得读者非常容易接受。像王朔、刘震云,还有王小波都是这类作家。  王小波是一个特有智慧特有品味的人。他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他很清楚那一段沉重的岁月。他只能采用变形的、喜剧的手法拉开距离,来审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荒谬。我认为这三个人是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一批作家中的几个,而且我认为这三个人代表的喜剧成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达到了的高峰。  中国喜剧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国强调了几千年的集体主义(它在每个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和名义出现),给个人留下的空间太小。所以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个人不能从社会(以及其它各种集体)得到应有的权利,势必要用各种方式暗中保护或者夺取自己的权利。这是中国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赖以产生的文化基因之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中国文学几乎用了全部努力关注着外部世界的状况,和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强烈制约着所有个人的神经兴奋点和思维侧重点。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人心理生活的展现,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国民心态的这一特征。《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等著名文学作品,都是这种写法。历史著作诸如《史记》、《战国策》、《汉书》等等,更是这种写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种文学传统依然是主流。《狂人日记》、《阿Q正传》、《家》、《倪焕之》、《骆驼祥子》、《围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黄金时代》、《橡皮人》等等,都是展示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的作品。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紧张关系,常常延伸为或者体现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紧张。人与人的欺骗、算计、倾轧、争斗与残杀成为中国作家着力最多的文学叙事,同时也是受众最为津津乐道的感情滋养。至于像《罪与罚》、《复活》那样表现个人内心冲突的作品,像《神曲》、《卡拉玛佐夫兄弟》、《浮士德》、《变形记》那样致力于哲学和神学思考的文学作品,中国基本上没有,连寻找一点这样的气息和踪影,也不是太容易。  一个民族仅仅只有喜剧文学的繁荣,这一定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民族。何况我们的喜剧文学本身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中国喜剧文学多的是戏谑、嘲弄与愤慨,少的是同情、宽容与悲悯。多的是冷漠的写作者,少的是温柔的描摹者。阅读这样的作品,读者多的是恶心和绝望,少的是哀怜与爱恋。这些缺点即使在鲁迅那里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喜剧文学的这些缺陷,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感残缺。  悲剧精神与伟大作家  为什么总是有人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我理解,人类历史有一个特点,它除了崇拜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之外,同时还崇拜创造和体现这些文化成果的人格精神。历史上那些公认的文化英雄,有些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文化成果,有的人根本不是,他可能只是接受了别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但他用自己的人格实践了他所接受的文化成果和信念,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信守的学说、主义作了人格的担挡。在我们心目中形象最为高大的人,常常不是那些创造文化成果的人,而是那些对形态单纯的信念和价值作人格承担的人。我们最尊敬的文化英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比如鲁迅,他的主要成果是喜剧,《阿Q正传》是他喜剧成就的顶峰。鲁迅通过一系列喜剧传达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人精神的绝望感。但在读者眼中,鲁迅跟其他喜剧作家有所不同,因为鲁迅在他的境遇中,他用自己人格担当了他对中国的深切绝望。他的绝望感终生都没有消失,甚至一刻也没有减轻过。可是他同样一刻也不放松地与这种绝望感搏战,一刻也不放松地为这些绝望的人群谋求新生的可能。从认知上已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必须从内心的愿望上看见世界的希望。在逻辑上已经无法论证光明的存在的时候,必须用灵魂的祈祷呼唤光明的出现。祈祷本身就是光明。鲁迅就是一个调动全部人格力量担当绝望并坚持努力到底的人。要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英雄,鲁迅毫无疑问名列第一,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  一般喜剧作家在看到了人类没有希望之后,往往掩藏自己的愿望,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像他们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主要面对外部世界,而较少面对内心世界。悲剧作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悲剧人物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可见悲剧人物是按照内在世界的要求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常常是在审问灵魂的痛苦中选择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的。所以,悲剧作品往往比喜剧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精神魅力。而喜剧作品则往往比悲剧作品具有更为明显的智慧色彩。一个精神后撤的人,他的智慧就会相应地迅猛发达。比如钱钟书,他其实是满怀热情的人,他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残破的世界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过上平和美好的日子。可是钱钟书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收敛起这样的精神愿望,像躲在纱帐后旁观世界的神仙,做纯粹的学问,隔着学问来打量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这种姿态就是“退后一步自然宽”的姿态。在险恶的历史境遇中,许多智者不得不采取这种后撤的方式应对时世,这些人常常能够收获学术的圆满,但是同时也留下精神的遗憾。  喜剧作家作为历史实践中的个人,无论后撤还是前行,都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他们有权利和理由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人类历史所给予他们的评价会因为他们的后撤而降低。人类愿意把担当人类全部黑暗的人推举到高贵显赫的地位上,耶稣、释迦牟尼、普罗米修斯、甘地等等,就成为了彪炳千秋的伟大形象。在作家谱系中,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拜伦、雨果、屈原、司马迁、杜甫等等,就成为了这样的伟大作家。中国人总说当代文学没有出现伟大作家,可能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用悲剧态度展示我们人类生活的晦暗不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晦暗不明,同时又用自己的人格绝不放弃地担当所有这些晦暗不明。我们读者其实是在呼唤既看清一切历史黑暗,又绝不放弃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祈祷的人,我们愿意给予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以最大的尊敬,称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为伟大人物。我们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其实就是在抱怨中国没有诞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呢?要绝对地说有还是无,太难,也没有意义。我们不如说一说怎样才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其实答案已含在上面的谈论之中。一个人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同时又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既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又始终抱着那么博大的爱,始终不放弃对于人类前途的努力,这样的作家就可能成为大作家。文学界有个说法,我觉得不无道理。相比较于已经得奖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得奖的作家中;相比较于出名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出名的作家中。据我个人所知,中国有些写作者,不在我们现在运行的文化界、文学界之中。他们跳出三界之外,可是他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想问题,努力写作文学作品。很多偏僻的角落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思想深刻却不被文学界所知,当然也没有被学界、文学界肮脏的东西污染,他们非常有潜力。他们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在某一时刻突然拿出一部大气磅礴的文学作品,又在另一时刻挺身而出,担当生活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这就是我们所呼唤的作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大作家,至少能够给我们这些期待者和抱怨者带来一些安慰。  为什么我们人类对于文化人有这样的期待,不但期待他们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还期待他们以伟大的人格担当一种我们自己所无力担当的东西?刚才我说作家心灵最弱是从比较中说的,实际上人类心灵在根本上都是很弱的,总是希望有人来给灵魂一个规范,一个依靠,赋予一种形,一种意。那些伟大人物一旦出现,我们的灵魂就有了依靠,有了避风港。人类必须由力量非凡的个体来担当民众所担当不起的那份痛苦和恐惧,所以民众给耶稣、释加牟尼那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担当整个人类的罪,但耶稣担当了,他为了拯救人类而生,为了拯救人类而死。人类一遇到灾难,遇到应付不了的困难,往往就祈祷,就烧香。祈祷和烧香都是与神沟通的方式,沟通的目的就是由神来担当困厄、恐惧与罪孽。我们常人担当不起,因为我们很卑微很脆弱,神能担当,因为神很伟大很坚强。人类在精神上就是这样软弱,他承受不起,就要寻找上帝,寻找圣人,寻找导师和统帅,包括寻找伟大作家。耶稣和释迦牟尼就这样诞生了,甘地和摩西就这样诞生了,托尔斯泰和鲁迅就这样诞生了。最近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习惯,遇到应付不了的事就读鲁迅。有一位文革中受迫害的画家说,他读懂鲁迅是在五七干校,只有感到自己沦落为奴隶,对前途和尊严完全绝望了,才能真正读懂鲁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希望不断有巨人为我们担当起那些我们担当不起的东西,希望有悲剧英雄把人类的黑暗和生命的虚无扛在身上,让我们喘一口气。我们总是把最高的地位献给了这样的悲剧作家,称这样的人为文化英雄。  当然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特别的作家,很难说他是喜剧形象还是悲剧形象,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塞万提斯和他的作品《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从美学风格、组织故事的方式、切入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作品。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的严重错位,在错位中演出无数的荒虐故事、滑稽故事。但是堂吉诃德又同时是一个最典型的悲剧人物,我们总是以嘲讽的口吻谈论说他,但我最尊敬的文学形象就是这个常常受到嘲弄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很荒唐、丑陋,他认为他应该用侠士精神拯救世界,推动人类进入更幸福的境遇之中。他确认自己的使命就是除暴安良,他在实践使命的过程,不断遇到挫折,老是狼狈不堪,但他到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使命,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承诺和担当。他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看见主人鞭打奴仆,就去解救奴仆,但他离开后主人鞭打奴仆更加暴虐。他的所为是完全无效的,但他是按照自己对于意义的设定、承诺去做的,他从来不放弃这无效的努力,这就是一个悲剧英雄。这部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最典型的喜剧作品,但在精神气质上,在人物对世界的态度上是悲剧作品。这部作品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人类从整体说,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心灵脆弱的人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十分清楚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无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和哲学家们常常向着宇宙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人类的心灵总被这些困惑所充斥。其实人类十分清楚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人类的尽头肯定是无,因而我们就是无。同时间、空间相比,人类多么渺小。人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在逐渐看清这一点。人类承受不了自己所看到的黑暗和虚无,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遮蔽这清清楚楚地呈现着的虚无。怎样遮蔽这清清楚楚的虚无呢,人类用的是宗教、是文化。人类竭尽智慧为我们的历史设定意义,以求把我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在很遥远的时候,人类对于自身和世
  王朔、刘震云、王小波与喜剧文学的繁荣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繁荣,既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悲剧作品,也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喜剧作品,这二者合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这两种作家合起来构成作家的整体阵营。
  但是按照我对问题的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多的是喜剧作家,少的是悲剧作家。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受过很多挫折,精神上受过很多伤害,中国作家却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担当他所看到的这份历史的艰难、民族的厄运,以及精神的伤害,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从苦难中跳出来,冷眼旁观,看芸芸众生在冷漠世界的生老病死。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是持这样一种心态。最近二十年来,中国读者的文学趣味也是关注这一类文学作品,比如80年代钱钟书火到那个程度,大家都要读《围城》,不管懂不懂,先喜欢再说。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王朔深受读者喜欢也就是这个原因。读者读他们的作品,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也能拉开距离,有轻松感、距离感,这样避免了受到伤害。喜剧作家采用喜剧方式写作,首先是自我保护的需要,然后也起到了保护读者不受伤害的作用。像钱钟书这样的大明白人,他如果陷在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悲剧中、民族历史的悲剧中、人类苦难挣扎的悲剧中,他那样清楚、敏感,还怎么活呢?怎么担当得起呢?他只能采用喜剧的立场,回避一些沉重的东西,以求保护自己。《围城》作者就像一个神仙在天上高高看着城里城外的忙忙碌碌,很冷,很远,很无所谓。他取一个明白者对不明白者的嘲讽姿态,通过这样的嘲讽,作家实现一点创作过程中短暂的优越感,通过这点优越感获得自我解脱。80年代《围城》走红就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中国人摆脱那份承受不了的历史苦难。冲击。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馊豆腐。他还有一篇小说《官人》,写中央机关一个什么局,他从“二楼的厕所堵了”写起,写到厕所就够叫人反感的了,而且是堵了的厕所,这意味着粪便和蛆虫。他从这样一个意象切入,摹写中央机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好象不这样写就无从表达他对肮脏丑陋生活的痛切感受。他还有一篇小说《新闻》,写一群新闻记者组团下去采访,这个采访是要向地方政府收报酬的,可以说是新闻腐败的一部分。小说的开头,一群记者一边吃着大鱼大肉,一边商量着在厕所前汇合。这第一句话的意象又是厕所。刘震云特爱写厕所。在厕所前怎么汇合呢?厕所也够大的,女的说男厕所门前她们不尴不尬,不去;男的说女厕所门前他们不尴不尬,不去,最终决定在男女厕所中间汇合。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不男不女。在现代汉语中,按照“不男不女”这造词规则能造出很多词语,如“不三不四、不人不鬼、不驴不马、不伦不类”等等一大溜,刘震云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一群不三不四的记者,在一个不男不女的厕所前汇合,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去作不伦不类的新闻报道,结果会出什么样的不人不鬼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喜剧作家的笔法,进行非常过度的夸张。