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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我是农民的儿子(下)  

2007-01-06 10:58:54|  分类: 乡土文化与四农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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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卑贱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七十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小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镇上卖。现在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每天卖上20斤30斤没有问题。中等经济以上的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此外就要到过年过节才会吃肉。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色彩调配不当,常常让一个稍微有一点审美能力人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做成什么好房子的。另外,农村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在改变,好像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比如以前菜园里蔬菜太多,是送给邻居吃。现在则常有人有意种很多蔬菜卖给邻居吃。到集市上买蔬菜也是常有的事。原先都是请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现在到集市买衣服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我直到这两年才知道,一个农村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国家交税,直到他八十岁,完全靠子孙赡养了,还得交税,这种付出要到咽气才能停止。据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压榨农民的。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想从一个群体中取得什么,同时也必须向这个群体有所付出,以示笼络。比如,为了让知识分子少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多拿科研经费、当教授、当某某协会会长、当政协委员等等。农民为了能够吃上猪肉,还每天用粮草先将猪喂饱。这种人类行为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交换法则。可是农民卑贱到连这样的交换法则都失去效率。这个社会盘剥起农民来,就像狼将一头羊吃了,要吃就是要吃,吃了就是吃了,连讲个理由找个借口都不需要,狼最后至多只是将一包粪便还给大地。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水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农民从出生到死亡天天给国家交税,一生到头无法从国家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和回报。他们生病了没人管,他们学不到劳动技能没人管,他们遇到灾害实际上还是没人管。他们的教育没人管,当他们想念书时,还得自己带上课桌课凳。他们想到城里打工却常常被无端打死。前两年有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公安局打死了,激起全国知识界的公愤。可是,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一个收容所平均一天打死一个人,全国这么多收容所,一年要打死多少人?这些死者全部是走投无路四处谋生的农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理由被打死的。在现在的文明时代,猎人打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天鹅是要受到追究的,甚至要判刑,可是人们打死一个农民却像消灭一个苍蝇一样不但不要说明理由反倒可以看作工作成绩。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机关,光是凭关系来上班的临时工就有48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得有几百人之多。他们个个都是向农民要钱的。除了国家的黑洞填不满,每个官员个人的腰包也永远填不满。如果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交不出钱,手铐和警棍就等在旁边。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第一个要求应该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实际上就是只有交税(其实远不止是税)和挨打的义务、而没有起码的生存权利的奴隶。1942年中国河南、广东大饥荒,光是河南就饿死了六百万人。1960年全国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这些饿死鬼个个都是种粮的农民。为什么单单饿死直接生产粮食的人?就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种田,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但无法拥有自己种出的粮食,他们饥饿的时候连讨饭的权利也常常惨遭剥夺。1960年河南信阳当局用枪杆子把守路口不让农民出门乞讨。另外,将他们抓进收容所活活打死,其实就是剥夺他们乞讨的权利。这样的人不是奴隶是什么?这些年农村的新房子有所增加,但是村庄的格局越来越乱,房子堵路的情况很严重。在我们那个乡,从乡政府去九山村委会的一条公路,就给农民盖房蹭了一点边,所有车辆行人不得不来个急转弯。村内的巷道被挤被占的就更多了。还有卫生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几乎所有的公共池塘都成了垃圾场,池塘四周堆满了生活垃圾,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每个小镇都脏得惨不忍睹。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将垃圾倒在街道中央,汽车一卷、风一吹,满街都是灰尘。像倒垃圾这种情况,决不能随意批评农民素质差,素质再好的个人也没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问题。凡是公共问题都必须由相关的社会组织解决。在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无社会的地方,只要政府不管就绝不会有别的力量敢于介入。可是在农村、在我们的家乡,这些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出面解决的事情,都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乡村两级组织几乎以收钱为唯一的功能,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注与农民权益相关联的事情。农民交出了那么多钱却买不到最起码的服务,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交换原则在这里又一次失去了效用。农民的休闲时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它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电视机,而且那些节目实在无聊透顶。打麻将都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很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让人昏昏欲睡。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好暗合了农民的心境与命运。家乡的兄弟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他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挣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在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理想。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是社会之外的贱民,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作一个小喽罗也不可能——因为小喽罗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常常悲叹自己不是人,只不过是人屎人渣,并且知道自己越来越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和见识培养孩子,世世代代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地狱般的厄运。他们对于命运的绝望牢固而又悲凉,因而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状态。那些从城里来观光的城里人常常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农民豁达沉勇,乐天知足,面对厄运一片坦然。这种印象真是大错特错,离农民的真实情况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那坦然背后千年不改的伤痛与绝望。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总是爆发出那么具有毁灭性的愤怒和仇恨,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平时的所谓坦然背后其实压抑着多少隐痛和诅咒,那种漫长的逆来顺受积郁了多少同归于尽的残忍和冷酷。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今年宣布要逐步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因此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门大开,外国的粮食因为生产成本特低而价格特便宜。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能够维持多久?在这个好兆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造福于农民的后续政策跟上?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个。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这个事情就像让地狱的鬼魂摆脱地狱一样重要而又艰难。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荣。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人屎人渣,活得像猪狗一样。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卑贱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
