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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城里的姨妈(上)——对城市贫民生存状态的一  

2007-01-18 22:20:27|  分类: 散文诗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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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找好认的固定地点。这时候,姨妈就得给他们供顿饭、带个路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帮助。可是对于姨妈来说,决不是一件简单事。姨爹只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工人,那么一点薪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温饱。还要过分客气地招待那么多客人,那只能是自己勒紧腰带,否则是断断办不到的。姨妈待人总是那么尽心尽意,非得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别人送上不可。那时各种食品的供应都那么紧张,一个月也就只有那么一回两回吃肉的机会。那真是你吃了就没我的,我吃了就没你的。记得我念高中时,有一年暑假在景德镇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抽空去看过姨妈。姨妈一见我就约我哪天上她家吃饭,说是那个日子把肉票全用上。那时姨爹已去世多年,家境比以前更加为难。我吃那饭那肉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难处。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过起了日子,忍受着贫穷的百般折磨,我才体会到了姨妈一家的困窘与艰难。姨妈招待我算是招待一位近亲,而招待那些成群的打工者时,有时很难说是招待亲友,只能说是招待艰难谋生的穷人——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穷人。听说表哥表弟们也常常抱怨,怎么把家里搞成了旅馆。我想,我的姨妈决不乐意损害她的儿子们的利益,可她对天下的亲友和穷人既然怀有如此多的善心,也就只能让儿子们跟着自己受点委屈了。我已经说过,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那些蜂拥而来的食客们,一年之间也不过就吃了人家三两顿饭,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一般来说也不会以物质的方式作什么报偿。可对于姨妈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念书的那些年头,常常听母亲说,二表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必须给瓷器贴花贴到多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可上学。母亲还一边说一边算一笔账,二表哥虽然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可实际上每月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时候我只会跟着母亲的口气羡慕二表哥,一点也不知道品一品此中的辛酸。小时候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只知道羡慕城里人的福气。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也像乡下人一样有穷富之别,而城里的穷人甚至比乡下的穷人更加艰难。我的姨爹在夸过我那么一次之后,时间过得不太长,也许就那么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大表哥已经就业,自然也是最卑微、薪水最低的工人,二表哥按照当时把城市青年驱赶到乡下的国策,被安排在浮梁山区种地,不但帮不上家里,还得要家里补贴吃穿。小表弟则在学校念书。姨妈从姨爹的工厂里每月领四十元钱的生活费。那份拮据和艰辛,谁都不难想到。这时候姨妈家的开支一点也没缩小,倒是两个表哥都突然成为了男人,必须考虑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候姨妈心里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再在家里贴贴瓷花大约不行了,再说姨爹去世后也许再也揽不到这种活干,姨妈必须找机会到外边挣钱去。姨爹走得这么早,三个媳妇的事,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赶快挣钱去,还能向谁等着靠着去?有一度姨妈在本弄堂里做清洁工,每个月能挣那么几十元钱。可是表哥们觉得那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干了不久就不让她干。母亲谈到这事时还说,其实干这个也不错,他们家最缺钱。后来姨妈找了一件新活,她跟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开了一家饺子粑店。所谓饺子粑,也就是用大米作原料包上菜馅做成的饺子。这种食品在江西十分流行,人人爱吃。姨妈的店开起来后,很受欢迎,生意一直不错。姨妈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她的媳妇们可以说都是靠这家粑店娶来的。在姨妈即将告别粑店的垂暮之年,我有机会头一次吃上姨妈所做的饺子粑。那一天我路经景德镇,想找表弟帮我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特去了姨妈家。跟姨妈同屋住了一辈子的那位胖大妈说,姨妈这几天生病,本来没去上班的,不知为啥今天不见人,大约还是上班去了。她带我七拐八拐来到了姨妈的粑店。姨妈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可她见到我马上变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还没吃过我店里的粑吧,她捧上那么多粑让我吃。我吃了小部分,剩下了大部分,她那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好像我是故意不吃似的。她不容推脱地要我多吃,好像不把她的粑店吃空就决不放我走。店里其他伙伴个个都比她年轻得多。我想姨妈每天干活一定都是在拼命,否则就没法跟上那些年轻人。一旦跟不上她们,她就只有失业了。实际上,姨妈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赶上那些中年妇女,她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本来需要子女照料日常起居的颤巍巍的老人。姨妈是靠那点资历,和她对所有人的忠诚、友好以及不计输赢的付出等等品质博得了人家的尊敬,才保持着这份工作。那些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向我数落姨妈的固执,并善意地劝姨妈好好休息几天,好好养病。姨妈陪我回到家里,这时的家分外凄清。两个表哥早已结婚,都搬了出去。表弟尚是单身,但他整天在外边下下围棋,为朋友们两肋插刀冲锋陷阵打打架。姨妈一边为我上茶一边问乡下的各种情况。她还一个一个地问到那些常到她家落脚的手艺人的情况。姨妈显然有点想他们,姨妈伤感地说,我现在招待不起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了。那天姨妈带我去寻找表弟,气喘嘘嘘摇摇摆摆地走在景德镇市狭窄而又破烂的街道上,那个劳累、苍老而又勉力撑持的背影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让正在生病的姨妈在大街上辛苦那么久呢。这一次的景德镇之行,给了我许多沉重的东西。不只是姨妈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姨妈的全家。甚至还不只是姨妈一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整个景德镇。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加宽泛一些,不只是一个景德镇,而是天下所有的穷人,所有的底层人,给了我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好等到下文再说。                  四现在是1998年秋天,在这个清空爽气的早晨,我坐在北京南郊的一所租住的房子里,叙述我姨妈的住所。大约半年前,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的二姨妈在那个没有光、不通风的暗室里去世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详细询问了情况。母亲平淡地讲诉了若干细节,我平淡地连连哦哦了几声,表示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类,别的什么也没说。搁下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姨妈的那间房子怎么办?现在由谁住着呢?听说表弟在姨妈去世前结婚了,那他也已在外边找了房子住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住姨妈那样的房子吗?小时候我就对姨妈的那间房子感到奇怪,没有窗子,所以没有一丝光,也不通风,一丝新鲜空气也没有。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依然没有光,依然不通风。即使是乡下最贫穷的农民,也不会住在这样可怕的房子里。小时候当然没想这么多,可是我长大以后,姨妈和姨爹住了一辈子的这间房终于成了我观察城市生活、特别是观察城市贫民生活的一个窗口。我很小的时候来姨妈家,跟大表哥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印象特深。我们当然不能睡在那间破房子里,那是姨爹姨妈的房子。我们只能睡在楼上。那是冬天,我和大表哥各睡一头。那年大表哥接近二十岁,而我刚刚十来岁。我睡在大表哥脚下特别不自在,一动也不敢动。现在想来,此中既有小孩在大人面前的拘谨,也有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拘谨。整个晚上不敢动一下的那种感受,谁只要曾经有过一次,他就肯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睡觉前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原来在这个只是用来隔热隔寒和堆放杂物、并不用来起居食睡的阁楼上,有很多人在睡觉。我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因为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事。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余年前的某一次,我再次在姨妈家睡觉的时候,姨爹已经去世多年,大表哥也已结婚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这一次我跟二表哥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张床,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用两条凳子撑起几块木板,再铺上褥子和被子,这就是姨妈家的那张床。它的东边紧挨着一方板壁,其他各边都堆满了这个城市贫民之家所有的破破烂烂蒙尘披垢的杂物。那一年我已有二十好几岁,二表哥比我略大一点,大约已接近三十岁了吧。二表哥虽然快三十了,可是依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女朋友。那时他在姨爹生前供职的厂里上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地位和面子的烧煤工,也就是给那烧瓷器的火窑加煤之类。二表哥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零的个头,身材匀称,腰板硬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跟他一起走在景德镇市灰不溜秋的大街上,发现表哥能够赚来很高的回头率,不少女性愿意对他多看几眼。可是他却没法找到女朋友,不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跟不上。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以后随便聊了几句,准备入眠。这时我听见有两个人爬楼梯上楼的声音。不是爬姨妈家的楼梯,姨妈家的人上楼时,爬的是乡下人那样的由两根瘦瘦的木柱子横着钉上一些短木棍的楼梯。而那天晚上的上楼声爬的是由一块一块宽木板做成的阶梯式楼梯。根据声音的各种特征,我知道那是隔壁的人在爬隔壁的楼梯。伴着爬楼梯的脚步声,有一男一女的讲话声。这一男一女爬完楼梯,又在木质楼板上踩出几步橐橐的响声。根据此后的声音判断,脚步声的终点应该是一张床。他们走到床边,一边喁喁轻语,一边脱衣就寝。他们上床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的倾听之中。他们在一起扭结、翻滚、欢叫以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发生在我的身旁,发生在我的床边上和被窝边上,这不只是历历在目的问题,也不只是身临其境的问题,而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火烧火燎的,下身烧得叫人受不住,口腔也干燥得无可忍受。这时我更加知道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关于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多年以来我实在体会太深。我就业以后一直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木板楼里。一幢大楼被
 一个好找好认的固定地点。这时候,姨妈就得给他们供顿饭、带个路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帮助。可是对于姨妈来说,决不是一件简单事。姨爹只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工人,那么一点薪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温饱。还要过分客气地招待那么多客人,那只能是自己勒紧腰带,否则是断断办不到的。姨妈待人总是那么尽心尽意,非得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别人送上不可。那时各种食品的供应都那么紧张,一个月也就只有那么一回两回吃肉的机会。那真是你吃了就没我的,我吃了就没你的。记得我念高中时,有一年暑假在景德镇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抽空去看过姨妈。姨妈一见我就约我哪天上她家吃饭,说是那个日子把肉票全用上。那时姨爹已去世多年,家境比以前更加为难。我吃那饭那肉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难处。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过起了日子,忍受着贫穷的百般折磨,我才体会到了姨妈一家的困窘与艰难。姨妈招待我算是招待一位近亲,而招待那些成群的打工者时,有时很难说是招待亲友,只能说是招待艰难谋生的穷人——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穷人。听说表哥表弟们也常常抱怨,怎么把家里搞成了旅馆。我想,我的姨妈决不乐意损害她的儿子们的利益,可她对天下的亲友和穷人既然怀有如此多的善心,也就只能让儿子们跟着自己受点委屈了。我已经说过,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那些蜂拥而来的食客们,一年之间也不过就吃了人家三两顿饭,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一般来说也不会以物质的方式作什么报偿。可对于姨妈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念书的那些年头,常常听母亲说,二表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必须给瓷器贴花贴到多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可上学。母亲还一边说一边算一笔账,二表哥虽然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可实际上每月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时候我只会跟着母亲的口气羡慕二表哥,一点也不知道品一品此中的辛酸。小时候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只知道羡慕城里人的福气。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也像乡下人一样有穷富之别,而城里的穷人甚至比乡下的穷人更加艰难。我的姨爹在夸过我那么一次之后,时间过得不太长,也许就那么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大表哥已经就业,自然也是最卑微、薪水最低的工人,二表哥按照当时把城市青年驱赶到乡下的国策,被安排在浮梁山区种地,不但帮不上家里,还得要家里补贴吃穿。小表弟则在学校念书。姨妈从姨爹的工厂里每月领四十元钱的生活费。那份拮据和艰辛,谁都不难想到。这时候姨妈家的开支一点也没缩小,倒是两个表哥都突然成为了男人,必须考虑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候姨妈心里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再在家里贴贴瓷花大约不行了,再说姨爹去世后也许再也揽不到这种活干,姨妈必须找机会到外边挣钱去。姨爹走得这么早,三个媳妇的事,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赶快挣钱去,还能向谁等着靠着去?有一度姨妈在本弄堂里做清洁工,每个月能挣那么几十元钱。可是表哥们觉得那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干了不久就不让她干。母亲谈到这事时还说,其实干这个也不错,他们家最缺钱。后来姨妈找了一件新活,她跟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开了一家饺子粑店。所谓饺子粑,也就是用大米作原料包上菜馅做成的饺子。这种食品在江西十分流行,人人爱吃。姨妈的店开起来后,很受欢迎,生意一直不错。姨妈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她的媳妇们可以说都是靠这家粑店娶来的。在姨妈即将告别粑店的垂暮之年,我有机会头一次吃上姨妈所做的饺子粑。那一天我路经景德镇,想找表弟帮我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特去了姨妈家。跟姨妈同屋住了一辈子的那位胖大妈说,姨妈这几天生病,本来没去上班的,不知为啥今天不见人,大约还是上班去了。她带我七拐八拐来到了姨妈的粑店。姨妈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可她见到我马上变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还没吃过我店里的粑吧,她捧上那么多粑让我吃。我吃了小部分,剩下了大部分,她那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好像我是故意不吃似的。她不容推脱地要我多吃,好像不把她的粑店吃空就决不放我走。店里其他伙伴个个都比她年轻得多。我想姨妈每天干活一定都是在拼命,否则就没法跟上那些年轻人。一旦跟不上她们,她就只有失业了。实际上,姨妈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赶上那些中年妇女,她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本来需要子女照料日常起居的颤巍巍的老人。姨妈是靠那点资历,和她对所有人的忠诚、友好以及不计输赢的付出等等品质博得了人家的尊敬,才保持着这份工作。那些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向我数落姨妈的固执,并善意地劝姨妈好好休息几天,好好养病。姨妈陪我回到家里,这时的家分外凄清。两个表哥早已结婚,都搬了出去。表弟尚是单身,但他整天在外边下下围棋,为朋友们两肋插刀冲锋陷阵打打架。姨妈一边为我上茶一边问乡下的各种情况。她还一个一个地问到那些常到她家落脚的手艺人的情况。