刘震云的这种夸张让你觉得很真实,关于豆腐、厕所的夸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表达他对这种日常生活及晦暗不明的人类存在的痛切。只有这样写他才能获得最好的发泄。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用极度的夸张去嘲讽,却让你在笑中体会生活的艰辛。这种手法是非常聪明机智的,也使得读者非常容易接受。像王朔、刘震云,还有王小波都是这类作家。  王小波是一个特有智慧特有品味的人。他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他很清楚那一段沉重的岁月。他只能采用变形的、喜剧的手法拉开距离,来审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荒谬。我认为这三个人是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一批作家中的几个,而且我认为这三个人代表的喜剧成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达到了的高峰。  中国喜剧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国强调了几千年的集体主义(它在每个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和名义出现),给个人留下的空间太小。所以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个人不能从社会(以及其它各种集体)得到应有的权利,势必要用各种方式暗中保护或者夺取自己的权利。这是中国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赖以产生的文化基因之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中国文学几乎用了全部努力关注着外部世界的状况,和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强烈制约着所有个人的神经兴奋点和思维侧重点。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人心理生活的展现,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国民心态的这一特征。《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等著名文学作品,都是这种写法。历史著作诸如《史记》、《战国策》、《汉书》等等,更是这种写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种文学传统依然是主流。《狂人日记》、《阿Q正传》、《家》、《倪焕之》、《骆驼祥子》、《围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黄金时代》、《橡皮人》等等,都是展示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的作品。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紧张关系,常常延伸为或者体现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紧张。人与人的欺骗、算计、倾轧、争斗与残杀成为中国作家着力最多的文学叙事,同时也是受众最为津津乐道的感情滋养。至于像《罪与罚》、《复活》那样表现个人内心冲突的作品,像《神曲》、《卡拉玛佐夫兄弟》、《浮士德》、《变形记》那样致力于哲学和神学思考的文学作品,中国基本上没有,连寻找一点这样的气息和踪影,也不是太容易。  一个民族仅仅只有喜剧文学的繁荣,这一定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民族。何况我们的喜剧文学本身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中国喜剧文学多的是戏谑、嘲弄与愤慨,少的是同情、宽容与悲悯。多的是冷漠的写作者,少的是温柔的描摹者。阅读这样的作品,读者多的是恶心和绝望,少的是哀怜与爱恋。这些缺点即使在鲁迅那里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喜剧文学的这些缺陷,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感残缺。  悲剧精神与伟大作家  为什么总是有人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我理解,人类历史有一个特点,它除了崇拜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之外,同时还崇拜创造和体现这些文化成果的人格精神。历史上那些公认的文化英雄,有些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文化成果,有的人根本不是,他可能只是接受了别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但他用自己的人格实践了他所接受的文化成果和信念,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信守的学说、主义作了人格的担挡。在我们心目中形象最为高大的人,常常不是那些创造文化成果的人,而是那些对形态单纯的信念和价值作人格承担的人。我们最尊敬的文化英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比如鲁迅,他的主要成果是喜剧,《阿Q正传》是他喜剧成就的顶峰。鲁迅通过一系列喜剧传达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人精神的绝望感。但在读者眼中,鲁迅跟其他喜剧作家有所不同,因为鲁迅在他的境遇中,他用自己人格担当了他对中国的深切绝望。他的绝望感终生都没有消失,甚至一刻也没有减轻过。可是他同样一刻也不放松地与这种绝望感搏战,一刻也不放松地为这些绝望的人群谋求新生的可能。从认知上已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必须从内心的愿望上看见世界的希望。在逻辑上已经无法论证光明的存在的时候,必须用灵魂的祈祷呼唤光明的出现。祈祷本身就是光明。鲁迅就是一个调动全部人格力量担当绝望并坚持努力到底的人。要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英雄,鲁迅毫无疑问名列第一,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  一般喜剧作家在看到了人类没有希望之后,往往掩藏自己的愿望,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像他们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主要面对外部世界,而较少面对内心世界。悲剧作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悲剧人物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可见悲剧人物是按照内在世界的要求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常常是在审问灵魂的痛苦中选择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的。所以,悲剧作品往往比喜剧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精神魅力。而喜剧作品则往往比悲剧作品具有更为明显的智慧色彩。一个精神后撤的人,他的智慧就会相应地迅猛发达。比如钱钟书,他其实是满怀热情的人,他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残破的世界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过上平和美好的日子。可是钱钟书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收敛起这样的精神愿望,像躲在纱帐后旁观世界的神仙,做纯粹的学问,隔着学问来打量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这种姿态就是“退后一步自然宽”的姿态。在险恶的历史境遇中,许多智者不得不采取这种后撤的方式应对时世,这些人常常能够收获学术的圆满,但是同时也留下精神的遗憾。  喜剧作家作为历史实践中的个人,无论后撤还是前行,都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他们有权利和理由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人类历史所给予他们的评价会因为他们的后撤而降低。人类愿意把担当人类全部黑暗的人推举到高贵显赫的地位上,耶稣、释迦牟尼、普罗米修斯、甘地等等,就成为了彪炳千秋的伟大形象。在作家谱系中,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拜伦、雨果、屈原、司马迁、杜甫等等,就成为了这样的伟大作家。中国人总说当代文学没有出现伟大作家,可能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用悲剧态度展示我们人类生活的晦暗不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晦暗不明,同时又用自己的人格绝不放弃地担当所有这些晦暗不明。我们读者其实是在呼唤既看清一切历史黑暗,又绝不放弃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祈祷的人,我们愿意给予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以最大的尊敬,称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为伟大人物。我们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其实就是在抱怨中国没有诞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呢?要绝对地说有还是无,太难,也没有意义。我们不如说一说怎样才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其实答案已含在上面的谈论之中。一个人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同时又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既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又始终抱着那么博大的爱,始终不放弃对于人类前途的努力,这样的作家就可能成为大作家。文学界有个说法,我觉得不无道理。相比较于已经得奖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得奖的作家中;相比较于出名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出名的作家中。据我个人所知,中国有些写作者,不在我们现在运行的文化界、文学界之中。他们跳出三界之外,可是他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想问题,努力写作文学作品。很多偏僻的角落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思想深刻却不被文学界所知,当然也没有被学界、文学界肮脏的东西污染,他们非常有潜力。他们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在某一时刻突然拿出一部大气磅礴的文学作品,又在另一时刻挺身而出,担当生活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这就是我们所呼唤的作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大作家,至少能够给我们这些期待者和抱怨者带来一些安慰。  为什么我们人类对于文化人有这样的期待,不但期待他们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还期待他们以伟大的人格担当一种我们自己所无力担当的东西?刚才我说作家心灵最弱是从比较中说的,实际上人类心灵在根本上都是很弱的,总是希望有人来给灵魂一个规范,一个依靠,赋予一种形,一种意。那些伟大人物一旦出现,我们的灵魂就有了依靠,有了避风港。人类必须由力量非凡的个体来担当民众所担当不起的那份痛苦和恐惧,所以民众给耶稣、释加牟尼那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担当整个人类的罪,但耶稣担当了,他为了拯救人类而生,为了拯救人类而死。人类一遇到灾难,遇到应付不了的困难,往往就祈祷,就烧香。祈祷和烧香都是与神沟通的方式,沟通的目的就是由神来担当困厄、恐惧与罪孽。我们常人担当不起,因为我们很卑微很脆弱,神能担当,因为神很伟大很坚强。人类在精神上就是这样软弱,他承受不起,就要寻找上帝,寻找圣人,寻找导师和统帅,包括寻找伟大作家。耶稣和释迦牟尼就这样诞生了,甘地和摩西就这样诞生了,托尔斯泰和鲁迅就这样诞生了。最近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习惯,遇到应付不了的事就读鲁迅。有一位文革中受迫害的画家说,他读懂鲁迅是在五七干校,只有感到自己沦落为奴隶,对前途和尊严完全绝望了,才能真正读懂鲁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希望不断有巨人为我们担当起那些我们担当不起的东西,希望有悲剧英雄把人类的黑暗和生命的虚无扛在身上,让我们喘一口气。我们总是把最高的地位献给了这样的悲剧作家,称这样的人为文化英雄。  当然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特别的作家,很难说他是喜剧形象还是悲剧形象,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塞万提斯和他的作品《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从美学风格、组织故事的方式、切入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作品。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的严重错位,在错位中演出无数的荒虐故事、滑稽故事。但是堂吉诃德又同时是一个最典型的悲剧人物,我们总是以嘲讽的口吻谈论说他,但我最尊敬的文学形象就是这个常常受到嘲弄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很荒唐、丑陋,他认为他应该用侠士精神拯救世界,推动人类进入更幸福的境遇之中。他确认自己的使命就是除暴安良,他在实践使命的过程,不断遇到挫折,老是狼狈不堪,但他到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使命,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承诺和担当。他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看见主人鞭打奴仆,就去解救奴仆,但他离开后主人鞭打奴仆更加暴虐。他的所为是完全无效的,但他是按照自己对于意义的设定、承诺去做的,他从来不放弃这无效的努力,这就是一个悲剧英雄。这部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最典型的喜剧作品,但在精神气质上,在人物对世界的态度上是悲剧作品。这部作品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人类从整体说,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心灵脆弱的人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十分清楚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无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和哲学家们常常向着宇宙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人类的心灵总被这些困惑所充斥。其实人类十分清楚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人类的尽头肯定是无,因而我们就是无。同时间、空间相比,人类多么渺小。人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在逐渐看清这一点。人类承受不了自己所看到的黑暗和虚无,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遮蔽这清清楚楚地呈现着的虚无。怎样遮蔽这清清楚楚的虚无呢,人类用的是宗教、是文化。人类竭尽智慧为我们的历史设定意义,以求把我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在很遥远的时候,人类对于自身和世
  王朔的作品实际上也是这样,读者很欢迎,但文学界对他很有保留,觉得他是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实际上是一个对苦难感受很充分的人,他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承受它,而只能用玩世不恭的姿态来面对,写出这种“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的作品很有价值。我刚才所举的那个跳水细节,在王朔的作品中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王朔看清了世界的晦暗不明,但小说人物不清楚,读者不清楚,在作者看来笔下人物和读者可能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鲁迅写阿Q一样,阿Q凡事都不明白,鲁迅却处处明白。
   我对王朔愿意持肯定态度,但我更喜欢的喜剧作家是刘震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家可能都看过—因为它被改编为电视剧,所以知道它的人比较多。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这个豆腐代表最日常最生活化的东西,他选择一个如此渺小的东西切入生活,展开他的小说。我们的生活不但像一地鸡毛这样卑微,也像豆腐这样琐碎,而且不是一块可以吃的小葱拌豆腐,而是馊豆腐,这意象给我们强烈的冲击。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馊豆腐。他还有一篇小说《官人》,写中央机关一个什么局,他从“二楼的厕所堵了”写起,写到厕所就够叫人反感的了,而且是堵了的厕所,这意味着粪便和蛆虫。他从这样一个意象切入,摹写中央机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好象不这样写就无从表达他对肮脏丑陋生活的痛切感受。他还有一篇小说《新闻》,写一群新闻记者组团下去采访,这个采访是要向地方政府收报酬的,可以说是新闻腐败的一部分。小说的开头,一群记者一边吃着大鱼大肉,一边商量着在厕所前汇合。这第一句话的意象又是厕所。刘震云特爱写厕所。在厕所前怎么汇合呢?厕所也够大的,女的说男厕所门前她们不尴不尬,不去;男的说女厕所门前他们不尴不尬,不去,最终决定在男女厕所中间汇合。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不男不女。在现代汉语中,按照“不男不女”这造词规则能造出很多词语,如“不三不四、不人不鬼、不驴不马、不伦不类”等等一大溜,刘震云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一群不三不四的记者,在一个不男不女的厕所前汇合,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去作不伦不类的新闻报道,结果会出什么样的不人不鬼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喜剧作家的笔法,进行非常过度的夸张。刘震云的这种夸张让你觉得很真实,关于豆腐、厕所的夸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表达他对这种日常生活及晦暗不明的人类存在的痛切。只有这样写他才能获得最好的发泄。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用极度的夸张去嘲讽,却让你在笑中体会生活的艰辛。这种手法是非常聪明机智的,也使得读者非常容易接受。像王朔、刘震云,还有王小波都是这类作家。