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更太平更长久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却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但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最不愿意轻易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农民自己从来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作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艰难,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不可能,他们的悲惨实在太彻底啦。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考学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如此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悲惨群体的原罪感。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附注一。根据胡平先生2004年3月15日采访录音整理加工。长期以来我对乡村欲说还休,由于整理胡平先生的访谈,我第一次将这方面的感受形成文字,就此向胡平先生深致谢意。)(附注二。文中谈及的血液病患者万里民已于2004年7月主动要求注射安眠药去世,先后注射6针才停止呼吸。)原载南昌《江南都市报》2004年5月31日、6月7日(连载)海口《天涯》杂志2004年6期重新发表北京《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转载
 
◎◎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
 
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更太平更长久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却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但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最不愿意轻易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农民自己从来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作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艰难,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不可能,他们的悲惨实在太彻底啦。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考学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如此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悲惨群体的原罪感。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附注一。根据胡平先生2004年3月15日采访录音整理加工。长期以来我对乡村欲说还休,由于整理胡平先生的访谈,我第一次将这方面的感受形成文字,就此向胡平先生深致谢意。)(附注二。文中谈及的血液病患者万里民已于2004年7月主动要求注射安眠药去世,先后注射6针才停止呼吸。)原载南昌《江南都市报》2004年5月31日、6月7日(连载)海口《天涯》杂志2004年6期重新发表北京《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转载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七十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小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镇上卖。现在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每天卖上20斤30斤没有问题。中等经济以上的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此外就要到过年过节才会吃肉。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色彩调配不当,常常让一个稍微有一点审美能力人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做成什么好房子的。
另外,农村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在改变,好像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比如以前菜园里蔬菜太多,是送给邻居吃。现在则常有人有意种很多蔬菜卖给邻居吃。到集市上买蔬菜也是常有的事。原先都是请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现在到集市买衣服的比例越来越大。
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我直到这两年才知道,一个农村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国家交税,直到他八十岁,完全靠子孙赡养了,还得交税,这种付出要到咽气才能停止。据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压榨农民的。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想从一个群体中取得什么,同时也必须向这个群体有所付出,以示笼络。比如,为了让知识分子少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多拿科研经费、当教授、当某某协会会长、当政协委员等等。农民为了能够吃上猪肉,还每天用粮草先将猪喂饱。这种人类行为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交换法则。可是农民卑贱到连这样的交换法则都失去效率。这个社会盘剥起农民来,就像狼将一头羊吃了,要吃就是要吃,吃了就是吃了,连讲个理由找个借口都不需要,狼最后至多只是将一包粪便还给大地。◎◎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卑贱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七十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小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镇上卖。现在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每天卖上20斤30斤没有问题。中等经济以上的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此外就要到过年过节才会吃肉。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色彩调配不当,常常让一个稍微有一点审美能力人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做成什么好房子的。另外,农村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在改变,好像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比如以前菜园里蔬菜太多,是送给邻居吃。现在则常有人有意种很多蔬菜卖给邻居吃。到集市上买蔬菜也是常有的事。原先都是请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现在到集市买衣服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我直到这两年才知道,一个农村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国家交税,直到他八十岁,完全靠子孙赡养了,还得交税,这种付出要到咽气才能停止。据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压榨农民的。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想从一个群体中取得什么,同时也必须向这个群体有所付出,以示笼络。比如,为了让知识分子少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多拿科研经费、当教授、当某某协会会长、当政协委员等等。农民为了能够吃上猪肉,还每天用粮草先将猪喂饱。这种人类行为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交换法则。可是农民卑贱到连这样的交换法则都失去效率。这个社会盘剥起农民来,就像狼将一头羊吃了,要吃就是要吃,吃了就是吃了,连讲个理由找个借口都不需要,狼最后至多只是将一包粪便还给大地。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水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农民从出生到死亡天天给国家交税,一生到头无法从国家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和回报。