姨妈显然有点想他们,姨妈伤感地说,我现在招待不起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了。那天姨妈带我去寻找表弟,气喘嘘嘘摇摇摆摆地走在景德镇市狭窄而又破烂的街道上,那个劳累、苍老而又勉力撑持的背影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让正在生病的姨妈在大街上辛苦那么久呢。这一次的景德镇之行,给了我许多沉重的东西。不只是姨妈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姨妈的全家。甚至还不只是姨妈一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整个景德镇。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加宽泛一些,不只是一个景德镇,而是天下所有的穷人,所有的底层人,给了我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好等到下文再说。                  四现在是1998年秋天,在这个清空爽气的早晨,我坐在北京南郊的一所租住的房子里,叙述我姨妈的住所。大约半年前,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的二姨妈在那个没有光、不通风的暗室里去世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详细询问了情况。母亲平淡地讲诉了若干细节,我平淡地连连哦哦了几声,表示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类,别的什么也没说。搁下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姨妈的那间房子怎么办?现在由谁住着呢?听说表弟在姨妈去世前结婚了,那他也已在外边找了房子住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住姨妈那样的房子吗?小时候我就对姨妈的那间房子感到奇怪,没有窗子,所以没有一丝光,也不通风,一丝新鲜空气也没有。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依然没有光,依然不通风。即使是乡下最贫穷的农民,也不会住在这样可怕的房子里。小时候当然没想这么多,可是我长大以后,姨妈和姨爹住了一辈子的这间房终于成了我观察城市生活、特别是观察城市贫民生活的一个窗口。我很小的时候来姨妈家,跟大表哥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印象特深。我们当然不能睡在那间破房子里,那是姨爹姨妈的房子。我们只能睡在楼上。那是冬天,我和大表哥各睡一头。那年大表哥接近二十岁,而我刚刚十来岁。我睡在大表哥脚下特别不自在,一动也不敢动。现在想来,此中既有小孩在大人面前的拘谨,也有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拘谨。整个晚上不敢动一下的那种感受,谁只要曾经有过一次,他就肯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睡觉前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原来在这个只是用来隔热隔寒和堆放杂物、并不用来起居食睡的阁楼上,有很多人在睡觉。我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因为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事。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余年前的某一次,我再次在姨妈家睡觉的时候,姨爹已经去世多年,大表哥也已结婚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这一次我跟二表哥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张床,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用两条凳子撑起几块木板,再铺上褥子和被子,这就是姨妈家的那张床。它的东边紧挨着一方板壁,其他各边都堆满了这个城市贫民之家所有的破破烂烂蒙尘披垢的杂物。那一年我已有二十好几岁,二表哥比我略大一点,大约已接近三十岁了吧。二表哥虽然快三十了,可是依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女朋友。那时他在姨爹生前供职的厂里上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地位和面子的烧煤工,也就是给那烧瓷器的火窑加煤之类。二表哥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零的个头,身材匀称,腰板硬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跟他一起走在景德镇市灰不溜秋的大街上,发现表哥能够赚来很高的回头率,不少女性愿意对他多看几眼。可是他却没法找到女朋友,不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跟不上。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以后随便聊了几句,准备入眠。这时我听见有两个人爬楼梯上楼的声音。不是爬姨妈家的楼梯,姨妈家的人上楼时,爬的是乡下人那样的由两根瘦瘦的木柱子横着钉上一些短木棍的楼梯。而那天晚上的上楼声爬的是由一块一块宽木板做成的阶梯式楼梯。根据声音的各种特征,我知道那是隔壁的人在爬隔壁的楼梯。伴着爬楼梯的脚步声,有一男一女的讲话声。这一男一女爬完楼梯,又在木质楼板上踩出几步橐橐的响声。根据此后的声音判断,脚步声的终点应该是一张床。他们走到床边,一边喁喁轻语,一边脱衣就寝。他们上床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的倾听之中。他们在一起扭结、翻滚、欢叫以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发生在我的身旁,发生在我的床边上和被窝边上,这不只是历历在目的问题,也不只是身临其境的问题,而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火烧火燎的,下身烧得叫人受不住,口腔也干燥得无可忍受。这时我更加知道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关于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多年以来我实在体会太深。我就业以后一直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木板楼里。一幢大楼被摩罗/城里的姨妈(上)——对城市贫民生存状态的一 - 摩罗 - 摩罗的博客
城里的姨妈
 城里的姨妈       摩罗         一我的母亲一共有三姐妹一兄弟。我有两位姨妈和一位舅舅。大姨妈和舅舅跟我母亲一样一直生活在乡下,二姨妈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城里。用我们当地的话说,是住在镇里。镇里是一个特称,专指景德镇。关于景德镇是世界著名瓷都的说法,是后来在课堂上才听说的。我们小时候只知道镇里人爱叫我们乡下人为乡巴佬,同时也爱给我们乡巴佬送瓷器。我们那一带的乡下,叫他们镇里人就叫镇巴佬。乡巴佬来镇巴佬去的,好像一句报一句,我们镇乡平等了。其实不是。他们叫我们乡巴佬时多少带有一点瞧不起,心善的人可能还带有一点体恤和怜悯。我们叫他们镇巴佬时,则是含着浓浓的羡慕和恭敬,好像他们是生活在神仙世界的人,不会像我们受苦受难的乡下人这么下贱。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某一年正月,一辆班车停在我家门前的公路上,下来两位客人。那时候班车不是随叫随停,我家门前没设站,停下一辆班车那是极为希罕的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坦场上和水塘边几乎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刚下车的客人。过了一小阵,两位客人肩挑手提地走在塘坝上。我们终于认出来,那是镇里姨妈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位老表。心里的那份高兴,至今还没有忘记。表哥们下乡来,要走很多亲戚的。他们挑的那一担东西,主要就是瓷碗,是给乡下各路亲戚送来的礼物。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在我家住了很久。我不但带着他们在田头山脚乱钻,还跟二表哥一起栽了几棵青杨树。关于杨树能插枝种活的知识,我大概就是从表哥这里学来的。其中有两棵杨树,就种在我家两幢房子之间的排水沟里。下雨的时候,两幢房子的屋檐都向这里排水,所以这两棵树长得特别滋润。在那整个春天,我都按着表哥留下的嘱咐和提示,仔细观察杨树的生长情况。什么时候有芽,什么时候有叶,什么时候抽枝了,每一条枝上都挂满一串一串又绿又宽的叶等等,我都看得特别仔细。一看见杨树,我就想起表哥来。后来杨树长得太高,快要把屋檐顶坏,父母动员我把杨树砍掉。我当时一面非常通情达理地把那么鲜活那么可爱的杨树砍掉了,一面感到很对不起二表哥,因为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东西。但我没有向表哥报告过任何情况。杨树长得好时没通过消息,杨树被砍掉了我也没有告诉他什么。不是故意不说,而是无法说。那时我们几乎没有写信的想法。只有大人之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才会想到请一位教书先生写上一张纸。小孩之间断没有为了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而浪费邮票的道理。所以我与表哥直到各自就业以后,才有过通信的交流。小时候我们要隔上好几年才能再见上一面,由于时间去得太远,上一次的话题几乎没法再接上来。不过关于那杨树的下落,表哥后来还是问过的。他听了我的告白,自然也只有表示理解。                  二我本来是想写一写我在二姨妈家几次做客的感受的,可一入题竟然写出表哥来我家做客的故事。大概因为我们的来往中只有这么一次欢快的事,我就抢先把它写出来了。此外其实还有一件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可是今天回想起来,那件事仅仅对于我来说是件乐事,对于我的姨妈和表哥来说,肯定是件苦事。因为知道是姨妈和表哥的苦事,我的回忆中也就不光是快乐,同时还有不少酸楚。我说的是一件上山砍柴的事。那一年我十余岁。大约念小学四年级。寒假期间跟在景德镇学徒打工的大哥去玩。既然到了景德镇,自然要去看姨妈。我估计当时在姨妈家住了好几天。关于我的二姨爹的唯一一次记忆,就是这一次留下来的。姨爹是瓷业工人,供职于当时极负盛名而今大约早就倒闭了的景兴瓷厂。我的两个姨爹都是病病歪歪的样子,他们都是年纪不太高就去世了。留下我两个姨妈煎熬着漫长的晚年。我记得很清楚,二姨爹说话时是坐在餐桌的靠近大门那一边的。那个大门当时的编号是景德镇市大黄家下弄五十三号。后来这间两个贫寒之家共住的小房子改为八十一号,那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事了。八十年代我回到姨妈家,见到一副姨爹的瓷板画,才重新回想起那天晚上姨爹说话时的音容笑貌。音容笑貌只是借用了一个流行的说法,其实我是怎么也无法回忆起他的声音和笑容来的。那天晚上我跟表哥谈话,说到关于水的流和泻问题。我说流就是水平着身子慢慢地往前走,泻就是斜着身子从高处向低处冲,泻的时候又有速度又有力量,什么东西都能卷走。我本来是对表哥说的,可是姨爹听后马上接过话去,说我说得好,并且很高兴地夸奖我:“这个崽俚以后肯定有出息,这么小就把话说得这么好,把流和泻分得这么清楚。”二十多年过去了,面对姨爹的画像,我已无法回忆起他的神情。我只能想象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大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和姨妈和表哥商量砍柴的事。也许姨妈只是问了我一句是不是愿意跟他们去砍柴。我无疑是满口答应一起去。我似乎记得姨爹发表过反对意见,说这么小的一个客人,怎么能要他去砍柴。可我在家是老砍柴的,差不多是行家里手了。这回能到城里的山上去砍柴,我当然会感到新鲜,也许还可以在姨妈和表哥面前表现一下呢。所以我的积极性肯定是很高的。这次砍柴对我来说的确有许多新鲜之处。一大早,姨妈就叫起了我和二表哥。往西一出弄口,就是昌江。我们沿着昌江边上的街道往北走,大约要走到当时唯一的一座昌江大桥的北边。这时天完全亮了,这时我看见江中一群人坐着渡船在摆渡。当我知道我们也要坐这渡船时,感到非常新鲜和高兴。因为我将第一次有机会坐上这种小船。以后无论是坐九江到上海的江轮,还是坐海口到广州的海轮,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坐这小渡船的经历。我还记得上船时有点害怕和上船后晃晃悠悠的感觉。不过我印象更深的是打柴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一群修铁路的民工下班回城。没到江边,他们一个个爬上飞奔的卡车向江边赶路。到了江边,他们一窝蜂似的拥上船,吓得小船直往水的深处躲缩。一船一船的民工源源不断地聚过来,好像没完没了。那时候已是黄昏,为了早点赶回家,我们也只好各自挑着柴担往船上挤。我记得我们坐的那一趟船人特多,多得连艄工也没法上船,他只好将撑船的竹篙递给船上的年轻人,让他们自己撑着往对岸走。我当时非常担心,一是船上人太多,小船吃水太深,二是艄工没上船,而那群掌船的小伙子们偏偏那么嘻嘻哈哈,随随便便。我只好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出事。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平安无事。早上我们下船不久,就见到阵线很长、规模很大的工地,表哥说这是在修铁路。我听了很感振奋,我想铁路和火车肯定是非常好玩的东西,在我们家里那是永远也不会想到的东西,可是我的表哥却能随时见到修铁路的地方,我当时对表哥、对所有城里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还没上山的时候,表哥就说,山上能看见广播电台的发射塔,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只从生产队为各家各户装的简易喇叭里和别人的收音机里听见过来自电台的声音,今天能够见到电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就是电台本身,这当然是幸运而又神奇的。尽管到表哥指给我看那发射塔时,我觉得它其实很有点貌不惊人,连走近它仔细看看的愿望也不强烈,可在整个爬山过程中,我心里却确实一直受到那个目标的吸引和鼓舞。表哥指给我看时,也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他大约怕勾起我就近细看的好奇心,耽误了砍柴的活儿,才故意那么随随便便。还有一点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姨妈和表哥带着我在那么大的山上自由自在地转来转去,专找柴薪茂盛的地方,没有一点区域的限制。我们在家里砍柴时,哪是我们村的山,哪是外村的山,那是分得清清楚楚。如果有意要到别人山上砍柴,那心里是一直胆颤心惊。那次砍柴究竟累成怎样,姨妈和表哥辛苦成怎样,我当时都没有细想,也不知道细想。后来的岁月中,我才慢慢地想到,姨妈一家只有姨爹的一份工资,那日子当然过得紧巴,如果尽烧煤,不但没有门路弄到那么多计划指标,经济上肯定也承受不起,所以,他们就常常挑上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走很远很远的路,到西边的大山上去砍柴。                  三几乎所有的乡下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是过着最贫穷的地狱生活,城里人都是过着天堂似的富有幸福生活。按照我的印象,所有的乡下人都希望从城里的亲戚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不知道城里人对乡下的亲戚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的二姨妈对乡下的亲戚、对乡下的亲戚的亲戚,都是十二分的热情、体贴。姨妈宁愿自己饿饭,也得让每一位乡下的亲戚得到温饱和其他方面的方便。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那个县凡出外谋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到景德镇去。自景德镇瓷业繁荣以来,这里就一直号称是都昌人的码头。据说这里的固定居民60%是都昌人的后裔。这为都昌的农民前来投亲靠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都昌人谋生的第一个去处就是这个自身也十分贫穷的景德镇。由此,景德镇的流动人口几乎都是我们这个穷得不能再穷的都昌县的人。姨妈和姨爹都是都昌县人,姨妈是鸣山乡人,姨爹是土塘乡人。每到春节过后,那些挑着木匠担、篾匠担、石匠担的乡亲们,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手艺人,一群一群地、一批一批地来到景德镇,来到我的二姨妈家里。他们也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他们只不过把这里当作中转站,只不过想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吃顿饭,有时候打个地铺睡一晚。如果找活干一时难于得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当然就得在这里多喝几口水,多吃几顿饭,或者多睡几个晚上。一年的活儿干完,他们要回家过年了,又有一担一担的行李和工具挑到姨妈家来,这些东西都要寄存在这里,免得每年带来带去不方便。一年的中间,如果有新的伙计来找人,老的伙计来接头,自然姨妈家是

       摩 罗         

                                
   我的母亲一共有三姐妹一兄弟。我有两位姨妈和一位舅舅。大姨妈和舅舅跟我母亲一样一直生活在乡下,二姨妈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城里。用我们当地的话说,是住在镇里。镇里是一个特称,专指景德镇。
