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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城里的姨妈(下)——对城市贫民生存状态的一次平淡描述  

2007-01-18 21:50:49|  分类: 散文诗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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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几天班。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又觉得不可忍受,怎么也不愿意去上那个鸟班。最后连这个临时工的机会也给他丢掉了。姨妈和二表哥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心情。只怪表弟太不懂事,太不通情理。表弟在家里好像确实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可在朋友中是那么讲义气,而在下围棋上,又表现出很高的智力。表弟对围棋特别入迷,整天趴在棋盘上不想下来。最开始他在自己的弄口下。不下的时候就在那里看棋。姨妈烧好了饭叫他来吃,他老是唔唔唔地答应着,可就是不动身。姨妈每过半小时就去叫一次,但怎么也没法把他叫过来吃饭。很多年以后,姨妈终于不再叫他了,烧好了饭就管自吃起来。事实上后来也没法叫,因为他下棋的名声越来越高,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你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他有时候还跟人家下点钱,竟然能靠这个混口饭吃。他在景德镇的街头巷尾已经打尽天下无敌手,人们宁愿在他手上丢点钱,为的是学他一点手艺。有一次报名参加景德镇的棋赛,他还得了个什么奖。据说他跟一个业余三段交过手,那个三段开始有点漫不经心,下了几步终于对他的野路子感到很惊讶。我问过他可不可能在围棋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靠这个谋口饭吃,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只是自己瞎下,从来没有拜过师,又没文化,也不可能自己学习提高。大约那次比赛见了一点世面,伤了自己的信心,此后似乎就不大下棋了。有一次我在姨妈家过夜,姨妈安排我跟表弟在楼上那个床上睡觉。我睡在那个床上感觉特别复杂。我发现薄板壁的那边已经没有人睡觉了。也就是说,尽管那个人家也是真正的底层人,可是这些年来,那家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已经有了一点改变,他们已经不需要夫妻双双睡在这种堆放杂物的低矮的小阁楼上。只有我的姨妈一家,生活上什么改变也没有,依然是底层人中的底层人。表弟个头特高,大约有一米九零。他若直着睡,一双脚丫子全在被窝外面。他若侧着睡,他那么长的腰和屁股又顶得我无处容身。我一个晚上都睡不踏实。表弟自然也是活受罪。一到家里来客,就是表弟活受罪的日子。第二天晚上,表弟干脆没回家睡觉。我因为一个晚上都在等他回来,依然没有睡好。待早上知道他确实没回来住,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混了一夜。关于大表哥,我所能说的并不多。他年龄跟我隔得较远,加上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所以心理距离不小。他好像没上什么学。他的童年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记忆大约是从他就业开始的。那时听到父母用那种很隆重的语气谈论他的就业,给我印象特深。还有一个巧合,他进的是鞋帽厂,在流水线上做某一道工序,属于裁缝的行当。而我的父亲一辈子的职业身分,大多数时间都是裁缝师傅。所以我老把表哥的工作与父亲的工作连在一起。若干年以后,又听说他换厂子了,进了五金厂,专做那种别在钥匙串上用的小剪刀。小时候曾跟他去厂里参观过。那种用机器打铁的方式,跟乡下人抡起大铁锤恶狠狠地猛砸的方式,实在相去太远。我感到乡下人真是太辛苦了。虽然表哥的厂在城里算是最差最破烂的厂,可比起乡下人来,仍有天壤之别。大表哥好像具有天下穷人所共有的大多数毛病。比如抽烟、酗酒、赌博,赌光了就从家里偷点钱扳本,等等等等。这些消息常常被传到乡下来。父母在谈论这些时,总是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既为姨妈姨爹的家境担忧,也为表哥本人的前途担忧。对我来说,大表哥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姻。表哥年纪很大了还没结婚。所有的亲戚都为他发愁。可是突然听说他找好女朋友了,而且对象就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这位女同学既然跟我在一起上过学,自然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乡下人。要说个人条件,我的同学当然具有优势,她比大表哥漂亮、比大表哥年轻许多、比大表哥文化程度高出许多。但是她只要嫁给大表哥,就可以成为一个城里人,从而摆脱为乡下人所特有的许许多多困苦。这位同学成了我的表嫂之后,逐步地将户口办到了景德镇,经过一阵折腾,又得到了就业机会。再经过一阵折腾,又弄到了住的地方。虽说住得破烂一点,但对于一个穷人来说,生命和命运都是破烂不堪的,住房自然也只会破烂。尤其在我这样虽然也在这个社会奔波了几十年,却至今连最破烂的狗窝也无力拥有一间的人看来,有个睡觉和作爱的地方,这就是最可庆幸、最可妒忌的了。亲戚们开始时都有点担心,表嫂在把户口办进城之后,还会不会守着表哥过日子。表嫂生小孩的时候,把个儿子生得那么漂亮那么精神,跟表哥相比,好像有天壤之别。等到孩子长到好几岁了,我再见到那个小侄子,发现他跟我的大表哥长得一模一样。结婚以后,由于有了家庭的压力,也由于有了表嫂的约束,大表哥的毛病终于一步一步在克服。烟不知还抽不抽,酒是基本上不喝了,赌博我想大约是不会再沾边了,事实上也穷得无法再赌了。大表哥下岗以后,有一度走街串巷收酒瓶。那几年正好流行《酒干倘卖无》那支歌。每当听见什么地方什么人在唱这支歌,我就老是想起大表哥走街串巷的那份辛苦和凄楚。许多年过去了,表嫂依然是我的表嫂,日子过得虽然拮据,但总算稳定而安宁。大表哥依然收酒瓶,但收的方式有了一点改进,主要不再是走街串巷,而是给那些饭店送酒,然后包收他们的酒瓶。这样就减少了一些辛苦。去年正月我见到他时,他刚刚买了一辆很小很小的脚踏三轮车,他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因为他差不多是“酒干倘卖无”中的贵族了。那时他们家刚刚搬了新居,面积还算不错,足可以让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的穷人羡慕不已。可依然是那种木结构的老式平房。我一见那种薄薄的木板就对表哥表嫂暗生怜悯之心。那一次我没时间跟他们聊天。刚见面我就拉了表哥带我去买瓷器,然后就搭车回家。听说姨妈爱吃桔子,临别时我说给姨妈买点桔子。大表哥出于客气坚决反对我买。他说过年的时候他买了很多,给了不少给姨妈吃。他一边跟着我往前走,一边不断地说他买过很多。最后他告诉我,过年的时候他一次买了三斤,给了很多给姨妈吃。表哥把三斤看作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简直让人感到凄凉。我说我还是再买一点吧。我在小摊上买了十斤,分做两袋。我说一袋给姨妈吃,一袋给表哥的儿子吃。在我买桔子的整个过程中,表哥一直念叨说,你买这么多干吗,怎么能买这么多。在跟表哥分手时,我忽然发现,表哥好像已经有点老态了。其实他四十刚出头。难道穷人有另一套生理曲线,仅仅四十岁就进入老年吗?我不想就此多想,我觉得想多了其实怪没意思的。那一次我跟表嫂几乎没来得及说什么话。我把母亲送到了表嫂家里,我就跟表哥一起出去了。当时表嫂也失业在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点赖以糊口的事做,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将近两年中,既没见过面,也没通过音讯。                  六姨妈已经很多年没下过乡了。姨妈是外婆去世那年最后一次下乡的。姨妈那一次下乡以后,她的年纪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她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艰难。姨妈已经艰难得没有钱下乡了。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去走亲戚是不要花什么钱的,一个城里人到乡下走亲戚是要花很多钱的。尤其像姨妈这样,娘家婆家两头的亲戚都在乡下,姨妈下一次乡就需要花很多很多钱。姨妈因为没有很多很多的钱下乡,姨妈于是就再也不下乡了。母亲念叨说,快二十年了。母亲是说姨妈快二十年没下过乡了。母亲说过好多遍之后,我知道母亲是说她跟她的二姐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母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姨妈则不知在哪一年已经超过了七十岁了。我想她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无论哪一天,无论是一个凶险的日子还是一个平安的日子,都可能成为她们最后的日子。我想她们若是再不赶紧找机会见上一面,她们就可能找不到见上一面的机会了。我若是专门陪母亲去看姨妈,她肯定不会去的。她像所有穷人的母亲一样,总是怕自己的儿子花钱。去年春节刚过,我要送一位同学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景德镇搭火车。趁此机会我要母亲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母亲见我态度这么坚决,终于答应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我们一行多人来到景德镇,当天我就把朋友送上了火车,然后我就一心一意地陪母亲和姨妈聊天。其实主要是看母亲和姨妈聊天。姨妈刚见到母亲时说,大声喊叫道,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有个姐姐在这里呀?姨妈一定是既感到高兴又感到辛酸。姨妈虽然有三个儿子,可是所有的儿子和媳妇都已失业,其中一个儿子从来就不曾有过职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也常常磕磕碰碰。姨妈的内心是很孤独很苍凉的。姨妈拿出几个桔子和几个苹果,放在桌上让我们吃,可是我们一点吃的兴致都没有。我似乎隐隐地感到,这就是我跟姨妈最后的相处。姨妈很多年前就是半个聋子,谁也没法跟她细致地谈点什么。我看着她想多说点话却又没法多说的那种费力样子,直为她们俩感到累。我没有多听她们说话,我只是拿着相机捕捉她们的体态和神情。母亲跟姨妈说话时,老是嘴巴贴着姨妈的耳朵高声叫嚷。姨妈跟母亲说话时,嘴巴贴得更近,声音叫得更响。姨妈已经这样贴着别人的耳朵叫嚷了很多年。我从相机的镜头里看着我的姨妈和我的母亲聊天,看着她们每说几句话就流那么多眼泪,看着她们刚刚揩了一把眼泪马上又急不可耐地把嘴巴和耳朵贴在了一起。我一下连一下地按下相机的快门,我想把这受尽人间磨难的一对老姐妹的辛酸和泪水全都拍下来。姨妈感觉到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地闪亮,她每隔一阵就跟我说一次,你照这么多相做什么?她知道照相是要花钱的,她受不了我把这要花钱的东西为她花得这么多,所以想阻止我。在姨妈单独行动的时候,在姨妈为我们烧饭的时候,在姨妈进房拿东西的时候,在姨妈拿着一块布片爬上那个古老的楼梯的时候,在姨妈用那块布片收拾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并为我铺好床铺的时候,在姨妈端着一盆热水颤巍巍地送过来给我洗脸的时候,在姨妈以她苍老的身子像所有那些艰难而又孤独的日子一样转来转去忙东忙西的时候,我一直紧紧跟在姨妈的身后,为她留下这凄凉的形象。姨妈后来也还念叨着我怎么照了这么多相,她一遍一遍地说,这个
鬼崽俚,给我照这么多相做什么。但姨妈这样说时已不再有阻止我的意思,而是一边说一边露出那种因为被人家置于中心位置加以尊重而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有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姨妈家与两边的邻居之间,本来都是隔着砖墙的。姨妈家的灶台、姨妈家的餐桌,都是挨着东邻的砖墙放的。可是楼上的那个床铺,那个我先后陪三位老表睡过的床铺,正好在餐桌的上方,为什么不是抵着一堵砖墙而是挨着一方薄薄的木板呢。我在姨妈家住的最后一夜,姨妈那么细致地为我收拾那个熟悉的床铺的时候,我因为一心为姨妈拍照,没有细心考察一下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当我取出姨妈为我收拾床铺的照片,想从中看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板壁那一方,全被床边挂的一层包装蛇皮袋和床头堆放的杂物所掩住,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仔细回想起来,这张床在二十多年间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床的旁边和上方由原先的糊一层报纸变成了今天的挂一块带条纹的包装蛇皮袋。我跟姨妈分别一年多以后,忽然听说姨妈去世了。我给二表哥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悼念。二表哥给我回了一封信。二表哥的信上一个字也没提到姨妈,二表哥只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情绪凄凉的话。二表哥的大意是说,这些年来实在过得太累,太艰难,夫妻双双失业,老不知日子怎么过,别的一切都管不上了。我很长时间不知表哥的信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二表哥本来是个孝子,可在姨妈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却穷得没法让姨妈的晚年过得稍好一些。我想,姨妈为什么要在全家失业的时候离开人间,需知这种境遇中的生离死别,乃是对全家人的伤害啊。但我又想,走了也好吧。姨妈苦苦等待了一辈子,也没等来一天好日子,谁敢说往后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坏呢。于是姨妈干脆不再等了。也许姨妈是对的。我为姨妈所做的,是在她离开人世的前夕为她拍过几十张照片。我设想这些照片寄到姨妈手里时,她会感到又骄傲又欣慰。她也许会笑滋滋地说,我一辈子加起来也没照过这么多相。我因了这种设想而感到一丝慰藉。我为姨妈拍的照片中,有几张是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两张是姨妈爬楼梯的照片。一位七十岁的老妈子,整天在这种古老而又危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那份努力和艰辛,沉淀在那幽暗的底色上,显得特别沉重。拍照的时候,我对姨妈的安全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她已经在这个梯子上生活了一辈子,她的全部神经都已适应了这个梯子。后来我看照片时,却越看越担心姨妈会突然摔下来。她毕竟是一位龙钟老人,而且有我拿着相机在使她分心,说不定哪一脚没踩实,她就会倒下来的。我看着想着,直把这照片看得满目凄凉。有一张我认为拍得很不错的,是最后一张照片。姨妈楼上楼下地为我忙完以后,我拉着她东拍照西拍照拍完以后,她忽然高声地喊我洗脸。我一看,姨妈已经端着一盆热水朝我走来。我马上对着姨妈拍了一张。这张照片特别让我感动。姨妈穿着绿色的上衣,戴一对蓝色的袖套,左手第四指上戴着一颗戒指,我猜那一定是铜质的。那脸盆是铝合金的,白亮白亮,在光的意义上成了整个画面的重心。脸盆里的热汽正在温柔地飘袅,美丽而又灵动。姨妈的身子有点佝偻,姨妈就这样弯着腰颤巍巍地给我送洗脸水。每看这副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深远而又博大的爱正在向我走来,面对这种爱我的内心激动而又温柔。还有一副照片,很被我看重的,是在姨妈房里的墙边拍的。我小时候见到这面墙上挂着那么多毛主席像章,全是瓷质的,羡慕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那该多好。这回拍照我觉得一定要把这面墙拍下来,以这种方式拥有一回,也算是偿了小时候一个心愿。在我所拍下的这张照片中,最上方是四个像章,像章下方是三个相框,里边放着表哥表嫂们的照片。相框下方是一张古老的桌子,油漆斑剥的样子。桌面上放着开水瓶、果盒等等一应杂物。那面墙上的石灰糊得不厚,一条一条的砖缝还依稀可辨。但从砖缝的规矩与整齐,一看就知道这墙是墙的外边那一面,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姨妈这幢房子的墙,而是西邻那幢房子的墙。姨妈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照这样的相,我让她站到桌子旁边让我拍照时,她完全是那么一副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看着姨妈的神情,我觉得这效果正合我意。姨妈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可她一直是睡在别人的墙脚下,她在自家的房子里挂上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别人的墙上,这样的姨妈当然就只能是这样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拍照的日子,快过去两年了。我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乎。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1998年9月18日—10月5日,写于北京黄村