  王小波是一个特有智慧特有品味的人。他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他很清楚那一段沉重的岁月。他只能采用变形的、喜剧的手法拉开距离,来审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荒谬。我认为这三个人是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一批作家中的几个,而且我认为这三个人代表的喜剧成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达到了的高峰。界的意义作了许多设定,这些设定根据当时对社会对人类的理解,结合了社会中具体的人文内涵。每个时代的设定到下一个时代都可能无效,但人类没有放弃,而是在每一个礼崩乐坏、信念倾覆的关口,锲而不舍地为世界重新设定意义。人类就在自己设定的意义中前进。这种过程很像我所说的悲剧的过程。比如关于和平价值的设定,人类一面设定和平,一面很清楚地知道和平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人类建构的意义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不完整、人性本身的不完整的挽救和超越。所以,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与更新的历史,这部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悲剧精神非常薄弱,悲剧作家非常少。尽管广大读者一代一代地倾倒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喜剧作品,可是大家对百年中国文学依然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简单地说是对大作家的期待,其实恰好体现了读者对于悲剧精神的渴望和呼唤。  对话问:刘震云《故乡乡土流传》究竟力图表现什么,文中的“我”又代表哪一类?答: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有才气但不一定有风格。但有少数作家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有整体性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展开写作。刘震云很早就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他先是写机关小说,写日常生活卑微,晦暗,没有意义;之后写历史小说,因为机关小说只能表达现在,不能表达他对人类整体生活的理解。于是写了《故乡乡土流传》,从汉朝末写到当代。主人公都是从汉末延续下来的,写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杀戮。刘震云想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暴力、没有意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作家接受的是历史教育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教育所加给他们的假象有强烈的破译冲动和言说冲动。刘震云就用历史小说把这种历史的无意义告诉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喜剧作家下笔都是非常狠毒的,比如刘震云在《新兵连》中用连长半夜在厕所中的一句话来否定光彩照人的将军形象。他要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幼儿园儿歌所唱的那么美好,而人类无论怎样自我改造、自我建构,都没法让我们进入完全互相尊重的、互相成全对方的美好状态。这是我所知道的《故乡乡土流传》,也是我理解的刘震云的文学世界。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苦难。问:你怎样看个体意识?中国人智商很高,而中国却落后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但却没有对中国发展起多大作用,很可悲,你怎样看?答:谢有顺说,怯懦在折磨我们。我觉得知识分子犬儒气息太重,过于现实,过于世俗。儒家思想要求我们在特定的社区、伦理结构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好自己的功能。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社会不承认他,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实现的全部可能性都在儒家所设定的伦理结构中。要想被权力结构和伦理结构承认,就不得不低头,这样才能与社会、家庭达成和谐,才能生存。我们为了达成和谐、为了生存牺牲得太多,其中就包括个体意识。问:你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当务之急是什么?答: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靠,缺乏独立性。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关键在于他们过分需求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就会陷于深重的焦虑之中,而没有别的更高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依靠。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此。最当务之急当然就是去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的精神依靠,这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很遥远、很艰巨的事情。目前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寻找能帮助我们建立精神独立性的东西,比如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市场上,认为文化市场和文学市场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国家体制的控制,仰仗市场谋求生存,从而增加独立意识。这也只是诸多看法中的一种。这方面每个人有各自的看法。问:或许人类整体上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每位个体来说是否也是没有意义的?答:我刚才说人类在整体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知道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类自有了文明以来,一分钟也没有放弃对于意义的寻找和建构。而每个个体也应该不断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到价值依据,寻找到意义,努力去建构。问:您的《自由歌谣》中充满全身心的呼喊和唤醒人们的强烈感情,由此看你是不愿被世俗尘土玷污的真诚的人,那面对这昏黄世界,你选择做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我们大学生应选择怎样的生存状态?答:我的个人趣味喜欢读悲剧作品,我以前很想作小说家,想写悲剧作品,后来觉得很难,所以我现在对自己没有太高的期望,能做到怎样就怎样。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有一点决不放弃的精神为好,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应该内心有光。问:您谈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归属的问题,也就是对人生的态度。王小波说:“人文事业这条路是两条竹篱笆之间,在上面开满紫色的牵牛花,每朵花上落着一只蓝蜻蜓。”对这种人生态度你怎样看?答:我想个人怎样理解世界、理解人类,都有其独特性。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王小波作为作家,他对生活很敏感,他的情感方式和灵魂生活方式都是很个性化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大家很难一致,也不必一致。问:我想听您讲一下对刘小枫关于耶稣观点的见解?  答:最近二十年中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多半在文革中受过磨难,文革后他们进入研究领域,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刘小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文化界缺乏关于灵魂皈依、灵魂拯救的问题关注,而刘小枫是最集中地向中国学术界输入这种学说的学者,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来阐述宗教问题,为知识界做了很大贡献。,我本人就是他的著作的受惠者,我希望他的学术努力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他有特殊条件进入观照灵魂的状态,他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命运对他不公,这就促使他不像大家一样庸常,能够更深刻地思考生存问题、灵魂问题。他个人的精神痛苦促使他发现人类的精神痛苦,他渴望以一种超验的东西、彼岸的东西来照亮人类,支持人类。我常常被他的言说所打动。  (根据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中国喜剧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国强调了几千年的集体主义(它在每个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和名义出现),给个人留下的空间太小。所以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个人不能从社会(以及其它各种集体)得到应有的权利,势必要用各种方式暗中保护或者夺取自己的权利。这是中国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赖以产生的文化基因之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中国文学几乎用了全部努力关注着外部世界的状况,和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强烈制约着所有个人的神经兴奋点和思维侧重点。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人心理生活的展现,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国民心态的这一特征。《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等著名文学作品,都是这种写法。历史著作诸如《史记》、《战国策》、《汉书》等等,更是这种写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种文学传统依然是主流。《狂人日记》、《阿Q正传》、《家》、《倪焕之》、《骆驼祥子》、《围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黄金时代》、《橡皮人》等等,都是展示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的作品。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紧张关系,常常延伸为或者体现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紧张。人与人的欺骗、算计、倾轧、争斗与残杀成为中国作家着力最多的文学叙事,同时也是受众最为津津乐道的感情滋养。至于像《罪与罚》、《复活》那样表现个人内心冲突的作品,像《神曲》、《卡拉玛佐夫兄弟》、《浮士德》、《变形记》那样致力于哲学和神学思考的文学作品,中国基本上没有,连寻找一点这样的气息和踪影,也不是太容易。
  一个民族仅仅只有喜剧文学的繁荣,这一定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民族。何况我们的喜剧文学本身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中国喜剧文学多的是戏谑、嘲弄与愤慨,少的是同情、宽容与悲悯。多的是冷漠的写作者,少的是温柔的描摹者。阅读这样的作品,读者多的是恶心和绝望,少的是哀怜与爱恋。这些缺点即使在鲁迅那里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喜剧文学的这些缺陷,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感残缺。
  王朔刘震云王小波的喜剧风格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摩 罗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熟悉的几位当代作家,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最近二十年进展比较好,但出现一个突出的情况,就是几乎所有学者在做过充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都要摇摇头下一个结论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令人失望。其中很多学者最后都转向了,不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了,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转移到历史、哲学、文化等等别的领域去了。  我想这些人的判断总归有他们自己的充分根据。好像不少读者也有这样的看法。有一回我在自己任课的班上搞随堂调查,问大家现在读什么书。尽管我给他们讲的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是同学们报出来的几乎都是西方文学作品,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很少。他们的说法是中国文学作品没嚼头,不愿读。我问1949年后的中国作品都读过什么,有学生说这个阶段的作品简直不忍卒读。这就说明不论读者还是研究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缺乏尊重,认为它质量和价值都很可疑。我自己也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  中国人讲文学时,总是强调文学跟生活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没有写头呢?有人说“江山不幸诗人幸”,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大的波折,大的苦难,正是诗人写出好诗的时候,因为在这种生活中诗人会比在平庸生活中感受到的更多。从这角度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应该出好作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称之为近代史的这将近两百年间,中国人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没有产生配得上这种苦难生活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几年常常有人谈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作家,没有伟大作品,人们纷纷为此找原因。大家找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应该允许各种看法并存。我今天晚上就从这里入题,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谈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与我们的苦难生活相对应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谈谈中国为什么出现真正的文学繁荣。  喜剧作家与悲剧作家在谈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时,必须用上两个概念:“悲剧”、“喜剧”。与此相应还要产生两个说法:“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当然这不同于经典文艺学中的说法,是我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说它的,这些词语跟经典文学理论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我先得谈谈我对这些词语的理解,然后再深入讨论相关问题。  在我看来,作家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面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范围比较广,包括宇宙、地球、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我们所处的社区群体,反正个人之外的一切我们都称之为外部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样应对外部的压力和制约?有很多作家就是在这个领域用力的,在这个领域用力也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的。比如在中国影响特别大的法国小说《红与黑》—我本人很喜欢这部小说—它所探讨的问题和思考的层面就是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它的外部世界又具体到法国社会。主人公于连成天就想着他跟社会的关系,为什么人家能做上等人,我只能做下等人,我凭着我的天赋、我的能力能不能成为上等人,如果成功意味着什么,不能成功又意味着什么。《红与黑》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就是从这样的问题中诞生的。  第二层面是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命,因为除了外部世界之外,我们有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灵魂。每个人怎样面对自己的灵魂,你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样活着有没有意义,如果这样活着没有意义,是不是另一种活法就有意义,如果所有的活法都没有意义,那我们作为个体生命该如何自处?作家一般都是长于内心体验的人,肯定要面对这样一系列的内在问题。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就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人为什么要活着,是要追寻一个至高的意义吗?那这个至高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写作当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真正优秀的作家可能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我们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个出色的作家,能写出震惊世界的文学名著的作家,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想的很多,否则他写不到应有的深度。照我的理解,作家面对世界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个作家比常人更容易产生一种虚无、无可奈何的感觉。作家是人群中最弱小、精神上最敏感的人,一般人能面对的问题,作家往往不知如何面对,所以作家更容易感觉到对世界的无能为力。世界在毫无目的地向前运作,你茫然无措地夹在其中,身不由己地“被”运作。我觉得人的被动局面太严重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把人的诞生叫作“被诞生”。无论是人类、人群还是个人,都是被世界所决定的,人们的主观愿望总是受到残酷的戏弄和否定。甚至可以说,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是在无可更改的丑恶现实中产生的。而任何美好的愿望都无法使得丑恶现实有任何改变。比如作家要呼吁和平,可是从人类诞生以来,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一分钟的和平。