一个好找好认的固定地点。这时候,姨妈就得给他们供顿饭、带个路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帮助。可是对于姨妈来说,决不是一件简单事。姨爹只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工人,那么一点薪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温饱。还要过分客气地招待那么多客人,那只能是自己勒紧腰带,否则是断断办不到的。姨妈待人总是那么尽心尽意,非得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别人送上不可。那时各种食品的供应都那么紧张,一个月也就只有那么一回两回吃肉的机会。那真是你吃了就没我的,我吃了就没你的。记得我念高中时,有一年暑假在景德镇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抽空去看过姨妈。姨妈一见我就约我哪天上她家吃饭,说是那个日子把肉票全用上。那时姨爹已去世多年,家境比以前更加为难。我吃那饭那肉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难处。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过起了日子,忍受着贫穷的百般折磨,我才体会到了姨妈一家的困窘与艰难。姨妈招待我算是招待一位近亲,而招待那些成群的打工者时,有时很难说是招待亲友,只能说是招待艰难谋生的穷人——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穷人。听说表哥表弟们也常常抱怨,怎么把家里搞成了旅馆。我想,我的姨妈决不乐意损害她的儿子们的利益,可她对天下的亲友和穷人既然怀有如此多的善心,也就只能让儿子们跟着自己受点委屈了。我已经说过,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那些蜂拥而来的食客们,一年之间也不过就吃了人家三两顿饭,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一般来说也不会以物质的方式作什么报偿。可对于姨妈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念书的那些年头,常常听母亲说,二表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必须给瓷器贴花贴到多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可上学。母亲还一边说一边算一笔账,二表哥虽然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可实际上每月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时候我只会跟着母亲的口气羡慕二表哥,一点也不知道品一品此中的辛酸。小时候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只知道羡慕城里人的福气。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也像乡下人一样有穷富之别,而城里的穷人甚至比乡下的穷人更加艰难。我的姨爹在夸过我那么一次之后,时间过得不太长,也许就那么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大表哥已经就业,自然也是最卑微、薪水最低的工人,二表哥按照当时把城市青年驱赶到乡下的国策,被安排在浮梁山区种地,不但帮不上家里,还得要家里补贴吃穿。小表弟则在学校念书。姨妈从姨爹的工厂里每月领四十元钱的生活费。那份拮据和艰辛,谁都不难想到。这时候姨妈家的开支一点也没缩小,倒是两个表哥都突然成为了男人,必须考虑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候姨妈心里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再在家里贴贴瓷花大约不行了,再说姨爹去世后也许再也揽不到这种活干,姨妈必须找机会到外边挣钱去。姨爹走得这么早,三个媳妇的事,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赶快挣钱去,还能向谁等着靠着去?有一度姨妈在本弄堂里做清洁工,每个月能挣那么几十元钱。可是表哥们觉得那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干了不久就不让她干。母亲谈到这事时还说,其实干这个也不错,他们家最缺钱。后来姨妈找了一件新活,她跟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开了一家饺子粑店。所谓饺子粑,也就是用大米作原料包上菜馅做成的饺子。这种食品在江西十分流行,人人爱吃。姨妈的店开起来后,很受欢迎,生意一直不错。姨妈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她的媳妇们可以说都是靠这家粑店娶来的。在姨妈即将告别粑店的垂暮之年,我有机会头一次吃上姨妈所做的饺子粑。那一天我路经景德镇,想找表弟帮我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特去了姨妈家。跟姨妈同屋住了一辈子的那位胖大妈说,姨妈这几天生病,本来没去上班的,不知为啥今天不见人,大约还是上班去了。她带我七拐八拐来到了姨妈的粑店。姨妈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可她见到我马上变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还没吃过我店里的粑吧,她捧上那么多粑让我吃。我吃了小部分,剩下了大部分,她那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好像我是故意不吃似的。她不容推脱地要我多吃,好像不把她的粑店吃空就决不放我走。店里其他伙伴个个都比她年轻得多。我想姨妈每天干活一定都是在拼命,否则就没法跟上那些年轻人。一旦跟不上她们,她就只有失业了。实际上,姨妈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赶上那些中年妇女,她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本来需要子女照料日常起居的颤巍巍的老人。姨妈是靠那点资历,和她对所有人的忠诚、友好以及不计输赢的付出等等品质博得了人家的尊敬,才保持着这份工作。那些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向我数落姨妈的固执,并善意地劝姨妈好好休息几天,好好养病。姨妈陪我回到家里,这时的家分外凄清。两个表哥早已结婚,都搬了出去。表弟尚是单身,但他整天在外边下下围棋,为朋友们两肋插刀冲锋陷阵打打架。姨妈一边为我上茶一边问乡下的各种情况。她还一个一个地问到那些常到她家落脚的手艺人的情况。姨妈显然有点想他们,姨妈伤感地说,我现在招待不起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了。那天姨妈带我去寻找表弟,气喘嘘嘘摇摇摆摆地走在景德镇市狭窄而又破烂的街道上,那个劳累、苍老而又勉力撑持的背影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让正在生病的姨妈在大街上辛苦那么久呢。这一次的景德镇之行,给了我许多沉重的东西。不只是姨妈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姨妈的全家。甚至还不只是姨妈一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整个景德镇。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加宽泛一些,不只是一个景德镇,而是天下所有的穷人,所有的底层人,给了我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好等到下文再说。                  四现在是1998年秋天,在这个清空爽气的早晨,我坐在北京南郊的一所租住的房子里,叙述我姨妈的住所。大约半年前,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的二姨妈在那个没有光、不通风的暗室里去世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详细询问了情况。母亲平淡地讲诉了若干细节,我平淡地连连哦哦了几声,表示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类,别的什么也没说。搁下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姨妈的那间房子怎么办?现在由谁住着呢?听说表弟在姨妈去世前结婚了,那他也已在外边找了房子住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住姨妈那样的房子吗?小时候我就对姨妈的那间房子感到奇怪,没有窗子,所以没有一丝光,也不通风,一丝新鲜空气也没有。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依然没有光,依然不通风。即使是乡下最贫穷的农民,也不会住在这样可怕的房子里。小时候当然没想这么多,可是我长大以后,姨妈和姨爹住了一辈子的这间房终于成了我观察城市生活、特别是观察城市贫民生活的一个窗口。我很小的时候来姨妈家,跟大表哥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印象特深。我们当然不能睡在那间破房子里,那是姨爹姨妈的房子。我们只能睡在楼上。那是冬天,我和大表哥各睡一头。那年大表哥接近二十岁,而我刚刚十来岁。我睡在大表哥脚下特别不自在,一动也不敢动。现在想来,此中既有小孩在大人面前的拘谨,也有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拘谨。整个晚上不敢动一下的那种感受,谁只要曾经有过一次,他就肯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睡觉前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原来在这个只是用来隔热隔寒和堆放杂物、并不用来起居食睡的阁楼上,有很多人在睡觉。我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因为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事。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余年前的某一次,我再次在姨妈家睡觉的时候,姨爹已经去世多年,大表哥也已结婚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这一次我跟二表哥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张床,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用两条凳子撑起几块木板,再铺上褥子和被子,这就是姨妈家的那张床。它的东边紧挨着一方板壁,其他各边都堆满了这个城市贫民之家所有的破破烂烂蒙尘披垢的杂物。那一年我已有二十好几岁,二表哥比我略大一点,大约已接近三十岁了吧。二表哥虽然快三十了,可是依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女朋友。那时他在姨爹生前供职的厂里上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地位和面子的烧煤工,也就是给那烧瓷器的火窑加煤之类。二表哥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零的个头,身材匀称,腰板硬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跟他一起走在景德镇市灰不溜秋的大街上,发现表哥能够赚来很高的回头率,不少女性愿意对他多看几眼。可是他却没法找到女朋友,不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跟不上。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以后随便聊了几句,准备入眠。这时我听见有两个人爬楼梯上楼的声音。不是爬姨妈家的楼梯,姨妈家的人上楼时,爬的是乡下人那样的由两根瘦瘦的木柱子横着钉上一些短木棍的楼梯。而那天晚上的上楼声爬的是由一块一块宽木板做成的阶梯式楼梯。根据声音的各种特征,我知道那是隔壁的人在爬隔壁的楼梯。伴着爬楼梯的脚步声,有一男一女的讲话声。这一男一女爬完楼梯,又在木质楼板上踩出几步橐橐的响声。根据此后的声音判断,脚步声的终点应该是一张床。他们走到床边,一边喁喁轻语,一边脱衣就寝。他们上床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的倾听之中。他们在一起扭结、翻滚、欢叫以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发生在我的身旁,发生在我的床边上和被窝边上,这不只是历历在目的问题,也不只是身临其境的问题,而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火烧火燎的,下身烧得叫人受不住,口腔也干燥得无可忍受。这时我更加知道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关于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多年以来我实在体会太深。我就业以后一直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木板楼里。一幢大楼被

   关于景德镇是世界著名瓷都的说法,是后来在课堂上才听说的。我们小时候只知道镇里人爱叫我们乡下人为乡巴佬,同时也爱给我们乡巴佬送瓷器。我们那一带的乡下,叫他们镇里人就叫镇巴佬。乡巴佬来镇巴佬去的,好像一句报一句,我们镇乡平等了。其实不是。他们叫我们乡巴佬时多少带有一点瞧不起,心善的人可能还带有一点体恤和怜悯。我们叫他们镇巴佬时,则是含着浓浓的羡慕和恭敬,好像他们是生活在神仙世界的人,不会像我们受苦受难的乡下人这么下贱。一个好找好认的固定地点。这时候,姨妈就得给他们供顿饭、带个路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帮助。可是对于姨妈来说,决不是一件简单事。姨爹只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工人,那么一点薪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温饱。还要过分客气地招待那么多客人,那只能是自己勒紧腰带,否则是断断办不到的。姨妈待人总是那么尽心尽意,非得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别人送上不可。那时各种食品的供应都那么紧张,一个月也就只有那么一回两回吃肉的机会。那真是你吃了就没我的,我吃了就没你的。记得我念高中时,有一年暑假在景德镇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抽空去看过姨妈。姨妈一见我就约我哪天上她家吃饭,说是那个日子把肉票全用上。那时姨爹已去世多年,家境比以前更加为难。我吃那饭那肉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难处。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过起了日子,忍受着贫穷的百般折磨,我才体会到了姨妈一家的困窘与艰难。姨妈招待我算是招待一位近亲,而招待那些成群的打工者时,有时很难说是招待亲友,只能说是招待艰难谋生的穷人——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穷人。听说表哥表弟们也常常抱怨,怎么把家里搞成了旅馆。我想,我的姨妈决不乐意损害她的儿子们的利益,可她对天下的亲友和穷人既然怀有如此多的善心,也就只能让儿子们跟着自己受点委屈了。我已经说过,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那些蜂拥而来的食客们,一年之间也不过就吃了人家三两顿饭,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一般来说也不会以物质的方式作什么报偿。可对于姨妈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念书的那些年头,常常听母亲说,二表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必须给瓷器贴花贴到多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可上学。母亲还一边说一边算一笔账,二表哥虽然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可实际上每月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时候我只会跟着母亲的口气羡慕二表哥,一点也不知道品一品此中的辛酸。小时候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只知道羡慕城里人的福气。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也像乡下人一样有穷富之别,而城里的穷人甚至比乡下的穷人更加艰难。我的姨爹在夸过我那么一次之后,时间过得不太长,也许就那么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大表哥已经就业,自然也是最卑微、薪水最低的工人,二表哥按照当时把城市青年驱赶到乡下的国策,被安排在浮梁山区种地,不但帮不上家里,还得要家里补贴吃穿。小表弟则在学校念书。姨妈从姨爹的工厂里每月领四十元钱的生活费。那份拮据和艰辛,谁都不难想到。这时候姨妈家的开支一点也没缩小,倒是两个表哥都突然成为了男人,必须考虑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候姨妈心里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再在家里贴贴瓷花大约不行了,再说姨爹去世后也许再也揽不到这种活干,姨妈必须找机会到外边挣钱去。姨爹走得这么早,三个媳妇的事,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赶快挣钱去,还能向谁等着靠着去?有一度姨妈在本弄堂里做清洁工,每个月能挣那么几十元钱。可是表哥们觉得那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干了不久就不让她干。母亲谈到这事时还说,其实干这个也不错,他们家最缺钱。后来姨妈找了一件新活,她跟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开了一家饺子粑店。所谓饺子粑,也就是用大米作原料包上菜馅做成的饺子。这种食品在江西十分流行,人人爱吃。姨妈的店开起来后,很受欢迎,生意一直不错。姨妈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她的媳妇们可以说都是靠这家粑店娶来的。在姨妈即将告别粑店的垂暮之年,我有机会头一次吃上姨妈所做的饺子粑。那一天我路经景德镇,想找表弟帮我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特去了姨妈家。跟姨妈同屋住了一辈子的那位胖大妈说,姨妈这几天生病,本来没去上班的,不知为啥今天不见人,大约还是上班去了。她带我七拐八拐来到了姨妈的粑店。姨妈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可她见到我马上变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还没吃过我店里的粑吧,她捧上那么多粑让我吃。我吃了小部分,剩下了大部分,她那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好像我是故意不吃似的。她不容推脱地要我多吃,好像不把她的粑店吃空就决不放我走。店里其他伙伴个个都比她年轻得多。我想姨妈每天干活一定都是在拼命,否则就没法跟上那些年轻人。一旦跟不上她们,她就只有失业了。实际上,姨妈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赶上那些中年妇女,她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本来需要子女照料日常起居的颤巍巍的老人。姨妈是靠那点资历,和她对所有人的忠诚、友好以及不计输赢的付出等等品质博得了人家的尊敬,才保持着这份工作。那些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向我数落姨妈的固执,并善意地劝姨妈好好休息几天,好好养病。姨妈陪我回到家里,这时的家分外凄清。两个表哥早已结婚,都搬了出去。表弟尚是单身,但他整天在外边下下围棋,为朋友们两肋插刀冲锋陷阵打打架。姨妈一边为我上茶一边问乡下的各种情况。她还一个一个地问到那些常到她家落脚的手艺人的情况。姨妈显然有点想他们,姨妈伤感地说,我现在招待不起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了。那天姨妈带我去寻找表弟,气喘嘘嘘摇摇摆摆地走在景德镇市狭窄而又破烂的街道上,那个劳累、苍老而又勉力撑持的背影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让正在生病的姨妈在大街上辛苦那么久呢。这一次的景德镇之行,给了我许多沉重的东西。不只是姨妈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姨妈的全家。甚至还不只是姨妈一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整个景德镇。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加宽泛一些,不只是一个景德镇,而是天下所有的穷人,所有的底层人,给了我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好等到下文再说。                  四现在是1998年秋天,在这个清空爽气的早晨,我坐在北京南郊的一所租住的房子里,叙述我姨妈的住所。大约半年前,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的二姨妈在那个没有光、不通风的暗室里去世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详细询问了情况。母亲平淡地讲诉了若干细节,我平淡地连连哦哦了几声,表示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类,别的什么也没说。搁下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姨妈的那间房子怎么办?现在由谁住着呢?听说表弟在姨妈去世前结婚了,那他也已在外边找了房子住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住姨妈那样的房子吗?小时候我就对姨妈的那间房子感到奇怪,没有窗子,所以没有一丝光,也不通风,一丝新鲜空气也没有。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依然没有光,依然不通风。即使是乡下最贫穷的农民,也不会住在这样可怕的房子里。小时候当然没想这么多,可是我长大以后,姨妈和姨爹住了一辈子的这间房终于成了我观察城市生活、特别是观察城市贫民生活的一个窗口。我很小的时候来姨妈家,跟大表哥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印象特深。我们当然不能睡在那间破房子里,那是姨爹姨妈的房子。我们只能睡在楼上。那是冬天,我和大表哥各睡一头。那年大表哥接近二十岁,而我刚刚十来岁。我睡在大表哥脚下特别不自在,一动也不敢动。现在想来,此中既有小孩在大人面前的拘谨,也有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拘谨。