城里的姨妈(下)——对城市贫民生存状态的一次平淡描述 - 摩罗 - 摩罗的博客我从她的样子就知道拉板车是非常累的一种体力活,我想她决不比乡下的农民轻松一些。这位胖大妈子女特多,我一直没搞清楚她究竟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反正是很多很多。我记得她的大儿子跟我大姐同年,名叫柏林。长得高高大大,可以说是一表人材。可他一直住在乡下,大约是知青下乡之类的。我大姐每生一个孩子,母亲就要念叨几次人家柏林还没结婚呢。我记忆中的柏林从来不说话,老是将他的那个破自行车倒放在窄窄的小厅里,成天捣鼓来捣鼓去的。我见到他的机会极少,大约他很少回家。后来我想,他虽然不愿意在乡下过,大约更加不愿意在这样的城市棚屋里过。我跟二表哥睡过那一个晚上之后,我就更加能够理解柏林不愿意回家的那种心情了。在我大姐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在乡下过那种孤独的日子。再后来,就听说他得了什么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他的年龄有多大,他的户口是在农村还是调回了城里,我全都不知道。去上几天班。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又觉得不可忍受,怎么也不愿意去上那个鸟班。最后连这个临时工的机会也给他丢掉了。姨妈和二表哥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心情。只怪表弟太不懂事,太不通情理。表弟在家里好像确实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可在朋友中是那么讲义气,而在下围棋上,又表现出很高的智力。表弟对围棋特别入迷,整天趴在棋盘上不想下来。最开始他在自己的弄口下。不下的时候就在那里看棋。姨妈烧好了饭叫他来吃,他老是唔唔唔地答应着,可就是不动身。姨妈每过半小时就去叫一次,但怎么也没法把他叫过来吃饭。很多年以后,姨妈终于不再叫他了,烧好了饭就管自吃起来。事实上后来也没法叫,因为他下棋的名声越来越高,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你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他有时候还跟人家下点钱,竟然能靠这个混口饭吃。他在景德镇的街头巷尾已经打尽天下无敌手,人们宁愿在他手上丢点钱,为的是学他一点手艺。有一次报名参加景德镇的棋赛,他还得了个什么奖。据说他跟一个业余三段交过手,那个三段开始有点漫不经心,下了几步终于对他的野路子感到很惊讶。我问过他可不可能在围棋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靠这个谋口饭吃,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只是自己瞎下,从来没有拜过师,又没文化,也不可能自己学习提高。大约那次比赛见了一点世面,伤了自己的信心,此后似乎就不大下棋了。有一次我在姨妈家过夜,姨妈安排我跟表弟在楼上那个床上睡觉。我睡在那个床上感觉特别复杂。我发现薄板壁的那边已经没有人睡觉了。也就是说,尽管那个人家也是真正的底层人,可是这些年来,那家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已经有了一点改变,他们已经不需要夫妻双双睡在这种堆放杂物的低矮的小阁楼上。只有我的姨妈一家,生活上什么改变也没有,依然是底层人中的底层人。表弟个头特高,大约有一米九零。他若直着睡,一双脚丫子全在被窝外面。他若侧着睡,他那么长的腰和屁股又顶得我无处容身。我一个晚上都睡不踏实。表弟自然也是活受罪。一到家里来客,就是表弟活受罪的日子。第二天晚上,表弟干脆没回家睡觉。我因为一个晚上都在等他回来,依然没有睡好。待早上知道他确实没回来住,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混了一夜。关于大表哥,我所能说的并不多。他年龄跟我隔得较远,加上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所以心理距离不小。他好像没上什么学。他的童年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记忆大约是从他就业开始的。那时听到父母用那种很隆重的语气谈论他的就业,给我印象特深。还有一个巧合,他进的是鞋帽厂,在流水线上做某一道工序,属于裁缝的行当。而我的父亲一辈子的职业身分,大多数时间都是裁缝师傅。所以我老把表哥的工作与父亲的工作连在一起。若干年以后,又听说他换厂子了,进了五金厂,专做那种别在钥匙串上用的小剪刀。小时候曾跟他去厂里参观过。那种用机器打铁的方式,跟乡下人抡起大铁锤恶狠狠地猛砸的方式,实在相去太远。我感到乡下人真是太辛苦了。虽然表哥的厂在城里算是最差最破烂的厂,可比起乡下人来,仍有天壤之别。大表哥好像具有天下穷人所共有的大多数毛病。比如抽烟、酗酒、赌博,赌光了就从家里偷点钱扳本,等等等等。这些消息常常被传到乡下来。父母在谈论这些时,总是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既为姨妈姨爹的家境担忧,也为表哥本人的前途担忧。对我来说,大表哥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姻。表哥年纪很大了还没结婚。所有的亲戚都为他发愁。可是突然听说他找好女朋友了,而且对象就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这位女同学既然跟我在一起上过学,自然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乡下人。要说个人条件,我的同学当然具有优势,她比大表哥漂亮、比大表哥年轻许多、比大表哥文化程度高出许多。但是她只要嫁给大表哥,就可以成为一个城里人,从而摆脱为乡下人所特有的许许多多困苦。这位同学成了我的表嫂之后,逐步地将户口办到了景德镇,经过一阵折腾,又得到了就业机会。再经过一阵折腾,又弄到了住的地方。虽说住得破烂一点,但对于一个穷人来说,生命和命运都是破烂不堪的,住房自然也只会破烂。尤其在我这样虽然也在这个社会奔波了几十年,却至今连最破烂的狗窝也无力拥有一间的人看来,有个睡觉和作爱的地方,这就是最可庆幸、最可妒忌的了。亲戚们开始时都有点担心,表嫂在把户口办进城之后,还会不会守着表哥过日子。表嫂生小孩的时候,把个儿子生得那么漂亮那么精神,跟表哥相比,好像有天壤之别。等到孩子长到好几岁了,我再见到那个小侄子,发现他跟我的大表哥长得一模一样。结婚以后,由于有了家庭的压力,也由于有了表嫂的约束,大表哥的毛病终于一步一步在克服。烟不知还抽不抽,酒是基本上不喝了,赌博我想大约是不会再沾边了,事实上也穷得无法再赌了。大表哥下岗以后,有一度走街串巷收酒瓶。那几年正好流行《酒干倘卖无》那支歌。每当听见什么地方什么人在唱这支歌,我就老是想起大表哥走街串巷的那份辛苦和凄楚。许多年过去了,表嫂依然是我的表嫂,日子过得虽然拮据,但总算稳定而安宁。大表哥依然收酒瓶,但收的方式有了一点改进,主要不再是走街串巷,而是给那些饭店送酒,然后包收他们的酒瓶。这样就减少了一些辛苦。去年正月我见到他时,他刚刚买了一辆很小很小的脚踏三轮车,他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因为他差不多是“酒干倘卖无”中的贵族了。那时他们家刚刚搬了新居,面积还算不错,足可以让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的穷人羡慕不已。可依然是那种木结构的老式平房。我一见那种薄薄的木板就对表哥表嫂暗生怜悯之心。那一次我没时间跟他们聊天。刚见面我就拉了表哥带我去买瓷器,然后就搭车回家。听说姨妈爱吃桔子,临别时我说给姨妈买点桔子。大表哥出于客气坚决反对我买。他说过年的时候他买了很多,给了不少给姨妈吃。他一边跟着我往前走,一边不断地说他买过很多。最后他告诉我,过年的时候他一次买了三斤,给了很多给姨妈吃。表哥把三斤看作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简直让人感到凄凉。我说我还是再买一点吧。我在小摊上买了十斤,分做两袋。我说一袋给姨妈吃,一袋给表哥的儿子吃。在我买桔子的整个过程中,表哥一直念叨说,你买这么多干吗,怎么能买这么多。在跟表哥分手时,我忽然发现,表哥好像已经有点老态了。其实他四十刚出头。难道穷人有另一套生理曲线,仅仅四十岁就进入老年吗?我不想就此多想,我觉得想多了其实怪没意思的。那一次我跟表嫂几乎没来得及说什么话。我把母亲送到了表嫂家里,我就跟表哥一起出去了。当时表嫂也失业在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点赖以糊口的事做,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将近两年中,既没见过面,也没通过音讯。                  六姨妈已经很多年没下过乡了。姨妈是外婆去世那年最后一次下乡的。姨妈那一次下乡以后,她的年纪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她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艰难。姨妈已经艰难得没有钱下乡了。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去走亲戚是不要花什么钱的,一个城里人到乡下走亲戚是要花很多钱的。尤其像姨妈这样,娘家婆家两头的亲戚都在乡下,姨妈下一次乡就需要花很多很多钱。姨妈因为没有很多很多的钱下乡,姨妈于是就再也不下乡了。母亲念叨说,快二十年了。母亲是说姨妈快二十年没下过乡了。母亲说过好多遍之后,我知道母亲是说她跟她的二姐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母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姨妈则不知在哪一年已经超过了七十岁了。我想她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无论哪一天,无论是一个凶险的日子还是一个平安的日子,都可能成为她们最后的日子。我想她们若是再不赶紧找机会见上一面,她们就可能找不到见上一面的机会了。我若是专门陪母亲去看姨妈,她肯定不会去的。她像所有穷人的母亲一样,总是怕自己的儿子花钱。去年春节刚过,我要送一位同学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景德镇搭火车。趁此机会我要母亲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母亲见我态度这么坚决,终于答应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我们一行多人来到景德镇,当天我就把朋友送上了火车,然后我就一心一意地陪母亲和姨妈聊天。其实主要是看母亲和姨妈聊天。姨妈刚见到母亲时说,大声喊叫道,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有个姐姐在这里呀?姨妈一定是既感到高兴又感到辛酸。姨妈虽然有三个儿子,可是所有的儿子和媳妇都已失业,其中一个儿子从来就不曾有过职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也常常磕磕碰碰。姨妈的内心是很孤独很苍凉的。姨妈拿出几个桔子和几个苹果,放在桌上让我们吃,可是我们一点吃的兴致都没有。我似乎隐隐地感到,这就是我跟姨妈最后的相处。姨妈很多年前就是半个聋子,谁也没法跟她细致地谈点什么。我看着她想多说点话却又没法多说的那种费力样子,直为她们俩感到累。我没有多听她们说话,我只是拿着相机捕捉她们的体态和神情。母亲跟姨妈说话时,老是嘴巴贴着姨妈的耳朵高声叫嚷。姨妈跟母亲说话时,嘴巴贴得更近,声音叫得更响。姨妈已经这样贴着别人的耳朵叫嚷了很多年。我从相机的镜头里看着我的姨妈和我的母亲聊天,看着她们每说几句话就流那么多眼泪,看着她们刚刚揩了一把眼泪马上又急不可耐地把嘴巴和耳朵贴在了一起。我一下连一下地按下相机的快门,我想把这受尽人间磨难的一对老姐妹的辛酸和泪水全都拍下来。姨妈感觉到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地闪亮,她每隔一阵就跟我说一次,你照这么多相做什么?她知道照相是要花钱的,她受不了我把这要花钱的东西为她花得这么多,所以想阻止我。在姨妈单独行动的时候,在姨妈为我们烧饭的时候,在姨妈进房拿东西的时候,在姨妈拿着一块布片爬上那个古老的楼梯的时候,在姨妈用那块布片收拾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并为我铺好床铺的时候,在姨妈端着一盆热水颤巍巍地送过来给我洗脸的时候,在姨妈以她苍老的身子像所有那些艰难而又孤独的日子一样转来转去忙东忙西的时候,我一直紧紧跟在姨妈的身后,为她留下这凄凉的形象。姨妈后来也还念叨着我怎么照了这么多相,她一遍一遍地说,这个
去年我陪我母亲去看二姨妈时,我给她们照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们与那位胖大妈的合影。母亲反复嘱咐我,那张三个人的合影一定要加洗几张,尽早寄到姨妈和胖大妈的手里。胖大妈的丈夫退休以后皈依佛教,成了一位居士,天天在家焚香打坐,敲着木鱼高声唱经。他不是念经而是唱经,那洪亮的声音一直贯穿棚屋上下。他的一个儿子端着一碗饭在厅里吃,摇着头对这唱经的声音表示无可奈何。我一边跟这位小兄弟聊天,一边认真谛听着那位老人的悠长而又感伤的禅音。我无法听清他唱的是什么,但从那抑扬顿挫的风韵里、从每一句末尾无限延长的长调里,我终于听懂了一个苦难的生命整整一生的劳苦与伤痛。我多年来在姨妈家作客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位同屋的家长开口说话。他总是无声地吃饭,无声地洗脸,无声地进门,又无声地出门。那时候他无法说话,直到他的子女长大了,直到他所有的伦理责任都从那疲惫的肩头卸下,他才忽然无可控制地哭出了一生的幻灭与凄凉。
姨妈对这声音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她的耳朵很聋,跟她说话必须大声嚷嚷。那唱经的颤音在她听来一定显得很遥远。即使她的耳朵听力正常,她也没有那份情致去烧香唱佛,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为明天的早餐担忧。在她的晚年,不但她的小儿子没有职业,原先有了职业的儿子媳妇们,全都失业。她光是担忧自己的早餐还不够,还得为每一个儿媳和孙子的早餐担忧。
 
                  五
二表哥跟我年龄最接近,加上他又念过高中,跟我有话可说,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稍多一些。在他作烧煤工的时候,他花了很多时间学英语,希望有朝一日凭着知识的优势改变一下境遇。然而生存的压力一直很大,老是没法静下心来完全投入到英语学习之中。待他社会阅历越丰富,就越加觉得对知识的优势不再信任。正当他犹豫不决时,中国的经济动荡越来越大,他们的厂子一步一步地走向倒闭。就连做一个烧煤工的资格也越来越受到威胁。最后,像全国千千万万个无依无靠的底层人一样,二表哥下岗了,也就是彻底失业了。
在他完全失业之前,有一次忽然听说他到乡下拜师学习了理发的手艺,准备在景德镇的街头摆理发摊儿。我当时很有一点吃惊,没想到他们的日子已经艰难到了这一步。在街头摆个理发摊,那能挣个什么钱,能养活一家三口外加三分之一个母亲吗?但有一点还是让我受到鼓舞。在我们那里,理发这行当历来是由轿夫兼做的,而轿夫历来是人下之人。虽然最近半个世纪取消了抬轿这一行,但是以理发为职业的这些家族,至今只能在这个行当的圈内通婚,而没有资格与别的家族结亲。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都要受到无理的歧视。表哥企图以理发谋生,一方面说明他已经被逼到了什么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一个可以不背包袱的人。一个人能够做到不以世俗的包袱压迫自己,也就能够为生存随时调整自己,不会轻易掉进绝境之中。
