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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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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国王究竟是怎样起源怎样终结的  

2007-06-10 16:19:38|  分类: 历史的源头及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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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及其所代表的专制制度,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十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专制制度可以长盛不衰。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用自己的智慧所创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为日后的欧洲大地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框架,与氏族时代一样悠久漫长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早就化作民主精神融化在整个人类的血液之中。三十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低档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为什么我们的心灵不可以受到那种更加久远的民主传统的滋润,却一定要遭受短短三千年专制传统的控制和毒害?如果我们越过最近三千年的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摩尔根在描述罗马领袖塞尔维乌斯以财产为要素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国家之后,感叹这个制度日后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等等消极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今天占世界主流的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国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国王从起源到消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领袖(祭司)——军事领袖(统帅)——政治领袖(行政长官)——全权领袖(国王,其中一部分是暴君)——有限领袖(总统)。国王和他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绝迹,但是他们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国王起源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必将终结于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中。摩尔根曾经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预言:“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摩尔根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正在缓慢地实现。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发展,我们似乎有理由跟摩尔根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国王的起源和终结

 

国王的起源和终结摩 罗国王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宰杀犯人的指令来自国王,征战的号令来自国王,公侯的封赏来自国王,卿臣的任命来自国王。史书的纲领是国王,童话的母题是国王。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是国王,戏剧舞台上居于灯光中心的是国王。国王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究竟什么是国王?如果将国王看作人类群体的首领,那么国王很早就出现了,当人类还像今天的大猩猩一样十来个结成一群在丛林中觅食时,就已经有首领了。动物中的首领几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象群、猴子群、蚂蚁群、蜜蜂群都有自己的首领。但这些首领自然不是国王。标准的国王应该是帝国体制的产物,也就是国王成为一个政治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国家的宗教、军事、民政、司法、社会诸般事务的决策和调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总之整个国家机器围着他打转。我们习惯上将这种国家体制命名为专制政体。从丛林觅食算起人类已经有三百万年甚至七百万年历史,而典型的王权国家仅仅诞生在大约三千年前。从三百万年前的首领发展为三千年前的国王,从丛林中的率众觅食发展到金銮殿里的大权独揽,人类的领袖经过了什么样的过渡?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政治国家主要政治领袖的国王,是从氏族时代的宗教领袖演变过来的。人类的宗教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开始于三十万年前,结束于五万年前。仅仅只有原始的宗教意识的萌芽,可能还不足以产生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应该是在正规的祭祀仪式形成时顺势而生的,这个年代不容易确定,但肯定不会很晚。也就是说,人类的领袖在祭祀首领的职位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寻机发展为国王。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都是人类从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过渡、宗教领袖向国家领袖过渡的时代。中国在汉代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文化水平的人。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是什么?郭沫若在讨论商周之际社会状况时说,“宗教神话就是当时的文化”,可见商王周王首先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统帅群伦的。从商王老是占卜、周王老是打卦来看,他们的权威多半是靠跟神的沟通而取得并巩固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讨论古代社会状况及其领袖人物时,所涉及的个案绝大多数是巫师和祭祀长。地中海地区出现城邦国家时,其领袖职位的宗教性也很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斯巴达王有三种职务:主持祭礼、指挥军队、审判犯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罗马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祀坛。”(234页)“他们选出一个祭司,这是这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246页)在罗马出现国家政权以后,国家的重大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元老院和国民大会手中,执行权力的人一直是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长官两种重任的人。为什么这两种职位要由同一个人担当?“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很明显,统帅必须是一个能够跟神灵直接沟通的人,才能在神灵的帮助下决策大事。法国学者库朗热总结道:“在罗马与在斯巴达或在雅典一样,国家完全服从于宗教。古代的国家与宗教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不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彼此的冲突,而且将它们分别开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政教相争的悲剧是没有的事。”(《古代城邦》155页)《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就是两项,祭祀和打仗,当时君王的主要职责也就是祭祀和征战。这很符合库朗热的描述,那就是国家服从于宗教。在宗教面前,所有的行政事务和民政事务都是次要的。《礼记》规定:“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可见宗教才是立国之本。“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用来建构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事物,恰是宗教及其祭坛(社)。用来区别阶级等级和政治身份的事物,主要也是宗教权利,所以《礼记》说:“天子祭天地

 