整个晚上不敢动一下的那种感受,谁只要曾经有过一次,他就肯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睡觉前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原来在这个只是用来隔热隔寒和堆放杂物、并不用来起居食睡的阁楼上,有很多人在睡觉。我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因为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事。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余年前的某一次,我再次在姨妈家睡觉的时候,姨爹已经去世多年,大表哥也已结婚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这一次我跟二表哥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张床,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用两条凳子撑起几块木板,再铺上褥子和被子,这就是姨妈家的那张床。它的东边紧挨着一方板壁,其他各边都堆满了这个城市贫民之家所有的破破烂烂蒙尘披垢的杂物。那一年我已有二十好几岁,二表哥比我略大一点,大约已接近三十岁了吧。二表哥虽然快三十了,可是依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女朋友。那时他在姨爹生前供职的厂里上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地位和面子的烧煤工,也就是给那烧瓷器的火窑加煤之类。二表哥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零的个头,身材匀称,腰板硬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跟他一起走在景德镇市灰不溜秋的大街上,发现表哥能够赚来很高的回头率,不少女性愿意对他多看几眼。可是他却没法找到女朋友,不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跟不上。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以后随便聊了几句,准备入眠。这时我听见有两个人爬楼梯上楼的声音。不是爬姨妈家的楼梯,姨妈家的人上楼时,爬的是乡下人那样的由两根瘦瘦的木柱子横着钉上一些短木棍的楼梯。而那天晚上的上楼声爬的是由一块一块宽木板做成的阶梯式楼梯。根据声音的各种特征,我知道那是隔壁的人在爬隔壁的楼梯。伴着爬楼梯的脚步声,有一男一女的讲话声。这一男一女爬完楼梯,又在木质楼板上踩出几步橐橐的响声。根据此后的声音判断,脚步声的终点应该是一张床。他们走到床边,一边喁喁轻语,一边脱衣就寝。他们上床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的倾听之中。他们在一起扭结、翻滚、欢叫以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发生在我的身旁,发生在我的床边上和被窝边上,这不只是历历在目的问题,也不只是身临其境的问题,而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火烧火燎的,下身烧得叫人受不住,口腔也干燥得无可忍受。这时我更加知道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关于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多年以来我实在体会太深。我就业以后一直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木板楼里。一幢大楼被

一个好找好认的固定地点。这时候,姨妈就得给他们供顿饭、带个路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帮助。可是对于姨妈来说,决不是一件简单事。姨爹只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工人,那么一点薪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温饱。还要过分客气地招待那么多客人,那只能是自己勒紧腰带,否则是断断办不到的。姨妈待人总是那么尽心尽意,非得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别人送上不可。那时各种食品的供应都那么紧张,一个月也就只有那么一回两回吃肉的机会。那真是你吃了就没我的,我吃了就没你的。记得我念高中时,有一年暑假在景德镇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抽空去看过姨妈。姨妈一见我就约我哪天上她家吃饭,说是那个日子把肉票全用上。那时姨爹已去世多年,家境比以前更加为难。我吃那饭那肉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难处。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过起了日子,忍受着贫穷的百般折磨,我才体会到了姨妈一家的困窘与艰难。姨妈招待我算是招待一位近亲,而招待那些成群的打工者时,有时很难说是招待亲友,只能说是招待艰难谋生的穷人——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穷人。听说表哥表弟们也常常抱怨,怎么把家里搞成了旅馆。我想,我的姨妈决不乐意损害她的儿子们的利益,可她对天下的亲友和穷人既然怀有如此多的善心,也就只能让儿子们跟着自己受点委屈了。我已经说过,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那些蜂拥而来的食客们,一年之间也不过就吃了人家三两顿饭,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一般来说也不会以物质的方式作什么报偿。可对于姨妈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念书的那些年头,常常听母亲说,二表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必须给瓷器贴花贴到多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可上学。母亲还一边说一边算一笔账,二表哥虽然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可实际上每月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时候我只会跟着母亲的口气羡慕二表哥,一点也不知道品一品此中的辛酸。小时候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只知道羡慕城里人的福气。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也像乡下人一样有穷富之别,而城里的穷人甚至比乡下的穷人更加艰难。我的姨爹在夸过我那么一次之后,时间过得不太长,也许就那么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大表哥已经就业,自然也是最卑微、薪水最低的工人,二表哥按照当时把城市青年驱赶到乡下的国策,被安排在浮梁山区种地,不但帮不上家里,还得要家里补贴吃穿。小表弟则在学校念书。姨妈从姨爹的工厂里每月领四十元钱的生活费。那份拮据和艰辛,谁都不难想到。这时候姨妈家的开支一点也没缩小,倒是两个表哥都突然成为了男人,必须考虑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候姨妈心里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再在家里贴贴瓷花大约不行了,再说姨爹去世后也许再也揽不到这种活干,姨妈必须找机会到外边挣钱去。姨爹走得这么早,三个媳妇的事,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赶快挣钱去,还能向谁等着靠着去?有一度姨妈在本弄堂里做清洁工,每个月能挣那么几十元钱。可是表哥们觉得那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干了不久就不让她干。母亲谈到这事时还说,其实干这个也不错,他们家最缺钱。后来姨妈找了一件新活,她跟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开了一家饺子粑店。所谓饺子粑,也就是用大米作原料包上菜馅做成的饺子。这种食品在江西十分流行,人人爱吃。姨妈的店开起来后,很受欢迎,生意一直不错。姨妈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她的媳妇们可以说都是靠这家粑店娶来的。在姨妈即将告别粑店的垂暮之年,我有机会头一次吃上姨妈所做的饺子粑。那一天我路经景德镇,想找表弟帮我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特去了姨妈家。跟姨妈同屋住了一辈子的那位胖大妈说,姨妈这几天生病,本来没去上班的,不知为啥今天不见人,大约还是上班去了。她带我七拐八拐来到了姨妈的粑店。姨妈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可她见到我马上变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还没吃过我店里的粑吧,她捧上那么多粑让我吃。我吃了小部分,剩下了大部分,她那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好像我是故意不吃似的。她不容推脱地要我多吃,好像不把她的粑店吃空就决不放我走。店里其他伙伴个个都比她年轻得多。我想姨妈每天干活一定都是在拼命,否则就没法跟上那些年轻人。一旦跟不上她们,她就只有失业了。实际上,姨妈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赶上那些中年妇女,她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本来需要子女照料日常起居的颤巍巍的老人。姨妈是靠那点资历,和她对所有人的忠诚、友好以及不计输赢的付出等等品质博得了人家的尊敬,才保持着这份工作。那些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向我数落姨妈的固执,并善意地劝姨妈好好休息几天,好好养病。姨妈陪我回到家里,这时的家分外凄清。两个表哥早已结婚,都搬了出去。表弟尚是单身,但他整天在外边下下围棋,为朋友们两肋插刀冲锋陷阵打打架。姨妈一边为我上茶一边问乡下的各种情况。她还一个一个地问到那些常到她家落脚的手艺人的情况。姨妈显然有点想他们,姨妈伤感地说,我现在招待不起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了。那天姨妈带我去寻找表弟,气喘嘘嘘摇摇摆摆地走在景德镇市狭窄而又破烂的街道上,那个劳累、苍老而又勉力撑持的背影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让正在生病的姨妈在大街上辛苦那么久呢。这一次的景德镇之行,给了我许多沉重的东西。不只是姨妈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姨妈的全家。甚至还不只是姨妈一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整个景德镇。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加宽泛一些,不只是一个景德镇,而是天下所有的穷人,所有的底层人,给了我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好等到下文再说。                  四现在是1998年秋天,在这个清空爽气的早晨,我坐在北京南郊的一所租住的房子里,叙述我姨妈的住所。大约半年前,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的二姨妈在那个没有光、不通风的暗室里去世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详细询问了情况。母亲平淡地讲诉了若干细节,我平淡地连连哦哦了几声,表示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类,别的什么也没说。搁下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姨妈的那间房子怎么办?现在由谁住着呢?听说表弟在姨妈去世前结婚了,那他也已在外边找了房子住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住姨妈那样的房子吗?小时候我就对姨妈的那间房子感到奇怪,没有窗子,所以没有一丝光,也不通风,一丝新鲜空气也没有。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依然没有光,依然不通风。即使是乡下最贫穷的农民,也不会住在这样可怕的房子里。小时候当然没想这么多,可是我长大以后,姨妈和姨爹住了一辈子的这间房终于成了我观察城市生活、特别是观察城市贫民生活的一个窗口。我很小的时候来姨妈家,跟大表哥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印象特深。我们当然不能睡在那间破房子里,那是姨爹姨妈的房子。我们只能睡在楼上。那是冬天,我和大表哥各睡一头。那年大表哥接近二十岁,而我刚刚十来岁。我睡在大表哥脚下特别不自在,一动也不敢动。现在想来,此中既有小孩在大人面前的拘谨,也有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拘谨。整个晚上不敢动一下的那种感受,谁只要曾经有过一次,他就肯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睡觉前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原来在这个只是用来隔热隔寒和堆放杂物、并不用来起居食睡的阁楼上,有很多人在睡觉。我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因为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事。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余年前的某一次,我再次在姨妈家睡觉的时候,姨爹已经去世多年,大表哥也已结婚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这一次我跟二表哥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张床,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用两条凳子撑起几块木板,再铺上褥子和被子,这就是姨妈家的那张床。它的东边紧挨着一方板壁,其他各边都堆满了这个城市贫民之家所有的破破烂烂蒙尘披垢的杂物。那一年我已有二十好几岁,二表哥比我略大一点,大约已接近三十岁了吧。二表哥虽然快三十了,可是依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女朋友。那时他在姨爹生前供职的厂里上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地位和面子的烧煤工,也就是给那烧瓷器的火窑加煤之类。二表哥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零的个头,身材匀称,腰板硬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跟他一起走在景德镇市灰不溜秋的大街上,发现表哥能够赚来很高的回头率,不少女性愿意对他多看几眼。可是他却没法找到女朋友,不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跟不上。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以后随便聊了几句,准备入眠。这时我听见有两个人爬楼梯上楼的声音。不是爬姨妈家的楼梯,姨妈家的人上楼时,爬的是乡下人那样的由两根瘦瘦的木柱子横着钉上一些短木棍的楼梯。而那天晚上的上楼声爬的是由一块一块宽木板做成的阶梯式楼梯。根据声音的各种特征,我知道那是隔壁的人在爬隔壁的楼梯。伴着爬楼梯的脚步声,有一男一女的讲话声。这一男一女爬完楼梯,又在木质楼板上踩出几步橐橐的响声。根据此后的声音判断,脚步声的终点应该是一张床。他们走到床边,一边喁喁轻语,一边脱衣就寝。他们上床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的倾听之中。他们在一起扭结、翻滚、欢叫以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发生在我的身旁,发生在我的床边上和被窝边上,这不只是历历在目的问题,也不只是身临其境的问题,而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火烧火燎的,下身烧得叫人受不住,口腔也干燥得无可忍受。这时我更加知道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关于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多年以来我实在体会太深。我就业以后一直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木板楼里。一幢大楼被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某一年正月,一辆班车停在我家门前的公路上,下来两位客人。那时候班车不是随叫随停,我家门前没设站,停下一辆班车那是极为希罕的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坦场上和水塘边几乎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刚下车的客人。过了一小阵,两位客人肩挑手提地走在塘坝上。我们终于认出来,那是镇里姨妈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位老表。心里的那份高兴,至今还没有忘记。
表哥们下乡来,要走很多亲戚的。他们挑的那一担东西,主要就是瓷碗,是给乡下各路亲戚送来的礼物。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在我家住了很久。我不但带着他们在田头山脚乱钻,还跟二表哥一起栽了几棵青杨树。关于杨树能插枝种活的知识,我大概就是从表哥这里学来的。其中有两棵杨树,就种在我家两幢房子之间的排水沟里。下雨的时候,两幢房子的屋檐都向这里排水,所以这两棵树长得特别滋润。在那整个春天,我都按着表哥留下的嘱咐和提示,仔细观察杨树的生长情况。什么时候有芽,什么时候有叶,什么时候抽枝了,每一条枝上都挂满一串一串又绿又宽的叶等等,我都看得特别仔细。一看见杨树,我就想起表哥来。
后来杨树长得太高,快要把屋檐顶坏,父母动员我把杨树砍掉。我当时一面非常通情达理地把那么鲜活那么可爱的杨树砍掉了,一面感到很对不起二表哥,因为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东西。但我没有向表哥报告过任何情况。杨树长得好时没通过消息,杨树被砍掉了我也没有告诉他什么。不是故意不说,而是无法说。那时我们几乎没有写信的想法。只有大人之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才会想到请一位教书先生写上一张纸。小孩之间断没有为了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而浪费邮票的道理。所以我与表哥直到各自就业以后,才有过通信的交流。小时候我们要隔上好几年才能再见上一面,由于时间去得太远,上一次的话题几乎没法再接上来。不过关于那杨树的下落,表哥后来还是问过的。他听了我的告白,自然也只有表示理解。