我刚上研究生那阵,每个月能领一百多元钱的津贴。可是上海的物价那么高,仅仅在学校食堂吃饭每月就得花两百多元,更别说其它的开支了。那年暑假我在家里盘算,开学回校以后,要联络一批同学,给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要求增加津贴。可是,我路经景德镇时,我的姨妈一家正以十元为单位计算他们的生活费。我的两位表哥和两位表嫂都在工厂上班,可他们每人每月都只能拿到一百多元。他们都是有孩子的人,一对夫妇合起来才那么三百元钱,要管三口之家的日子,还得设法补贴老人。
我当时感到很惊讶。我虽然津贴那么低,可我毕竟是在为自己念书。他们这些为工厂劳动的人,拿的钱竟然也这么少,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虽然这不公平不是我造成的,可我如果再去要求为自己增加津贴,只会把他们推到更加窘困的地步。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既然已经这么大了,那么,我们所可能增加的那部分钱,肯定不会是从富有的人们那里来的,而只能是从穷人的份额中匀出来的。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非常羞愧。
这一次的会面中,还有一件事启发我意识到事情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去上几天班。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又觉得不可忍受,怎么也不愿意去上那个鸟班。最后连这个临时工的机会也给他丢掉了。姨妈和二表哥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心情。只怪表弟太不懂事,太不通情理。表弟在家里好像确实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可在朋友中是那么讲义气,而在下围棋上,又表现出很高的智力。表弟对围棋特别入迷,整天趴在棋盘上不想下来。最开始他在自己的弄口下。不下的时候就在那里看棋。姨妈烧好了饭叫他来吃,他老是唔唔唔地答应着,可就是不动身。姨妈每过半小时就去叫一次,但怎么也没法把他叫过来吃饭。很多年以后,姨妈终于不再叫他了,烧好了饭就管自吃起来。事实上后来也没法叫,因为他下棋的名声越来越高,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你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他有时候还跟人家下点钱,竟然能靠这个混口饭吃。他在景德镇的街头巷尾已经打尽天下无敌手,人们宁愿在他手上丢点钱,为的是学他一点手艺。有一次报名参加景德镇的棋赛,他还得了个什么奖。据说他跟一个业余三段交过手,那个三段开始有点漫不经心,下了几步终于对他的野路子感到很惊讶。我问过他可不可能在围棋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靠这个谋口饭吃,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只是自己瞎下,从来没有拜过师,又没文化,也不可能自己学习提高。大约那次比赛见了一点世面,伤了自己的信心,此后似乎就不大下棋了。有一次我在姨妈家过夜,姨妈安排我跟表弟在楼上那个床上睡觉。我睡在那个床上感觉特别复杂。我发现薄板壁的那边已经没有人睡觉了。也就是说,尽管那个人家也是真正的底层人,可是这些年来,那家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已经有了一点改变,他们已经不需要夫妻双双睡在这种堆放杂物的低矮的小阁楼上。只有我的姨妈一家,生活上什么改变也没有,依然是底层人中的底层人。表弟个头特高,大约有一米九零。他若直着睡,一双脚丫子全在被窝外面。他若侧着睡,他那么长的腰和屁股又顶得我无处容身。我一个晚上都睡不踏实。表弟自然也是活受罪。一到家里来客,就是表弟活受罪的日子。第二天晚上,表弟干脆没回家睡觉。我因为一个晚上都在等他回来,依然没有睡好。待早上知道他确实没回来住,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混了一夜。关于大表哥,我所能说的并不多。他年龄跟我隔得较远,加上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所以心理距离不小。他好像没上什么学。他的童年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记忆大约是从他就业开始的。那时听到父母用那种很隆重的语气谈论他的就业,给我印象特深。还有一个巧合,他进的是鞋帽厂,在流水线上做某一道工序,属于裁缝的行当。而我的父亲一辈子的职业身分,大多数时间都是裁缝师傅。所以我老把表哥的工作与父亲的工作连在一起。若干年以后,又听说他换厂子了,进了五金厂,专做那种别在钥匙串上用的小剪刀。小时候曾跟他去厂里参观过。那种用机器打铁的方式,跟乡下人抡起大铁锤恶狠狠地猛砸的方式,实在相去太远。我感到乡下人真是太辛苦了。虽然表哥的厂在城里算是最差最破烂的厂,可比起乡下人来,仍有天壤之别。大表哥好像具有天下穷人所共有的大多数毛病。比如抽烟、酗酒、赌博,赌光了就从家里偷点钱扳本,等等等等。这些消息常常被传到乡下来。父母在谈论这些时,总是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既为姨妈姨爹的家境担忧,也为表哥本人的前途担忧。对我来说,大表哥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姻。表哥年纪很大了还没结婚。所有的亲戚都为他发愁。可是突然听说他找好女朋友了,而且对象就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这位女同学既然跟我在一起上过学,自然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乡下人。要说个人条件,我的同学当然具有优势,她比大表哥漂亮、比大表哥年轻许多、比大表哥文化程度高出许多。但是她只要嫁给大表哥,就可以成为一个城里人,从而摆脱为乡下人所特有的许许多多困苦。这位同学成了我的表嫂之后,逐步地将户口办到了景德镇,经过一阵折腾,又得到了就业机会。再经过一阵折腾,又弄到了住的地方。虽说住得破烂一点,但对于一个穷人来说,生命和命运都是破烂不堪的,住房自然也只会破烂。尤其在我这样虽然也在这个社会奔波了几十年,却至今连最破烂的狗窝也无力拥有一间的人看来,有个睡觉和作爱的地方,这就是最可庆幸、最可妒忌的了。亲戚们开始时都有点担心,表嫂在把户口办进城之后,还会不会守着表哥过日子。表嫂生小孩的时候,把个儿子生得那么漂亮那么精神,跟表哥相比,好像有天壤之别。等到孩子长到好几岁了,我再见到那个小侄子,发现他跟我的大表哥长得一模一样。结婚以后,由于有了家庭的压力,也由于有了表嫂的约束,大表哥的毛病终于一步一步在克服。烟不知还抽不抽,酒是基本上不喝了,赌博我想大约是不会再沾边了,事实上也穷得无法再赌了。大表哥下岗以后,有一度走街串巷收酒瓶。那几年正好流行《酒干倘卖无》那支歌。每当听见什么地方什么人在唱这支歌,我就老是想起大表哥走街串巷的那份辛苦和凄楚。许多年过去了,表嫂依然是我的表嫂,日子过得虽然拮据,但总算稳定而安宁。大表哥依然收酒瓶,但收的方式有了一点改进,主要不再是走街串巷,而是给那些饭店送酒,然后包收他们的酒瓶。这样就减少了一些辛苦。去年正月我见到他时,他刚刚买了一辆很小很小的脚踏三轮车,他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因为他差不多是“酒干倘卖无”中的贵族了。那时他们家刚刚搬了新居,面积还算不错,足可以让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的穷人羡慕不已。可依然是那种木结构的老式平房。我一见那种薄薄的木板就对表哥表嫂暗生怜悯之心。那一次我没时间跟他们聊天。刚见面我就拉了表哥带我去买瓷器,然后就搭车回家。听说姨妈爱吃桔子,临别时我说给姨妈买点桔子。大表哥出于客气坚决反对我买。他说过年的时候他买了很多,给了不少给姨妈吃。他一边跟着我往前走,一边不断地说他买过很多。最后他告诉我,过年的时候他一次买了三斤,给了很多给姨妈吃。表哥把三斤看作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简直让人感到凄凉。我说我还是再买一点吧。我在小摊上买了十斤,分做两袋。我说一袋给姨妈吃,一袋给表哥的儿子吃。在我买桔子的整个过程中,表哥一直念叨说,你买这么多干吗,怎么能买这么多。在跟表哥分手时,我忽然发现,表哥好像已经有点老态了。其实他四十刚出头。难道穷人有另一套生理曲线,仅仅四十岁就进入老年吗?我不想就此多想,我觉得想多了其实怪没意思的。那一次我跟表嫂几乎没来得及说什么话。我把母亲送到了表嫂家里,我就跟表哥一起出去了。当时表嫂也失业在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点赖以糊口的事做,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将近两年中,既没见过面,也没通过音讯。                  六姨妈已经很多年没下过乡了。姨妈是外婆去世那年最后一次下乡的。姨妈那一次下乡以后,她的年纪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她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艰难。姨妈已经艰难得没有钱下乡了。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去走亲戚是不要花什么钱的,一个城里人到乡下走亲戚是要花很多钱的。尤其像姨妈这样,娘家婆家两头的亲戚都在乡下,姨妈下一次乡就需要花很多很多钱。姨妈因为没有很多很多的钱下乡,姨妈于是就再也不下乡了。母亲念叨说,快二十年了。母亲是说姨妈快二十年没下过乡了。母亲说过好多遍之后,我知道母亲是说她跟她的二姐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母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姨妈则不知在哪一年已经超过了七十岁了。我想她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无论哪一天,无论是一个凶险的日子还是一个平安的日子,都可能成为她们最后的日子。我想她们若是再不赶紧找机会见上一面,她们就可能找不到见上一面的机会了。我若是专门陪母亲去看姨妈,她肯定不会去的。她像所有穷人的母亲一样,总是怕自己的儿子花钱。去年春节刚过,我要送一位同学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景德镇搭火车。趁此机会我要母亲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母亲见我态度这么坚决,终于答应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我们一行多人来到景德镇,当天我就把朋友送上了火车,然后我就一心一意地陪母亲和姨妈聊天。其实主要是看母亲和姨妈聊天。姨妈刚见到母亲时说,大声喊叫道,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有个姐姐在这里呀?姨妈一定是既感到高兴又感到辛酸。姨妈虽然有三个儿子,可是所有的儿子和媳妇都已失业,其中一个儿子从来就不曾有过职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也常常磕磕碰碰。姨妈的内心是很孤独很苍凉的。姨妈拿出几个桔子和几个苹果,放在桌上让我们吃,可是我们一点吃的兴致都没有。我似乎隐隐地感到,这就是我跟姨妈最后的相处。姨妈很多年前就是半个聋子,谁也没法跟她细致地谈点什么。我看着她想多说点话却又没法多说的那种费力样子,直为她们俩感到累。我没有多听她们说话,我只是拿着相机捕捉她们的体态和神情。母亲跟姨妈说话时,老是嘴巴贴着姨妈的耳朵高声叫嚷。姨妈跟母亲说话时,嘴巴贴得更近,声音叫得更响。姨妈已经这样贴着别人的耳朵叫嚷了很多年。我从相机的镜头里看着我的姨妈和我的母亲聊天,看着她们每说几句话就流那么多眼泪,看着她们刚刚揩了一把眼泪马上又急不可耐地把嘴巴和耳朵贴在了一起。我一下连一下地按下相机的快门,我想把这受尽人间磨难的一对老姐妹的辛酸和泪水全都拍下来。姨妈感觉到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地闪亮,她每隔一阵就跟我说一次,你照这么多相做什么?她知道照相是要花钱的,她受不了我把这要花钱的东西为她花得这么多,所以想阻止我。在姨妈单独行动的时候,在姨妈为我们烧饭的时候,在姨妈进房拿东西的时候,在姨妈拿着一块布片爬上那个古老的楼梯的时候,在姨妈用那块布片收拾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并为我铺好床铺的时候,在姨妈端着一盆热水颤巍巍地送过来给我洗脸的时候,在姨妈以她苍老的身子像所有那些艰难而又孤独的日子一样转来转去忙东忙西的时候,我一直紧紧跟在姨妈的身后,为她留下这凄凉的形象。姨妈后来也还念叨着我怎么照了这么多相,她一遍一遍地说,这个
二表哥那天正好从自己的住所来到老宅,取他的理发挑子去河边摆摊。他说因为手艺不好,人家不敢把头交给他摆弄。那天他在河边放好东西,等着大表哥来理发。好像是昨天就已讲好,特意要在大表哥头上练练刀法的。可大表哥被喊过来之后,还是有点顾虑。最后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不得不以一副英勇献身的气概坐到了二表哥的挑子上。从大表哥的表现中,不难理解二表哥多么难于揽到生意。我担心他这生意无法做下去。
不久以后,果然听说他放弃了以此谋生的努力,又作别的尝试去了。那天他邀请我去他家玩,我因为知道他待人不错,多年以来待我尤其不错,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到他回家时,他并不真的请我去。他把理发的挑子挑回姨妈家放好之后,就像是他不曾邀请过、我更不曾答应过似的,只管自己回家去了。这一行为是违背他的为人风格的,也是有伤他的自尊的。那一次他给我的招待,是在理发挑子旁边为我买了一个一块钱的冰棍,而且只是为我买了一个,没有给他自己买。