国王的起源和终结摩 罗国王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宰杀犯人的指令来自国王,征战的号令来自国王,公侯的封赏来自国王,卿臣的任命来自国王。史书的纲领是国王,童话的母题是国王。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是国王,戏剧舞台上居于灯光中心的是国王。国王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究竟什么是国王?如果将国王看作人类群体的首领,那么国王很早就出现了,当人类还像今天的大猩猩一样十来个结成一群在丛林中觅食时,就已经有首领了。动物中的首领几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象群、猴子群、蚂蚁群、蜜蜂群都有自己的首领。但这些首领自然不是国王。标准的国王应该是帝国体制的产物,也就是国王成为一个政治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国家的宗教、军事、民政、司法、社会诸般事务的决策和调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总之整个国家机器围着他打转。我们习惯上将这种国家体制命名为专制政体。从丛林觅食算起人类已经有三百万年甚至七百万年历史,而典型的王权国家仅仅诞生在大约三千年前。从三百万年前的首领发展为三千年前的国王,从丛林中的率众觅食发展到金銮殿里的大权独揽,人类的领袖经过了什么样的过渡?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政治国家主要政治领袖的国王,是从氏族时代的宗教领袖演变过来的。人类的宗教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开始于三十万年前,结束于五万年前。仅仅只有原始的宗教意识的萌芽,可能还不足以产生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应该是在正规的祭祀仪式形成时顺势而生的,这个年代不容易确定,但肯定不会很晚。也就是说,人类的领袖在祭祀首领的职位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寻机发展为国王。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都是人类从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过渡、宗教领袖向国家领袖过渡的时代。中国在汉代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文化水平的人。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是什么?郭沫若在讨论商周之际社会状况时说,“宗教神话就是当时的文化”,可见商王周王首先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统帅群伦的。从商王老是占卜、周王老是打卦来看,他们的权威多半是靠跟神的沟通而取得并巩固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讨论古代社会状况及其领袖人物时,所涉及的个案绝大多数是巫师和祭祀长。地中海地区出现城邦国家时,其领袖职位的宗教性也很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斯巴达王有三种职务:主持祭礼、指挥军队、审判犯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罗马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祀坛。”(234页)“他们选出一个祭司,这是这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246页)在罗马出现国家政权以后,国家的重大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元老院和国民大会手中,执行权力的人一直是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长官两种重任的人。为什么这两种职位要由同一个人担当?“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很明显,统帅必须是一个能够跟神灵直接沟通的人,才能在神灵的帮助下决策大事。法国学者库朗热总结道:“在罗马与在斯巴达或在雅典一样,国家完全服从于宗教。古代的国家与宗教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不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彼此的冲突,而且将它们分别开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政教相争的悲剧是没有的事。”(《古代城邦》155页)《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就是两项,祭祀和打仗,当时君王的主要职责也就是祭祀和征战。这很符合库朗热的描述,那就是国家服从于宗教。在宗教面前,所有的行政事务和民政事务都是次要的。《礼记》规定:“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可见宗教才是立国之本。“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用来建构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事物,恰是宗教及其祭坛(社)。用来区别阶级等级和政治身份的事物,主要也是宗教权利,所以《礼记》说:“天子祭天地

 

王及其所代表的专制制度,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十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专制制度可以长盛不衰。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用自己的智慧所创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为日后的欧洲大地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框架,与氏族时代一样悠久漫长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早就化作民主精神融化在整个人类的血液之中。三十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低档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为什么我们的心灵不可以受到那种更加久远的民主传统的滋润,却一定要遭受短短三千年专制传统的控制和毒害?如果我们越过最近三千年的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摩尔根在描述罗马领袖塞尔维乌斯以财产为要素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国家之后,感叹这个制度日后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等等消极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今天占世界主流的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国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国王从起源到消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领袖(祭司)——军事领袖(统帅)——政治领袖(行政长官)——全权领袖(国王,其中一部分是暴君)——有限领袖(总统)。国王和他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绝迹,但是他们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国王起源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必将终结于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中。摩尔根曾经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预言:“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摩尔根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正在缓慢地实现。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发展,我们似乎有理由跟摩尔根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国王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宰杀犯人的指令来自国王,征战的号令来自国王,公侯的封赏来自国王,卿臣的任命来自国王。史书的纲领是国王,童话的母题是国王。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是国王,戏剧舞台上居于灯光中心的是国王。

国王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究竟什么是国王?