 城里的姨妈       摩罗         一我的母亲一共有三姐妹一兄弟。我有两位姨妈和一位舅舅。大姨妈和舅舅跟我母亲一样一直生活在乡下,二姨妈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城里。用我们当地的话说,是住在镇里。镇里是一个特称,专指景德镇。关于景德镇是世界著名瓷都的说法,是后来在课堂上才听说的。我们小时候只知道镇里人爱叫我们乡下人为乡巴佬,同时也爱给我们乡巴佬送瓷器。我们那一带的乡下,叫他们镇里人就叫镇巴佬。乡巴佬来镇巴佬去的,好像一句报一句,我们镇乡平等了。其实不是。他们叫我们乡巴佬时多少带有一点瞧不起,心善的人可能还带有一点体恤和怜悯。我们叫他们镇巴佬时,则是含着浓浓的羡慕和恭敬,好像他们是生活在神仙世界的人,不会像我们受苦受难的乡下人这么下贱。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某一年正月,一辆班车停在我家门前的公路上,下来两位客人。那时候班车不是随叫随停,我家门前没设站,停下一辆班车那是极为希罕的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坦场上和水塘边几乎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刚下车的客人。过了一小阵,两位客人肩挑手提地走在塘坝上。我们终于认出来,那是镇里姨妈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位老表。心里的那份高兴,至今还没有忘记。表哥们下乡来,要走很多亲戚的。他们挑的那一担东西,主要就是瓷碗,是给乡下各路亲戚送来的礼物。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在我家住了很久。我不但带着他们在田头山脚乱钻,还跟二表哥一起栽了几棵青杨树。关于杨树能插枝种活的知识,我大概就是从表哥这里学来的。其中有两棵杨树,就种在我家两幢房子之间的排水沟里。下雨的时候,两幢房子的屋檐都向这里排水,所以这两棵树长得特别滋润。在那整个春天,我都按着表哥留下的嘱咐和提示,仔细观察杨树的生长情况。什么时候有芽,什么时候有叶,什么时候抽枝了,每一条枝上都挂满一串一串又绿又宽的叶等等,我都看得特别仔细。一看见杨树,我就想起表哥来。后来杨树长得太高,快要把屋檐顶坏,父母动员我把杨树砍掉。我当时一面非常通情达理地把那么鲜活那么可爱的杨树砍掉了,一面感到很对不起二表哥,因为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东西。但我没有向表哥报告过任何情况。杨树长得好时没通过消息,杨树被砍掉了我也没有告诉他什么。不是故意不说,而是无法说。那时我们几乎没有写信的想法。只有大人之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才会想到请一位教书先生写上一张纸。小孩之间断没有为了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而浪费邮票的道理。所以我与表哥直到各自就业以后,才有过通信的交流。小时候我们要隔上好几年才能再见上一面,由于时间去得太远,上一次的话题几乎没法再接上来。不过关于那杨树的下落,表哥后来还是问过的。他听了我的告白,自然也只有表示理解。                  二我本来是想写一写我在二姨妈家几次做客的感受的,可一入题竟然写出表哥来我家做客的故事。大概因为我们的来往中只有这么一次欢快的事,我就抢先把它写出来了。此外其实还有一件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可是今天回想起来,那件事仅仅对于我来说是件乐事,对于我的姨妈和表哥来说,肯定是件苦事。因为知道是姨妈和表哥的苦事,我的回忆中也就不光是快乐,同时还有不少酸楚。我说的是一件上山砍柴的事。那一年我十余岁。大约念小学四年级。寒假期间跟在景德镇学徒打工的大哥去玩。既然到了景德镇,自然要去看姨妈。我估计当时在姨妈家住了好几天。关于我的二姨爹的唯一一次记忆,就是这一次留下来的。姨爹是瓷业工人,供职于当时极负盛名而今大约早就倒闭了的景兴瓷厂。我的两个姨爹都是病病歪歪的样子,他们都是年纪不太高就去世了。留下我两个姨妈煎熬着漫长的晚年。我记得很清楚,二姨爹说话时是坐在餐桌的靠近大门那一边的。那个大门当时的编号是景德镇市大黄家下弄五十三号。后来这间两个贫寒之家共住的小房子改为八十一号,那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事了。八十年代我回到姨妈家,见到一副姨爹的瓷板画,才重新回想起那天晚上姨爹说话时的音容笑貌。音容笑貌只是借用了一个流行的说法,其实我是怎么也无法回忆起他的声音和笑容来的。那天晚上我跟表哥谈话,说到关于水的流和泻问题。我说流就是水平着身子慢慢地往前走,泻就是斜着身子从高处向低处冲,泻的时候又有速度又有力量,什么东西都能卷走。我本来是对表哥说的,可是姨爹听后马上接过话去,说我说得好,并且很高兴地夸奖我:“这个崽俚以后肯定有出息,这么小就把话说得这么好,把流和泻分得这么清楚。”二十多年过去了,面对姨爹的画像,我已无法回忆起他的神情。我只能想象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大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和姨妈和表哥商量砍柴的事。也许姨妈只是问了我一句是不是愿意跟他们去砍柴。我无疑是满口答应一起去。我似乎记得姨爹发表过反对意见,说这么小的一个客人,怎么能要他去砍柴。可我在家是老砍柴的,差不多是行家里手了。这回能到城里的山上去砍柴,我当然会感到新鲜,也许还可以在姨妈和表哥面前表现一下呢。所以我的积极性肯定是很高的。这次砍柴对我来说的确有许多新鲜之处。一大早,姨妈就叫起了我和二表哥。往西一出弄口,就是昌江。我们沿着昌江边上的街道往北走,大约要走到当时唯一的一座昌江大桥的北边。这时天完全亮了,这时我看见江中一群人坐着渡船在摆渡。当我知道我们也要坐这渡船时,感到非常新鲜和高兴。因为我将第一次有机会坐上这种小船。以后无论是坐九江到上海的江轮,还是坐海口到广州的海轮,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坐这小渡船的经历。我还记得上船时有点害怕和上船后晃晃悠悠的感觉。不过我印象更深的是打柴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一群修铁路的民工下班回城。没到江边,他们一个个爬上飞奔的卡车向江边赶路。到了江边,他们一窝蜂似的拥上船,吓得小船直往水的深处躲缩。一船一船的民工源源不断地聚过来,好像没完没了。那时候已是黄昏,为了早点赶回家,我们也只好各自挑着柴担往船上挤。我记得我们坐的那一趟船人特多,多得连艄工也没法上船,他只好将撑船的竹篙递给船上的年轻人,让他们自己撑着往对岸走。我当时非常担心,一是船上人太多,小船吃水太深,二是艄工没上船,而那群掌船的小伙子们偏偏那么嘻嘻哈哈,随随便便。我只好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出事。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平安无事。早上我们下船不久,就见到阵线很长、规模很大的工地,表哥说这是在修铁路。我听了很感振奋,我想铁路和火车肯定是非常好玩的东西,在我们家里那是永远也不会想到的东西,可是我的表哥却能随时见到修铁路的地方,我当时对表哥、对所有城里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还没上山的时候,表哥就说,山上能看见广播电台的发射塔,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只从生产队为各家各户装的简易喇叭里和别人的收音机里听见过来自电台的声音,今天能够见到电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就是电台本身,这当然是幸运而又神奇的。尽管到表哥指给我看那发射塔时,我觉得它其实很有点貌不惊人,连走近它仔细看看的愿望也不强烈,可在整个爬山过程中,我心里却确实一直受到那个目标的吸引和鼓舞。表哥指给我看时,也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他大约怕勾起我就近细看的好奇心,耽误了砍柴的活儿,才故意那么随随便便。还有一点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姨妈和表哥带着我在那么大的山上自由自在地转来转去,专找柴薪茂盛的地方,没有一点区域的限制。我们在家里砍柴时,哪是我们村的山,哪是外村的山,那是分得清清楚楚。如果有意要到别人山上砍柴,那心里是一直胆颤心惊。那次砍柴究竟累成怎样,姨妈和表哥辛苦成怎样,我当时都没有细想,也不知道细想。后来的岁月中,我才慢慢地想到,姨妈一家只有姨爹的一份工资,那日子当然过得紧巴,如果尽烧煤,不但没有门路弄到那么多计划指标,经济上肯定也承受不起,所以,他们就常常挑上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走很远很远的路,到西边的大山上去砍柴。                  三几乎所有的乡下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是过着最贫穷的地狱生活,城里人都是过着天堂似的富有幸福生活。按照我的印象,所有的乡下人都希望从城里的亲戚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不知道城里人对乡下的亲戚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的二姨妈对乡下的亲戚、对乡下的亲戚的亲戚,都是十二分的热情、体贴。姨妈宁愿自己饿饭,也得让每一位乡下的亲戚得到温饱和其他方面的方便。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那个县凡出外谋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到景德镇去。自景德镇瓷业繁荣以来,这里就一直号称是都昌人的码头。据说这里的固定居民60%是都昌人的后裔。这为都昌的农民前来投亲靠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都昌人谋生的第一个去处就是这个自身也十分贫穷的景德镇。由此,景德镇的流动人口几乎都是我们这个穷得不能再穷的都昌县的人。姨妈和姨爹都是都昌县人,姨妈是鸣山乡人,姨爹是土塘乡人。每到春节过后,那些挑着木匠担、篾匠担、石匠担的乡亲们,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手艺人,一群一群地、一批一批地来到景德镇,来到我的二姨妈家里。他们也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他们只不过把这里当作中转站,只不过想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吃顿饭,有时候打个地铺睡一晚。如果找活干一时难于得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当然就得在这里多喝几口水,多吃几顿饭,或者多睡几个晚上。一年的活儿干完,他们要回家过年了,又有一担一担的行李和工具挑到姨妈家来,这些东西都要寄存在这里,免得每年带来带去不方便。一年的中间,如果有新的伙计来找人,老的伙计来接头,自然姨妈家是
 
                  二
我本来是想写一写我在二姨妈家几次做客的感受的,可一入题竟然写出表哥来我家做客的故事。大概因为我们的来往中只有这么一次欢快的事,我就抢先把它写出来了。此外其实还有一件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可是今天回想起来,那件事仅仅对于我来说是件乐事,对于我的姨妈和表哥来说,肯定是件苦事。因为知道是姨妈和表哥的苦事,我的回忆中也就不光是快乐,同时还有不少酸楚。一个好找好认的固定地点。这时候,姨妈就得给他们供顿饭、带个路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帮助。可是对于姨妈来说,决不是一件简单事。姨爹只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工人,那么一点薪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温饱。还要过分客气地招待那么多客人,那只能是自己勒紧腰带,否则是断断办不到的。姨妈待人总是那么尽心尽意,非得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别人送上不可。那时各种食品的供应都那么紧张,一个月也就只有那么一回两回吃肉的机会。那真是你吃了就没我的,我吃了就没你的。记得我念高中时,有一年暑假在景德镇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抽空去看过姨妈。姨妈一见我就约我哪天上她家吃饭,说是那个日子把肉票全用上。那时姨爹已去世多年,家境比以前更加为难。我吃那饭那肉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难处。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过起了日子,忍受着贫穷的百般折磨,我才体会到了姨妈一家的困窘与艰难。姨妈招待我算是招待一位近亲,而招待那些成群的打工者时,有时很难说是招待亲友,只能说是招待艰难谋生的穷人——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穷人。听说表哥表弟们也常常抱怨,怎么把家里搞成了旅馆。我想,我的姨妈决不乐意损害她的儿子们的利益,可她对天下的亲友和穷人既然怀有如此多的善心,也就只能让儿子们跟着自己受点委屈了。我已经说过,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那些蜂拥而来的食客们,一年之间也不过就吃了人家三两顿饭,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一般来说也不会以物质的方式作什么报偿。可对于姨妈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念书的那些年头,常常听母亲说,二表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必须给瓷器贴花贴到多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可上学。母亲还一边说一边算一笔账,二表哥虽然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可实际上每月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时候我只会跟着母亲的口气羡慕二表哥,一点也不知道品一品此中的辛酸。小时候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只知道羡慕城里人的福气。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也像乡下人一样有穷富之别,而城里的穷人甚至比乡下的穷人更加艰难。我的姨爹在夸过我那么一次之后,时间过得不太长,也许就那么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大表哥已经就业,自然也是最卑微、薪水最低的工人,二表哥按照当时把城市青年驱赶到乡下的国策,被安排在浮梁山区种地,不但帮不上家里,还得要家里补贴吃穿。小表弟则在学校念书。姨妈从姨爹的工厂里每月领四十元钱的生活费。那份拮据和艰辛,谁都不难想到。这时候姨妈家的开支一点也没缩小,倒是两个表哥都突然成为了男人,必须考虑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候姨妈心里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再在家里贴贴瓷花大约不行了,再说姨爹去世后也许再也揽不到这种活干,姨妈必须找机会到外边挣钱去。姨爹走得这么早,三个媳妇的事,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赶快挣钱去,还能向谁等着靠着去?有一度姨妈在本弄堂里做清洁工,每个月能挣那么几十元钱。可是表哥们觉得那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干了不久就不让她干。母亲谈到这事时还说,其实干这个也不错,他们家最缺钱。后来姨妈找了一件新活,她跟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开了一家饺子粑店。所谓饺子粑,也就是用大米作原料包上菜馅做成的饺子。这种食品在江西十分流行,人人爱吃。姨妈的店开起来后,很受欢迎,生意一直不错。姨妈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她的媳妇们可以说都是靠这家粑店娶来的。在姨妈即将告别粑店的垂暮之年,我有机会头一次吃上姨妈所做的饺子粑。那一天我路经景德镇,想找表弟帮我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特去了姨妈家。跟姨妈同屋住了一辈子的那位胖大妈说,姨妈这几天生病,本来没去上班的,不知为啥今天不见人,大约还是上班去了。她带我七拐八拐来到了姨妈的粑店。姨妈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可她见到我马上变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还没吃过我店里的粑吧,她捧上那么多粑让我吃。我吃了小部分,剩下了大部分,她那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好像我是故意不吃似的。她不容推脱地要我多吃,好像不把她的粑店吃空就决不放我走。店里其他伙伴个个都比她年轻得多。我想姨妈每天干活一定都是在拼命,否则就没法跟上那些年轻人。一旦跟不上她们,她就只有失业了。实际上,姨妈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赶上那些中年妇女,她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本来需要子女照料日常起居的颤巍巍的老人。姨妈是靠那点资历,和她对所有人的忠诚、友好以及不计输赢的付出等等品质博得了人家的尊敬,才保持着这份工作。那些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向我数落姨妈的固执,并善意地劝姨妈好好休息几天,好好养病。姨妈陪我回到家里,这时的家分外凄清。两个表哥早已结婚,都搬了出去。表弟尚是单身,但他整天在外边下下围棋,为朋友们两肋插刀冲锋陷阵打打架。姨妈一边为我上茶一边问乡下的各种情况。她还一个一个地问到那些常到她家落脚的手艺人的情况。姨妈显然有点想他们,姨妈伤感地说,我现在招待不起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了。那天姨妈带我去寻找表弟,气喘嘘嘘摇摇摆摆地走在景德镇市狭窄而又破烂的街道上,那个劳累、苍老而又勉力撑持的背影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让正在生病的姨妈在大街上辛苦那么久呢。这一次的景德镇之行,给了我许多沉重的东西。不只是姨妈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姨妈的全家。甚至还不只是姨妈一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整个景德镇。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加宽泛一些,不只是一个景德镇,而是天下所有的穷人,所有的底层人,给了我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好等到下文再说。                  四现在是1998年秋天,在这个清空爽气的早晨,我坐在北京南郊的一所租住的房子里,叙述我姨妈的住所。大约半年前,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的二姨妈在那个没有光、不通风的暗室里去世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详细询问了情况。母亲平淡地讲诉了若干细节,我平淡地连连哦哦了几声,表示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类,别的什么也没说。搁下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姨妈的那间房子怎么办?现在由谁住着呢?听说表弟在姨妈去世前结婚了,那他也已在外边找了房子住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住姨妈那样的房子吗?小时候我就对姨妈的那间房子感到奇怪,没有窗子,所以没有一丝光,也不通风,一丝新鲜空气也没有。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依然没有光,依然不通风。即使是乡下最贫穷的农民,也不会住在这样可怕的房子里。小时候当然没想这么多,可是我长大以后,姨妈和姨爹住了一辈子的这间房终于成了我观察城市生活、特别是观察城市贫民生活的一个窗口。我很小的时候来姨妈家,跟大表哥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印象特深。我们当然不能睡在那间破房子里,那是姨爹姨妈的房子。我们只能睡在楼上。那是冬天,我和大表哥各睡一头。那年大表哥接近二十岁,而我刚刚十来岁。我睡在大表哥脚下特别不自在,一动也不敢动。现在想来,此中既有小孩在大人面前的拘谨,也有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拘谨。整个晚上不敢动一下的那种感受,谁只要曾经有过一次,他就肯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睡觉前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原来在这个只是用来隔热隔寒和堆放杂物、并不用来起居食睡的阁楼上,有很多人在睡觉。我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因为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事。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余年前的某一次,我再次在姨妈家睡觉的时候,姨爹已经去世多年,大表哥也已结婚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这一次我跟二表哥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张床,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用两条凳子撑起几块木板,再铺上褥子和被子,这就是姨妈家的那张床。它的东边紧挨着一方板壁,其他各边都堆满了这个城市贫民之家所有的破破烂烂蒙尘披垢的杂物。那一年我已有二十好几岁,二表哥比我略大一点,大约已接近三十岁了吧。二表哥虽然快三十了,可是依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女朋友。那时他在姨爹生前供职的厂里上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地位和面子的烧煤工,也就是给那烧瓷器的火窑加煤之类。二表哥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零的个头,身材匀称,腰板硬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跟他一起走在景德镇市灰不溜秋的大街上,发现表哥能够赚来很高的回头率,不少女性愿意对他多看几眼。可是他却没法找到女朋友,不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跟不上。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以后随便聊了几句,准备入眠。这时我听见有两个人爬楼梯上楼的声音。不是爬姨妈家的楼梯,姨妈家的人上楼时,爬的是乡下人那样的由两根瘦瘦的木柱子横着钉上一些短木棍的楼梯。而那天晚上的上楼声爬的是由一块一块宽木板做成的阶梯式楼梯。根据声音的各种特征,我知道那是隔壁的人在爬隔壁的楼梯。伴着爬楼梯的脚步声,有一男一女的讲话声。这一男一女爬完楼梯,又在木质楼板上踩出几步橐橐的响声。根据此后的声音判断,脚步声的终点应该是一张床。他们走到床边,一边喁喁轻语,一边脱衣就寝。他们上床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的倾听之中。他们在一起扭结、翻滚、欢叫以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发生在我的身旁,发生在我的床边上和被窝边上,这不只是历历在目的问题,也不只是身临其境的问题,而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火烧火燎的,下身烧得叫人受不住,口腔也干燥得无可忍受。这时我更加知道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关于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多年以来我实在体会太深。我就业以后一直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木板楼里。一幢大楼被