他们生病了没人管,他们学不到劳动技能没人管,他们遇到灾害实际上还是没人管。他们的教育没人管,当他们想念书时,还得自己带上课桌课凳。他们想到城里打工却常常被无端打死。前两年有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公安局打死了,激起全国知识界的公愤。可是,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一个收容所平均一天打死一个人,全国这么多收容所,一年要打死多少人?这些死者全部是走投无路四处谋生的农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理由被打死的。在现在的文明时代,猎人打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天鹅是要受到追究的,甚至要判刑,可是人们打死一个农民却像消灭一个苍蝇一样不但不要说明理由反倒可以看作工作成绩。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机关,光是凭关系来上班的临时工就有48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得有几百人之多。他们个个都是向农民要钱的。除了国家的黑洞填不满,每个官员个人的腰包也永远填不满。如果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交不出钱,手铐和警棍就等在旁边。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第一个要求应该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实际上就是只有交税(其实远不止是税)和挨打的义务、而没有起码的生存权利的奴隶。1942年中国河南、广东大饥荒,光是河南就饿死了六百万人。1960年全国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这些饿死鬼个个都是种粮的农民。为什么单单饿死直接生产粮食的人?就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种田,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但无法拥有自己种出的粮食,他们饥饿的时候连讨饭的权利也常常惨遭剥夺。1960年河南信阳当局用枪杆子把守路口不让农民出门乞讨。另外,将他们抓进收容所活活打死,其实就是剥夺他们乞讨的权利。这样的人不是奴隶是什么?这些年农村的新房子有所增加,但是村庄的格局越来越乱,房子堵路的情况很严重。在我们那个乡,从乡政府去九山村委会的一条公路,就给农民盖房蹭了一点边,所有车辆行人不得不来个急转弯。村内的巷道被挤被占的就更多了。还有卫生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几乎所有的公共池塘都成了垃圾场,池塘四周堆满了生活垃圾,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每个小镇都脏得惨不忍睹。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将垃圾倒在街道中央,汽车一卷、风一吹,满街都是灰尘。像倒垃圾这种情况,决不能随意批评农民素质差,素质再好的个人也没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问题。凡是公共问题都必须由相关的社会组织解决。在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无社会的地方,只要政府不管就绝不会有别的力量敢于介入。可是在农村、在我们的家乡,这些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出面解决的事情,都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乡村两级组织几乎以收钱为唯一的功能,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注与农民权益相关联的事情。农民交出了那么多钱却买不到最起码的服务,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交换原则在这里又一次失去了效用。农民的休闲时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它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电视机,而且那些节目实在无聊透顶。打麻将都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很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让人昏昏欲睡。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好暗合了农民的心境与命运。家乡的兄弟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他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挣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在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理想。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是社会之外的贱民,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作一个小喽罗也不可能——因为小喽罗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常常悲叹自己不是人,只不过是人屎人渣,并且知道自己越来越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和见识培养孩子,世世代代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地狱般的厄运。他们对于命运的绝望牢固而又悲凉,因而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状态。那些从城里来观光的城里人常常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农民豁达沉勇,乐天知足,面对厄运一片坦然。这种印象真是大错特错,离农民的真实情况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那坦然背后千年不改的伤痛与绝望。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总是爆发出那么具有毁灭性的愤怒和仇恨,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平时的所谓坦然背后其实压抑着多少隐痛和诅咒,那种漫长的逆来顺受积郁了多少同归于尽的残忍和冷酷。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今年宣布要逐步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因此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门大开,外国的粮食因为生产成本特低而价格特便宜。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能够维持多久?在这个好兆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造福于农民的后续政策跟上?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个。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这个事情就像让地狱的鬼魂摆脱地狱一样重要而又艰难。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荣。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人屎人渣,活得像猪狗一样。
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水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农民从出生到死亡天天给国家交税,一生到头无法从国家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和回报。他们生病了没人管,他们学不到劳动技能没人管,他们遇到灾害实际上还是没人管。他们的教育没人管,当他们想念书时,还得自己带上课桌课凳。他们想到城里打工却常常被无端打死。前两年有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公安局打死了,激起全国知识界的公愤。可是,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一个收容所平均一天打死一个人,全国这么多收容所,一年要打死多少人?这些死者全部是走投无路四处谋生的农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理由被打死的。在现在的文明时代,猎人打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天鹅是要受到追究的,甚至要判刑,可是人们打死一个农民却像消灭一个苍蝇一样不但不要说明理由反倒可以看作工作成绩。
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机关,光是凭关系来上班的临时工就有48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得有几百人之多。他们个个都是向农民要钱的。除了国家的黑洞填不满,每个官员个人的腰包也永远填不满。如果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交不出钱,手铐和警棍就等在旁边。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第一个要求应该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实际上就是只有交税(其实远不止是税)和挨打的义务、而没有起码的生存权利的奴隶。1942年中国河南、广东大饥荒,光是河南就饿死了六百万人。1960年全国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这些饿死鬼个个都是种粮的农民。为什么单单饿死直接生产粮食的人?就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种田,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但无法拥有自己种出的粮食,他们饥饿的时候连讨饭的权利也常常惨遭剥夺。1960年河南信阳当局用枪杆子把守路口不让农民出门乞讨。另外,将他们抓进收容所活活打死,其实就是剥夺他们乞讨的权利。这样的人不是奴隶是什么?