正是通过他的这些行为,我充分感到了他生活的艰难。当然,同时也感到了所有城市底层人和所有失业者的困窘。回到上海以后,我一声不吭,每个月都是默默地领那一百多元钱。时间过得不算太长,当我们的伙食支出由每月的二百余元长到三百余元时,我们的津贴也由每月的一百多元长到了二百多元。这时我老是想起我的姨妈和表哥表嫂们,老想着他们的收入是否有所增加,他们此刻是否还有一口饭吃。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所领来的就是表哥表嫂们的钱。由于我们的津贴有所增加,也许他们就不得不承受更多的饥寒交迫。每当听说某某地方某某下岗工人一家集体自杀的悲惨故事,我就更加为我姨妈一家担心,同时也暗暗地为他们祝福。除了为他们担心和祝福,别的我什么也帮不上。鬼崽俚,给我照这么多相做什么。但姨妈这样说时已不再有阻止我的意思,而是一边说一边露出那种因为被人家置于中心位置加以尊重而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有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姨妈家与两边的邻居之间,本来都是隔着砖墙的。姨妈家的灶台、姨妈家的餐桌,都是挨着东邻的砖墙放的。可是楼上的那个床铺,那个我先后陪三位老表睡过的床铺,正好在餐桌的上方,为什么不是抵着一堵砖墙而是挨着一方薄薄的木板呢。我在姨妈家住的最后一夜,姨妈那么细致地为我收拾那个熟悉的床铺的时候,我因为一心为姨妈拍照,没有细心考察一下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当我取出姨妈为我收拾床铺的照片,想从中看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板壁那一方,全被床边挂的一层包装蛇皮袋和床头堆放的杂物所掩住,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仔细回想起来,这张床在二十多年间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床的旁边和上方由原先的糊一层报纸变成了今天的挂一块带条纹的包装蛇皮袋。我跟姨妈分别一年多以后,忽然听说姨妈去世了。我给二表哥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悼念。二表哥给我回了一封信。二表哥的信上一个字也没提到姨妈,二表哥只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情绪凄凉的话。二表哥的大意是说,这些年来实在过得太累,太艰难,夫妻双双失业,老不知日子怎么过,别的一切都管不上了。我很长时间不知表哥的信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二表哥本来是个孝子,可在姨妈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却穷得没法让姨妈的晚年过得稍好一些。我想,姨妈为什么要在全家失业的时候离开人间,需知这种境遇中的生离死别,乃是对全家人的伤害啊。但我又想,走了也好吧。姨妈苦苦等待了一辈子,也没等来一天好日子,谁敢说往后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坏呢。于是姨妈干脆不再等了。也许姨妈是对的。我为姨妈所做的,是在她离开人世的前夕为她拍过几十张照片。我设想这些照片寄到姨妈手里时,她会感到又骄傲又欣慰。她也许会笑滋滋地说,我一辈子加起来也没照过这么多相。我因了这种设想而感到一丝慰藉。我为姨妈拍的照片中,有几张是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两张是姨妈爬楼梯的照片。一位七十岁的老妈子,整天在这种古老而又危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那份努力和艰辛,沉淀在那幽暗的底色上,显得特别沉重。拍照的时候,我对姨妈的安全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她已经在这个梯子上生活了一辈子,她的全部神经都已适应了这个梯子。后来我看照片时,却越看越担心姨妈会突然摔下来。她毕竟是一位龙钟老人,而且有我拿着相机在使她分心,说不定哪一脚没踩实,她就会倒下来的。我看着想着,直把这照片看得满目凄凉。有一张我认为拍得很不错的,是最后一张照片。姨妈楼上楼下地为我忙完以后,我拉着她东拍照西拍照拍完以后,她忽然高声地喊我洗脸。我一看,姨妈已经端着一盆热水朝我走来。我马上对着姨妈拍了一张。这张照片特别让我感动。姨妈穿着绿色的上衣,戴一对蓝色的袖套,左手第四指上戴着一颗戒指,我猜那一定是铜质的。那脸盆是铝合金的,白亮白亮,在光的意义上成了整个画面的重心。脸盆里的热汽正在温柔地飘袅,美丽而又灵动。姨妈的身子有点佝偻,姨妈就这样弯着腰颤巍巍地给我送洗脸水。每看这副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深远而又博大的爱正在向我走来,面对这种爱我的内心激动而又温柔。还有一副照片,很被我看重的,是在姨妈房里的墙边拍的。我小时候见到这面墙上挂着那么多毛主席像章,全是瓷质的,羡慕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那该多好。这回拍照我觉得一定要把这面墙拍下来,以这种方式拥有一回,也算是偿了小时候一个心愿。在我所拍下的这张照片中,最上方是四个像章,像章下方是三个相框,里边放着表哥表嫂们的照片。相框下方是一张古老的桌子,油漆斑剥的样子。桌面上放着开水瓶、果盒等等一应杂物。那面墙上的石灰糊得不厚,一条一条的砖缝还依稀可辨。但从砖缝的规矩与整齐,一看就知道这墙是墙的外边那一面,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姨妈这幢房子的墙,而是西邻那幢房子的墙。姨妈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照这样的相,我让她站到桌子旁边让我拍照时,她完全是那么一副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看着姨妈的神情,我觉得这效果正合我意。姨妈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可她一直是睡在别人的墙脚下,她在自家的房子里挂上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别人的墙上,这样的姨妈当然就只能是这样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拍照的日子,快过去两年了。我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乎。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1998年9月18日—10月5日,写于北京黄村
现在该说说我的表弟。表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上学极少,大约是读书不开窍。人情世故方面似乎也不开窍,主要是不知道怎样跟人交往和相处。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见了亲戚从来不打招呼,更不会按照伦理称谓喊人家一声诸如舅舅姨妈大哥大姐之类。小时候教他喊他不喊,人们就希望他早一天长大。长大之后他依然不喊,于是人们又等着他懂事。后来他一直这样不招呼人,于是人们就说这个小孩到现在还不懂事。
有一年表弟在城里遇到麻烦,乃躲到乡下去,在我姐姐家住了很久。那可是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朝夕相处了那么久。后来我姐去姨妈家,心想这回见面表弟总该喊我一声姐吧。可是表弟依然没有喊她一声。一个人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只能理解为一种怪僻。而对于怪僻,人们总是没法计较,而只会觉得有趣。那次我姐姐就没有计较什么,而是回到乡下之后非常有趣地讲这个故事──这已经不像身边的一件实事,而像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遥远的故事。
表弟的世界不在家里,也不在伦常关系之中,而在外面那些哥们之间。常常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弟兄来找他玩。有时候正在吃饭,听见弟兄们叫一声就马上跑掉了。
在外面玩得多了,难免跟什么人产生一点利益上的或面子上的矛盾。既然有了矛盾,有时候就难免要打打架之类。姨妈因此很怪那些来邀表弟玩的小伙伴,认为是那些人带坏了自己的儿子。我多次见到人家来邀他出去,我觉得那些来邀他的人看上去没一个像坏人,他们之所以常常打架,我理解那是他们的游戏规则。这个世界的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游戏规则,有的人喜欢踩着别人向上爬,有的人喜欢对朋友落井下石,有的人专在关键时刻出卖朋友,而我的表弟他们则乐于为朋友两肋插刀。表弟的两肋插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这么干。他曾多次被抓进派出所,每次都是为朋友的事出面打架。
有一次,我外甥跟别人产生了一点经济纠纷,请了他出面帮忙。对方则请了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出面。那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自然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表弟哪里会吃这一套,毫不相让地与他打将起来。三两下就把那人打得满脸是血,翻倒在地,当时他们甚至担心那人会死去。表弟因此被抓进派出所。那些穿制服的人将他吊在窗棂上,一顿一顿地狠揍。这样吊了一天一夜,这样揍了一天一夜。此后肯定还受过许多其他折磨。最后让家里人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出来。
这件事的后果是,表弟从此成了一个残疾人,他的一只手臂与肩头接头的地方被吊残了。谁都可以看出,他的右肩低下去许多。他把右手转动让我听,我听见那肩膀里头巴啦巴啦咕噜咕噜的响声。我感到很义愤,很想找个办法为他争回一个公道。但在每一个冷静的时刻,我都十分清楚,在这样一个地方,是决没有公道可讲的。只要一个地方具有讲公道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就天然地可以遏止许多罪恶的产生。只有那些决无公道可言的地方,所有的罪恶都会毫无忌惮地发生。鬼崽俚,给我照这么多相做什么。但姨妈这样说时已不再有阻止我的意思,而是一边说一边露出那种因为被人家置于中心位置加以尊重而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有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姨妈家与两边的邻居之间,本来都是隔着砖墙的。姨妈家的灶台、姨妈家的餐桌,都是挨着东邻的砖墙放的。可是楼上的那个床铺,那个我先后陪三位老表睡过的床铺,正好在餐桌的上方,为什么不是抵着一堵砖墙而是挨着一方薄薄的木板呢。我在姨妈家住的最后一夜,姨妈那么细致地为我收拾那个熟悉的床铺的时候,我因为一心为姨妈拍照,没有细心考察一下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当我取出姨妈为我收拾床铺的照片,想从中看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板壁那一方,全被床边挂的一层包装蛇皮袋和床头堆放的杂物所掩住,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仔细回想起来,这张床在二十多年间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床的旁边和上方由原先的糊一层报纸变成了今天的挂一块带条纹的包装蛇皮袋。我跟姨妈分别一年多以后,忽然听说姨妈去世了。我给二表哥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悼念。二表哥给我回了一封信。二表哥的信上一个字也没提到姨妈,二表哥只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情绪凄凉的话。二表哥的大意是说,这些年来实在过得太累,太艰难,夫妻双双失业,老不知日子怎么过,别的一切都管不上了。我很长时间不知表哥的信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二表哥本来是个孝子,可在姨妈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却穷得没法让姨妈的晚年过得稍好一些。我想,姨妈为什么要在全家失业的时候离开人间,需知这种境遇中的生离死别,乃是对全家人的伤害啊。但我又想,走了也好吧。姨妈苦苦等待了一辈子,也没等来一天好日子,谁敢说往后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坏呢。于是姨妈干脆不再等了。也许姨妈是对的。我为姨妈所做的,是在她离开人世的前夕为她拍过几十张照片。我设想这些照片寄到姨妈手里时,她会感到又骄傲又欣慰。她也许会笑滋滋地说,我一辈子加起来也没照过这么多相。我因了这种设想而感到一丝慰藉。我为姨妈拍的照片中,有几张是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两张是姨妈爬楼梯的照片。一位七十岁的老妈子,整天在这种古老而又危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那份努力和艰辛,沉淀在那幽暗的底色上,显得特别沉重。拍照的时候,我对姨妈的安全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她已经在这个梯子上生活了一辈子,她的全部神经都已适应了这个梯子。后来我看照片时,却越看越担心姨妈会突然摔下来。她毕竟是一位龙钟老人,而且有我拿着相机在使她分心,说不定哪一脚没踩实,她就会倒下来的。我看着想着,直把这照片看得满目凄凉。有一张我认为拍得很不错的,是最后一张照片。姨妈楼上楼下地为我忙完以后,我拉着她东拍照西拍照拍完以后,她忽然高声地喊我洗脸。我一看,姨妈已经端着一盆热水朝我走来。我马上对着姨妈拍了一张。这张照片特别让我感动。姨妈穿着绿色的上衣,戴一对蓝色的袖套,左手第四指上戴着一颗戒指,我猜那一定是铜质的。那脸盆是铝合金的,白亮白亮,在光的意义上成了整个画面的重心。脸盆里的热汽正在温柔地飘袅,美丽而又灵动。姨妈的身子有点佝偻,姨妈就这样弯着腰颤巍巍地给我送洗脸水。每看这副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深远而又博大的爱正在向我走来,面对这种爱我的内心激动而又温柔。还有一副照片,很被我看重的,是在姨妈房里的墙边拍的。我小时候见到这面墙上挂着那么多毛主席像章,全是瓷质的,羡慕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那该多好。这回拍照我觉得一定要把这面墙拍下来,以这种方式拥有一回,也算是偿了小时候一个心愿。在我所拍下的这张照片中,最上方是四个像章,像章下方是三个相框,里边放着表哥表嫂们的照片。相框下方是一张古老的桌子,油漆斑剥的样子。桌面上放着开水瓶、果盒等等一应杂物。那面墙上的石灰糊得不厚,一条一条的砖缝还依稀可辨。但从砖缝的规矩与整齐,一看就知道这墙是墙的外边那一面,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姨妈这幢房子的墙,而是西邻那幢房子的墙。姨妈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照这样的相,我让她站到桌子旁边让我拍照时,她完全是那么一副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看着姨妈的神情,我觉得这效果正合我意。姨妈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可她一直是睡在别人的墙脚下,她在自家的房子里挂上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别人的墙上,这样的姨妈当然就只能是这样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拍照的日子,快过去两年了。我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乎。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1998年9月18日—10月5日,写于北京黄村
有一度,二表哥为表弟找了个临时工作,似乎也是在一家瓷厂做烧煤工。那时候表弟已经二十好几岁了,到了该找女朋友的年龄了,本来是应该按世俗的要求好好创家立业的。可是表弟受不了干那样的活,他只愿意跟那些朋友在一起玩。被表哥和姨妈逼得没办法,他不得不去上几天班。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又觉得不可忍受,怎么也不愿意去上那个鸟班。最后连这个临时工的机会也给他丢掉了。姨妈和二表哥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心情。只怪表弟太不懂事,太不通情理。
表弟在家里好像确实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可在朋友中是那么讲义气,而在下围棋上,又表现出很高的智力。表弟对围棋特别入迷,整天趴在棋盘上不想下来。最开始他在自己的弄口下。不下的时候就在那里看棋。姨妈烧好了饭叫他来吃,他老是唔唔唔地答应着,可就是不动身。姨妈每过半小时就去叫一次,但怎么也没法把他叫过来吃饭。很多年以后,姨妈终于不再叫他了,烧好了饭就管自吃起来。事实上后来也没法叫,因为他下棋的名声越来越高,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你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他有时候还跟人家下点钱,竟然能靠这个混口饭吃。他在景德镇的街头巷尾已经打尽天下无敌手,人们宁愿在他手上丢点钱,为的是学他一点手艺。