我说的是一件上山砍柴的事。那一年我十余岁。大约念小学四年级。寒假期间跟在景德镇学徒打工的大哥去玩。既然到了景德镇,自然要去看姨妈。我估计当时在姨妈家住了好几天。关于我的二姨爹的唯一一次记忆,就是这一次留下来的。姨爹是瓷业工人,供职于当时极负盛名而今大约早就倒闭了的景兴瓷厂。我的两个姨爹都是病病歪歪的样子,他们都是年纪不太高就去世了。留下我两个姨妈煎熬着漫长的晚年。我记得很清楚,二姨爹说话时是坐在餐桌的靠近大门那一边的。那个大门当时的编号是景德镇市大黄家下弄五十三号。后来这间两个贫寒之家共住的小房子改为八十一号,那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事了。
八十年代我回到姨妈家,见到一副姨爹的瓷板画,才重新回想起那天晚上姨爹说话时的音容笑貌。音容笑貌只是借用了一个流行的说法,其实我是怎么也无法回忆起他的声音和笑容来的。那天晚上我跟表哥谈话,说到关于水的流和泻问题。我说流就是水平着身子慢慢地往前走,泻就是斜着身子从高处向低处冲,泻的时候又有速度又有力量,什么东西都能卷走。我本来是对表哥说的,可是姨爹听后马上接过话去,说我说得好,并且很高兴地夸奖我:“这个崽俚以后肯定有出息,这么小就把话说得这么好,把流和泻分得这么清楚。”二十多年过去了,面对姨爹的画像,我已无法回忆起他的神情。我只能想象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大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和姨妈和表哥商量砍柴的事。也许姨妈只是问了我一句是不是愿意跟他们去砍柴。我无疑是满口答应一起去。我似乎记得姨爹发表过反对意见,说这么小的一个客人,怎么能要他去砍柴。可我在家是老砍柴的,差不多是行家里手了。这回能到城里的山上去砍柴,我当然会感到新鲜,也许还可以在姨妈和表哥面前表现一下呢。所以我的积极性肯定是很高的。
这次砍柴对我来说的确有许多新鲜之处。一大早,姨妈就叫起了我和二表哥。往西一出弄口,就是昌江。我们沿着昌江边上的街道往北走,大约要走到当时唯一的一座昌江大桥的北边。这时天完全亮了,这时我看见江中一群人坐着渡船在摆渡。当我知道我们也要坐这渡船时,感到非常新鲜和高兴。因为我将第一次有机会坐上这种小船。以后无论是坐九江到上海的江轮,还是坐海口到广州的海轮,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坐这小渡船的经历。我还记得上船时有点害怕和上船后晃晃悠悠的感觉。不过我印象更深的是打柴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一群修铁路的民工下班回城。没到江边,他们一个个爬上飞奔的卡车向江边赶路。到了江边,他们一窝蜂似的拥上船,吓得小船直往水的深处躲缩。一船一船的民工源源不断地聚过来,好像没完没了。那时候已是黄昏,为了早点赶回家,我们也只好各自挑着柴担往船上挤。我记得我们坐的那一趟船人特多,多得连艄工也没法上船,他只好将撑船的竹篙递给船上的年轻人,让他们自己撑着往对岸走。我当时非常担心,一是船上人太多,小船吃水太深,二是艄工没上船,而那群掌船的小伙子们偏偏那么嘻嘻哈哈,随随便便。我只好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出事。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平安无事。
早上我们下船不久,就见到阵线很长、规模很大的工地,表哥说这是在修铁路。我听了很感振奋,我想铁路和火车肯定是非常好玩的东西,在我们家里那是永远也不会想到的东西,可是我的表哥却能随时见到修铁路的地方,我当时对表哥、对所有城里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还没上山的时候,表哥就说,山上能看见广播电台的发射塔,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只从生产队为各家各户装的简易喇叭里和别人的收音机里听见过来自电台的声音,今天能够见到电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就是电台本身,这当然是幸运而又神奇的。尽管到表哥指给我看那发射塔时,我觉得它其实很有点貌不惊人,连走近它仔细看看的愿望也不强烈,可在整个爬山过程中,我心里却确实一直受到那个目标的吸引和鼓舞。表哥指给我看时,也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他大约怕勾起我就近细看的好奇心,耽误了砍柴的活儿,才故意那么随随便便。
还有一点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姨妈和表哥带着我在那么大的山上自由自在地转来转去,专找柴薪茂盛的地方,没有一点区域的限制。我们在家里砍柴时,哪是我们村的山,哪是外村的山,那是分得清清楚楚。如果有意要到别人山上砍柴,那心里是一直胆颤心惊。
那次砍柴究竟累成怎样,姨妈和表哥辛苦成怎样,我当时都没有细想,也不知道细想。后来的岁月中,我才慢慢地想到,姨妈一家只有姨爹的一份工资,那日子当然过得紧巴,如果尽烧煤,不但没有门路弄到那么多计划指标,经济上肯定也承受不起,所以,他们就常常挑上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走很远很远的路,到西边的大山上去砍柴。
 
                  三
几乎所有的乡下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是过着最贫穷的地狱生活,城里人都是过着天堂似的富有幸福生活。按照我的印象,所有的乡下人都希望从城里的亲戚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不知道城里人对乡下的亲戚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的二姨妈对乡下的亲戚、对乡下的亲戚的亲戚,都是十二分的热情、体贴。姨妈宁愿自己饿饭,也得让每一位乡下的亲戚得到温饱和其他方面的方便。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那个县凡出外谋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到景德镇去。自景德镇瓷业繁荣以来,这里就一直号称是都昌人的码头。据说这里的固定居民60%是都昌人的后裔。这为都昌的农民前来投亲靠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都昌人谋生的第一个去处就是这个自身也十分贫穷的景德镇。由此,景德镇的流动人口几乎都是我们这个穷得不能再穷的都昌县的人。
姨妈和姨爹都是都昌县人,姨妈是鸣山乡人,姨爹是土塘乡人。每到春节过后,那些挑着木匠担、篾匠担、石匠担的乡亲们,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手艺人,一群一群地、一批一批地来到景德镇,来到我的二姨妈家里。他们也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他们只不过把这里当作中转站,只不过想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吃顿饭,有时候打个地铺睡一晚。如果找活干一时难于得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当然就得在这里多喝几口水,多吃几顿饭,或者多睡几个晚上。一年的活儿干完,他们要回家过年了,又有一担一担的行李和工具挑到姨妈家来,这些东西都要寄存在这里,免得每年带来带去不方便。一年的中间,如果有新的伙计来找人,老的伙计来接头,自然姨妈家是一个好找好认的固定地点。这时候,姨妈就得给他们供顿饭、带个路什么的。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帮助。可是对于姨妈来说,决不是一件简单事。姨爹只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工人,那么一点薪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温饱。还要过分客气地招待那么多客人,那只能是自己勒紧腰带,否则是断断办不到的。姨妈待人总是那么尽心尽意,非得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别人送上不可。那时各种食品的供应都那么紧张,一个月也就只有那么一回两回吃肉的机会。那真是你吃了就没我的,我吃了就没你的。
记得我念高中时,有一年暑假在景德镇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抽空去看过姨妈。姨妈一见我就约我哪天上她家吃饭,说是那个日子把肉票全用上。那时姨爹已去世多年,家境比以前更加为难。我吃那饭那肉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难处。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过起了日子,忍受着贫穷的百般折磨,我才体会到了姨妈一家的困窘与艰难。姨妈招待我算是招待一位近亲,而招待那些成群的打工者时,有时很难说是招待亲友,只能说是招待艰难谋生的穷人——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穷人。听说表哥表弟们也常常抱怨,怎么把家里搞成了旅馆。我想,我的姨妈决不乐意损害她的儿子们的利益,可她对天下的亲友和穷人既然怀有如此多的善心,也就只能让儿子们跟着自己受点委屈了。那些薄薄的木板分割成一个一个小间,别说鸡犬之声相闻,连吃饭喝水的声音也彼此清清楚楚。一个人得了感冒,刚刚开始咳嗽几声,全楼的人马上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尤其是到了深夜,各个房间里恩恩爱爱的声音交汇在一起,搅得像我这样的未婚者心神不宁难以安眠。尽管这样,尽管多年来我一直惨受这种极不人道的折磨,可是,我所受的折磨还是比表哥所受的略为小一些。因为我还有办法避免跟邻居隔着一层木板以床相接。而表哥却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表哥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最起码的居住条件,既不能及时得到衿乡之乐,又不能逃脱邻居的刺激,只能天天晚上忍受这份诱惑与煎熬。细想起来,这种日子实在不应是人过的日子。从此以后,我对表哥就非常同情,简直就是一种悲悯。这个晚上的经历和感想,一直紧紧地纠缠着我,让我从这里出发,想了许许多多问题。中国南方的房屋结构,全都是木结构。这种房屋结构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结构。比如我们那一带非常流行一个大厅两边排列四个房间的屋子。房间与房间之间,房间与大厅之间,都是一层薄薄的木板。一般来说,四个房间要住四对夫妇。晚上行房时,谁也没法充分放纵自己。连最需要潇洒一回的时刻,也没法稍稍潇洒一些。这对人的感觉、对人的愿望、对人性深处的需要,都是极大的压抑。一个人老处于这种压抑之中,这种日常生活就总是有某种缺憾。一个人老在这样的缺憾中挨日子,他的生活在整体上就很难说是幸福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样的缺憾之中。这真是一个可同情、可悲悯的族类。我的表哥虽然生活在洋楼林立的城市,却依然没有摆脱这份残缺,依然要受这份罪,真可以说是不幸的人了。我仔细地想那房子,想我的姨妈、姨爹和我的表哥表弟们所住的房子。我忽然怀疑那是不是一所真正的房子。在我的记忆中,我觉得那所所谓的房子,很可能只是两所房子之间随便搭建起来的一个附加的棚屋。我想,下次我若有机会去景德镇,有机会去我的姨妈家里,我一定要好好考察一下那究竟是不是一所真正的房子。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大约四年前的夏天,我路过景德镇去上海上学,在姨妈家住了一宿。我在姨妈家里楼上楼下地转来转去,还到屋子外面仔细打量了两边的房子。我发现两边的房子都很古老,是很多很多年前建造的砖瓦其外木头其里的老宅子,两幢老宅子之间本来留有一块空地专供拉屎拉尿堆放垃圾同时也供鸡啄小虫狗寻骚臭。在景德镇市人口膨胀的年代,人们在这块肮脏的垃圾场上树起几根木头,披上几块瓦片,也算是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有两个最贫穷、最底层的工人之家被塞进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垃圾窟。这个小窟特别狭窄,被紧紧地夹在两面墙中间。墙面都很平整,因为都是另外两幢房子的外墙。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只能把这个不是房子的小窟姑且叫做房子。房子的正面没有砖墙,而是用木板做起来的。木板的中间开了一个窟窿,算是大门。进门是一个小厅。两家各在小厅摆了一张桌子。我姨妈家的桌子摆在右边偏前,另一家的摆在左边偏后。从两张桌子的斜对角之间挤过身子去,靠右墙往前走,是一条走廊。走廊不只是走廊,而是两家烧饭的地方,也就是充当着两个厨房。这条走廊大概占了房子宽度的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地方便用薄木板隔成了三间小笼子。其中第一间笼子是我姨妈家的,第二第三间笼子都是另外一家人家的。在第三间笼子的旁边,房顶上开了一个天井,用于下雨时排水。只有那里投来的一丝光明,是这个房子里仅有的一点天光。三个笼子一律没有窗子,只是各有一个小门。第三个笼子的门打开时,能从那个天井里得到一丝天光。我的姨妈的笼子是第一间,所以永远也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光明投进来透进来。我的姨妈和姨爹就在这样的笼子里过了一辈子,最后都老死在这个比牲口棚还要破烂的小笼子里。母亲常常念叨说,二姨妈在城市过日子,其实蛮可怜的。在乡下至少可以睡个懒觉,可在城里连个懒觉也睡不成。母亲说姨妈一辈子都是深夜三点钟起床,为姨爹烧好饭,让他好及时吃饭上班。姨爹去世以后,还得为表哥们这样起早烧饭。再后来,她自己跟别人一起开粑店,那是要赶上人家做早点的,所以也是非得早起不可。母亲说一辈子没有睡过一个满夜觉的人,身体哪能好得起来。母亲还常常跟我谈到姨妈的房间太暗,但她只是从不方便的角度说的,她没想到过,一辈子住在不通光不通风的小笼子里的人,身体肯定也是好不起来的。这个棚子前边用以代替墙的那方木板,比两边的房子往里收了一些。我记得很清楚,与我姨妈同屋的那家女主人,天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的时候,她就出去了。等到天黑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拉着一个黑乎乎的大板车来到了大门口。那满身的脏臭和疲累、那满脸的呆滞和麻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通常是家里人帮她把板车架子搬到门前往里收的那一小片地上,靠西边那堵青砖墙竖起来,车轮子则搬到屋里放好。(待续)
我已经说过,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那些蜂拥而来的食客们,一年之间也不过就吃了人家三两顿饭,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一般来说也不会以物质的方式作什么报偿。可对于姨妈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念书的那些年头,常常听母亲说,二表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必须给瓷器贴花贴到多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可上学。母亲还一边说一边算一笔账,二表哥虽然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可实际上每月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时候我只会跟着母亲的口气羡慕二表哥,一点也不知道品一品此中的辛酸。小时候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只知道羡慕城里人的福气。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也像乡下人一样有穷富之别,而城里的穷人甚至比乡下的穷人更加艰难。
我的姨爹在夸过我那么一次之后,时间过得不太长,也许就那么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大表哥已经就业,自然也是最卑微、薪水最低的工人,二表哥按照当时把城市青年驱赶到乡下的国策,被安排在浮梁山区种地,不但帮不上家里,还得要家里补贴吃穿。小表弟则在学校念书。姨妈从姨爹的工厂里每月领四十元钱的生活费。那份拮据和艰辛,谁都不难想到。这时候姨妈家的开支一点也没缩小,倒是两个表哥都突然成为了男人,必须考虑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候姨妈心里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再在家里贴贴瓷花大约不行了,再说姨爹去世后也许再也揽不到这种活干,姨妈必须找机会到外边挣钱去。姨爹走得这么早,三个媳妇的事,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赶快挣钱去,还能向谁等着靠着去?有一度姨妈在本弄堂里做清洁工,每个月能挣那么几十元钱。可是表哥们觉得那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干了不久就不让她干。母亲谈到这事时还说,其实干这个也不错,他们家最缺钱。