国王的起源和终结摩 罗国王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宰杀犯人的指令来自国王,征战的号令来自国王,公侯的封赏来自国王,卿臣的任命来自国王。史书的纲领是国王,童话的母题是国王。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是国王,戏剧舞台上居于灯光中心的是国王。国王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究竟什么是国王?如果将国王看作人类群体的首领,那么国王很早就出现了,当人类还像今天的大猩猩一样十来个结成一群在丛林中觅食时,就已经有首领了。动物中的首领几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象群、猴子群、蚂蚁群、蜜蜂群都有自己的首领。但这些首领自然不是国王。标准的国王应该是帝国体制的产物,也就是国王成为一个政治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国家的宗教、军事、民政、司法、社会诸般事务的决策和调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总之整个国家机器围着他打转。我们习惯上将这种国家体制命名为专制政体。从丛林觅食算起人类已经有三百万年甚至七百万年历史,而典型的王权国家仅仅诞生在大约三千年前。从三百万年前的首领发展为三千年前的国王,从丛林中的率众觅食发展到金銮殿里的大权独揽,人类的领袖经过了什么样的过渡?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政治国家主要政治领袖的国王,是从氏族时代的宗教领袖演变过来的。人类的宗教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开始于三十万年前,结束于五万年前。仅仅只有原始的宗教意识的萌芽,可能还不足以产生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应该是在正规的祭祀仪式形成时顺势而生的,这个年代不容易确定,但肯定不会很晚。也就是说,人类的领袖在祭祀首领的职位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寻机发展为国王。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都是人类从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过渡、宗教领袖向国家领袖过渡的时代。中国在汉代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文化水平的人。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是什么?郭沫若在讨论商周之际社会状况时说,“宗教神话就是当时的文化”,可见商王周王首先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统帅群伦的。从商王老是占卜、周王老是打卦来看,他们的权威多半是靠跟神的沟通而取得并巩固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讨论古代社会状况及其领袖人物时,所涉及的个案绝大多数是巫师和祭祀长。地中海地区出现城邦国家时,其领袖职位的宗教性也很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斯巴达王有三种职务:主持祭礼、指挥军队、审判犯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罗马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祀坛。”(234页)“他们选出一个祭司,这是这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246页)在罗马出现国家政权以后,国家的重大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元老院和国民大会手中,执行权力的人一直是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长官两种重任的人。为什么这两种职位要由同一个人担当?“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很明显,统帅必须是一个能够跟神灵直接沟通的人,才能在神灵的帮助下决策大事。法国学者库朗热总结道:“在罗马与在斯巴达或在雅典一样,国家完全服从于宗教。古代的国家与宗教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不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彼此的冲突,而且将它们分别开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政教相争的悲剧是没有的事。”(《古代城邦》155页)《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就是两项,祭祀和打仗,当时君王的主要职责也就是祭祀和征战。这很符合库朗热的描述,那就是国家服从于宗教。在宗教面前,所有的行政事务和民政事务都是次要的。《礼记》规定:“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可见宗教才是立国之本。“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用来建构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事物,恰是宗教及其祭坛(社)。用来区别阶级等级和政治身份的事物,主要也是宗教权利,所以《礼记》说:“天子祭天地

如果将国王看作人类群体的首领,那么国王很早就出现了,当人类还像今天的大猩猩一样十来个结成一群在丛林中觅食时,就已经有首领了。动物中的首领几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象群、猴子群、蚂蚁群、蜜蜂群都有自己的首领。但这些首领自然不是国王。