这些年农村的新房子有所增加,但是村庄的格局越来越乱,房子堵路的情况很严重。在我们那个乡,从乡政府去九山村委会的一条公路,就给农民盖房蹭了一点边,所有车辆行人不得不来个急转弯。村内的巷道被挤被占的就更多了。还有卫生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几乎所有的公共池塘都成了垃圾场,池塘四周堆满了生活垃圾,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每个小镇都脏得惨不忍睹。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将垃圾倒在街道中央,汽车一卷、风一吹,满街都是灰尘。像倒垃圾这种情况,决不能随意批评农民素质差,素质再好的个人也没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问题。凡是公共问题都必须由相关的社会组织解决。在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无社会的地方,只要政府不管就绝不会有别的力量敢于介入。可是在农村、在我们的家乡,这些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出面解决的事情,都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乡村两级组织几乎以收钱为唯一的功能,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注与农民权益相关联的事情。农民交出了那么多钱却买不到最起码的服务,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交换原则在这里又一次失去了效用。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我和弟弟考上学校,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各种询问、各种收容拘押搜查甚至警棍警拷警车等等。他们本来丧失殆尽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悲惨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屈辱和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没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审美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唯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讲课时,老喜欢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我再也不在课堂上用那种看似深刻实际上浅薄的方式批评这些被扭曲、被摧残的可怜人。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俗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渡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一百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1942年和1960年的中国饥民,如果一百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五十块钱一百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两千万生命。现在通常说1960年那次饥荒全国大约饿死两千万人,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农民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卑贱,帮助他们起死回生实在是太简单了,只要不刻意践踏就行。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残余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极尽人间奢华的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大明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没有一件不是这样诞生的。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路四环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农村唯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就在这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上,政府几乎是放弃不管的态度。农民不过是只能干活和纳税不能享受权利和利益的牲口,除了圈里的一把干草,什么也没有。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有时候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心里老感到一阵阵刺痛。听说一位退休的官员一边吃着几万元一桌的酒宴,一边调侃说“吃的是粗茶淡饭”,更让人感到荒唐。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这样盘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常常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淋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
农民的休闲时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它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电视机,而且那些节目实在无聊透顶。打麻将都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很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让人昏昏欲睡。
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好暗合了农民的心境与命运。家乡的兄弟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他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挣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在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理想。
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是社会之外的贱民,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作一个小喽罗也不可能——因为小喽罗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常常悲叹自己不是人,只不过是人屎人渣,并且知道自己越来越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和见识培养孩子,世世代代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地狱般的厄运。他们对于命运的绝望牢固而又悲凉,因而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状态。那些从城里来观光的城里人常常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农民豁达沉勇,乐天知足,面对厄运一片坦然。这种印象真是大错特错,离农民的真实情况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那坦然背后千年不改的伤痛与绝望。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总是爆发出那么具有毁灭性的愤怒和仇恨,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平时的所谓坦然背后其实压抑着多少隐痛和诅咒,那种漫长的逆来顺受积郁了多少同归于尽的残忍和冷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我和弟弟考上学校,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各种询问、各种收容拘押搜查甚至警棍警拷警车等等。他们本来丧失殆尽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悲惨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屈辱和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没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审美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唯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讲课时,老喜欢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我再也不在课堂上用那种看似深刻实际上浅薄的方式批评这些被扭曲、被摧残的可怜人。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俗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渡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一百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1942年和1960年的中国饥民,如果一百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五十块钱一百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两千万生命。