后来姨妈找了一件新活,她跟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开了一家饺子粑店。所谓饺子粑,也就是用大米作原料包上菜馅做成的饺子。这种食品在江西十分流行,人人爱吃。姨妈的店开起来后,很受欢迎,生意一直不错。姨妈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她的媳妇们可以说都是靠这家粑店娶来的。在姨妈即将告别粑店的垂暮之年,我有机会头一次吃上姨妈所做的饺子粑。那一天我路经景德镇,想找表弟帮我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特去了姨妈家。跟姨妈同屋住了一辈子的那位胖大妈说,姨妈这几天生病,本来没去上班的,不知为啥今天不见人,大约还是上班去了。她带我七拐八拐来到了姨妈的粑店。 城里的姨妈       摩罗         一我的母亲一共有三姐妹一兄弟。我有两位姨妈和一位舅舅。大姨妈和舅舅跟我母亲一样一直生活在乡下,二姨妈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城里。用我们当地的话说,是住在镇里。镇里是一个特称,专指景德镇。关于景德镇是世界著名瓷都的说法,是后来在课堂上才听说的。我们小时候只知道镇里人爱叫我们乡下人为乡巴佬,同时也爱给我们乡巴佬送瓷器。我们那一带的乡下,叫他们镇里人就叫镇巴佬。乡巴佬来镇巴佬去的,好像一句报一句,我们镇乡平等了。其实不是。他们叫我们乡巴佬时多少带有一点瞧不起,心善的人可能还带有一点体恤和怜悯。我们叫他们镇巴佬时,则是含着浓浓的羡慕和恭敬,好像他们是生活在神仙世界的人,不会像我们受苦受难的乡下人这么下贱。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某一年正月,一辆班车停在我家门前的公路上,下来两位客人。那时候班车不是随叫随停,我家门前没设站,停下一辆班车那是极为希罕的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坦场上和水塘边几乎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刚下车的客人。过了一小阵,两位客人肩挑手提地走在塘坝上。我们终于认出来,那是镇里姨妈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位老表。心里的那份高兴,至今还没有忘记。表哥们下乡来,要走很多亲戚的。他们挑的那一担东西,主要就是瓷碗,是给乡下各路亲戚送来的礼物。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在我家住了很久。我不但带着他们在田头山脚乱钻,还跟二表哥一起栽了几棵青杨树。关于杨树能插枝种活的知识,我大概就是从表哥这里学来的。其中有两棵杨树,就种在我家两幢房子之间的排水沟里。下雨的时候,两幢房子的屋檐都向这里排水,所以这两棵树长得特别滋润。在那整个春天,我都按着表哥留下的嘱咐和提示,仔细观察杨树的生长情况。什么时候有芽,什么时候有叶,什么时候抽枝了,每一条枝上都挂满一串一串又绿又宽的叶等等,我都看得特别仔细。一看见杨树,我就想起表哥来。后来杨树长得太高,快要把屋檐顶坏,父母动员我把杨树砍掉。我当时一面非常通情达理地把那么鲜活那么可爱的杨树砍掉了,一面感到很对不起二表哥,因为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东西。但我没有向表哥报告过任何情况。杨树长得好时没通过消息,杨树被砍掉了我也没有告诉他什么。不是故意不说,而是无法说。那时我们几乎没有写信的想法。只有大人之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才会想到请一位教书先生写上一张纸。小孩之间断没有为了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而浪费邮票的道理。所以我与表哥直到各自就业以后,才有过通信的交流。小时候我们要隔上好几年才能再见上一面,由于时间去得太远,上一次的话题几乎没法再接上来。不过关于那杨树的下落,表哥后来还是问过的。他听了我的告白,自然也只有表示理解。                  二我本来是想写一写我在二姨妈家几次做客的感受的,可一入题竟然写出表哥来我家做客的故事。大概因为我们的来往中只有这么一次欢快的事,我就抢先把它写出来了。此外其实还有一件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可是今天回想起来,那件事仅仅对于我来说是件乐事,对于我的姨妈和表哥来说,肯定是件苦事。因为知道是姨妈和表哥的苦事,我的回忆中也就不光是快乐,同时还有不少酸楚。我说的是一件上山砍柴的事。那一年我十余岁。大约念小学四年级。寒假期间跟在景德镇学徒打工的大哥去玩。既然到了景德镇,自然要去看姨妈。我估计当时在姨妈家住了好几天。关于我的二姨爹的唯一一次记忆,就是这一次留下来的。姨爹是瓷业工人,供职于当时极负盛名而今大约早就倒闭了的景兴瓷厂。我的两个姨爹都是病病歪歪的样子,他们都是年纪不太高就去世了。留下我两个姨妈煎熬着漫长的晚年。我记得很清楚,二姨爹说话时是坐在餐桌的靠近大门那一边的。那个大门当时的编号是景德镇市大黄家下弄五十三号。后来这间两个贫寒之家共住的小房子改为八十一号,那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事了。八十年代我回到姨妈家,见到一副姨爹的瓷板画,才重新回想起那天晚上姨爹说话时的音容笑貌。音容笑貌只是借用了一个流行的说法,其实我是怎么也无法回忆起他的声音和笑容来的。那天晚上我跟表哥谈话,说到关于水的流和泻问题。我说流就是水平着身子慢慢地往前走,泻就是斜着身子从高处向低处冲,泻的时候又有速度又有力量,什么东西都能卷走。我本来是对表哥说的,可是姨爹听后马上接过话去,说我说得好,并且很高兴地夸奖我:“这个崽俚以后肯定有出息,这么小就把话说得这么好,把流和泻分得这么清楚。”二十多年过去了,面对姨爹的画像,我已无法回忆起他的神情。我只能想象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大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和姨妈和表哥商量砍柴的事。也许姨妈只是问了我一句是不是愿意跟他们去砍柴。我无疑是满口答应一起去。我似乎记得姨爹发表过反对意见,说这么小的一个客人,怎么能要他去砍柴。可我在家是老砍柴的,差不多是行家里手了。这回能到城里的山上去砍柴,我当然会感到新鲜,也许还可以在姨妈和表哥面前表现一下呢。所以我的积极性肯定是很高的。这次砍柴对我来说的确有许多新鲜之处。一大早,姨妈就叫起了我和二表哥。往西一出弄口,就是昌江。我们沿着昌江边上的街道往北走,大约要走到当时唯一的一座昌江大桥的北边。这时天完全亮了,这时我看见江中一群人坐着渡船在摆渡。当我知道我们也要坐这渡船时,感到非常新鲜和高兴。因为我将第一次有机会坐上这种小船。以后无论是坐九江到上海的江轮,还是坐海口到广州的海轮,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坐这小渡船的经历。我还记得上船时有点害怕和上船后晃晃悠悠的感觉。不过我印象更深的是打柴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一群修铁路的民工下班回城。没到江边,他们一个个爬上飞奔的卡车向江边赶路。到了江边,他们一窝蜂似的拥上船,吓得小船直往水的深处躲缩。一船一船的民工源源不断地聚过来,好像没完没了。那时候已是黄昏,为了早点赶回家,我们也只好各自挑着柴担往船上挤。我记得我们坐的那一趟船人特多,多得连艄工也没法上船,他只好将撑船的竹篙递给船上的年轻人,让他们自己撑着往对岸走。我当时非常担心,一是船上人太多,小船吃水太深,二是艄工没上船,而那群掌船的小伙子们偏偏那么嘻嘻哈哈,随随便便。我只好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出事。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平安无事。早上我们下船不久,就见到阵线很长、规模很大的工地,表哥说这是在修铁路。我听了很感振奋,我想铁路和火车肯定是非常好玩的东西,在我们家里那是永远也不会想到的东西,可是我的表哥却能随时见到修铁路的地方,我当时对表哥、对所有城里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还没上山的时候,表哥就说,山上能看见广播电台的发射塔,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只从生产队为各家各户装的简易喇叭里和别人的收音机里听见过来自电台的声音,今天能够见到电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就是电台本身,这当然是幸运而又神奇的。尽管到表哥指给我看那发射塔时,我觉得它其实很有点貌不惊人,连走近它仔细看看的愿望也不强烈,可在整个爬山过程中,我心里却确实一直受到那个目标的吸引和鼓舞。表哥指给我看时,也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他大约怕勾起我就近细看的好奇心,耽误了砍柴的活儿,才故意那么随随便便。还有一点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姨妈和表哥带着我在那么大的山上自由自在地转来转去,专找柴薪茂盛的地方,没有一点区域的限制。我们在家里砍柴时,哪是我们村的山,哪是外村的山,那是分得清清楚楚。如果有意要到别人山上砍柴,那心里是一直胆颤心惊。那次砍柴究竟累成怎样,姨妈和表哥辛苦成怎样,我当时都没有细想,也不知道细想。后来的岁月中,我才慢慢地想到,姨妈一家只有姨爹的一份工资,那日子当然过得紧巴,如果尽烧煤,不但没有门路弄到那么多计划指标,经济上肯定也承受不起,所以,他们就常常挑上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走很远很远的路,到西边的大山上去砍柴。                  三几乎所有的乡下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是过着最贫穷的地狱生活,城里人都是过着天堂似的富有幸福生活。按照我的印象,所有的乡下人都希望从城里的亲戚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不知道城里人对乡下的亲戚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的二姨妈对乡下的亲戚、对乡下的亲戚的亲戚,都是十二分的热情、体贴。姨妈宁愿自己饿饭,也得让每一位乡下的亲戚得到温饱和其他方面的方便。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那个县凡出外谋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到景德镇去。自景德镇瓷业繁荣以来,这里就一直号称是都昌人的码头。据说这里的固定居民60%是都昌人的后裔。这为都昌的农民前来投亲靠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都昌人谋生的第一个去处就是这个自身也十分贫穷的景德镇。由此,景德镇的流动人口几乎都是我们这个穷得不能再穷的都昌县的人。姨妈和姨爹都是都昌县人,姨妈是鸣山乡人,姨爹是土塘乡人。每到春节过后,那些挑着木匠担、篾匠担、石匠担的乡亲们,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手艺人,一群一群地、一批一批地来到景德镇,来到我的二姨妈家里。他们也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他们只不过把这里当作中转站,只不过想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吃顿饭,有时候打个地铺睡一晚。如果找活干一时难于得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当然就得在这里多喝几口水,多吃几顿饭,或者多睡几个晚上。一年的活儿干完,他们要回家过年了,又有一担一担的行李和工具挑到姨妈家来,这些东西都要寄存在这里,免得每年带来带去不方便。一年的中间,如果有新的伙计来找人,老的伙计来接头,自然姨妈家是
姨妈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可她见到我马上变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还没吃过我店里的粑吧,她捧上那么多粑让我吃。我吃了小部分,剩下了大部分,她那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好像我是故意不吃似的。她不容推脱地要我多吃,好像不把她的粑店吃空就决不放我走。店里其他伙伴个个都比她年轻得多。我想姨妈每天干活一定都是在拼命,否则就没法跟上那些年轻人。一旦跟不上她们,她就只有失业了。实际上,姨妈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赶上那些中年妇女,她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本来需要子女照料日常起居的颤巍巍的老人。姨妈是靠那点资历,和她对所有人的忠诚、友好以及不计输赢的付出等等品质博得了人家的尊敬,才保持着这份工作。

摩罗/城里的姨妈(上)——对城市贫民生存状态的一 - 摩罗 - 摩罗的博客

那些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向我数落姨妈的固执,并善意地劝姨妈好好休息几天,好好养病。姨妈陪我回到家里,这时的家分外凄清。两个表哥早已结婚,都搬了出去。表弟尚是单身,但他整天在外边下下围棋,为朋友们两肋插刀冲锋陷阵打打架。姨妈一边为我上茶一边问乡下的各种情况。她还一个一个地问到那些常到她家落脚的手艺人的情况。姨妈显然有点想他们,姨妈伤感地说,我现在招待不起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了。那天姨妈带我去寻找表弟,气喘嘘嘘摇摇摆摆地走在景德镇市狭窄而又破烂的街道上,那个劳累、苍老而又勉力撑持的背影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让正在生病的姨妈在大街上辛苦那么久呢。
这一次的景德镇之行,给了我许多沉重的东西。不只是姨妈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姨妈的全家。甚至还不只是姨妈一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整个景德镇。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加宽泛一些,不只是一个景德镇,而是天下所有的穷人,所有的底层人,给了我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好等到下文再说。
 
                  四
现在是1998年秋天,在这个清空爽气的早晨,我坐在北京南郊的一所租住的房子里,叙述我姨妈的住所。大约半年前,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的二姨妈在那个没有光、不通风的暗室里去世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详细询问了情况。母亲平淡地讲诉了若干细节,我平淡地连连哦哦了几声,表示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类,别的什么也没说。搁下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姨妈的那间房子怎么办?现在由谁住着呢?听说表弟在姨妈去世前结婚了,那他也已在外边找了房子住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住姨妈那样的房子吗?
小时候我就对姨妈的那间房子感到奇怪,没有窗子,所以没有一丝光,也不通风,一丝新鲜空气也没有。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依然没有光,依然不通风。即使是乡下最贫穷的农民,也不会住在这样可怕的房子里。小时候当然没想这么多,可是我长大以后,姨妈和姨爹住了一辈子的这间房终于成了我观察城市生活、特别是观察城市贫民生活的一个窗口。
我很小的时候来姨妈家,跟大表哥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印象特深。我们当然不能睡在那间破房子里,那是姨爹姨妈的房子。我们只能睡在楼上。那是冬天,我和大表哥各睡一头。那年大表哥接近二十岁,而我刚刚十来岁。我睡在大表哥脚下特别不自在,一动也不敢动。现在想来,此中既有小孩在大人面前的拘谨,也有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拘谨。整个晚上不敢动一下的那种感受,谁只要曾经有过一次,他就肯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睡觉前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原来在这个只是用来隔热隔寒和堆放杂物、并不用来起居食睡的阁楼上,有很多人在睡觉。我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因为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事。一个好找好认的固定地点。这时候,姨妈就得给他们供顿饭、带个路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帮助。可是对于姨妈来说,决不是一件简单事。姨爹只是一个极老实极本分的工人,那么一点薪水,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温饱。还要过分客气地招待那么多客人,那只能是自己勒紧腰带,否则是断断办不到的。姨妈待人总是那么尽心尽意,非得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别人送上不可。那时各种食品的供应都那么紧张,一个月也就只有那么一回两回吃肉的机会。那真是你吃了就没我的,我吃了就没你的。记得我念高中时,有一年暑假在景德镇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抽空去看过姨妈。姨妈一见我就约我哪天上她家吃饭,说是那个日子把肉票全用上。那时姨爹已去世多年,家境比以前更加为难。我吃那饭那肉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难处。直到后来,我自己也过起了日子,忍受着贫穷的百般折磨,我才体会到了姨妈一家的困窘与艰难。姨妈招待我算是招待一位近亲,而招待那些成群的打工者时,有时很难说是招待亲友,只能说是招待艰难谋生的穷人——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穷人。听说表哥表弟们也常常抱怨,怎么把家里搞成了旅馆。我想,我的姨妈决不乐意损害她的儿子们的利益,可她对天下的亲友和穷人既然怀有如此多的善心,也就只能让儿子们跟着自己受点委屈了。我已经说过,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那些蜂拥而来的食客们,一年之间也不过就吃了人家三两顿饭,自然不会放在心上,一般来说也不会以物质的方式作什么报偿。可对于姨妈一家来说,这却是一件大事,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念书的那些年头,常常听母亲说,二表哥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必须给瓷器贴花贴到多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才可上学。母亲还一边说一边算一笔账,二表哥虽然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可实际上每月挣了多少多少钱。那时候我只会跟着母亲的口气羡慕二表哥,一点也不知道品一品此中的辛酸。小时候我跟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只知道羡慕城里人的福气。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也像乡下人一样有穷富之别,而城里的穷人甚至比乡下的穷人更加艰难。我的姨爹在夸过我那么一次之后,时间过得不太长,也许就那么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大表哥已经就业,自然也是最卑微、薪水最低的工人,二表哥按照当时把城市青年驱赶到乡下的国策,被安排在浮梁山区种地,不但帮不上家里,还得要家里补贴吃穿。小表弟则在学校念书。姨妈从姨爹的工厂里每月领四十元钱的生活费。那份拮据和艰辛,谁都不难想到。这时候姨妈家的开支一点也没缩小,倒是两个表哥都突然成为了男人,必须考虑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候姨妈心里的压力一定非常大。再在家里贴贴瓷花大约不行了,再说姨爹去世后也许再也揽不到这种活干,姨妈必须找机会到外边挣钱去。姨爹走得这么早,三个媳妇的事,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不赶快挣钱去,还能向谁等着靠着去?有一度姨妈在本弄堂里做清洁工,每个月能挣那么几十元钱。可是表哥们觉得那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干了不久就不让她干。母亲谈到这事时还说,其实干这个也不错,他们家最缺钱。后来姨妈找了一件新活,她跟几个家庭妇女一起开了一家饺子粑店。所谓饺子粑,也就是用大米作原料包上菜馅做成的饺子。这种食品在江西十分流行,人人爱吃。姨妈的店开起来后,很受欢迎,生意一直不错。姨妈的整个晚年,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她的媳妇们可以说都是靠这家粑店娶来的。在姨妈即将告别粑店的垂暮之年,我有机会头一次吃上姨妈所做的饺子粑。那一天我路经景德镇,想找表弟帮我买一张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特去了姨妈家。跟姨妈同屋住了一辈子的那位胖大妈说,姨妈这几天生病,本来没去上班的,不知为啥今天不见人,大约还是上班去了。她带我七拐八拐来到了姨妈的粑店。姨妈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可她见到我马上变得十分高兴。她说你还没吃过我店里的粑吧,她捧上那么多粑让我吃。我吃了小部分,剩下了大部分,她那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好像我是故意不吃似的。她不容推脱地要我多吃,好像不把她的粑店吃空就决不放我走。