有一次报名参加景德镇的棋赛,他还得了个什么奖。据说他跟一个业余三段交过手,那个三段开始有点漫不经心,下了几步终于对他的野路子感到很惊讶。我问过他可不可能在围棋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靠这个谋口饭吃,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只是自己瞎下,从来没有拜过师,又没文化,也不可能自己学习提高。大约那次比赛见了一点世面,伤了自己的信心,此后似乎就不大下棋了。去上几天班。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又觉得不可忍受,怎么也不愿意去上那个鸟班。最后连这个临时工的机会也给他丢掉了。姨妈和二表哥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心情。只怪表弟太不懂事,太不通情理。表弟在家里好像确实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可在朋友中是那么讲义气,而在下围棋上,又表现出很高的智力。表弟对围棋特别入迷,整天趴在棋盘上不想下来。最开始他在自己的弄口下。不下的时候就在那里看棋。姨妈烧好了饭叫他来吃,他老是唔唔唔地答应着,可就是不动身。姨妈每过半小时就去叫一次,但怎么也没法把他叫过来吃饭。很多年以后,姨妈终于不再叫他了,烧好了饭就管自吃起来。事实上后来也没法叫,因为他下棋的名声越来越高,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你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他有时候还跟人家下点钱,竟然能靠这个混口饭吃。他在景德镇的街头巷尾已经打尽天下无敌手,人们宁愿在他手上丢点钱,为的是学他一点手艺。有一次报名参加景德镇的棋赛,他还得了个什么奖。据说他跟一个业余三段交过手,那个三段开始有点漫不经心,下了几步终于对他的野路子感到很惊讶。我问过他可不可能在围棋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靠这个谋口饭吃,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只是自己瞎下,从来没有拜过师,又没文化,也不可能自己学习提高。大约那次比赛见了一点世面,伤了自己的信心,此后似乎就不大下棋了。有一次我在姨妈家过夜,姨妈安排我跟表弟在楼上那个床上睡觉。我睡在那个床上感觉特别复杂。我发现薄板壁的那边已经没有人睡觉了。也就是说,尽管那个人家也是真正的底层人,可是这些年来,那家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已经有了一点改变,他们已经不需要夫妻双双睡在这种堆放杂物的低矮的小阁楼上。只有我的姨妈一家,生活上什么改变也没有,依然是底层人中的底层人。表弟个头特高,大约有一米九零。他若直着睡,一双脚丫子全在被窝外面。他若侧着睡,他那么长的腰和屁股又顶得我无处容身。我一个晚上都睡不踏实。表弟自然也是活受罪。一到家里来客,就是表弟活受罪的日子。第二天晚上,表弟干脆没回家睡觉。我因为一个晚上都在等他回来,依然没有睡好。待早上知道他确实没回来住,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混了一夜。关于大表哥,我所能说的并不多。他年龄跟我隔得较远,加上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所以心理距离不小。他好像没上什么学。他的童年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记忆大约是从他就业开始的。那时听到父母用那种很隆重的语气谈论他的就业,给我印象特深。还有一个巧合,他进的是鞋帽厂,在流水线上做某一道工序,属于裁缝的行当。而我的父亲一辈子的职业身分,大多数时间都是裁缝师傅。所以我老把表哥的工作与父亲的工作连在一起。若干年以后,又听说他换厂子了,进了五金厂,专做那种别在钥匙串上用的小剪刀。小时候曾跟他去厂里参观过。那种用机器打铁的方式,跟乡下人抡起大铁锤恶狠狠地猛砸的方式,实在相去太远。我感到乡下人真是太辛苦了。虽然表哥的厂在城里算是最差最破烂的厂,可比起乡下人来,仍有天壤之别。大表哥好像具有天下穷人所共有的大多数毛病。比如抽烟、酗酒、赌博,赌光了就从家里偷点钱扳本,等等等等。这些消息常常被传到乡下来。父母在谈论这些时,总是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既为姨妈姨爹的家境担忧,也为表哥本人的前途担忧。对我来说,大表哥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姻。表哥年纪很大了还没结婚。所有的亲戚都为他发愁。可是突然听说他找好女朋友了,而且对象就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这位女同学既然跟我在一起上过学,自然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乡下人。要说个人条件,我的同学当然具有优势,她比大表哥漂亮、比大表哥年轻许多、比大表哥文化程度高出许多。但是她只要嫁给大表哥,就可以成为一个城里人,从而摆脱为乡下人所特有的许许多多困苦。这位同学成了我的表嫂之后,逐步地将户口办到了景德镇,经过一阵折腾,又得到了就业机会。再经过一阵折腾,又弄到了住的地方。虽说住得破烂一点,但对于一个穷人来说,生命和命运都是破烂不堪的,住房自然也只会破烂。尤其在我这样虽然也在这个社会奔波了几十年,却至今连最破烂的狗窝也无力拥有一间的人看来,有个睡觉和作爱的地方,这就是最可庆幸、最可妒忌的了。亲戚们开始时都有点担心,表嫂在把户口办进城之后,还会不会守着表哥过日子。表嫂生小孩的时候,把个儿子生得那么漂亮那么精神,跟表哥相比,好像有天壤之别。等到孩子长到好几岁了,我再见到那个小侄子,发现他跟我的大表哥长得一模一样。结婚以后,由于有了家庭的压力,也由于有了表嫂的约束,大表哥的毛病终于一步一步在克服。烟不知还抽不抽,酒是基本上不喝了,赌博我想大约是不会再沾边了,事实上也穷得无法再赌了。大表哥下岗以后,有一度走街串巷收酒瓶。那几年正好流行《酒干倘卖无》那支歌。每当听见什么地方什么人在唱这支歌,我就老是想起大表哥走街串巷的那份辛苦和凄楚。许多年过去了,表嫂依然是我的表嫂,日子过得虽然拮据,但总算稳定而安宁。大表哥依然收酒瓶,但收的方式有了一点改进,主要不再是走街串巷,而是给那些饭店送酒,然后包收他们的酒瓶。这样就减少了一些辛苦。去年正月我见到他时,他刚刚买了一辆很小很小的脚踏三轮车,他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因为他差不多是“酒干倘卖无”中的贵族了。那时他们家刚刚搬了新居,面积还算不错,足可以让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的穷人羡慕不已。可依然是那种木结构的老式平房。我一见那种薄薄的木板就对表哥表嫂暗生怜悯之心。那一次我没时间跟他们聊天。刚见面我就拉了表哥带我去买瓷器,然后就搭车回家。听说姨妈爱吃桔子,临别时我说给姨妈买点桔子。大表哥出于客气坚决反对我买。他说过年的时候他买了很多,给了不少给姨妈吃。他一边跟着我往前走,一边不断地说他买过很多。最后他告诉我,过年的时候他一次买了三斤,给了很多给姨妈吃。表哥把三斤看作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简直让人感到凄凉。我说我还是再买一点吧。我在小摊上买了十斤,分做两袋。我说一袋给姨妈吃,一袋给表哥的儿子吃。在我买桔子的整个过程中,表哥一直念叨说,你买这么多干吗,怎么能买这么多。在跟表哥分手时,我忽然发现,表哥好像已经有点老态了。其实他四十刚出头。难道穷人有另一套生理曲线,仅仅四十岁就进入老年吗?我不想就此多想,我觉得想多了其实怪没意思的。那一次我跟表嫂几乎没来得及说什么话。我把母亲送到了表嫂家里,我就跟表哥一起出去了。当时表嫂也失业在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点赖以糊口的事做,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将近两年中,既没见过面,也没通过音讯。                  六姨妈已经很多年没下过乡了。姨妈是外婆去世那年最后一次下乡的。姨妈那一次下乡以后,她的年纪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她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艰难。姨妈已经艰难得没有钱下乡了。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去走亲戚是不要花什么钱的,一个城里人到乡下走亲戚是要花很多钱的。尤其像姨妈这样,娘家婆家两头的亲戚都在乡下,姨妈下一次乡就需要花很多很多钱。姨妈因为没有很多很多的钱下乡,姨妈于是就再也不下乡了。母亲念叨说,快二十年了。母亲是说姨妈快二十年没下过乡了。母亲说过好多遍之后,我知道母亲是说她跟她的二姐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母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姨妈则不知在哪一年已经超过了七十岁了。我想她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无论哪一天,无论是一个凶险的日子还是一个平安的日子,都可能成为她们最后的日子。我想她们若是再不赶紧找机会见上一面,她们就可能找不到见上一面的机会了。我若是专门陪母亲去看姨妈,她肯定不会去的。她像所有穷人的母亲一样,总是怕自己的儿子花钱。去年春节刚过,我要送一位同学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景德镇搭火车。趁此机会我要母亲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母亲见我态度这么坚决,终于答应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我们一行多人来到景德镇,当天我就把朋友送上了火车,然后我就一心一意地陪母亲和姨妈聊天。其实主要是看母亲和姨妈聊天。姨妈刚见到母亲时说,大声喊叫道,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有个姐姐在这里呀?姨妈一定是既感到高兴又感到辛酸。姨妈虽然有三个儿子,可是所有的儿子和媳妇都已失业,其中一个儿子从来就不曾有过职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也常常磕磕碰碰。姨妈的内心是很孤独很苍凉的。姨妈拿出几个桔子和几个苹果,放在桌上让我们吃,可是我们一点吃的兴致都没有。我似乎隐隐地感到,这就是我跟姨妈最后的相处。姨妈很多年前就是半个聋子,谁也没法跟她细致地谈点什么。我看着她想多说点话却又没法多说的那种费力样子,直为她们俩感到累。我没有多听她们说话,我只是拿着相机捕捉她们的体态和神情。母亲跟姨妈说话时,老是嘴巴贴着姨妈的耳朵高声叫嚷。姨妈跟母亲说话时,嘴巴贴得更近,声音叫得更响。姨妈已经这样贴着别人的耳朵叫嚷了很多年。我从相机的镜头里看着我的姨妈和我的母亲聊天,看着她们每说几句话就流那么多眼泪,看着她们刚刚揩了一把眼泪马上又急不可耐地把嘴巴和耳朵贴在了一起。我一下连一下地按下相机的快门,我想把这受尽人间磨难的一对老姐妹的辛酸和泪水全都拍下来。姨妈感觉到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地闪亮,她每隔一阵就跟我说一次,你照这么多相做什么?她知道照相是要花钱的,她受不了我把这要花钱的东西为她花得这么多,所以想阻止我。在姨妈单独行动的时候,在姨妈为我们烧饭的时候,在姨妈进房拿东西的时候,在姨妈拿着一块布片爬上那个古老的楼梯的时候,在姨妈用那块布片收拾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并为我铺好床铺的时候,在姨妈端着一盆热水颤巍巍地送过来给我洗脸的时候,在姨妈以她苍老的身子像所有那些艰难而又孤独的日子一样转来转去忙东忙西的时候,我一直紧紧跟在姨妈的身后,为她留下这凄凉的形象。姨妈后来也还念叨着我怎么照了这么多相,她一遍一遍地说,这个
有一次我在姨妈家过夜,姨妈安排我跟表弟在楼上那个床上睡觉。我睡在那个床上感觉特别复杂。我发现薄板壁的那边已经没有人睡觉了。也就是说,尽管那个人家也是真正的底层人,可是这些年来,那家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已经有了一点改变,他们已经不需要夫妻双双睡在这种堆放杂物的低矮的小阁楼上。只有我的姨妈一家,生活上什么改变也没有,依然是底层人中的底层人。表弟个头特高,大约有一米九零。他若直着睡,一双脚丫子全在被窝外面。他若侧着睡,他那么长的腰和屁股又顶得我无处容身。我一个晚上都睡不踏实。表弟自然也是活受罪。一到家里来客,就是表弟活受罪的日子。第二天晚上,表弟干脆没回家睡觉。我因为一个晚上都在等他回来,依然没有睡好。待早上知道他确实没回来住,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混了一夜。
关于大表哥,我所能说的并不多。他年龄跟我隔得较远,加上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所以心理距离不小。他好像没上什么学。他的童年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记忆大约是从他就业开始的。那时听到父母用那种很隆重的语气谈论他的就业,给我印象特深。还有一个巧合,他进的是鞋帽厂,在流水线上做某一道工序,属于裁缝的行当。而我的父亲一辈子的职业身分,大多数时间都是裁缝师傅。所以我老把表哥的工作与父亲的工作连在一起。若干年以后,又听说他换厂子了,进了五金厂,专做那种别在钥匙串上用的小剪刀。小时候曾跟他去厂里参观过。那种用机器打铁的方式,跟乡下人抡起大铁锤恶狠狠地猛砸的方式,实在相去太远。我感到乡下人真是太辛苦了。虽然表哥的厂在城里算是最差最破烂的厂,可比起乡下人来,仍有天壤之别。
大表哥好像具有天下穷人所共有的大多数毛病。比如抽烟、酗酒、赌博,赌光了就从家里偷点钱扳本,等等等等。这些消息常常被传到乡下来。父母在谈论这些时,总是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既为姨妈姨爹的家境担忧,也为表哥本人的前途担忧。我从她的样子就知道拉板车是非常累的一种体力活,我想她决不比乡下的农民轻松一些。这位胖大妈子女特多,我一直没搞清楚她究竟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反正是很多很多。我记得她的大儿子跟我大姐同年,名叫柏林。长得高高大大,可以说是一表人材。可他一直住在乡下,大约是知青下乡之类的。我大姐每生一个孩子,母亲就要念叨几次人家柏林还没结婚呢。我记忆中的柏林从来不说话,老是将他的那个破自行车倒放在窄窄的小厅里,成天捣鼓来捣鼓去的。我见到他的机会极少,大约他很少回家。后来我想,他虽然不愿意在乡下过,大约更加不愿意在这样的城市棚屋里过。我跟二表哥睡过那一个晚上之后,我就更加能够理解柏林不愿意回家的那种心情了。在我大姐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在乡下过那种孤独的日子。再后来,就听说他得了什么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他的年龄有多大,他的户口是在农村还是调回了城里,我全都不知道。去年我陪我母亲去看二姨妈时,我给她们照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们与那位胖大妈的合影。母亲反复嘱咐我,那张三个人的合影一定要加洗几张,尽早寄到姨妈和胖大妈的手里。胖大妈的丈夫退休以后皈依佛教,成了一位居士,天天在家焚香打坐,敲着木鱼高声唱经。他不是念经而是唱经,那洪亮的声音一直贯穿棚屋上下。他的一个儿子端着一碗饭在厅里吃,摇着头对这唱经的声音表示无可奈何。我一边跟这位小兄弟聊天,一边认真谛听着那位老人的悠长而又感伤的禅音。我无法听清他唱的是什么,但从那抑扬顿挫的风韵里、从每一句末尾无限延长的长调里,我终于听懂了一个苦难的生命整整一生的劳苦与伤痛。我多年来在姨妈家作客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位同屋的家长开口说话。他总是无声地吃饭,无声地洗脸,无声地进门,又无声地出门。那时候他无法说话,直到他的子女长大了,直到他所有的伦理责任都从那疲惫的肩头卸下,他才忽然无可控制地哭出了一生的幻灭与凄凉。姨妈对这声音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她的耳朵很聋,跟她说话必须大声嚷嚷。那唱经的颤音在她听来一定显得很遥远。即使她的耳朵听力正常,她也没有那份情致去烧香唱佛,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为明天的早餐担忧。在她的晚年,不但她的小儿子没有职业,原先有了职业的儿子媳妇们,全都失业。她光是担忧自己的早餐还不够,还得为每一个儿媳和孙子的早餐担忧。                  五二表哥跟我年龄最接近,加上他又念过高中,跟我有话可说,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稍多一些。在他作烧煤工的时候,他花了很多时间学英语,希望有朝一日凭着知识的优势改变一下境遇。然而生存的压力一直很大,老是没法静下心来完全投入到英语学习之中。待他社会阅历越丰富,就越加觉得对知识的优势不再信任。正当他犹豫不决时,中国的经济动荡越来越大,他们的厂子一步一步地走向倒闭。就连做一个烧煤工的资格也越来越受到威胁。最后,像全国千千万万个无依无靠的底层人一样,二表哥下岗了,也就是彻底失业了。在他完全失业之前,有一次忽然听说他到乡下拜师学习了理发的手艺,准备在景德镇的街头摆理发摊儿。我当时很有一点吃惊,没想到他们的日子已经艰难到了这一步。在街头摆个理发摊,那能挣个什么钱,能养活一家三口外加三分之一个母亲吗?但有一点还是让我受到鼓舞。在我们那里,理发这行当历来是由轿夫兼做的,而轿夫历来是人下之人。虽然最近半个世纪取消了抬轿这一行,但是以理发为职业的这些家族,至今只能在这个行当的圈内通婚,而没有资格与别的家族结亲。