所有的作家都在呼吁人与人之间最友好的相处,可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一不小心就弄出欺骗、掠夺、残杀之类的事情来。  作家面对这样的无奈,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觉得反正世界就是这样,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生活本来就没有目的,历史也无所谓发展进步,追求意义不就是自找烦恼吗?只要承认世界是无意义的,放弃对意义的追求,你就可以按照日常生活所奉行的规则参与运行之中,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就可以在生活中成为强者。一个作家有了这样的想法,就会跟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跟生活中的悲剧拉开一定的距离,他会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生活,用冷酷的眼光看待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他们的创作也会轻松起来,好象举重若轻。因为他能够远距离地编排人间的日常生活,不动感情也不动灵魂地演绎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  王朔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夏天,在一个特别闷热的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邀请主人公去游泳,于是他们就去了没有灯光的公园,直奔游泳池。打电话的朋友急切地爬上十米跳台跳水,他作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飞翔动作,一头扎进清凉柔和的水池里。注意背景是没有灯光的晚上,跳水的人以为下面是轻凉柔和的水,结果摔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生命就在这个晦暗不明的世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个情节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生活告诉你下面是非常冷静甚至冷漠的东西,你却带着一个热切的愿望去冲撞,结果只能在冲撞中毁灭自己。像王朔这样的喜剧作家,写人物的死是不会动情的。王朔让文学人物处于晦暗有明之中,文学人物本身不知道世界的晦暗不明,但王朔知道。王朔的作品不仅因为绝望而冷峻,而且因为嘲讽而刻毒,但是他却用嘻皮笑脸和玩世不恭包裹这些冷峻和刻毒。这是因为王朔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和虚无,放弃了对意义的追寻,居高临下地表现人物在晦暗不明中的受苦受难,生老病死。刘震云笔下的曹操、袁绍比那位黑暗中跳水的死难者“智慧”的多,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生活的强者、历史的强者。机关干部小林则是逐步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的,所以他放弃意义追寻和精神追求有个漫长的过程。一旦他放弃了精神追求,他就能够成为生活的强者。刘震云成功地展现了小林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的转变过程。与其在晦暗的生活中悲悲切切,不如在晦暗不明之中主动地攫取一些权力和利益,攫取就是对晦暗不明的嘲弄和反抗。我把这种喜剧人物的精神状态称为“喜剧状态”。精心摹写和刻画喜剧人物的作家就是喜剧作家。这类作家往往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对世界不抱更多期望,对自己也不抱更多期望。他们主要是以嘲弄的姿态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不满。嘲弄者总是怀着一定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自以为跟自己的人物和自己的作品距离遥远,甚至可能觉得自己生活在生活之外。  作家的另一种选择与“喜剧状态”判然有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悲剧作家”和“悲剧状态”。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但却不是对世界、对人类绝望,也不对自我生命放弃,他们要拯救这没有希望的世界和没有希望的人类,而且通过拯救的实践赋予自身生命意义。比如耶稣、释迦牟尼,再如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知道,人间一片黑暗,人类精神也在黑暗中挣扎。可是他不是嘲弄人类、蔑视人类,而是怀着拯救人类的大爱,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类的悲惨命运。喜剧人物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看透生活的智慧,充满了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骄傲,可是在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上,普罗米修斯比所有喜剧人物都更加透彻更加有智慧。所不同的是,面对人类的黑暗他坚决不认可,他内心认为人类应该是光明的,世界应该是光明的,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光明的,于是他朝“应该”的方面走,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坚定不移地向设定的“应该”走。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命运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但也正是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作为悲剧英雄的辉光从存在的黑暗中立即突显出来。这样的选择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往往是跟整个世界不一致的,他们的选择使得他们不得不成为跟世界搏斗的人。这样的文学人物和历史人物我认为就是悲剧形象,用这种精神来写作的人是“悲剧作家”,用这种精神写出来的作品就属于“悲剧作品”。  悲剧作家不但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世界的黑暗,而且也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沉重的患难。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是没有效果的,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悲剧、喜剧、悲剧作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品、喜剧作品的理解。    王朔、刘震云、王小波与喜剧文学的繁荣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繁荣,既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悲剧作品,也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喜剧作品,这二者合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这两种作家合起来构成作家的整体阵营。  但是按照我对问题的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多的是喜剧作家,少的是悲剧作家。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受过很多挫折,精神上受过很多伤害,中国作家却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担当他所看到的这份历史的艰难、民族的厄运,以及精神的伤害,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从苦难中跳出来,冷眼旁观,看芸芸众生在冷漠世界的生老病死。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是持这样一种心态。最近二十年来,中国读者的文学趣味也是关注这一类文学作品,比如80年代钱钟书火到那个程度,大家都要读《围城》,不管懂不懂,先喜欢再说。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王朔深受读者喜欢也就是这个原因。读者读他们的作品,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也能拉开距离,有轻松感、距离感,这样避免了受到伤害。喜剧作家采用喜剧方式写作,首先是自我保护的需要,然后也起到了保护读者不受伤害的作用。像钱钟书这样的大明白人,他如果陷在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悲剧中、民族历史的悲剧中、人类苦难挣扎的悲剧中,他那样清楚、敏感,还怎么活呢?怎么担当得起呢?他只能采用喜剧的立场,回避一些沉重的东西,以求保护自己。《围城》作者就像一个神仙在天上高高看着城里城外的忙忙碌碌,很冷,很远,很无所谓。他取一个明白者对不明白者的嘲讽姿态,通过这样的嘲讽,作家实现一点创作过程中短暂的优越感,通过这点优越感获得自我解脱。80年代《围城》走红就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中国人摆脱那份承受不了的历史苦难。  王朔的作品实际上也是这样,读者很欢迎,但文学界对他很有保留,觉得他是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实际上是一个对苦难感受很充分的人,他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承受它,而只能用玩世不恭的姿态来面对,写出这种“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的作品很有价值。我刚才所举的那个跳水细节,在王朔的作品中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王朔看清了世界的晦暗不明,但小说人物不清楚,读者不清楚,在作者看来笔下人物和读者可能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鲁迅写阿Q一样,阿Q凡事都不明白,鲁迅却处处明白。我对王朔愿意持肯定态度,但我更喜欢的喜剧作家是刘震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家可能都看过—因为它被改编为电视剧,所以知道它的人比较多。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这个豆腐代表最日常最生活化的东西,他选择一个如此渺小的东西切入生活,展开他的小说。我们的生活不但像一地鸡毛这样卑微,也像豆腐这样琐碎,而且不是一块可以吃的小葱拌豆腐,而是馊豆腐,这意象给我们强烈的
悲剧精神与伟大作家
  为什么总是有人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我理解,人类历史有一个特点,它除了崇拜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之外,同时还崇拜创造和体现这些文化成果的人格精神。历史上那些公认的文化英雄,有些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文化成果,有的人根本不是,他可能只是接受了别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但他用自己的人格实践了他所接受的文化成果和信念,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信守的学说、主义作了人格的担挡。在我们心目中形象最为高大的人,常常不是那些创造文化成果的人,而是那些对形态单纯的信念和价值作人格承担的人。我们最尊敬的文化英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比如鲁迅,他的主要成果是喜剧,《阿Q正传》是他喜剧成就的顶峰。鲁迅通过一系列喜剧传达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人精神的绝望感。但在读者眼中,鲁迅跟其他喜剧作家有所不同,因为鲁迅在他的境遇中,他用自己人格担当了他对中国的深切绝望。他的绝望感终生都没有消失,甚至一刻也没有减轻过。可是他同样一刻也不放松地与这种绝望感搏战,一刻也不放松地为这些绝望的人群谋求新生的可能。从认知上已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必须从内心的愿望上看见世界的希望。在逻辑上已经无法论证光明的存在的时候,必须用灵魂的祈祷呼唤光明的出现。祈祷本身就是光明。鲁迅就是一个调动全部人格力量担当绝望并坚持努力到底的人。要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英雄,鲁迅毫无疑问名列第一,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
  一般喜剧作家在看到了人类没有希望之后,往往掩藏自己的愿望,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像他们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主要面对外部世界,而较少面对内心世界。悲剧作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悲剧人物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可见悲剧人物是按照内在世界的要求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常常是在审问灵魂的痛苦中选择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的。所以,悲剧作品往往比喜剧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精神魅力。而喜剧作品则往往比悲剧作品具有更为明显的智慧色彩。一个精神后撤的人,他的智慧就会相应地迅猛发达。比如钱钟书,他其实是满怀热情的人,他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残破的世界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过上平和美好的日子。可是钱钟书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收敛起这样的精神愿望,像躲在纱帐后旁观世界的神仙,做纯粹的学问,隔着学问来打量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这种姿态就是“退后一步自然宽”的姿态。在险恶的历史境遇中,许多智者不得不采取这种后撤的方式应对时世,这些人常常能够收获学术的圆满,但是同时也留下精神的遗憾。界的意义作了许多设定,这些设定根据当时对社会对人类的理解,结合了社会中具体的人文内涵。每个时代的设定到下一个时代都可能无效,但人类没有放弃,而是在每一个礼崩乐坏、信念倾覆的关口,锲而不舍地为世界重新设定意义。人类就在自己设定的意义中前进。这种过程很像我所说的悲剧的过程。比如关于和平价值的设定,人类一面设定和平,一面很清楚地知道和平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人类建构的意义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不完整、人性本身的不完整的挽救和超越。所以,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与更新的历史,这部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悲剧精神非常薄弱,悲剧作家非常少。尽管广大读者一代一代地倾倒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喜剧作品,可是大家对百年中国文学依然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简单地说是对大作家的期待,其实恰好体现了读者对于悲剧精神的渴望和呼唤。  对话问:刘震云《故乡乡土流传》究竟力图表现什么,文中的“我”又代表哪一类?答: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有才气但不一定有风格。但有少数作家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有整体性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展开写作。刘震云很早就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他先是写机关小说,写日常生活卑微,晦暗,没有意义;之后写历史小说,因为机关小说只能表达现在,不能表达他对人类整体生活的理解。于是写了《故乡乡土流传》,从汉朝末写到当代。主人公都是从汉末延续下来的,写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杀戮。刘震云想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暴力、没有意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作家接受的是历史教育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教育所加给他们的假象有强烈的破译冲动和言说冲动。刘震云就用历史小说把这种历史的无意义告诉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喜剧作家下笔都是非常狠毒的,比如刘震云在《新兵连》中用连长半夜在厕所中的一句话来否定光彩照人的将军形象。他要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幼儿园儿歌所唱的那么美好,而人类无论怎样自我改造、自我建构,都没法让我们进入完全互相尊重的、互相成全对方的美好状态。这是我所知道的《故乡乡土流传》,也是我理解的刘震云的文学世界。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苦难。问:你怎样看个体意识?中国人智商很高,而中国却落后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但却没有对中国发展起多大作用,很可悲,你怎样看?答:谢有顺说,怯懦在折磨我们。我觉得知识分子犬儒气息太重,过于现实,过于世俗。儒家思想要求我们在特定的社区、伦理结构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好自己的功能。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社会不承认他,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实现的全部可能性都在儒家所设定的伦理结构中。要想被权力结构和伦理结构承认,就不得不低头,这样才能与社会、家庭达成和谐,才能生存。我们为了达成和谐、为了生存牺牲得太多,其中就包括个体意识。问:你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当务之急是什么?答: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靠,缺乏独立性。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关键在于他们过分需求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就会陷于深重的焦虑之中,而没有别的更高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依靠。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此。最当务之急当然就是去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的精神依靠,这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很遥远、很艰巨的事情。目前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寻找能帮助我们建立精神独立性的东西,比如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市场上,认为文化市场和文学市场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国家体制的控制,仰仗市场谋求生存,从而增加独立意识。