,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天子规定对于最高神的祭司权由他垄断。为什么天子如此重视祭祀天神的垄断权力?答案只有一个:他的其他权利就是从这祭祀权中得来的。要想巩固其他权力,就必须牢牢掌握祭祀权。中国的三代时期,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都是处于氏族时代向政治国家时代过渡的时期之中。摩尔根说,古罗马这个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统帅两种重任的人,“就是此后的最高行政长官、国王和总统的萌芽。”这个结论已经非常明了,但是库朗热的结论将比这个明了十倍。“在家庭中,权力与宗教相连,父亲因作为宗教的主持人而成为家主和审判者。与此相似,城邦宗教的大祭司同时也是政治首领。”(164页)也就是说,是教权产生了政权,政治权利是宗教权利的延伸,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祭坛赐以首领以尊严。“王国的宪法很简单,不必细究。它源自宗教信仰的信条。点燃城邦圣火的建城人,自然就是第一任祭司。希腊古代有一条规定令我们感到惊奇,它规定城邦的王位属于第一个建立城邦祭坛的人。”希腊殖民地伊奥尼亚的十二个城邦的圣火都是克德鲁斯家族的人点燃的,于是这十二个城邦的民众就将这些王位全部交给了克德鲁斯家族。他们并不是以力量取得王位的,只因他们是邦火的创建者,这邦火还得由他们维持,所以王位非他们莫属。早在氏族诞生之初,其首领就不是像猴王那样靠体力的博弈而出人头地,而是靠跟神沟通的能力和法术产生号召力。除了主持祭司之外,他们没有什么权力,在群体的生活中产生不了多少其他作用。那是一个真正平等、也真正和平的时代。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状态,孔子所憧憬的“大同世界,其实就是刚刚失去的氏族组织状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跟人类学家布朗在安达曼岛上所发现的原始人群的生存状态基本一致。古希腊罗马时代,城邦首领或者君主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武力强大、争斗胜利而自立,而是在和平的气氛中以宗教的原因而产生。城邦公民还常常用抓阄或者占天象的方式选举执政官,因为在古人看来,抓阄和天象都是神意的体现,无论是氏族还是国家,无论是领袖还是公民,都只能秉承神意处事。所以,执政者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强力或者法律,而是来自宗教。连法律本身也是来源于宗教,它最初只是一些宗教原则和戒条。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到作为专制制度之象征的国王是如何诞生的。在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原本权力较小、责任较大的领袖人物,在政治运作之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力图实行对国家事务的独断和控制。为了遏制这种与民主制背道而驰的苗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非常有力的抵制,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政治智慧,以及对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于国家的责任心。比如,希腊人发现军事首领巴塞勒斯这个职位的权力正在急剧膨胀,他们马上取消了这个职位。罗马人发现军事首领勒克斯的职位正在全力膨胀,同样马上废除了这个职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领袖个人权力的膨胀违背了民主制的原则。尽管如此,帝国和国王,以及暴君,还是在地中海地区出现了。罗马暴君的专横残暴,未必逊色于中国暴君。暴君就是从国王中产生的,而国王就是由那些民主制之中的国家元首演变而来的。后来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大多数时间处于专制和暴政的统治之下,而他们所说的所谓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恰恰是和平、民主、自由的时代。相比而言,专制和暴政时代为期很短,至今不过三千年左右。可是这三千年的历史是最让人类痛心疾首的,他给人类文化和心灵所刻下的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们常常禁不住像讨论昨夜的恶梦一样讨论它的罪恶和前景。拉开历史距离来理解国标准的国王应该是帝国体制的产物,也就是国王成为一个政治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国家的宗教、军事、民政、司法、社会诸般事务的决策和调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总之整个国家机器围着他打转。我们习惯上将这种国家体制命名为专制政体。

从丛林觅食算起人类已经有三百万年甚至七百万年历史,而典型的王权国家仅仅诞生在大约三千年前。从三百万年前的首领发展为三千年前的国王,从丛林中的率众觅食发展到金銮殿里的大权独揽,人类的领袖经过了什么样的过渡?

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政治国家主要政治领袖的国王,是从氏族时代的宗教领袖演变过来的。人类的宗教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开始于三十万年前,结束于五万年前。仅仅只有原始的宗教意识的萌芽,可能还不足以产生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应该是在正规的祭祀仪式形成时顺势而生的,这个年代不容易确定,但肯定不会很晚。也就是说,人类的领袖在祭祀首领的职位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寻机发展为国王。