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都要受到无理的歧视。表哥企图以理发谋生,一方面说明他已经被逼到了什么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一个可以不背包袱的人。一个人能够做到不以世俗的包袱压迫自己,也就能够为生存随时调整自己,不会轻易掉进绝境之中。我刚上研究生那阵,每个月能领一百多元钱的津贴。可是上海的物价那么高,仅仅在学校食堂吃饭每月就得花两百多元,更别说其它的开支了。那年暑假我在家里盘算,开学回校以后,要联络一批同学,给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要求增加津贴。可是,我路经景德镇时,我的姨妈一家正以十元为单位计算他们的生活费。我的两位表哥和两位表嫂都在工厂上班,可他们每人每月都只能拿到一百多元。他们都是有孩子的人,一对夫妇合起来才那么三百元钱,要管三口之家的日子,还得设法补贴老人。我当时感到很惊讶。我虽然津贴那么低,可我毕竟是在为自己念书。他们这些为工厂劳动的人,拿的钱竟然也这么少,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虽然这不公平不是我造成的,可我如果再去要求为自己增加津贴,只会把他们推到更加窘困的地步。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既然已经这么大了,那么,我们所可能增加的那部分钱,肯定不会是从富有的人们那里来的,而只能是从穷人的份额中匀出来的。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非常羞愧。这一次的会面中,还有一件事启发我意识到事情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二表哥那天正好从自己的住所来到老宅,取他的理发挑子去河边摆摊。他说因为手艺不好,人家不敢把头交给他摆弄。那天他在河边放好东西,等着大表哥来理发。好像是昨天就已讲好,特意要在大表哥头上练练刀法的。可大表哥被喊过来之后,还是有点顾虑。最后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不得不以一副英勇献身的气概坐到了二表哥的挑子上。从大表哥的表现中,不难理解二表哥多么难于揽到生意。我担心他这生意无法做下去。不久以后,果然听说他放弃了以此谋生的努力,又作别的尝试去了。那天他邀请我去他家玩,我因为知道他待人不错,多年以来待我尤其不错,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到他回家时,他并不真的请我去。他把理发的挑子挑回姨妈家放好之后,就像是他不曾邀请过、我更不曾答应过似的,只管自己回家去了。这一行为是违背他的为人风格的,也是有伤他的自尊的。那一次他给我的招待,是在理发挑子旁边为我买了一个一块钱的冰棍,而且只是为我买了一个,没有给他自己买。正是通过他的这些行为,我充分感到了他生活的艰难。当然,同时也感到了所有城市底层人和所有失业者的困窘。回到上海以后,我一声不吭,每个月都是默默地领那一百多元钱。时间过得不算太长,当我们的伙食支出由每月的二百余元长到三百余元时,我们的津贴也由每月的一百多元长到了二百多元。这时我老是想起我的姨妈和表哥表嫂们,老想着他们的收入是否有所增加,他们此刻是否还有一口饭吃。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所领来的就是表哥表嫂们的钱。由于我们的津贴有所增加,也许他们就不得不承受更多的饥寒交迫。每当听说某某地方某某下岗工人一家集体自杀的悲惨故事,我就更加为我姨妈一家担心,同时也暗暗地为他们祝福。除了为他们担心和祝福,别的我什么也帮不上。现在该说说我的表弟。表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上学极少,大约是读书不开窍。人情世故方面似乎也不开窍,主要是不知道怎样跟人交往和相处。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见了亲戚从来不打招呼,更不会按照伦理称谓喊人家一声诸如舅舅姨妈大哥大姐之类。小时候教他喊他不喊,人们就希望他早一天长大。长大之后他依然不喊,于是人们又等着他懂事。后来他一直这样不招呼人,于是人们就说这个小孩到现在还不懂事。有一年表弟在城里遇到麻烦,乃躲到乡下去,在我姐姐家住了很久。那可是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朝夕相处了那么久。后来我姐去姨妈家,心想这回见面表弟总该喊我一声姐吧。可是表弟依然没有喊她一声。一个人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只能理解为一种怪僻。而对于怪僻,人们总是没法计较,而只会觉得有趣。那次我姐姐就没有计较什么,而是回到乡下之后非常有趣地讲这个故事──这已经不像身边的一件实事,而像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遥远的故事。表弟的世界不在家里,也不在伦常关系之中,而在外面那些哥们之间。常常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弟兄来找他玩。有时候正在吃饭,听见弟兄们叫一声就马上跑掉了。在外面玩得多了,难免跟什么人产生一点利益上的或面子上的矛盾。既然有了矛盾,有时候就难免要打打架之类。姨妈因此很怪那些来邀表弟玩的小伙伴,认为是那些人带坏了自己的儿子。我多次见到人家来邀他出去,我觉得那些来邀他的人看上去没一个像坏人,他们之所以常常打架,我理解那是他们的游戏规则。这个世界的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游戏规则,有的人喜欢踩着别人向上爬,有的人喜欢对朋友落井下石,有的人专在关键时刻出卖朋友,而我的表弟他们则乐于为朋友两肋插刀。表弟的两肋插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这么干。他曾多次被抓进派出所,每次都是为朋友的事出面打架。有一次,我外甥跟别人产生了一点经济纠纷,请了他出面帮忙。对方则请了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出面。那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自然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表弟哪里会吃这一套,毫不相让地与他打将起来。三两下就把那人打得满脸是血,翻倒在地,当时他们甚至担心那人会死去。表弟因此被抓进派出所。那些穿制服的人将他吊在窗棂上,一顿一顿地狠揍。这样吊了一天一夜,这样揍了一天一夜。此后肯定还受过许多其他折磨。最后让家里人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出来。这件事的后果是,表弟从此成了一个残疾人,他的一只手臂与肩头接头的地方被吊残了。谁都可以看出,他的右肩低下去许多。他把右手转动让我听,我听见那肩膀里头巴啦巴啦咕噜咕噜的响声。我感到很义愤,很想找个办法为他争回一个公道。但在每一个冷静的时刻,我都十分清楚,在这样一个地方,是决没有公道可讲的。只要一个地方具有讲公道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就天然地可以遏止许多罪恶的产生。只有那些决无公道可言的地方,所有的罪恶都会毫无忌惮地发生。有一度,二表哥为表弟找了个临时工作,似乎也是在一家瓷厂做烧煤工。那时候表弟已经二十好几岁了,到了该找女朋友的年龄了,本来是应该按世俗的要求好好创家立业的。可是表弟受不了干那样的活,他只愿意跟那些朋友在一起玩。被表哥和姨妈逼得没办法,他不得不
对我来说,大表哥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姻。表哥年纪很大了还没结婚。所有的亲戚都为他发愁。可是突然听说他找好女朋友了,而且对象就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这位女同学既然跟我在一起上过学,自然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乡下人。要说个人条件,我的同学当然具有优势,她比大表哥漂亮、比大表哥年轻许多、比大表哥文化程度高出许多。但是她只要嫁给大表哥,就可以成为一个城里人,从而摆脱为乡下人所特有的许许多多困苦。
这位同学成了我的表嫂之后,逐步地将户口办到了景德镇,经过一阵折腾,又得到了就业机会。再经过一阵折腾,又弄到了住的地方。虽说住得破烂一点,但对于一个穷人来说,生命和命运都是破烂不堪的,住房自然也只会破烂。尤其在我这样虽然也在这个社会奔波了几十年,却至今连最破烂的狗窝也无力拥有一间的人看来,有个睡觉和作爱的地方,这就是最可庆幸、最可妒忌的了。
亲戚们开始时都有点担心,表嫂在把户口办进城之后,还会不会守着表哥过日子。表嫂生小孩的时候,把个儿子生得那么漂亮那么精神,跟表哥相比,好像有天壤之别。等到孩子长到好几岁了,我再见到那个小侄子,发现他跟我的大表哥长得一模一样。
结婚以后,由于有了家庭的压力,也由于有了表嫂的约束,大表哥的毛病终于一步一步在克服。烟不知还抽不抽,酒是基本上不喝了,赌博我想大约是不会再沾边了,事实上也穷得无法再赌了。大表哥下岗以后,有一度走街串巷收酒瓶。那几年正好流行《酒干倘卖无》那支歌。每当听见什么地方什么人在唱这支歌,我就老是想起大表哥走街串巷的那份辛苦和凄楚。
许多年过去了,表嫂依然是我的表嫂,日子过得虽然拮据,但总算稳定而安宁。大表哥依然收酒瓶,但收的方式有了一点改进,主要不再是走街串巷,而是给那些饭店送酒,然后包收他们的酒瓶。这样就减少了一些辛苦。去年正月我见到他时,他刚刚买了一辆很小很小的脚踏三轮车,他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因为他差不多是“酒干倘卖无”中的贵族了。那时他们家刚刚搬了新居,面积还算不错,足可以让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的穷人羡慕不已。可依然是那种木结构的老式平房。我一见那种薄薄的木板就对表哥表嫂暗生怜悯之心。
那一次我没时间跟他们聊天。刚见面我就拉了表哥带我去买瓷器,然后就搭车回家。听说姨妈爱吃桔子,临别时我说给姨妈买点桔子。大表哥出于客气坚决反对我买。他说过年的时候他买了很多,给了不少给姨妈吃。他一边跟着我往前走,一边不断地说他买过很多。最后他告诉我,过年的时候他一次买了三斤,给了很多给姨妈吃。表哥把三斤看作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简直让人感到凄凉。我说我还是再买一点吧。我在小摊上买了十斤,分做两袋。我说一袋给姨妈吃,一袋给表哥的儿子吃。在我买桔子的整个过程中,表哥一直念叨说,你买这么多干吗,怎么能买这么多。在跟表哥分手时,我忽然发现,表哥好像已经有点老态了。其实他四十刚出头。难道穷人有另一套生理曲线,仅仅四十岁就进入老年吗?我不想就此多想,我觉得想多了其实怪没意思的。鬼崽俚,给我照这么多相做什么。但姨妈这样说时已不再有阻止我的意思,而是一边说一边露出那种因为被人家置于中心位置加以尊重而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有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姨妈家与两边的邻居之间,本来都是隔着砖墙的。姨妈家的灶台、姨妈家的餐桌,都是挨着东邻的砖墙放的。可是楼上的那个床铺,那个我先后陪三位老表睡过的床铺,正好在餐桌的上方,为什么不是抵着一堵砖墙而是挨着一方薄薄的木板呢。我在姨妈家住的最后一夜,姨妈那么细致地为我收拾那个熟悉的床铺的时候,我因为一心为姨妈拍照,没有细心考察一下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当我取出姨妈为我收拾床铺的照片,想从中看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板壁那一方,全被床边挂的一层包装蛇皮袋和床头堆放的杂物所掩住,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仔细回想起来,这张床在二十多年间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床的旁边和上方由原先的糊一层报纸变成了今天的挂一块带条纹的包装蛇皮袋。我跟姨妈分别一年多以后,忽然听说姨妈去世了。我给二表哥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悼念。二表哥给我回了一封信。二表哥的信上一个字也没提到姨妈,二表哥只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情绪凄凉的话。二表哥的大意是说,这些年来实在过得太累,太艰难,夫妻双双失业,老不知日子怎么过,别的一切都管不上了。我很长时间不知表哥的信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二表哥本来是个孝子,可在姨妈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却穷得没法让姨妈的晚年过得稍好一些。我想,姨妈为什么要在全家失业的时候离开人间,需知这种境遇中的生离死别,乃是对全家人的伤害啊。但我又想,走了也好吧。姨妈苦苦等待了一辈子,也没等来一天好日子,谁敢说往后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坏呢。于是姨妈干脆不再等了。也许姨妈是对的。我为姨妈所做的,是在她离开人世的前夕为她拍过几十张照片。我设想这些照片寄到姨妈手里时,她会感到又骄傲又欣慰。她也许会笑滋滋地说,我一辈子加起来也没照过这么多相。我因了这种设想而感到一丝慰藉。我为姨妈拍的照片中,有几张是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两张是姨妈爬楼梯的照片。一位七十岁的老妈子,整天在这种古老而又危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那份努力和艰辛,沉淀在那幽暗的底色上,显得特别沉重。拍照的时候,我对姨妈的安全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她已经在这个梯子上生活了一辈子,她的全部神经都已适应了这个梯子。后来我看照片时,却越看越担心姨妈会突然摔下来。她毕竟是一位龙钟老人,而且有我拿着相机在使她分心,说不定哪一脚没踩实,她就会倒下来的。我看着想着,直把这照片看得满目凄凉。有一张我认为拍得很不错的,是最后一张照片。姨妈楼上楼下地为我忙完以后,我拉着她东拍照西拍照拍完以后,她忽然高声地喊我洗脸。我一看,姨妈已经端着一盆热水朝我走来。我马上对着姨妈拍了一张。这张照片特别让我感动。姨妈穿着绿色的上衣,戴一对蓝色的袖套,左手第四指上戴着一颗戒指,我猜那一定是铜质的。那脸盆是铝合金的,白亮白亮,在光的意义上成了整个画面的重心。脸盆里的热汽正在温柔地飘袅,美丽而又灵动。姨妈的身子有点佝偻,姨妈就这样弯着腰颤巍巍地给我送洗脸水。每看这副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深远而又博大的爱正在向我走来,面对这种爱我的内心激动而又温柔。还有一副照片,很被我看重的,是在姨妈房里的墙边拍的。我小时候见到这面墙上挂着那么多毛主席像章,全是瓷质的,羡慕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那该多好。这回拍照我觉得一定要把这面墙拍下来,以这种方式拥有一回,也算是偿了小时候一个心愿。在我所拍下的这张照片中,最上方是四个像章,像章下方是三个相框,里边放着表哥表嫂们的照片。相框下方是一张古老的桌子,油漆斑剥的样子。桌面上放着开水瓶、果盒等等一应杂物。那面墙上的石灰糊得不厚,一条一条的砖缝还依稀可辨。但从砖缝的规矩与整齐,一看就知道这墙是墙的外边那一面,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姨妈这幢房子的墙,而是西邻那幢房子的墙。姨妈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照这样的相,我让她站到桌子旁边让我拍照时,她完全是那么一副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看着姨妈的神情,我觉得这效果正合我意。姨妈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可她一直是睡在别人的墙脚下,她在自家的房子里挂上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别人的墙上,这样的姨妈当然就只能是这样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拍照的日子,快过去两年了。我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乎。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1998年9月18日—10月5日,写于北京黄村