这也只是诸多看法中的一种。这方面每个人有各自的看法。问:或许人类整体上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每位个体来说是否也是没有意义的?答:我刚才说人类在整体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知道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类自有了文明以来,一分钟也没有放弃对于意义的寻找和建构。而每个个体也应该不断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到价值依据,寻找到意义,努力去建构。问:您的《自由歌谣》中充满全身心的呼喊和唤醒人们的强烈感情,由此看你是不愿被世俗尘土玷污的真诚的人,那面对这昏黄世界,你选择做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我们大学生应选择怎样的生存状态?答:我的个人趣味喜欢读悲剧作品,我以前很想作小说家,想写悲剧作品,后来觉得很难,所以我现在对自己没有太高的期望,能做到怎样就怎样。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有一点决不放弃的精神为好,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应该内心有光。问:您谈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归属的问题,也就是对人生的态度。王小波说:“人文事业这条路是两条竹篱笆之间,在上面开满紫色的牵牛花,每朵花上落着一只蓝蜻蜓。”对这种人生态度你怎样看?答:我想个人怎样理解世界、理解人类,都有其独特性。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王小波作为作家,他对生活很敏感,他的情感方式和灵魂生活方式都是很个性化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大家很难一致,也不必一致。问:我想听您讲一下对刘小枫关于耶稣观点的见解?  答:最近二十年中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多半在文革中受过磨难,文革后他们进入研究领域,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刘小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文化界缺乏关于灵魂皈依、灵魂拯救的问题关注,而刘小枫是最集中地向中国学术界输入这种学说的学者,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来阐述宗教问题,为知识界做了很大贡献。,我本人就是他的著作的受惠者,我希望他的学术努力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他有特殊条件进入观照灵魂的状态,他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命运对他不公,这就促使他不像大家一样庸常,能够更深刻地思考生存问题、灵魂问题。他个人的精神痛苦促使他发现人类的精神痛苦,他渴望以一种超验的东西、彼岸的东西来照亮人类,支持人类。我常常被他的言说所打动。  (根据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喜剧作家作为历史实践中的个人,无论后撤还是前行,都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他们有权利和理由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人类历史所给予他们的评价会因为他们的后撤而降低。人类愿意把担当人类全部黑暗的人推举到高贵显赫的地位上,耶稣、释迦牟尼、普罗米修斯、甘地等等,就成为了彪炳千秋的伟大形象。在作家谱系中,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拜伦、雨果、屈原、司马迁、杜甫等等,就成为了这样的伟大作家。中国人总说当代文学没有出现伟大作家,可能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用悲剧态度展示我们人类生活的晦暗不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晦暗不明,同时又用自己的人格绝不放弃地担当所有这些晦暗不明。我们读者其实是在呼唤既看清一切历史黑暗,又绝不放弃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祈祷的人,我们愿意给予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以最大的尊敬,称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为伟大人物。我们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其实就是在抱怨中国没有诞生这样的伟大人物。
   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呢?要绝对地说有还是无,太难,也没有意义。我们不如说一说怎样才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其实答案已含在上面的谈论之中。一个人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同时又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既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又始终抱着那么博大的爱,始终不放弃对于人类前途的努力,这样的作家就可能成为大作家。文学界有个说法,我觉得不无道理。相比较于已经得奖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得奖的作家中;相比较于出名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出名的作家中。据我个人所知,中国有些写作者,不在我们现在运行的文化界、文学界之中。他们跳出三界之外,可是他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想问题,努力写作文学作品。很多偏僻的角落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思想深刻却不被文学界所知,当然也没有被学界、文学界肮脏的东西污染,他们非常有潜力。他们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在某一时刻突然拿出一部大气磅礴的文学作品,又在另一时刻挺身而出,担当生活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这就是我们所呼唤的作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大作家,至少能够给我们这些期待者和抱怨者带来一些安慰。
  为什么我们人类对于文化人有这样的期待,不但期待他们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还期待他们以伟大的人格担当一种我们自己所无力担当的东西?刚才我说作家心灵最弱是从比较中说的,实际上人类心灵在根本上都是很弱的,总是希望有人来给灵魂一个规范,一个依靠,赋予一种形,一种意。那些伟大人物一旦出现,我们的灵魂就有了依靠,有了避风港。人类必须由力量非凡的个体来担当民众所担当不起的那份痛苦和恐惧,所以民众给耶稣、释加牟尼那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担当整个人类的罪,但耶稣担当了,他为了拯救人类而生,为了拯救人类而死。人类一遇到灾难,遇到应付不了的困难,往往就祈祷,就烧香。祈祷和烧香都是与神沟通的方式,沟通的目的就是由神来担当困厄、恐惧与罪孽。我们常人担当不起,因为我们很卑微很脆弱,神能担当,因为神很伟大很坚强。人类在精神上就是这样软弱,他承受不起,就要寻找上帝,寻找圣人,寻找导师和统帅,包括寻找伟大作家。耶稣和释迦牟尼就这样诞生了,甘地和摩西就这样诞生了,托尔斯泰和鲁迅就这样诞生了。最近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习惯,遇到应付不了的事就读鲁迅。有一位文革中受迫害的画家说,他读懂鲁迅是在五七干校,只有感到自己沦落为奴隶,对前途和尊严完全绝望了,才能真正读懂鲁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希望不断有巨人为我们担当起那些我们担当不起的东西,希望有悲剧英雄把人类的黑暗和生命的虚无扛在身上,让我们喘一口气。我们总是把最高的地位献给了这样的悲剧作家,称这样的人为文化英雄。王朔刘震云王小波的喜剧风格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摩 罗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熟悉的几位当代作家,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最近二十年进展比较好,但出现一个突出的情况,就是几乎所有学者在做过充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都要摇摇头下一个结论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令人失望。其中很多学者最后都转向了,不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了,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转移到历史、哲学、文化等等别的领域去了。  我想这些人的判断总归有他们自己的充分根据。好像不少读者也有这样的看法。有一回我在自己任课的班上搞随堂调查,问大家现在读什么书。尽管我给他们讲的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是同学们报出来的几乎都是西方文学作品,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很少。他们的说法是中国文学作品没嚼头,不愿读。我问1949年后的中国作品都读过什么,有学生说这个阶段的作品简直不忍卒读。这就说明不论读者还是研究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缺乏尊重,认为它质量和价值都很可疑。我自己也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  中国人讲文学时,总是强调文学跟生活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没有写头呢?有人说“江山不幸诗人幸”,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大的波折,大的苦难,正是诗人写出好诗的时候,因为在这种生活中诗人会比在平庸生活中感受到的更多。从这角度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应该出好作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称之为近代史的这将近两百年间,中国人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没有产生配得上这种苦难生活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几年常常有人谈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作家,没有伟大作品,人们纷纷为此找原因。大家找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应该允许各种看法并存。我今天晚上就从这里入题,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谈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与我们的苦难生活相对应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谈谈中国为什么出现真正的文学繁荣。  喜剧作家与悲剧作家在谈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时,必须用上两个概念:“悲剧”、“喜剧”。与此相应还要产生两个说法:“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当然这不同于经典文艺学中的说法,是我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说它的,这些词语跟经典文学理论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我先得谈谈我对这些词语的理解,然后再深入讨论相关问题。  在我看来,作家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面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范围比较广,包括宇宙、地球、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我们所处的社区群体,反正个人之外的一切我们都称之为外部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样应对外部的压力和制约?有很多作家就是在这个领域用力的,在这个领域用力也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的。比如在中国影响特别大的法国小说《红与黑》—我本人很喜欢这部小说—它所探讨的问题和思考的层面就是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它的外部世界又具体到法国社会。主人公于连成天就想着他跟社会的关系,为什么人家能做上等人,我只能做下等人,我凭着我的天赋、我的能力能不能成为上等人,如果成功意味着什么,不能成功又意味着什么。《红与黑》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就是从这样的问题中诞生的。  第二层面是一个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命,因为除了外部世界之外,我们有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灵魂。每个人怎样面对自己的灵魂,你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样活着有没有意义,如果这样活着没有意义,是不是另一种活法就有意义,如果所有的活法都没有意义,那我们作为个体生命该如何自处?作家一般都是长于内心体验的人,肯定要面对这样一系列的内在问题。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就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人为什么要活着,是要追寻一个至高的意义吗?那这个至高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写作当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真正优秀的作家可能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我们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人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个出色的作家,能写出震惊世界的文学名著的作家,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想的很多,否则他写不到应有的深度。照我的理解,作家面对世界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个作家比常人更容易产生一种虚无、无可奈何的感觉。作家是人群中最弱小、精神上最敏感的人,一般人能面对的问题,作家往往不知如何面对,所以作家更容易感觉到对世界的无能为力。世界在毫无目的地向前运作,你茫然无措地夹在其中,身不由己地“被”运作。我觉得人的被动局面太严重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把人的诞生叫作“被诞生”。无论是人类、人群还是个人,都是被世界所决定的,人们的主观愿望总是受到残酷的戏弄和否定。甚至可以说,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是在无可更改的丑恶现实中产生的。而任何美好的愿望都无法使得丑恶现实有任何改变。比如作家要呼吁和平,可是从人类诞生以来,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一分钟的和平。所有的作家都在呼吁人与人之间最友好的相处,可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一不小心就弄出欺骗、掠夺、残杀之类的事情来。  作家面对这样的无奈,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觉得反正世界就是这样,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生活本来就没有目的,历史也无所谓发展进步,追求意义不就是自找烦恼吗?只要承认世界是无意义的,放弃对意义的追求,你就可以按照日常生活所奉行的规则参与运行之中,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就可以在生活中成为强者。一个作家有了这样的想法,就会跟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跟生活中的悲剧拉开一定的距离,他会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打量生活,用冷酷的眼光看待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他们的创作也会轻松起来,好象举重若轻。因为他能够远距离地编排人间的日常生活,不动感情也不动灵魂地演绎人间的风风雨雨、生生灭灭。  王朔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夏天,在一个特别闷热的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邀请主人公去游泳,于是他们就去了没有灯光的公园,直奔游泳池。打电话的朋友急切地爬上十米跳台跳水,他作了一个非常美丽的飞翔动作,一头扎进清凉柔和的水池里。注意背景是没有灯光的晚上,跳水的人以为下面是轻凉柔和的水,结果摔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生命就在这个晦暗不明的世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个情节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生活告诉你下面是非常冷静甚至冷漠的东西,你却带着一个热切的愿望去冲撞,结果只能在冲撞中毁灭自己。像王朔这样的喜剧作家,写人物的死是不会动情的。王朔让文学人物处于晦暗有明之中,文学人物本身不知道世界的晦暗不明,但王朔知道。王朔的作品不仅因为绝望而冷峻,而且因为嘲讽而刻毒,但是他却用嘻皮笑脸和玩世不恭包裹这些冷峻和刻毒。这是因为王朔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和虚无,放弃了对意义的追寻,居高临下地表现人物在晦暗不明中的受苦受难,生老病死。刘震云笔下的曹操、袁绍比那位黑暗中跳水的死难者“智慧”的多,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生活的强者、历史的强者。机关干部小林则是逐步知道生活的虚无与黑暗的,所以他放弃意义追寻和精神追求有个漫长的过程。一旦他放弃了精神追求,他就能够成为生活的强者。刘震云成功地展现了小林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的转变过程。与其在晦暗的生活中悲悲切切,不如在晦暗不明之中主动地攫取一些权力和利益,攫取就是对晦暗不明的嘲弄和反抗。我把这种喜剧人物的精神状态称为“喜剧状态”。精心摹写和刻画喜剧人物的作家就是喜剧作家。这类作家往往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对世界不抱更多期望,对自己也不抱更多期望。他们主要是以嘲弄的姿态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不满。嘲弄者总是怀着一定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自以为跟自己的人物和自己的作品距离遥远,甚至可能觉得自己生活在生活之外。  