,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天子规定对于最高神的祭司权由他垄断。为什么天子如此重视祭祀天神的垄断权力?答案只有一个:他的其他权利就是从这祭祀权中得来的。要想巩固其他权力,就必须牢牢掌握祭祀权。中国的三代时期,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都是处于氏族时代向政治国家时代过渡的时期之中。摩尔根说,古罗马这个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统帅两种重任的人,“就是此后的最高行政长官、国王和总统的萌芽。”这个结论已经非常明了,但是库朗热的结论将比这个明了十倍。“在家庭中,权力与宗教相连,父亲因作为宗教的主持人而成为家主和审判者。与此相似,城邦宗教的大祭司同时也是政治首领。”(164页)也就是说,是教权产生了政权,政治权利是宗教权利的延伸,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祭坛赐以首领以尊严。“王国的宪法很简单,不必细究。它源自宗教信仰的信条。点燃城邦圣火的建城人,自然就是第一任祭司。希腊古代有一条规定令我们感到惊奇,它规定城邦的王位属于第一个建立城邦祭坛的人。”希腊殖民地伊奥尼亚的十二个城邦的圣火都是克德鲁斯家族的人点燃的,于是这十二个城邦的民众就将这些王位全部交给了克德鲁斯家族。他们并不是以力量取得王位的,只因他们是邦火的创建者,这邦火还得由他们维持,所以王位非他们莫属。早在氏族诞生之初,其首领就不是像猴王那样靠体力的博弈而出人头地,而是靠跟神沟通的能力和法术产生号召力。除了主持祭司之外,他们没有什么权力,在群体的生活中产生不了多少其他作用。那是一个真正平等、也真正和平的时代。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状态,孔子所憧憬的“大同世界,其实就是刚刚失去的氏族组织状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跟人类学家布朗在安达曼岛上所发现的原始人群的生存状态基本一致。古希腊罗马时代,城邦首领或者君主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武力强大、争斗胜利而自立,而是在和平的气氛中以宗教的原因而产生。城邦公民还常常用抓阄或者占天象的方式选举执政官,因为在古人看来,抓阄和天象都是神意的体现,无论是氏族还是国家,无论是领袖还是公民,都只能秉承神意处事。所以,执政者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强力或者法律,而是来自宗教。连法律本身也是来源于宗教,它最初只是一些宗教原则和戒条。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到作为专制制度之象征的国王是如何诞生的。在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原本权力较小、责任较大的领袖人物,在政治运作之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力图实行对国家事务的独断和控制。为了遏制这种与民主制背道而驰的苗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非常有力的抵制,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政治智慧,以及对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于国家的责任心。比如,希腊人发现军事首领巴塞勒斯这个职位的权力正在急剧膨胀,他们马上取消了这个职位。罗马人发现军事首领勒克斯的职位正在全力膨胀,同样马上废除了这个职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领袖个人权力的膨胀违背了民主制的原则。尽管如此,帝国和国王,以及暴君,还是在地中海地区出现了。罗马暴君的专横残暴,未必逊色于中国暴君。暴君就是从国王中产生的,而国王就是由那些民主制之中的国家元首演变而来的。后来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大多数时间处于专制和暴政的统治之下,而他们所说的所谓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恰恰是和平、民主、自由的时代。相比而言,专制和暴政时代为期很短,至今不过三千年左右。可是这三千年的历史是最让人类痛心疾首的,他给人类文化和心灵所刻下的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们常常禁不住像讨论昨夜的恶梦一样讨论它的罪恶和前景。拉开历史距离来理解国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都是人类从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过渡、宗教领袖向国家领袖过渡的时代。中国在汉代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文化水平的人。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是什么?郭沫若在讨论商周之际社会状况时说,“宗教神话就是当时的文化”,可见商王周王首先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统帅群伦的。从商王老是占卜、周王老是打卦来看,他们的权威多半是靠跟神的沟通而取得并巩固的。

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讨论古代社会状况及其领袖人物时,所涉及的个案绝大多数是巫师和祭祀长。地中海地区出现城邦国家时,其领袖职位的宗教性也很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斯巴达王有三种职务:主持祭礼、指挥军队、审判犯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罗马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祀坛。”(王及其所代表的专制制度,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十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专制制度可以长盛不衰。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用自己的智慧所创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为日后的欧洲大地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框架,与氏族时代一样悠久漫长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早就化作民主精神融化在整个人类的血液之中。三十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低档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为什么我们的心灵不可以受到那种更加久远的民主传统的滋润,却一定要遭受短短三千年专制传统的控制和毒害?如果我们越过最近三千年的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摩尔根在描述罗马领袖塞尔维乌斯以财产为要素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国家之后,感叹这个制度日后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等等消极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今天占世界主流的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国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国王从起源到消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领袖(祭司)——军事领袖(统帅)——政治领袖(行政长官)——全权领袖(国王,其中一部分是暴君)——有限领袖(总统)。国王和他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绝迹,但是他们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国王起源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必将终结于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中。摩尔根曾经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预言:“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摩尔根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正在缓慢地实现。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发展,我们似乎有理由跟摩尔根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234页)“他们选出一个祭司,这是这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246页)

在罗马出现国家政权以后,国家的重大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元老院和国民大会手中,执行权力的人一直是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长官两种重任的人。为什么这两种职位要由同一个人担当?“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很明显,统帅必须是一个能够跟神灵直接沟通的人,才能在神灵的帮助下决策大事。法国学者库朗热总结道:“在罗马与在斯巴达或在雅典一样,国家完全服从于宗教。古代的国家与宗教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不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彼此的冲突,而且将它们分别开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政教相争的悲剧是没有的事。”(《古代城邦》155页)

《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就是两项,祭祀和打仗,当时君王的主要职责也就是祭祀和征战。这很符合库朗热的描述,那就是国家服从于宗教。在宗教面前,所有的行政事务和民政事务都是次要的。《礼记》规定:“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可见宗教才是立国之本。“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用来建构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事物,恰是宗教及其祭坛(社)。用来区别阶级等级和政治身份的事物,主要也是宗教权利,所以《礼记》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天子规定对于最高神的祭司权由他垄断。为什么天子如此重视祭祀天神的垄断权力?答案只有一个:他的其他权利就是从这祭祀权中得来的。要想巩固其他权力,就必须牢牢掌握祭祀权。