店里其他伙伴个个都比她年轻得多。我想姨妈每天干活一定都是在拼命,否则就没法跟上那些年轻人。一旦跟不上她们,她就只有失业了。实际上,姨妈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赶上那些中年妇女,她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是本来需要子女照料日常起居的颤巍巍的老人。姨妈是靠那点资历,和她对所有人的忠诚、友好以及不计输赢的付出等等品质博得了人家的尊敬,才保持着这份工作。那些中年妇女们叽叽喳喳地向我数落姨妈的固执,并善意地劝姨妈好好休息几天,好好养病。姨妈陪我回到家里,这时的家分外凄清。两个表哥早已结婚,都搬了出去。表弟尚是单身,但他整天在外边下下围棋,为朋友们两肋插刀冲锋陷阵打打架。姨妈一边为我上茶一边问乡下的各种情况。她还一个一个地问到那些常到她家落脚的手艺人的情况。姨妈显然有点想他们,姨妈伤感地说,我现在招待不起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了。那天姨妈带我去寻找表弟,气喘嘘嘘摇摇摆摆地走在景德镇市狭窄而又破烂的街道上,那个劳累、苍老而又勉力撑持的背影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让正在生病的姨妈在大街上辛苦那么久呢。这一次的景德镇之行,给了我许多沉重的东西。不只是姨妈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姨妈的全家。甚至还不只是姨妈一家给了我这样的感觉,而是整个景德镇。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加宽泛一些,不只是一个景德镇,而是天下所有的穷人,所有的底层人,给了我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好等到下文再说。                  四现在是1998年秋天,在这个清空爽气的早晨,我坐在北京南郊的一所租住的房子里,叙述我姨妈的住所。大约半年前,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我的二姨妈在那个没有光、不通风的暗室里去世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向母亲详细询问了情况。母亲平淡地讲诉了若干细节,我平淡地连连哦哦了几声,表示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类,别的什么也没说。搁下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姨妈的那间房子怎么办?现在由谁住着呢?听说表弟在姨妈去世前结婚了,那他也已在外边找了房子住了,现在,还有人愿意住姨妈那样的房子吗?小时候我就对姨妈的那间房子感到奇怪,没有窗子,所以没有一丝光,也不通风,一丝新鲜空气也没有。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依然没有光,依然不通风。即使是乡下最贫穷的农民,也不会住在这样可怕的房子里。小时候当然没想这么多,可是我长大以后,姨妈和姨爹住了一辈子的这间房终于成了我观察城市生活、特别是观察城市贫民生活的一个窗口。我很小的时候来姨妈家,跟大表哥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印象特深。我们当然不能睡在那间破房子里,那是姨爹姨妈的房子。我们只能睡在楼上。那是冬天,我和大表哥各睡一头。那年大表哥接近二十岁,而我刚刚十来岁。我睡在大表哥脚下特别不自在,一动也不敢动。现在想来,此中既有小孩在大人面前的拘谨,也有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的拘谨。整个晚上不敢动一下的那种感受,谁只要曾经有过一次,他就肯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睡觉前到处都是说话的声音,原来在这个只是用来隔热隔寒和堆放杂物、并不用来起居食睡的阁楼上,有很多人在睡觉。我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因为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事。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余年前的某一次,我再次在姨妈家睡觉的时候,姨爹已经去世多年,大表哥也已结婚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这一次我跟二表哥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张床,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用两条凳子撑起几块木板,再铺上褥子和被子,这就是姨妈家的那张床。它的东边紧挨着一方板壁,其他各边都堆满了这个城市贫民之家所有的破破烂烂蒙尘披垢的杂物。那一年我已有二十好几岁,二表哥比我略大一点,大约已接近三十岁了吧。二表哥虽然快三十了,可是依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女朋友。那时他在姨爹生前供职的厂里上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地位和面子的烧煤工,也就是给那烧瓷器的火窑加煤之类。二表哥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零的个头,身材匀称,腰板硬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跟他一起走在景德镇市灰不溜秋的大街上,发现表哥能够赚来很高的回头率,不少女性愿意对他多看几眼。可是他却没法找到女朋友,不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跟不上。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以后随便聊了几句,准备入眠。这时我听见有两个人爬楼梯上楼的声音。不是爬姨妈家的楼梯,姨妈家的人上楼时,爬的是乡下人那样的由两根瘦瘦的木柱子横着钉上一些短木棍的楼梯。而那天晚上的上楼声爬的是由一块一块宽木板做成的阶梯式楼梯。根据声音的各种特征,我知道那是隔壁的人在爬隔壁的楼梯。伴着爬楼梯的脚步声,有一男一女的讲话声。这一男一女爬完楼梯,又在木质楼板上踩出几步橐橐的响声。根据此后的声音判断,脚步声的终点应该是一张床。他们走到床边,一边喁喁轻语,一边脱衣就寝。他们上床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的倾听之中。他们在一起扭结、翻滚、欢叫以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发生在我的身旁,发生在我的床边上和被窝边上,这不只是历历在目的问题,也不只是身临其境的问题,而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火烧火燎的,下身烧得叫人受不住,口腔也干燥得无可忍受。这时我更加知道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关于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多年以来我实在体会太深。我就业以后一直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木板楼里。一幢大楼被
十几年之后,也就是十余年前的某一次,我再次在姨妈家睡觉的时候,姨爹已经去世多年,大表哥也已结婚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这一次我跟二表哥睡在那张床上。还是那张床,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用两条凳子撑起几块木板,再铺上褥子和被子,这就是姨妈家的那张床。它的东边紧挨着一方板壁,其他各边都堆满了这个城市贫民之家所有的破破烂烂蒙尘披垢的杂物。那一年我已有二十好几岁,二表哥比我略大一点,大约已接近三十岁了吧。二表哥虽然快三十了,可是依然是单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谈女朋友。那时他在姨爹生前供职的厂里上班,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地位和面子的烧煤工,也就是给那烧瓷器的火窑加煤之类。二表哥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零的个头,身材匀称,腰板硬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我跟他一起走在景德镇市灰不溜秋的大街上,发现表哥能够赚来很高的回头率,不少女性愿意对他多看几眼。可是他却没法找到女朋友,不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跟不上。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以后随便聊了几句,准备入眠。这时我听见有两个人爬楼梯上楼的声音。不是爬姨妈家的楼梯,姨妈家的人上楼时,爬的是乡下人那样的由两根瘦瘦的木柱子横着钉上一些短木棍的楼梯。而那天晚上的上楼声爬的是由一块一块宽木板做成的阶梯式楼梯。
根据声音的各种特征,我知道那是隔壁的人在爬隔壁的楼梯。伴着爬楼梯的脚步声,有一男一女的讲话声。这一男一女爬完楼梯,又在木质楼板上踩出几步橐橐的响声。根据此后的声音判断,脚步声的终点应该是一张床。他们走到床边,一边喁喁轻语,一边脱衣就寝。他们上床的整个过程,都在我的倾听之中。他们在一起扭结、翻滚、欢叫以及腾云驾雾、兴风作浪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发生在我的身旁,发生在我的床边上和被窝边上,这不只是历历在目的问题,也不只是身临其境的问题,而是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火烧火燎的,下身烧得叫人受不住,口腔也干燥得无可忍受。
这时我更加知道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关于一层板壁是什么东西,多年以来我实在体会太深。我就业以后一直住在这种破破烂烂的木板楼里。一幢大楼被那些薄薄的木板分割成一个一个小间,别说鸡犬之声相闻,连吃饭喝水的声音也彼此清清楚楚。一个人得了感冒,刚刚开始咳嗽几声,全楼的人马上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尤其是到了深夜,各个房间里恩恩爱爱的声音交汇在一起,搅得像我这样的未婚者心神不宁难以安眠。
尽管这样,尽管多年来我一直惨受这种极不人道的折磨,可是,我所受的折磨还是比表哥所受的略为小一些。因为我还有办法避免跟邻居隔着一层木板以床相接。而表哥却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表哥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最起码的居住条件,既不能及时得到衿乡之乐,又不能逃脱邻居的刺激,只能天天晚上忍受这份诱惑与煎熬。细想起来,这种日子实在不应是人过的日子。
从此以后,我对表哥就非常同情,简直就是一种悲悯。这个晚上的经历和感想,一直紧紧地纠缠着我,让我从这里出发,想了许许多多问题。中国南方的房屋结构,全都是木结构。这种房屋结构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结构。比如我们那一带非常流行一个大厅两边排列四个房间的屋子。房间与房间之间,房间与大厅之间,都是一层薄薄的木板。一般来说,四个房间要住四对夫妇。晚上行房时,谁也没法充分放纵自己。连最需要潇洒一回的时刻,也没法稍稍潇洒一些。这对人的感觉、对人的愿望、对人性深处的需要,都是极大的压抑。一个人老处于这种压抑之中,这种日常生活就总是有某种缺憾。一个人老在这样的缺憾中挨日子,他的生活在整体上就很难说是幸福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样的缺憾之中。这真是一个可同情、可悲悯的族类。我的表哥虽然生活在洋楼林立的城市,却依然没有摆脱这份残缺,依然要受这份罪,真可以说是不幸的人了。
我仔细地想那房子,想我的姨妈、姨爹和我的表哥表弟们所住的房子。我忽然怀疑那是不是一所真正的房子。在我的记忆中,我觉得那所所谓的房子,很可能只是两所房子之间随便搭建起来的一个附加的棚屋。我想,下次我若有机会去景德镇,有机会去我的姨妈家里,我一定要好好考察一下那究竟是不是一所真正的房子。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大约四年前的夏天,我路过景德镇去上海上学,在姨妈家住了一宿。我在姨妈家里楼上楼下地转来转去,还到屋子外面仔细打量了两边的房子。我发现两边的房子都很古老,是很多很多年前建造的砖瓦其外木头其里的老宅子,两幢老宅子之间本来留有一块空地专供拉屎拉尿堆放垃圾同时也供鸡啄小虫狗寻骚臭。在景德镇市人口膨胀的年代,人们在这块肮脏的垃圾场上树起几根木头,披上几块瓦片,也算是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有两个最贫穷、最底层的工人之家被塞进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垃圾窟。
这个小窟特别狭窄,被紧紧地夹在两面墙中间。墙面都很平整,因为都是另外两幢房子的外墙。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只能把这个不是房子的小窟姑且叫做房子。房子的正面没有砖墙,而是用木板做起来的。木板的中间开了一个窟窿,算是大门。进门是一个小厅。两家各在小厅摆了一张桌子。我姨妈家的桌子摆在右边偏前,另一家的摆在左边偏后。从两张桌子的斜对角之间挤过身子去,靠右墙往前走,是一条走廊。走廊不只是走廊,而是两家烧饭的地方,也就是充当着两个厨房。这条走廊大概占了房子宽度的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地方便用薄木板隔成了三间小笼子。其中第一间笼子是我姨妈家的,第二第三间笼子都是另外一家人家的。在第三间笼子的旁边,房顶上开了一个天井,用于下雨时排水。只有那里投来的一丝光明,是这个房子里仅有的一点天光。三个笼子一律没有窗子,只是各有一个小门。第三个笼子的门打开时,能从那个天井里得到一丝天光。我的姨妈的笼子是第一间,所以永远也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光明投进来透进来。我的姨妈和姨爹就在这样的笼子里过了一辈子,最后都老死在这个比牲口棚还要破烂的小笼子里。那些薄薄的木板分割成一个一个小间,别说鸡犬之声相闻,连吃饭喝水的声音也彼此清清楚楚。一个人得了感冒,刚刚开始咳嗽几声,全楼的人马上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尤其是到了深夜,各个房间里恩恩爱爱的声音交汇在一起,搅得像我这样的未婚者心神不宁难以安眠。尽管这样,尽管多年来我一直惨受这种极不人道的折磨,可是,我所受的折磨还是比表哥所受的略为小一些。因为我还有办法避免跟邻居隔着一层木板以床相接。而表哥却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表哥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最起码的居住条件,既不能及时得到衿乡之乐,又不能逃脱邻居的刺激,只能天天晚上忍受这份诱惑与煎熬。细想起来,这种日子实在不应是人过的日子。从此以后,我对表哥就非常同情,简直就是一种悲悯。这个晚上的经历和感想,一直紧紧地纠缠着我,让我从这里出发,想了许许多多问题。中国南方的房屋结构,全都是木结构。这种房屋结构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结构。比如我们那一带非常流行一个大厅两边排列四个房间的屋子。房间与房间之间,房间与大厅之间,都是一层薄薄的木板。一般来说,四个房间要住四对夫妇。晚上行房时,谁也没法充分放纵自己。连最需要潇洒一回的时刻,也没法稍稍潇洒一些。这对人的感觉、对人的愿望、对人性深处的需要,都是极大的压抑。一个人老处于这种压抑之中,这种日常生活就总是有某种缺憾。一个人老在这样的缺憾中挨日子,他的生活在整体上就很难说是幸福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样的缺憾之中。这真是一个可同情、可悲悯的族类。我的表哥虽然生活在洋楼林立的城市,却依然没有摆脱这份残缺,依然要受这份罪,真可以说是不幸的人了。我仔细地想那房子,想我的姨妈、姨爹和我的表哥表弟们所住的房子。我忽然怀疑那是不是一所真正的房子。在我的记忆中,我觉得那所所谓的房子,很可能只是两所房子之间随便搭建起来的一个附加的棚屋。我想,下次我若有机会去景德镇,有机会去我的姨妈家里,我一定要好好考察一下那究竟是不是一所真正的房子。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大约四年前的夏天,我路过景德镇去上海上学,在姨妈家住了一宿。我在姨妈家里楼上楼下地转来转去,还到屋子外面仔细打量了两边的房子。我发现两边的房子都很古老,是很多很多年前建造的砖瓦其外木头其里的老宅子,两幢老宅子之间本来留有一块空地专供拉屎拉尿堆放垃圾同时也供鸡啄小虫狗寻骚臭。在景德镇市人口膨胀的年代,人们在这块肮脏的垃圾场上树起几根木头,披上几块瓦片,也算是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有两个最贫穷、最底层的工人之家被塞进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垃圾窟。这个小窟特别狭窄,被紧紧地夹在两面墙中间。墙面都很平整,因为都是另外两幢房子的外墙。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只能把这个不是房子的小窟姑且叫做房子。房子的正面没有砖墙,而是用木板做起来的。木板的中间开了一个窟窿,算是大门。进门是一个小厅。两家各在小厅摆了一张桌子。我姨妈家的桌子摆在右边偏前,另一家的摆在左边偏后。从两张桌子的斜对角之间挤过身子去,靠右墙往前走,是一条走廊。走廊不只是走廊,而是两家烧饭的地方,也就是充当着两个厨房。这条走廊大概占了房子宽度的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地方便用薄木板隔成了三间小笼子。其中第一间笼子是我姨妈家的,第二第三间笼子都是另外一家人家的。在第三间笼子的旁边,房顶上开了一个天井,用于下雨时排水。只有那里投来的一丝光明,是这个房子里仅有的一点天光。三个笼子一律没有窗子,只是各有一个小门。第三个笼子的门打开时,能从那个天井里得到一丝天光。我的姨妈的笼子是第一间,所以永远也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光明投进来透进来。我的姨妈和姨爹就在这样的笼子里过了一辈子,最后都老死在这个比牲口棚还要破烂的小笼子里。母亲常常念叨说,二姨妈在城市过日子,其实蛮可怜的。在乡下至少可以睡个懒觉,可在城里连个懒觉也睡不成。母亲说姨妈一辈子都是深夜三点钟起床,为姨爹烧好饭,让他好及时吃饭上班。姨爹去世以后,还得为表哥们这样起早烧饭。再后来,她自己跟别人一起开粑店,那是要赶上人家做早点的,所以也是非得早起不可。母亲说一辈子没有睡过一个满夜觉的人,身体哪能好得起来。母亲还常常跟我谈到姨妈的房间太暗,但她只是从不方便的角度说的,她没想到过,一辈子住在不通光不通风的小笼子里的人,身体肯定也是好不起来的。这个棚子前边用以代替墙的那方木板,比两边的房子往里收了一些。我记得很清楚,与我姨妈同屋的那家女主人,天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的时候,她就出去了。等到天黑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拉着一个黑乎乎的大板车来到了大门口。那满身的脏臭和疲累、那满脸的呆滞和麻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通常是家里人帮她把板车架子搬到门前往里收的那一小片地上,靠西边那堵青砖墙竖起来,车轮子则搬到屋里放好。(待续)
母亲常常念叨说,二姨妈在城市过日子,其实蛮可怜的。在乡下至少可以睡个懒觉,可在城里连个懒觉也睡不成。母亲说姨妈一辈子都是深夜三点钟起床,为姨爹烧好饭,让他好及时吃饭上班。姨爹去世以后,还得为表哥们这样起早烧饭。再后来,她自己跟别人一起开粑店,那是要赶上人家做早点的,所以也是非得早起不可。母亲说一辈子没有睡过一个满夜觉的人,身体哪能好得起来。母亲还常常跟我谈到姨妈的房间太暗,但她只是从不方便的角度说的,她没想到过,一辈子住在不通光不通风的小笼子里的人,身体肯定也是好不起来的。
这个棚子前边用以代替墙的那方木板,比两边的房子往里收了一些。我记得很清楚,与我姨妈同屋的那家女主人,天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的时候,她就出去了。等到天黑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拉着一个黑乎乎的大板车来到了大门口。那满身的脏臭和疲累、那满脸的呆滞和麻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通常是家里人帮她把板车架子搬到门前往里收的那一小片地上,靠西边那堵青砖墙竖起来,车轮子则搬到屋里放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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