那一次我跟表嫂几乎没来得及说什么话。我把母亲送到了表嫂家里,我就跟表哥一起出去了。当时表嫂也失业在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点赖以糊口的事做,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将近两年中,既没见过面,也没通过音讯。
 
鬼崽俚,给我照这么多相做什么。但姨妈这样说时已不再有阻止我的意思,而是一边说一边露出那种因为被人家置于中心位置加以尊重而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有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姨妈家与两边的邻居之间,本来都是隔着砖墙的。姨妈家的灶台、姨妈家的餐桌,都是挨着东邻的砖墙放的。可是楼上的那个床铺,那个我先后陪三位老表睡过的床铺,正好在餐桌的上方,为什么不是抵着一堵砖墙而是挨着一方薄薄的木板呢。我在姨妈家住的最后一夜,姨妈那么细致地为我收拾那个熟悉的床铺的时候,我因为一心为姨妈拍照,没有细心考察一下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当我取出姨妈为我收拾床铺的照片,想从中看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板壁那一方,全被床边挂的一层包装蛇皮袋和床头堆放的杂物所掩住,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仔细回想起来,这张床在二十多年间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床的旁边和上方由原先的糊一层报纸变成了今天的挂一块带条纹的包装蛇皮袋。我跟姨妈分别一年多以后,忽然听说姨妈去世了。我给二表哥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悼念。二表哥给我回了一封信。二表哥的信上一个字也没提到姨妈,二表哥只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情绪凄凉的话。二表哥的大意是说,这些年来实在过得太累,太艰难,夫妻双双失业,老不知日子怎么过,别的一切都管不上了。我很长时间不知表哥的信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二表哥本来是个孝子,可在姨妈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却穷得没法让姨妈的晚年过得稍好一些。我想,姨妈为什么要在全家失业的时候离开人间,需知这种境遇中的生离死别,乃是对全家人的伤害啊。但我又想,走了也好吧。姨妈苦苦等待了一辈子,也没等来一天好日子,谁敢说往后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坏呢。于是姨妈干脆不再等了。也许姨妈是对的。我为姨妈所做的,是在她离开人世的前夕为她拍过几十张照片。我设想这些照片寄到姨妈手里时,她会感到又骄傲又欣慰。她也许会笑滋滋地说,我一辈子加起来也没照过这么多相。我因了这种设想而感到一丝慰藉。我为姨妈拍的照片中,有几张是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两张是姨妈爬楼梯的照片。一位七十岁的老妈子,整天在这种古老而又危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那份努力和艰辛,沉淀在那幽暗的底色上,显得特别沉重。拍照的时候,我对姨妈的安全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她已经在这个梯子上生活了一辈子,她的全部神经都已适应了这个梯子。后来我看照片时,却越看越担心姨妈会突然摔下来。她毕竟是一位龙钟老人,而且有我拿着相机在使她分心,说不定哪一脚没踩实,她就会倒下来的。我看着想着,直把这照片看得满目凄凉。有一张我认为拍得很不错的,是最后一张照片。姨妈楼上楼下地为我忙完以后,我拉着她东拍照西拍照拍完以后,她忽然高声地喊我洗脸。我一看,姨妈已经端着一盆热水朝我走来。我马上对着姨妈拍了一张。这张照片特别让我感动。姨妈穿着绿色的上衣,戴一对蓝色的袖套,左手第四指上戴着一颗戒指,我猜那一定是铜质的。那脸盆是铝合金的,白亮白亮,在光的意义上成了整个画面的重心。脸盆里的热汽正在温柔地飘袅,美丽而又灵动。姨妈的身子有点佝偻,姨妈就这样弯着腰颤巍巍地给我送洗脸水。每看这副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深远而又博大的爱正在向我走来,面对这种爱我的内心激动而又温柔。还有一副照片,很被我看重的,是在姨妈房里的墙边拍的。我小时候见到这面墙上挂着那么多毛主席像章,全是瓷质的,羡慕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那该多好。这回拍照我觉得一定要把这面墙拍下来,以这种方式拥有一回,也算是偿了小时候一个心愿。在我所拍下的这张照片中,最上方是四个像章,像章下方是三个相框,里边放着表哥表嫂们的照片。相框下方是一张古老的桌子,油漆斑剥的样子。桌面上放着开水瓶、果盒等等一应杂物。那面墙上的石灰糊得不厚,一条一条的砖缝还依稀可辨。但从砖缝的规矩与整齐,一看就知道这墙是墙的外边那一面,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姨妈这幢房子的墙,而是西邻那幢房子的墙。姨妈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照这样的相,我让她站到桌子旁边让我拍照时,她完全是那么一副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看着姨妈的神情,我觉得这效果正合我意。姨妈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可她一直是睡在别人的墙脚下,她在自家的房子里挂上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别人的墙上,这样的姨妈当然就只能是这样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拍照的日子,快过去两年了。我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乎。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1998年9月18日—10月5日,写于北京黄村
                  六
姨妈已经很多年没下过乡了。姨妈是外婆去世那年最后一次下乡的。姨妈那一次下乡以后,她的年纪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她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艰难。姨妈已经艰难得没有钱下乡了。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去走亲戚是不要花什么钱的,一个城里人到乡下走亲戚是要花很多钱的。尤其像姨妈这样,娘家婆家两头的亲戚都在乡下,姨妈下一次乡就需要花很多很多钱。姨妈因为没有很多很多的钱下乡,姨妈于是就再也不下乡了。
母亲念叨说,快二十年了。母亲是说姨妈快二十年没下过乡了。母亲说过好多遍之后,我知道母亲是说她跟她的二姐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母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姨妈则不知在哪一年已经超过了七十岁了。我想她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无论哪一天,无论是一个凶险的日子还是一个平安的日子,都可能成为她们最后的日子。我想她们若是再不赶紧找机会见上一面,她们就可能找不到见上一面的机会了。去上几天班。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又觉得不可忍受,怎么也不愿意去上那个鸟班。最后连这个临时工的机会也给他丢掉了。姨妈和二表哥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心情。只怪表弟太不懂事,太不通情理。表弟在家里好像确实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可在朋友中是那么讲义气,而在下围棋上,又表现出很高的智力。表弟对围棋特别入迷,整天趴在棋盘上不想下来。最开始他在自己的弄口下。不下的时候就在那里看棋。姨妈烧好了饭叫他来吃,他老是唔唔唔地答应着,可就是不动身。姨妈每过半小时就去叫一次,但怎么也没法把他叫过来吃饭。很多年以后,姨妈终于不再叫他了,烧好了饭就管自吃起来。事实上后来也没法叫,因为他下棋的名声越来越高,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你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他有时候还跟人家下点钱,竟然能靠这个混口饭吃。他在景德镇的街头巷尾已经打尽天下无敌手,人们宁愿在他手上丢点钱,为的是学他一点手艺。有一次报名参加景德镇的棋赛,他还得了个什么奖。据说他跟一个业余三段交过手,那个三段开始有点漫不经心,下了几步终于对他的野路子感到很惊讶。我问过他可不可能在围棋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靠这个谋口饭吃,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只是自己瞎下,从来没有拜过师,又没文化,也不可能自己学习提高。大约那次比赛见了一点世面,伤了自己的信心,此后似乎就不大下棋了。有一次我在姨妈家过夜,姨妈安排我跟表弟在楼上那个床上睡觉。我睡在那个床上感觉特别复杂。我发现薄板壁的那边已经没有人睡觉了。也就是说,尽管那个人家也是真正的底层人,可是这些年来,那家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已经有了一点改变,他们已经不需要夫妻双双睡在这种堆放杂物的低矮的小阁楼上。只有我的姨妈一家,生活上什么改变也没有,依然是底层人中的底层人。表弟个头特高,大约有一米九零。他若直着睡,一双脚丫子全在被窝外面。他若侧着睡,他那么长的腰和屁股又顶得我无处容身。我一个晚上都睡不踏实。表弟自然也是活受罪。一到家里来客,就是表弟活受罪的日子。第二天晚上,表弟干脆没回家睡觉。我因为一个晚上都在等他回来,依然没有睡好。待早上知道他确实没回来住,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混了一夜。关于大表哥,我所能说的并不多。他年龄跟我隔得较远,加上见面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所以心理距离不小。他好像没上什么学。他的童年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记忆大约是从他就业开始的。那时听到父母用那种很隆重的语气谈论他的就业,给我印象特深。还有一个巧合,他进的是鞋帽厂,在流水线上做某一道工序,属于裁缝的行当。而我的父亲一辈子的职业身分,大多数时间都是裁缝师傅。所以我老把表哥的工作与父亲的工作连在一起。若干年以后,又听说他换厂子了,进了五金厂,专做那种别在钥匙串上用的小剪刀。小时候曾跟他去厂里参观过。那种用机器打铁的方式,跟乡下人抡起大铁锤恶狠狠地猛砸的方式,实在相去太远。我感到乡下人真是太辛苦了。虽然表哥的厂在城里算是最差最破烂的厂,可比起乡下人来,仍有天壤之别。大表哥好像具有天下穷人所共有的大多数毛病。比如抽烟、酗酒、赌博,赌光了就从家里偷点钱扳本,等等等等。这些消息常常被传到乡下来。父母在谈论这些时,总是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既为姨妈姨爹的家境担忧,也为表哥本人的前途担忧。对我来说,大表哥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姻。表哥年纪很大了还没结婚。所有的亲戚都为他发愁。可是突然听说他找好女朋友了,而且对象就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这位女同学既然跟我在一起上过学,自然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乡下人。要说个人条件,我的同学当然具有优势,她比大表哥漂亮、比大表哥年轻许多、比大表哥文化程度高出许多。但是她只要嫁给大表哥,就可以成为一个城里人,从而摆脱为乡下人所特有的许许多多困苦。这位同学成了我的表嫂之后,逐步地将户口办到了景德镇,经过一阵折腾,又得到了就业机会。再经过一阵折腾,又弄到了住的地方。虽说住得破烂一点,但对于一个穷人来说,生命和命运都是破烂不堪的,住房自然也只会破烂。尤其在我这样虽然也在这个社会奔波了几十年,却至今连最破烂的狗窝也无力拥有一间的人看来,有个睡觉和作爱的地方,这就是最可庆幸、最可妒忌的了。亲戚们开始时都有点担心,表嫂在把户口办进城之后,还会不会守着表哥过日子。表嫂生小孩的时候,把个儿子生得那么漂亮那么精神,跟表哥相比,好像有天壤之别。等到孩子长到好几岁了,我再见到那个小侄子,发现他跟我的大表哥长得一模一样。结婚以后,由于有了家庭的压力,也由于有了表嫂的约束,大表哥的毛病终于一步一步在克服。烟不知还抽不抽,酒是基本上不喝了,赌博我想大约是不会再沾边了,事实上也穷得无法再赌了。大表哥下岗以后,有一度走街串巷收酒瓶。那几年正好流行《酒干倘卖无》那支歌。每当听见什么地方什么人在唱这支歌,我就老是想起大表哥走街串巷的那份辛苦和凄楚。许多年过去了,表嫂依然是我的表嫂,日子过得虽然拮据,但总算稳定而安宁。大表哥依然收酒瓶,但收的方式有了一点改进,主要不再是走街串巷,而是给那些饭店送酒,然后包收他们的酒瓶。这样就减少了一些辛苦。去年正月我见到他时,他刚刚买了一辆很小很小的脚踏三轮车,他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因为他差不多是“酒干倘卖无”中的贵族了。那时他们家刚刚搬了新居,面积还算不错,足可以让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的穷人羡慕不已。可依然是那种木结构的老式平房。我一见那种薄薄的木板就对表哥表嫂暗生怜悯之心。那一次我没时间跟他们聊天。刚见面我就拉了表哥带我去买瓷器,然后就搭车回家。听说姨妈爱吃桔子,临别时我说给姨妈买点桔子。大表哥出于客气坚决反对我买。他说过年的时候他买了很多,给了不少给姨妈吃。他一边跟着我往前走,一边不断地说他买过很多。最后他告诉我,过年的时候他一次买了三斤,给了很多给姨妈吃。表哥把三斤看作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简直让人感到凄凉。我说我还是再买一点吧。我在小摊上买了十斤,分做两袋。我说一袋给姨妈吃,一袋给表哥的儿子吃。在我买桔子的整个过程中,表哥一直念叨说,你买这么多干吗,怎么能买这么多。在跟表哥分手时,我忽然发现,表哥好像已经有点老态了。其实他四十刚出头。难道穷人有另一套生理曲线,仅仅四十岁就进入老年吗?我不想就此多想,我觉得想多了其实怪没意思的。那一次我跟表嫂几乎没来得及说什么话。我把母亲送到了表嫂家里,我就跟表哥一起出去了。当时表嫂也失业在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点赖以糊口的事做,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将近两年中,既没见过面,也没通过音讯。                  六姨妈已经很多年没下过乡了。姨妈是外婆去世那年最后一次下乡的。姨妈那一次下乡以后,她的年纪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她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艰难。姨妈已经艰难得没有钱下乡了。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去走亲戚是不要花什么钱的,一个城里人到乡下走亲戚是要花很多钱的。尤其像姨妈这样,娘家婆家两头的亲戚都在乡下,姨妈下一次乡就需要花很多很多钱。姨妈因为没有很多很多的钱下乡,姨妈于是就再也不下乡了。母亲念叨说,快二十年了。母亲是说姨妈快二十年没下过乡了。母亲说过好多遍之后,我知道母亲是说她跟她的二姐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母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姨妈则不知在哪一年已经超过了七十岁了。我想她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无论哪一天,无论是一个凶险的日子还是一个平安的日子,都可能成为她们最后的日子。我想她们若是再不赶紧找机会见上一面,她们就可能找不到见上一面的机会了。我若是专门陪母亲去看姨妈,她肯定不会去的。她像所有穷人的母亲一样,总是怕自己的儿子花钱。去年春节刚过,我要送一位同学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景德镇搭火车。趁此机会我要母亲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母亲见我态度这么坚决,终于答应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我们一行多人来到景德镇,当天我就把朋友送上了火车,然后我就一心一意地陪母亲和姨妈聊天。其实主要是看母亲和姨妈聊天。姨妈刚见到母亲时说,大声喊叫道,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有个姐姐在这里呀?姨妈一定是既感到高兴又感到辛酸。姨妈虽然有三个儿子,可是所有的儿子和媳妇都已失业,其中一个儿子从来就不曾有过职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也常常磕磕碰碰。姨妈的内心是很孤独很苍凉的。姨妈拿出几个桔子和几个苹果,放在桌上让我们吃,可是我们一点吃的兴致都没有。我似乎隐隐地感到,这就是我跟姨妈最后的相处。姨妈很多年前就是半个聋子,谁也没法跟她细致地谈点什么。我看着她想多说点话却又没法多说的那种费力样子,直为她们俩感到累。我没有多听她们说话,我只是拿着相机捕捉她们的体态和神情。母亲跟姨妈说话时,老是嘴巴贴着姨妈的耳朵高声叫嚷。姨妈跟母亲说话时,嘴巴贴得更近,声音叫得更响。姨妈已经这样贴着别人的耳朵叫嚷了很多年。我从相机的镜头里看着我的姨妈和我的母亲聊天,看着她们每说几句话就流那么多眼泪,看着她们刚刚揩了一把眼泪马上又急不可耐地把嘴巴和耳朵贴在了一起。我一下连一下地按下相机的快门,我想把这受尽人间磨难的一对老姐妹的辛酸和泪水全都拍下来。姨妈感觉到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地闪亮,她每隔一阵就跟我说一次,你照这么多相做什么?她知道照相是要花钱的,她受不了我把这要花钱的东西为她花得这么多,所以想阻止我。在姨妈单独行动的时候,在姨妈为我们烧饭的时候,在姨妈进房拿东西的时候,在姨妈拿着一块布片爬上那个古老的楼梯的时候,在姨妈用那块布片收拾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并为我铺好床铺的时候,在姨妈端着一盆热水颤巍巍地送过来给我洗脸的时候,在姨妈以她苍老的身子像所有那些艰难而又孤独的日子一样转来转去忙东忙西的时候,我一直紧紧跟在姨妈的身后,为她留下这凄凉的形象。姨妈后来也还念叨着我怎么照了这么多相,她一遍一遍地说,这个