作家的另一种选择与“喜剧状态”判然有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悲剧作家”和“悲剧状态”。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晦暗不明,但却不是对世界、对人类绝望,也不对自我生命放弃,他们要拯救这没有希望的世界和没有希望的人类,而且通过拯救的实践赋予自身生命意义。比如耶稣、释迦牟尼,再如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知道,人间一片黑暗,人类精神也在黑暗中挣扎。可是他不是嘲弄人类、蔑视人类,而是怀着拯救人类的大爱,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类的悲惨命运。喜剧人物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看透生活的智慧,充满了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骄傲,可是在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上,普罗米修斯比所有喜剧人物都更加透彻更加有智慧。所不同的是,面对人类的黑暗他坚决不认可,他内心认为人类应该是光明的,世界应该是光明的,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光明的,于是他朝“应该”的方面走,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坚定不移地向设定的“应该”走。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命运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但也正是当他朝着理想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作为悲剧英雄的辉光从存在的黑暗中立即突显出来。这样的选择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往往是跟整个世界不一致的,他们的选择使得他们不得不成为跟世界搏斗的人。这样的文学人物和历史人物我认为就是悲剧形象,用这种精神来写作的人是“悲剧作家”,用这种精神写出来的作品就属于“悲剧作品”。  悲剧作家不但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世界的黑暗,而且也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沉重的患难。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是没有效果的,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悲剧、喜剧、悲剧作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品、喜剧作品的理解。    王朔、刘震云、王小波与喜剧文学的繁荣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繁荣,既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悲剧作品,也应该有非常高质量的喜剧作品,这二者合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这两种作家合起来构成作家的整体阵营。  但是按照我对问题的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多的是喜剧作家,少的是悲剧作家。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受过很多挫折,精神上受过很多伤害,中国作家却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担当他所看到的这份历史的艰难、民族的厄运,以及精神的伤害,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从苦难中跳出来,冷眼旁观,看芸芸众生在冷漠世界的生老病死。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是持这样一种心态。最近二十年来,中国读者的文学趣味也是关注这一类文学作品,比如80年代钱钟书火到那个程度,大家都要读《围城》,不管懂不懂,先喜欢再说。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王朔深受读者喜欢也就是这个原因。读者读他们的作品,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也能拉开距离,有轻松感、距离感,这样避免了受到伤害。喜剧作家采用喜剧方式写作,首先是自我保护的需要,然后也起到了保护读者不受伤害的作用。像钱钟书这样的大明白人,他如果陷在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悲剧中、民族历史的悲剧中、人类苦难挣扎的悲剧中,他那样清楚、敏感,还怎么活呢?怎么担当得起呢?他只能采用喜剧的立场,回避一些沉重的东西,以求保护自己。《围城》作者就像一个神仙在天上高高看着城里城外的忙忙碌碌,很冷,很远,很无所谓。他取一个明白者对不明白者的嘲讽姿态,通过这样的嘲讽,作家实现一点创作过程中短暂的优越感,通过这点优越感获得自我解脱。80年代《围城》走红就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中国人摆脱那份承受不了的历史苦难。  王朔的作品实际上也是这样,读者很欢迎,但文学界对他很有保留,觉得他是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实际上是一个对苦难感受很充分的人,他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承受它,而只能用玩世不恭的姿态来面对,写出这种“痞子文学”,我认为王朔的作品很有价值。我刚才所举的那个跳水细节,在王朔的作品中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王朔看清了世界的晦暗不明,但小说人物不清楚,读者不清楚,在作者看来笔下人物和读者可能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鲁迅写阿Q一样,阿Q凡事都不明白,鲁迅却处处明白。我对王朔愿意持肯定态度,但我更喜欢的喜剧作家是刘震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家可能都看过—因为它被改编为电视剧,所以知道它的人比较多。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这个豆腐代表最日常最生活化的东西,他选择一个如此渺小的东西切入生活,展开他的小说。我们的生活不但像一地鸡毛这样卑微,也像豆腐这样琐碎,而且不是一块可以吃的小葱拌豆腐,而是馊豆腐,这意象给我们强烈的
  当然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特别的作家,很难说他是喜剧形象还是悲剧形象,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塞万提斯和他的作品《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从美学风格、组织故事的方式、切入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作品。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的严重错位,在错位中演出无数的荒虐故事、滑稽故事。但是堂吉诃德又同时是一个最典型的悲剧人物,我们总是以嘲讽的口吻谈论说他,但我最尊敬的文学形象就是这个常常受到嘲弄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很荒唐、丑陋,他认为他应该用侠士精神拯救世界,推动人类进入更幸福的境遇之中。他确认自己的使命就是除暴安良,他在实践使命的过程,不断遇到挫折,老是狼狈不堪,但他到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使命,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承诺和担当。他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看见主人鞭打奴仆,就去解救奴仆,但他离开后主人鞭打奴仆更加暴虐。他的所为是完全无效的,但他是按照自己对于意义的设定、承诺去做的,他从来不放弃这无效的努力,这就是一个悲剧英雄。这部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最典型的喜剧作品,但在精神气质上,在人物对世界的态度上是悲剧作品。这部作品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人类从整体说,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心灵脆弱的人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十分清楚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无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和哲学家们常常向着宇宙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人类的心灵总被这些困惑所充斥。其实人类十分清楚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人类的尽头肯定是无,因而我们就是无。同时间、空间相比,人类多么渺小。人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在逐渐看清这一点。人类承受不了自己所看到的黑暗和虚无,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遮蔽这清清楚楚地呈现着的虚无。怎样遮蔽这清清楚楚的虚无呢,人类用的是宗教、是文化。人类竭尽智慧为我们的历史设定意义,以求把我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在很遥远的时候,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界的意义作了许多设定,这些设定根据当时对社会对人类的理解,结合了社会中具体的人文内涵。每个时代的设定到下一个时代都可能无效,但人类没有放弃,而是在每一个礼崩乐坏、信念倾覆的关口,锲而不舍地为世界重新设定意义。人类就在自己设定的意义中前进。这种过程很像我所说的悲剧的过程。比如关于和平价值的设定,人类一面设定和平,一面很清楚地知道和平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人类建构的意义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不完整、人性本身的不完整的挽救和超越。所以,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与更新的历史,这部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悲剧精神非常薄弱,悲剧作家非常少。尽管广大读者一代一代地倾倒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喜剧作品,可是大家对百年中国文学依然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简单地说是对大作家的期待,其实恰好体现了读者对于悲剧精神的渴望和呼唤。界的意义作了许多设定,这些设定根据当时对社会对人类的理解,结合了社会中具体的人文内涵。每个时代的设定到下一个时代都可能无效,但人类没有放弃,而是在每一个礼崩乐坏、信念倾覆的关口,锲而不舍地为世界重新设定意义。人类就在自己设定的意义中前进。这种过程很像我所说的悲剧的过程。比如关于和平价值的设定,人类一面设定和平,一面很清楚地知道和平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人类建构的意义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不完整、人性本身的不完整的挽救和超越。所以,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与更新的历史,这部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悲剧精神非常薄弱,悲剧作家非常少。尽管广大读者一代一代地倾倒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喜剧作品,可是大家对百年中国文学依然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简单地说是对大作家的期待,其实恰好体现了读者对于悲剧精神的渴望和呼唤。  对话问:刘震云《故乡乡土流传》究竟力图表现什么,文中的“我”又代表哪一类?答: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有才气但不一定有风格。但有少数作家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有整体性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展开写作。刘震云很早就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他先是写机关小说,写日常生活卑微,晦暗,没有意义;之后写历史小说,因为机关小说只能表达现在,不能表达他对人类整体生活的理解。于是写了《故乡乡土流传》,从汉朝末写到当代。主人公都是从汉末延续下来的,写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杀戮。刘震云想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暴力、没有意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作家接受的是历史教育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教育所加给他们的假象有强烈的破译冲动和言说冲动。刘震云就用历史小说把这种历史的无意义告诉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喜剧作家下笔都是非常狠毒的,比如刘震云在《新兵连》中用连长半夜在厕所中的一句话来否定光彩照人的将军形象。他要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幼儿园儿歌所唱的那么美好,而人类无论怎样自我改造、自我建构,都没法让我们进入完全互相尊重的、互相成全对方的美好状态。这是我所知道的《故乡乡土流传》,也是我理解的刘震云的文学世界。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苦难。问:你怎样看个体意识?中国人智商很高,而中国却落后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但却没有对中国发展起多大作用,很可悲,你怎样看?答:谢有顺说,怯懦在折磨我们。我觉得知识分子犬儒气息太重,过于现实,过于世俗。儒家思想要求我们在特定的社区、伦理结构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好自己的功能。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社会不承认他,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实现的全部可能性都在儒家所设定的伦理结构中。要想被权力结构和伦理结构承认,就不得不低头,这样才能与社会、家庭达成和谐,才能生存。我们为了达成和谐、为了生存牺牲得太多,其中就包括个体意识。问:你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当务之急是什么?答: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靠,缺乏独立性。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关键在于他们过分需求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就会陷于深重的焦虑之中,而没有别的更高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依靠。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此。最当务之急当然就是去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的精神依靠,这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很遥远、很艰巨的事情。目前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寻找能帮助我们建立精神独立性的东西,比如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市场上,认为文化市场和文学市场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国家体制的控制,仰仗市场谋求生存,从而增加独立意识。这也只是诸多看法中的一种。这方面每个人有各自的看法。问:或许人类整体上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每位个体来说是否也是没有意义的?答:我刚才说人类在整体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知道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类自有了文明以来,一分钟也没有放弃对于意义的寻找和建构。而每个个体也应该不断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到价值依据,寻找到意义,努力去建构。问:您的《自由歌谣》中充满全身心的呼喊和唤醒人们的强烈感情,由此看你是不愿被世俗尘土玷污的真诚的人,那面对这昏黄世界,你选择做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我们大学生应选择怎样的生存状态?答:我的个人趣味喜欢读悲剧作品,我以前很想作小说家,想写悲剧作品,后来觉得很难,所以我现在对自己没有太高的期望,能做到怎样就怎样。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有一点决不放弃的精神为好,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应该内心有光。问:您谈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归属的问题,也就是对人生的态度。王小波说:“人文事业这条路是两条竹篱笆之间,在上面开满紫色的牵牛花,每朵花上落着一只蓝蜻蜓。”对这种人生态度你怎样看?答:我想个人怎样理解世界、理解人类,都有其独特性。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王小波作为作家,他对生活很敏感,他的情感方式和灵魂生活方式都是很个性化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大家很难一致,也不必一致。问:我想听您讲一下对刘小枫关于耶稣观点的见解?  答:最近二十年中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多半在文革中受过磨难,文革后他们进入研究领域,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刘小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文化界缺乏关于灵魂皈依、灵魂拯救的问题关注,而刘小枫是最集中地向中国学术界输入这种学说的学者,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来阐述宗教问题,为知识界做了很大贡献。,我本人就是他的著作的受惠者,我希望他的学术努力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他有特殊条件进入观照灵魂的状态,他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命运对他不公,这就促使他不像大家一样庸常,能够更深刻地思考生存问题、灵魂问题。他个人的精神痛苦促使他发现人类的精神痛苦,他渴望以一种超验的东西、彼岸的东西来照亮人类,支持人类。我常常被他的言说所打动。  (根据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对话
   问:刘震云《故乡乡土流传》究竟力图表现什么,文中的“我”又代表哪一类?