中国的三代时期,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都是处于氏族时代向政治国家时代过渡的时期之中。

国王的起源和终结摩 罗国王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宰杀犯人的指令来自国王,征战的号令来自国王,公侯的封赏来自国王,卿臣的任命来自国王。史书的纲领是国王,童话的母题是国王。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是国王,戏剧舞台上居于灯光中心的是国王。国王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究竟什么是国王?如果将国王看作人类群体的首领,那么国王很早就出现了,当人类还像今天的大猩猩一样十来个结成一群在丛林中觅食时,就已经有首领了。动物中的首领几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象群、猴子群、蚂蚁群、蜜蜂群都有自己的首领。但这些首领自然不是国王。标准的国王应该是帝国体制的产物,也就是国王成为一个政治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国家的宗教、军事、民政、司法、社会诸般事务的决策和调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总之整个国家机器围着他打转。我们习惯上将这种国家体制命名为专制政体。从丛林觅食算起人类已经有三百万年甚至七百万年历史,而典型的王权国家仅仅诞生在大约三千年前。从三百万年前的首领发展为三千年前的国王,从丛林中的率众觅食发展到金銮殿里的大权独揽,人类的领袖经过了什么样的过渡?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政治国家主要政治领袖的国王,是从氏族时代的宗教领袖演变过来的。人类的宗教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开始于三十万年前,结束于五万年前。仅仅只有原始的宗教意识的萌芽,可能还不足以产生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应该是在正规的祭祀仪式形成时顺势而生的,这个年代不容易确定,但肯定不会很晚。也就是说,人类的领袖在祭祀首领的职位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寻机发展为国王。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都是人类从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过渡、宗教领袖向国家领袖过渡的时代。中国在汉代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文化水平的人。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是什么?郭沫若在讨论商周之际社会状况时说,“宗教神话就是当时的文化”,可见商王周王首先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统帅群伦的。从商王老是占卜、周王老是打卦来看,他们的权威多半是靠跟神的沟通而取得并巩固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讨论古代社会状况及其领袖人物时,所涉及的个案绝大多数是巫师和祭祀长。地中海地区出现城邦国家时,其领袖职位的宗教性也很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斯巴达王有三种职务:主持祭礼、指挥军队、审判犯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罗马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祀坛。”(234页)“他们选出一个祭司,这是这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246页)在罗马出现国家政权以后,国家的重大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元老院和国民大会手中,执行权力的人一直是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长官两种重任的人。为什么这两种职位要由同一个人担当?“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很明显,统帅必须是一个能够跟神灵直接沟通的人,才能在神灵的帮助下决策大事。法国学者库朗热总结道:“在罗马与在斯巴达或在雅典一样,国家完全服从于宗教。古代的国家与宗教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不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彼此的冲突,而且将它们分别开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政教相争的悲剧是没有的事。”(《古代城邦》155页)《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就是两项,祭祀和打仗,当时君王的主要职责也就是祭祀和征战。这很符合库朗热的描述,那就是国家服从于宗教。在宗教面前,所有的行政事务和民政事务都是次要的。《礼记》规定:“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可见宗教才是立国之本。“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用来建构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事物,恰是宗教及其祭坛(社)。用来区别阶级等级和政治身份的事物,主要也是宗教权利,所以《礼记》说:“天子祭天地

摩尔根说,古罗马这个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统帅两种重任的人,“就是此后的最高行政长官、国王和总统的萌芽。”这个结论已经非常明了,但是库朗热的结论将比这个明了十倍。

“在家庭中,权力与宗教相连,父亲因作为宗教的主持人而成为家主和审判者。与此相似,城邦宗教的大祭司同时也是政治首领。”(164页)也就是说,是教权产生了政权,政治权利是宗教权利的延伸,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祭坛赐以首领以尊严。

“王国的宪法很简单,不必细究。它源自宗教信仰的信条。点燃城邦圣火的建城人,自然就是第一任祭司。希腊古代有一条规定令我们感到惊奇,它规定城邦的王位属于第一个建立城邦祭坛的人。”希腊殖民地伊奥尼亚的十二个城邦的圣火都是克德鲁斯家族的人点燃的,于是这十二个城邦的民众就将这些王位全部交给了克德鲁斯家族。他们并不是以力量取得王位的,只因他们是邦火的创建者,这邦火还得由他们维持,所以王位非他们莫属。