我若是专门陪母亲去看姨妈,她肯定不会去的。她像所有穷人的母亲一样,总是怕自己的儿子花钱。去年春节刚过,我要送一位同学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景德镇搭火车。趁此机会我要母亲跟我一起去看姨妈。母亲见我态度这么坚决,终于答应跟我一起去看姨妈。
我们一行多人来到景德镇,当天我就把朋友送上了火车,然后我就一心一意地陪母亲和姨妈聊天。其实主要是看母亲和姨妈聊天。姨妈刚见到母亲时说,大声喊叫道,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有个姐姐在这里呀?姨妈一定是既感到高兴又感到辛酸。姨妈虽然有三个儿子,可是所有的儿子和媳妇都已失业,其中一个儿子从来就不曾有过职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也常常磕磕碰碰。姨妈的内心是很孤独很苍凉的。姨妈拿出几个桔子和几个苹果,放在桌上让我们吃,可是我们一点吃的兴致都没有。我似乎隐隐地感到,这就是我跟姨妈最后的相处。姨妈很多年前就是半个聋子,谁也没法跟她细致地谈点什么。我看着她想多说点话却又没法多说的那种费力样子,直为她们俩感到累。我没有多听她们说话,我只是拿着相机捕捉她们的体态和神情。母亲跟姨妈说话时,老是嘴巴贴着姨妈的耳朵高声叫嚷。姨妈跟母亲说话时,嘴巴贴得更近,声音叫得更响。
姨妈已经这样贴着别人的耳朵叫嚷了很多年。我从相机的镜头里看着我的姨妈和我的母亲聊天,看着她们每说几句话就流那么多眼泪,看着她们刚刚揩了一把眼泪马上又急不可耐地把嘴巴和耳朵贴在了一起。我一下连一下地按下相机的快门,我想把这受尽人间磨难的一对老姐妹的辛酸和泪水全都拍下来。姨妈感觉到相机的闪光灯不断地闪亮,她每隔一阵就跟我说一次,你照这么多相做什么?她知道照相是要花钱的,她受不了我把这要花钱的东西为她花得这么多,所以想阻止我。在姨妈单独行动的时候,在姨妈为我们烧饭的时候,在姨妈进房拿东西的时候,在姨妈拿着一块布片爬上那个古老的楼梯的时候,在姨妈用那块布片收拾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并为我铺好床铺的时候,在姨妈端着一盆热水颤巍巍地送过来给我洗脸的时候,在姨妈以她苍老的身子像所有那些艰难而又孤独的日子一样转来转去忙东忙西的时候,我一直紧紧跟在姨妈的身后,为她留下这凄凉的形象。姨妈后来也还念叨着我怎么照了这么多相,她一遍一遍地说,这个鬼崽俚,给我照这么多相做什么。但姨妈这样说时已不再有阻止我的意思,而是一边说一边露出那种因为被人家置于中心位置加以尊重而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有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姨妈家与两边的邻居之间,本来都是隔着砖墙的。姨妈家的灶台、姨妈家的餐桌,都是挨着东邻的砖墙放的。可是楼上的那个床铺,那个我先后陪三位老表睡过的床铺,正好在餐桌的上方,为什么不是抵着一堵砖墙而是挨着一方薄薄的木板呢。我在姨妈家住的最后一夜,姨妈那么细致地为我收拾那个熟悉的床铺的时候,我因为一心为姨妈拍照,没有细心考察一下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当我取出姨妈为我收拾床铺的照片,想从中看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板壁那一方,全被床边挂的一层包装蛇皮袋和床头堆放的杂物所掩住,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仔细回想起来,这张床在二十多年间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床的旁边和上方由原先的糊一层报纸变成了今天的挂一块带条纹的包装蛇皮袋。
我跟姨妈分别一年多以后,忽然听说姨妈去世了。我给二表哥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悼念。二表哥给我回了一封信。二表哥的信上一个字也没提到姨妈,二表哥只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情绪凄凉的话。二表哥的大意是说,这些年来实在过得太累,太艰难,夫妻双双失业,老不知日子怎么过,别的一切都管不上了。我很长时间不知表哥的信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二表哥本来是个孝子,可在姨妈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却穷得没法让姨妈的晚年过得稍好一些。我想,姨妈为什么要在全家失业的时候离开人间,需知这种境遇中的生离死别,乃是对全家人的伤害啊。但我又想,走了也好吧。姨妈苦苦等待了一辈子,也没等来一天好日子,谁敢说往后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坏呢。于是姨妈干脆不再等了。也许姨妈是对的。
我为姨妈所做的,是在她离开人世的前夕为她拍过几十张照片。我设想这些照片寄到姨妈手里时,她会感到又骄傲又欣慰。她也许会笑滋滋地说,我一辈子加起来也没照过这么多相。我因了这种设想而感到一丝慰藉。
我为姨妈拍的照片中,有几张是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两张是姨妈爬楼梯的照片。一位七十岁的老妈子,整天在这种古老而又危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那份努力和艰辛,沉淀在那幽暗的底色上,显得特别沉重。拍照的时候,我对姨妈的安全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她已经在这个梯子上生活了一辈子,她的全部神经都已适应了这个梯子。后来我看照片时,却越看越担心姨妈会突然摔下来。她毕竟是一位龙钟老人,而且有我拿着相机在使她分心,说不定哪一脚没踩实,她就会倒下来的。我看着想着,直把这照片看得满目凄凉。有一张我认为拍得很不错的,是最后一张照片。
姨妈楼上楼下地为我忙完以后,我拉着她东拍照西拍照拍完以后,她忽然高声地喊我洗脸。我一看,姨妈已经端着一盆热水朝我走来。我马上对着姨妈拍了一张。这张照片特别让我感动。姨妈穿着绿色的上衣,戴一对蓝色的袖套,左手第四指上戴着一颗戒指,我猜那一定是铜质的。那脸盆是铝合金的,白亮白亮,在光的意义上成了整个画面的重心。脸盆里的热汽正在温柔地飘袅,美丽而又灵动。姨妈的身子有点佝偻,姨妈就这样弯着腰颤巍巍地给我送洗脸水。每看这副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深远而又博大的爱正在向我走来,面对这种爱我的内心激动而又温柔。
还有一副照片,很被我看重的,是在姨妈房里的墙边拍的。我小时候见到这面墙上挂着那么多毛主席像章,全是瓷质的,羡慕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那该多好。这回拍照我觉得一定要把这面墙拍下来,以这种方式拥有一回,也算是偿了小时候一个心愿。在我所拍下的这张照片中,最上方是四个像章,像章下方是三个相框,里边放着表哥表嫂们的照片。相框下方是一张古老的桌子,油漆斑剥的样子。桌面上放着开水瓶、果盒等等一应杂物。那面墙上的石灰糊得不厚,一条一条的砖缝还依稀可辨。但从砖缝的规矩与整齐,一看就知道这墙是墙的外边那一面,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姨妈这幢房子的墙,而是西邻那幢房子的墙。姨妈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照这样的相,我让她站到桌子旁边让我拍照时,她完全是那么一副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看着姨妈的神情,我觉得这效果正合我意。姨妈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可她一直是睡在别人的墙脚下,她在自家的房子里挂上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别人的墙上,这样的姨妈当然就只能是这样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鬼崽俚,给我照这么多相做什么。但姨妈这样说时已不再有阻止我的意思,而是一边说一边露出那种因为被人家置于中心位置加以尊重而产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有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姨妈家与两边的邻居之间,本来都是隔着砖墙的。姨妈家的灶台、姨妈家的餐桌,都是挨着东邻的砖墙放的。可是楼上的那个床铺,那个我先后陪三位老表睡过的床铺,正好在餐桌的上方,为什么不是抵着一堵砖墙而是挨着一方薄薄的木板呢。我在姨妈家住的最后一夜,姨妈那么细致地为我收拾那个熟悉的床铺的时候,我因为一心为姨妈拍照,没有细心考察一下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刻,当我取出姨妈为我收拾床铺的照片,想从中看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板壁那一方,全被床边挂的一层包装蛇皮袋和床头堆放的杂物所掩住,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仔细回想起来,这张床在二十多年间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床的旁边和上方由原先的糊一层报纸变成了今天的挂一块带条纹的包装蛇皮袋。我跟姨妈分别一年多以后,忽然听说姨妈去世了。我给二表哥写了一封信去表示悼念。二表哥给我回了一封信。二表哥的信上一个字也没提到姨妈,二表哥只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情绪凄凉的话。二表哥的大意是说,这些年来实在过得太累,太艰难,夫妻双双失业,老不知日子怎么过,别的一切都管不上了。我很长时间不知表哥的信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二表哥本来是个孝子,可在姨妈需要他赡养的时候,他却穷得没法让姨妈的晚年过得稍好一些。我想,姨妈为什么要在全家失业的时候离开人间,需知这种境遇中的生离死别,乃是对全家人的伤害啊。但我又想,走了也好吧。姨妈苦苦等待了一辈子,也没等来一天好日子,谁敢说往后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坏呢。于是姨妈干脆不再等了。也许姨妈是对的。我为姨妈所做的,是在她离开人世的前夕为她拍过几十张照片。我设想这些照片寄到姨妈手里时,她会感到又骄傲又欣慰。她也许会笑滋滋地说,我一辈子加起来也没照过这么多相。我因了这种设想而感到一丝慰藉。我为姨妈拍的照片中,有几张是我特别喜欢的。其中两张是姨妈爬楼梯的照片。一位七十岁的老妈子,整天在这种古老而又危险的梯子上爬上爬下,那份努力和艰辛,沉淀在那幽暗的底色上,显得特别沉重。拍照的时候,我对姨妈的安全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她已经在这个梯子上生活了一辈子,她的全部神经都已适应了这个梯子。后来我看照片时,却越看越担心姨妈会突然摔下来。她毕竟是一位龙钟老人,而且有我拿着相机在使她分心,说不定哪一脚没踩实,她就会倒下来的。我看着想着,直把这照片看得满目凄凉。有一张我认为拍得很不错的,是最后一张照片。姨妈楼上楼下地为我忙完以后,我拉着她东拍照西拍照拍完以后,她忽然高声地喊我洗脸。我一看,姨妈已经端着一盆热水朝我走来。我马上对着姨妈拍了一张。这张照片特别让我感动。姨妈穿着绿色的上衣,戴一对蓝色的袖套,左手第四指上戴着一颗戒指,我猜那一定是铜质的。那脸盆是铝合金的,白亮白亮,在光的意义上成了整个画面的重心。脸盆里的热汽正在温柔地飘袅,美丽而又灵动。姨妈的身子有点佝偻,姨妈就这样弯着腰颤巍巍地给我送洗脸水。每看这副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深远而又博大的爱正在向我走来,面对这种爱我的内心激动而又温柔。还有一副照片,很被我看重的,是在姨妈房里的墙边拍的。我小时候见到这面墙上挂着那么多毛主席像章,全是瓷质的,羡慕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家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那该多好。这回拍照我觉得一定要把这面墙拍下来,以这种方式拥有一回,也算是偿了小时候一个心愿。在我所拍下的这张照片中,最上方是四个像章,像章下方是三个相框,里边放着表哥表嫂们的照片。相框下方是一张古老的桌子,油漆斑剥的样子。桌面上放着开水瓶、果盒等等一应杂物。那面墙上的石灰糊得不厚,一条一条的砖缝还依稀可辨。但从砖缝的规矩与整齐,一看就知道这墙是墙的外边那一面,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姨妈这幢房子的墙,而是西邻那幢房子的墙。姨妈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照这样的相,我让她站到桌子旁边让我拍照时,她完全是那么一副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看着姨妈的神情,我觉得这效果正合我意。姨妈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可她一直是睡在别人的墙脚下,她在自家的房子里挂上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别人的墙上,这样的姨妈当然就只能是这样惶惑不安、手足无措的样子。拍照的日子,快过去两年了。我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乎。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1998年9月18日—10月5日,写于北京黄村
拍照的日子,快过去两年了。我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乎。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
     1998年9月18日—10月5日,写于北京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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