   答: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有才气但不一定有风格。但有少数作家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有整体性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展开写作。刘震云很早就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他先是写机关小说,写日常生活卑微,晦暗,没有意义;之后写历史小说,因为机关小说只能表达现在,不能表达他对人类整体生活的理解。于是写了《故乡乡土流传》,从汉朝末写到当代。主人公都是从汉末延续下来的,写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杀戮。刘震云想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暴力、没有意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作家接受的是历史教育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教育所加给他们的假象有强烈的破译冲动和言说冲动。刘震云就用历史小说把这种历史的无意义告诉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喜剧作家下笔都是非常狠毒的,比如刘震云在《新兵连》中用连长半夜在厕所中的一句话来否定光彩照人的将军形象。他要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幼儿园儿歌所唱的那么美好,而人类无论怎样自我改造、自我建构,都没法让我们进入完全互相尊重的、互相成全对方的美好状态。这是我所知道的《故乡乡土流传》,也是我理解的刘震云的文学世界。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苦难。
   问:你怎样看个体意识?中国人智商很高,而中国却落后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但却没有对中国发展起多大作用,很可悲,你怎样看?
   答:谢有顺说,怯懦在折磨我们。我觉得知识分子犬儒气息太重,过于现实,过于世俗。儒家思想要求我们在特定的社区、伦理结构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好自己的功能。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社会不承认他,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实现的全部可能性都在儒家所设定的伦理结构中。要想被权力结构和伦理结构承认,就不得不低头,这样才能与社会、家庭达成和谐,才能生存。我们为了达成和谐、为了生存牺牲得太多,其中就包括个体意识。界的意义作了许多设定,这些设定根据当时对社会对人类的理解,结合了社会中具体的人文内涵。每个时代的设定到下一个时代都可能无效,但人类没有放弃,而是在每一个礼崩乐坏、信念倾覆的关口,锲而不舍地为世界重新设定意义。人类就在自己设定的意义中前进。这种过程很像我所说的悲剧的过程。比如关于和平价值的设定,人类一面设定和平,一面很清楚地知道和平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人类建构的意义就是对人的灵魂的不完整、人性本身的不完整的挽救和超越。所以,人类文明史就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与世界意义的寻找、设定与更新的历史,这部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悲剧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悲剧精神非常薄弱,悲剧作家非常少。尽管广大读者一代一代地倾倒于那些脍炙人口的喜剧作品,可是大家对百年中国文学依然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简单地说是对大作家的期待,其实恰好体现了读者对于悲剧精神的渴望和呼唤。  对话问:刘震云《故乡乡土流传》究竟力图表现什么,文中的“我”又代表哪一类?答:我觉得大部分作家都是有才气但不一定有风格。但有少数作家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有整体性理解,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展开写作。刘震云很早就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他先是写机关小说,写日常生活卑微,晦暗,没有意义;之后写历史小说,因为机关小说只能表达现在,不能表达他对人类整体生活的理解。于是写了《故乡乡土流传》,从汉朝末写到当代。主人公都是从汉末延续下来的,写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杀戮。刘震云想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暴力、没有意义的过程。1949年后的作家接受的是历史教育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教育所加给他们的假象有强烈的破译冲动和言说冲动。刘震云就用历史小说把这种历史的无意义告诉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喜剧作家下笔都是非常狠毒的,比如刘震云在《新兵连》中用连长半夜在厕所中的一句话来否定光彩照人的将军形象。他要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幼儿园儿歌所唱的那么美好,而人类无论怎样自我改造、自我建构,都没法让我们进入完全互相尊重的、互相成全对方的美好状态。这是我所知道的《故乡乡土流传》,也是我理解的刘震云的文学世界。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苦难。问:你怎样看个体意识?中国人智商很高,而中国却落后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读了很多书,但却没有对中国发展起多大作用,很可悲,你怎样看?答:谢有顺说,怯懦在折磨我们。我觉得知识分子犬儒气息太重,过于现实,过于世俗。儒家思想要求我们在特定的社区、伦理结构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完成好自己的功能。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社会不承认他,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实现的全部可能性都在儒家所设定的伦理结构中。要想被权力结构和伦理结构承认,就不得不低头,这样才能与社会、家庭达成和谐,才能生存。我们为了达成和谐、为了生存牺牲得太多,其中就包括个体意识。问:你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当务之急是什么?答: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靠,缺乏独立性。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关键在于他们过分需求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就会陷于深重的焦虑之中,而没有别的更高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依靠。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此。最当务之急当然就是去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的精神依靠,这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很遥远、很艰巨的事情。目前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寻找能帮助我们建立精神独立性的东西,比如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市场上,认为文化市场和文学市场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国家体制的控制,仰仗市场谋求生存,从而增加独立意识。这也只是诸多看法中的一种。这方面每个人有各自的看法。问:或许人类整体上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每位个体来说是否也是没有意义的?答:我刚才说人类在整体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知道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类自有了文明以来,一分钟也没有放弃对于意义的寻找和建构。而每个个体也应该不断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到价值依据,寻找到意义,努力去建构。问:您的《自由歌谣》中充满全身心的呼喊和唤醒人们的强烈感情,由此看你是不愿被世俗尘土玷污的真诚的人,那面对这昏黄世界,你选择做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我们大学生应选择怎样的生存状态?答:我的个人趣味喜欢读悲剧作品,我以前很想作小说家,想写悲剧作品,后来觉得很难,所以我现在对自己没有太高的期望,能做到怎样就怎样。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有一点决不放弃的精神为好,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应该内心有光。问:您谈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归属的问题,也就是对人生的态度。王小波说:“人文事业这条路是两条竹篱笆之间,在上面开满紫色的牵牛花,每朵花上落着一只蓝蜻蜓。”对这种人生态度你怎样看?答:我想个人怎样理解世界、理解人类,都有其独特性。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王小波作为作家,他对生活很敏感,他的情感方式和灵魂生活方式都是很个性化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大家很难一致,也不必一致。问:我想听您讲一下对刘小枫关于耶稣观点的见解?  答:最近二十年中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多半在文革中受过磨难,文革后他们进入研究领域,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刘小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文化界缺乏关于灵魂皈依、灵魂拯救的问题关注,而刘小枫是最集中地向中国学术界输入这种学说的学者,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来阐述宗教问题,为知识界做了很大贡献。,我本人就是他的著作的受惠者,我希望他的学术努力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他有特殊条件进入观照灵魂的状态,他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命运对他不公,这就促使他不像大家一样庸常,能够更深刻地思考生存问题、灵魂问题。他个人的精神痛苦促使他发现人类的精神痛苦,他渴望以一种超验的东西、彼岸的东西来照亮人类,支持人类。我常常被他的言说所打动。  (根据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问:你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靠,缺乏独立性。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关键在于他们过分需求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接受,就会陷于深重的焦虑之中,而没有别的更高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依靠。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此。
   最当务之急当然就是去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的精神依靠,这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很遥远、很艰巨的事情。目前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寻找能帮助我们建立精神独立性的东西,比如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市场上,认为文化市场和文学市场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国家体制的控制,仰仗市场谋求生存,从而增加独立意识。这也只是诸多看法中的一种。这方面每个人有各自的看法。
   问:或许人类整体上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每位个体来说是否也是没有意义的?
   答:我刚才说人类在整体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知道生命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类自有了文明以来,一分钟也没有放弃对于意义的寻找和建构。而每个个体也应该不断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到价值依据,寻找到意义,努力去建构。
   问:您的《自由歌谣》中充满全身心的呼喊和唤醒人们的强烈感情,由此看你是不愿被世俗尘土玷污的真诚的人,那面对这昏黄世界,你选择做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我们大学生应选择怎样的生存状态?
   答:我的个人趣味喜欢读悲剧作品,我以前很想作小说家,想写悲剧作品,后来觉得很难,所以我现在对自己没有太高的期望,能做到怎样就怎样。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有一点决不放弃的精神为好,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要求,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应该内心有光。
   问:您谈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我觉得是一个精神归属的问题,也就是对人生的态度。王小波说:“人文事业这条路是两条竹篱笆之间,在上面开满紫色的牵牛花,每朵花上落着一只蓝蜻蜓。”对这种人生态度你怎样看?