早在氏族诞生之初,其首领就不是像猴王那样靠体力的博弈而出人头地,而是靠跟神沟通的能力和法术产生号召力。除了主持祭司之外,他们没有什么权力,在群体的生活中产生不了多少其他作用。那是一个真正平等、也真正和平的时代。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状态,孔子所憧憬的“大同世界,其实就是刚刚失去的氏族组织状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跟人类学家布朗在安达曼岛上所发现的原始人群的生存状态基本一致。古希腊罗马时代,城邦首领或者君主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武力强大、争斗胜利而自立,而是在和平的气氛中以宗教的原因而产生。城邦公民还常常用抓阄或者占天象的方式选举执政官,因为在古人看来,抓阄和天象都是神意的体现,无论是氏族还是国家,无论是领袖还是公民,都只能秉承神意处事。所以,执政者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强力或者法律,而是来自宗教。连法律本身也是来源于宗教,它最初只是一些宗教原则和戒条。

王及其所代表的专制制度,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十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专制制度可以长盛不衰。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用自己的智慧所创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为日后的欧洲大地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框架,与氏族时代一样悠久漫长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早就化作民主精神融化在整个人类的血液之中。三十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低档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为什么我们的心灵不可以受到那种更加久远的民主传统的滋润,却一定要遭受短短三千年专制传统的控制和毒害?如果我们越过最近三千年的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摩尔根在描述罗马领袖塞尔维乌斯以财产为要素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国家之后,感叹这个制度日后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等等消极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今天占世界主流的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国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国王从起源到消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领袖(祭司)——军事领袖(统帅)——政治领袖(行政长官)——全权领袖(国王,其中一部分是暴君)——有限领袖(总统)。国王和他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绝迹,但是他们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国王起源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必将终结于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中。摩尔根曾经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预言:“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摩尔根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正在缓慢地实现。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发展,我们似乎有理由跟摩尔根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到作为专制制度之象征的国王是如何诞生的。在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原本权力较小、责任较大的领袖人物,在政治运作之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力图实行对国家事务的独断和控制。为了遏制这种与民主制背道而驰的苗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非常有力的抵制,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政治智慧,以及对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于国家的责任心。比如,希腊人发现军事首领巴塞勒斯这个职位的权力正在急剧膨胀,他们马上取消了这个职位。罗马人发现军事首领勒克斯的职位正在全力膨胀,同样马上废除了这个职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领袖个人权力的膨胀违背了民主制的原则。

王及其所代表的专制制度,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十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专制制度可以长盛不衰。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用自己的智慧所创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为日后的欧洲大地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框架,与氏族时代一样悠久漫长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早就化作民主精神融化在整个人类的血液之中。三十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低档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为什么我们的心灵不可以受到那种更加久远的民主传统的滋润,却一定要遭受短短三千年专制传统的控制和毒害?如果我们越过最近三千年的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摩尔根在描述罗马领袖塞尔维乌斯以财产为要素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国家之后,感叹这个制度日后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等等消极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今天占世界主流的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国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国王从起源到消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领袖(祭司)——军事领袖(统帅)——政治领袖(行政长官)——全权领袖(国王,其中一部分是暴君)——有限领袖(总统)。国王和他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绝迹,但是他们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国王起源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必将终结于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中。摩尔根曾经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预言:“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摩尔根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正在缓慢地实现。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发展,我们似乎有理由跟摩尔根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尽管如此,帝国和国王,以及暴君,还是在地中海地区出现了。罗马暴君的专横残暴,未必逊色于中国暴君。暴君就是从国王中产生的,而国王就是由那些民主制之中的国家元首演变而来的。后来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大多数时间处于专制和暴政的统治之下,而他们所说的所谓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恰恰是和平、民主、自由的时代。相比而言,专制和暴政时代为期很短,至今不过三千年左右。可是这三千年的历史是最让人类痛心疾首的,他给人类文化和心灵所刻下的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们常常禁不住像讨论昨夜的恶梦一样讨论它的罪恶和前景。

拉开历史距离来理解国王及其所代表的专制制度,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十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专制制度可以长盛不衰。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用自己的智慧所创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为日后的欧洲大地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框架,与氏族时代一样悠久漫长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早就化作民主精神融化在整个人类的血液之中。三十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低档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为什么我们的心灵不可以受到那种更加久远的民主传统的滋润,却一定要遭受短短三千年专制传统的控制和毒害?如果我们越过最近三千年的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