   答:我想个人怎样理解世界、理解人类,都有其独特性。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王小波作为作家,他对生活很敏感,他的情感方式和灵魂生活方式都是很个性化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个性化,大家很难一致,也不必一致。冲击。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馊豆腐。他还有一篇小说《官人》,写中央机关一个什么局,他从“二楼的厕所堵了”写起,写到厕所就够叫人反感的了,而且是堵了的厕所,这意味着粪便和蛆虫。他从这样一个意象切入,摹写中央机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好象不这样写就无从表达他对肮脏丑陋生活的痛切感受。他还有一篇小说《新闻》,写一群新闻记者组团下去采访,这个采访是要向地方政府收报酬的,可以说是新闻腐败的一部分。小说的开头,一群记者一边吃着大鱼大肉,一边商量着在厕所前汇合。这第一句话的意象又是厕所。刘震云特爱写厕所。在厕所前怎么汇合呢?厕所也够大的,女的说男厕所门前她们不尴不尬,不去;男的说女厕所门前他们不尴不尬,不去,最终决定在男女厕所中间汇合。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不男不女。在现代汉语中,按照“不男不女”这造词规则能造出很多词语,如“不三不四、不人不鬼、不驴不马、不伦不类”等等一大溜,刘震云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一群不三不四的记者,在一个不男不女的厕所前汇合,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去作不伦不类的新闻报道,结果会出什么样的不人不鬼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喜剧作家的笔法,进行非常过度的夸张。刘震云的这种夸张让你觉得很真实,关于豆腐、厕所的夸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表达他对这种日常生活及晦暗不明的人类存在的痛切。只有这样写他才能获得最好的发泄。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用极度的夸张去嘲讽,却让你在笑中体会生活的艰辛。这种手法是非常聪明机智的,也使得读者非常容易接受。像王朔、刘震云,还有王小波都是这类作家。  王小波是一个特有智慧特有品味的人。他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他很清楚那一段沉重的岁月。他只能采用变形的、喜剧的手法拉开距离,来审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荒谬。我认为这三个人是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一批作家中的几个,而且我认为这三个人代表的喜剧成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达到了的高峰。  中国喜剧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中国强调了几千年的集体主义(它在每个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和名义出现),给个人留下的空间太小。所以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个人不能从社会(以及其它各种集体)得到应有的权利,势必要用各种方式暗中保护或者夺取自己的权利。这是中国阴谋文化与暴力文化赖以产生的文化基因之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中国文学几乎用了全部努力关注着外部世界的状况,和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强烈制约着所有个人的神经兴奋点和思维侧重点。文学作为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人心理生活的展现,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国民心态的这一特征。《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等著名文学作品,都是这种写法。历史著作诸如《史记》、《战国策》、《汉书》等等,更是这种写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这种文学传统依然是主流。《狂人日记》、《阿Q正传》、《家》、《倪焕之》、《骆驼祥子》、《围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黄金时代》、《橡皮人》等等,都是展示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的作品。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紧张关系,常常延伸为或者体现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紧张。人与人的欺骗、算计、倾轧、争斗与残杀成为中国作家着力最多的文学叙事,同时也是受众最为津津乐道的感情滋养。至于像《罪与罚》、《复活》那样表现个人内心冲突的作品,像《神曲》、《卡拉玛佐夫兄弟》、《浮士德》、《变形记》那样致力于哲学和神学思考的文学作品,中国基本上没有,连寻找一点这样的气息和踪影,也不是太容易。  一个民族仅仅只有喜剧文学的繁荣,这一定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民族。何况我们的喜剧文学本身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中国喜剧文学多的是戏谑、嘲弄与愤慨,少的是同情、宽容与悲悯。多的是冷漠的写作者,少的是温柔的描摹者。阅读这样的作品,读者多的是恶心和绝望,少的是哀怜与爱恋。这些缺点即使在鲁迅那里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喜剧文学的这些缺陷,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情感残缺。  悲剧精神与伟大作家  为什么总是有人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我理解,人类历史有一个特点,它除了崇拜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之外,同时还崇拜创造和体现这些文化成果的人格精神。历史上那些公认的文化英雄,有些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文化成果,有的人根本不是,他可能只是接受了别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但他用自己的人格实践了他所接受的文化成果和信念,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所信守的学说、主义作了人格的担挡。在我们心目中形象最为高大的人,常常不是那些创造文化成果的人,而是那些对形态单纯的信念和价值作人格承担的人。我们最尊敬的文化英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比如鲁迅,他的主要成果是喜剧,《阿Q正传》是他喜剧成就的顶峰。鲁迅通过一系列喜剧传达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人精神的绝望感。但在读者眼中,鲁迅跟其他喜剧作家有所不同,因为鲁迅在他的境遇中,他用自己人格担当了他对中国的深切绝望。他的绝望感终生都没有消失,甚至一刻也没有减轻过。可是他同样一刻也不放松地与这种绝望感搏战,一刻也不放松地为这些绝望的人群谋求新生的可能。从认知上已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必须从内心的愿望上看见世界的希望。在逻辑上已经无法论证光明的存在的时候,必须用灵魂的祈祷呼唤光明的出现。祈祷本身就是光明。鲁迅就是一个调动全部人格力量担当绝望并坚持努力到底的人。要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英雄,鲁迅毫无疑问名列第一,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  一般喜剧作家在看到了人类没有希望之后,往往掩藏自己的愿望,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们像他们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主要面对外部世界,而较少面对内心世界。悲剧作家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悲剧人物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可见悲剧人物是按照内在世界的要求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常常是在审问灵魂的痛苦中选择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的。所以,悲剧作品往往比喜剧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精神魅力。而喜剧作品则往往比悲剧作品具有更为明显的智慧色彩。一个精神后撤的人,他的智慧就会相应地迅猛发达。比如钱钟书,他其实是满怀热情的人,他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残破的世界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过上平和美好的日子。可是钱钟书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收敛起这样的精神愿望,像躲在纱帐后旁观世界的神仙,做纯粹的学问,隔着学问来打量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这种姿态就是“退后一步自然宽”的姿态。在险恶的历史境遇中,许多智者不得不采取这种后撤的方式应对时世,这些人常常能够收获学术的圆满,但是同时也留下精神的遗憾。  喜剧作家作为历史实践中的个人,无论后撤还是前行,都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他们有权利和理由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人类历史所给予他们的评价会因为他们的后撤而降低。人类愿意把担当人类全部黑暗的人推举到高贵显赫的地位上,耶稣、释迦牟尼、普罗米修斯、甘地等等,就成为了彪炳千秋的伟大形象。在作家谱系中,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拜伦、雨果、屈原、司马迁、杜甫等等,就成为了这样的伟大作家。中国人总说当代文学没有出现伟大作家,可能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用悲剧态度展示我们人类生活的晦暗不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晦暗不明,同时又用自己的人格绝不放弃地担当所有这些晦暗不明。我们读者其实是在呼唤既看清一切历史黑暗,又绝不放弃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祈祷的人,我们愿意给予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以最大的尊敬,称这些尚未出现的人为伟大人物。我们抱怨中国没有大作家,其实就是在抱怨中国没有诞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呢?要绝对地说有还是无,太难,也没有意义。我们不如说一说怎样才能出现这样的大作家,其实答案已含在上面的谈论之中。一个人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同时又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既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又始终抱着那么博大的爱,始终不放弃对于人类前途的努力,这样的作家就可能成为大作家。文学界有个说法,我觉得不无道理。相比较于已经得奖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得奖的作家中;相比较于出名的作家,大作家更有可能产生在没有出名的作家中。据我个人所知,中国有些写作者,不在我们现在运行的文化界、文学界之中。他们跳出三界之外,可是他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想问题,努力写作文学作品。很多偏僻的角落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思想深刻却不被文学界所知,当然也没有被学界、文学界肮脏的东西污染,他们非常有潜力。他们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在某一时刻突然拿出一部大气磅礴的文学作品,又在另一时刻挺身而出,担当生活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剧。这就是我们所呼唤的作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大作家,至少能够给我们这些期待者和抱怨者带来一些安慰。  为什么我们人类对于文化人有这样的期待,不但期待他们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还期待他们以伟大的人格担当一种我们自己所无力担当的东西?刚才我说作家心灵最弱是从比较中说的,实际上人类心灵在根本上都是很弱的,总是希望有人来给灵魂一个规范,一个依靠,赋予一种形,一种意。那些伟大人物一旦出现,我们的灵魂就有了依靠,有了避风港。人类必须由力量非凡的个体来担当民众所担当不起的那份痛苦和恐惧,所以民众给耶稣、释加牟尼那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担当整个人类的罪,但耶稣担当了,他为了拯救人类而生,为了拯救人类而死。人类一遇到灾难,遇到应付不了的困难,往往就祈祷,就烧香。祈祷和烧香都是与神沟通的方式,沟通的目的就是由神来担当困厄、恐惧与罪孽。我们常人担当不起,因为我们很卑微很脆弱,神能担当,因为神很伟大很坚强。人类在精神上就是这样软弱,他承受不起,就要寻找上帝,寻找圣人,寻找导师和统帅,包括寻找伟大作家。耶稣和释迦牟尼就这样诞生了,甘地和摩西就这样诞生了,托尔斯泰和鲁迅就这样诞生了。最近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习惯,遇到应付不了的事就读鲁迅。有一位文革中受迫害的画家说,他读懂鲁迅是在五七干校,只有感到自己沦落为奴隶,对前途和尊严完全绝望了,才能真正读懂鲁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希望不断有巨人为我们担当起那些我们担当不起的东西,希望有悲剧英雄把人类的黑暗和生命的虚无扛在身上,让我们喘一口气。我们总是把最高的地位献给了这样的悲剧作家,称这样的人为文化英雄。  当然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特别的作家,很难说他是喜剧形象还是悲剧形象,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塞万提斯和他的作品《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从美学风格、组织故事的方式、切入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一部典型的喜剧作品。主人公对世界的感觉方式跟世界本身的严重错位,在错位中演出无数的荒虐故事、滑稽故事。但是堂吉诃德又同时是一个最典型的悲剧人物,我们总是以嘲讽的口吻谈论说他,但我最尊敬的文学形象就是这个常常受到嘲弄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很荒唐、丑陋,他认为他应该用侠士精神拯救世界,推动人类进入更幸福的境遇之中。他确认自己的使命就是除暴安良,他在实践使命的过程,不断遇到挫折,老是狼狈不堪,但他到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使命,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承诺和担当。他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看见主人鞭打奴仆,就去解救奴仆,但他离开后主人鞭打奴仆更加暴虐。他的所为是完全无效的,但他是按照自己对于意义的设定、承诺去做的,他从来不放弃这无效的努力,这就是一个悲剧英雄。这部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最典型的喜剧作品,但在精神气质上,在人物对世界的态度上是悲剧作品。这部作品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人类从整体说,心灵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心灵脆弱的人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类十分清楚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无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和哲学家们常常向着宇宙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人类的心灵总被这些困惑所充斥。其实人类十分清楚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人类的尽头肯定是无,因而我们就是无。同时间、空间相比,人类多么渺小。人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在逐渐看清这一点。人类承受不了自己所看到的黑暗和虚无,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遮蔽这清清楚楚地呈现着的虚无。怎样遮蔽这清清楚楚的虚无呢,人类用的是宗教、是文化。人类竭尽智慧为我们的历史设定意义,以求把我们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在很遥远的时候,人类对于自身和世
   问:我想听您讲一下对刘小枫关于耶稣观点的见解?
  答:最近二十年中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多半在文革中受过磨难,文革后他们进入研究领域,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刘小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文化界缺乏关于灵魂皈依、灵魂拯救的问题关注,而刘小枫是最集中地向中国学术界输入这种学说的学者,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来阐述宗教问题,为知识界做了很大贡献。,我本人就是他的著作的受惠者,我希望他的学术努力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他有特殊条件进入观照灵魂的状态,他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命运对他不公,这就促使他不像大家一样庸常,能够更深刻地思考生存问题、灵魂问题。他个人的精神痛苦促使他发现人类的精神痛苦,他渴望以一种超验的东西、彼岸的东西来照亮人类,支持人类。我常常被他的言说所打动。
  (根据1999年4月21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

  评论这张
 
阅读(309)|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