国王的起源和终结摩 罗国王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宰杀犯人的指令来自国王,征战的号令来自国王,公侯的封赏来自国王,卿臣的任命来自国王。史书的纲领是国王,童话的母题是国王。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是国王,戏剧舞台上居于灯光中心的是国王。国王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究竟什么是国王?如果将国王看作人类群体的首领,那么国王很早就出现了,当人类还像今天的大猩猩一样十来个结成一群在丛林中觅食时,就已经有首领了。动物中的首领几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象群、猴子群、蚂蚁群、蜜蜂群都有自己的首领。但这些首领自然不是国王。标准的国王应该是帝国体制的产物,也就是国王成为一个政治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国家的宗教、军事、民政、司法、社会诸般事务的决策和调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总之整个国家机器围着他打转。我们习惯上将这种国家体制命名为专制政体。从丛林觅食算起人类已经有三百万年甚至七百万年历史,而典型的王权国家仅仅诞生在大约三千年前。从三百万年前的首领发展为三千年前的国王,从丛林中的率众觅食发展到金銮殿里的大权独揽,人类的领袖经过了什么样的过渡?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政治国家主要政治领袖的国王,是从氏族时代的宗教领袖演变过来的。人类的宗教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开始于三十万年前,结束于五万年前。仅仅只有原始的宗教意识的萌芽,可能还不足以产生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应该是在正规的祭祀仪式形成时顺势而生的,这个年代不容易确定,但肯定不会很晚。也就是说,人类的领袖在祭祀首领的职位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寻机发展为国王。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都是人类从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过渡、宗教领袖向国家领袖过渡的时代。中国在汉代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文化水平的人。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是什么?郭沫若在讨论商周之际社会状况时说,“宗教神话就是当时的文化”,可见商王周王首先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统帅群伦的。从商王老是占卜、周王老是打卦来看,他们的权威多半是靠跟神的沟通而取得并巩固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讨论古代社会状况及其领袖人物时,所涉及的个案绝大多数是巫师和祭祀长。地中海地区出现城邦国家时,其领袖职位的宗教性也很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斯巴达王有三种职务:主持祭礼、指挥军队、审判犯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罗马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祀坛。”(234页)“他们选出一个祭司,这是这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246页)在罗马出现国家政权以后,国家的重大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元老院和国民大会手中,执行权力的人一直是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长官两种重任的人。为什么这两种职位要由同一个人担当?“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很明显,统帅必须是一个能够跟神灵直接沟通的人,才能在神灵的帮助下决策大事。法国学者库朗热总结道:“在罗马与在斯巴达或在雅典一样,国家完全服从于宗教。古代的国家与宗教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不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彼此的冲突,而且将它们分别开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政教相争的悲剧是没有的事。”(《古代城邦》155页)《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就是两项,祭祀和打仗,当时君王的主要职责也就是祭祀和征战。这很符合库朗热的描述,那就是国家服从于宗教。在宗教面前,所有的行政事务和民政事务都是次要的。《礼记》规定:“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可见宗教才是立国之本。“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用来建构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事物,恰是宗教及其祭坛(社)。用来区别阶级等级和政治身份的事物,主要也是宗教权利,所以《礼记》说:“天子祭天地

摩尔根在描述罗马领袖塞尔维乌斯以财产为要素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国家之后,感叹这个制度日后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等等消极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今天占世界主流的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国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国王从起源到消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领袖(祭司)——军事领袖(统帅)——政治领袖(行政长官)——全权领袖(国王,其中一部分是暴君)——有限领袖(总统)。国王和他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绝迹,但是他们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国王起源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必将终结于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中。

摩尔根曾经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预言:“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摩尔根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正在缓慢地实现。

王及其所代表的专制制度,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十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专制制度可以长盛不衰。古希腊古罗马公民用自己的智慧所创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为日后的欧洲大地奠定了现代国家的框架,与氏族时代一样悠久漫长的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早就化作民主精神融化在整个人类的血液之中。三十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低档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为什么我们的心灵不可以受到那种更加久远的民主传统的滋润,却一定要遭受短短三千年专制传统的控制和毒害?如果我们越过最近三千年的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摩尔根在描述罗马领袖塞尔维乌斯以财产为要素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国家之后,感叹这个制度日后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等等消极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今天占世界主流的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国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国王从起源到消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领袖(祭司)——军事领袖(统帅)——政治领袖(行政长官)——全权领袖(国王,其中一部分是暴君)——有限领袖(总统)。国王和他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绝迹,但是他们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国王起源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必将终结于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中。摩尔根曾经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预言:“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摩尔根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正在缓慢地实现。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发展,我们似乎有理由跟摩尔根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发展,我们似乎有理由跟摩尔根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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