现在通常说1960年那次饥荒全国大约饿死两千万人,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农民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卑贱,帮助他们起死回生实在是太简单了,只要不刻意践踏就行。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残余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极尽人间奢华的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大明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没有一件不是这样诞生的。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路四环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农村唯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就在这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上,政府几乎是放弃不管的态度。农民不过是只能干活和纳税不能享受权利和利益的牲口,除了圈里的一把干草,什么也没有。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有时候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心里老感到一阵阵刺痛。听说一位退休的官员一边吃着几万元一桌的酒宴,一边调侃说“吃的是粗茶淡饭”,更让人感到荒唐。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这样盘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常常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淋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
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今年宣布要逐步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因此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
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门大开,外国的粮食因为生产成本特低而价格特便宜。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能够维持多久?在这个好兆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造福于农民的后续政策跟上?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
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我和弟弟考上学校,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各种询问、各种收容拘押搜查甚至警棍警拷警车等等。他们本来丧失殆尽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悲惨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屈辱和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没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审美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唯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讲课时,老喜欢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我再也不在课堂上用那种看似深刻实际上浅薄的方式批评这些被扭曲、被摧残的可怜人。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俗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渡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一百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1942年和1960年的中国饥民,如果一百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五十块钱一百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两千万生命。现在通常说1960年那次饥荒全国大约饿死两千万人,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农民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卑贱,帮助他们起死回生实在是太简单了,只要不刻意践踏就行。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残余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极尽人间奢华的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大明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没有一件不是这样诞生的。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路四环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农村唯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就在这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上,政府几乎是放弃不管的态度。农民不过是只能干活和纳税不能享受权利和利益的牲口,除了圈里的一把干草,什么也没有。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有时候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心里老感到一阵阵刺痛。听说一位退休的官员一边吃着几万元一桌的酒宴,一边调侃说“吃的是粗茶淡饭”,更让人感到荒唐。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这样盘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常常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淋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
◎◎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个。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这个事情就像让地狱的鬼魂摆脱地狱一样重要而又艰难。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荣。
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人屎人渣,活得像猪狗一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
我和弟弟考上学校,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各种询问、各种收容拘押搜查甚至警棍警拷警车等等。他们本来丧失殆尽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
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悲惨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屈辱和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卑贱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七十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小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镇上卖。现在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每天卖上20斤30斤没有问题。中等经济以上的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此外就要到过年过节才会吃肉。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色彩调配不当,常常让一个稍微有一点审美能力人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做成什么好房子的。另外,农村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在改变,好像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比如以前菜园里蔬菜太多,是送给邻居吃。现在则常有人有意种很多蔬菜卖给邻居吃。到集市上买蔬菜也是常有的事。原先都是请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现在到集市买衣服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我直到这两年才知道,一个农村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国家交税,直到他八十岁,完全靠子孙赡养了,还得交税,这种付出要到咽气才能停止。据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压榨农民的。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想从一个群体中取得什么,同时也必须向这个群体有所付出,以示笼络。比如,为了让知识分子少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多拿科研经费、当教授、当某某协会会长、当政协委员等等。农民为了能够吃上猪肉,还每天用粮草先将猪喂饱。这种人类行为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交换法则。可是农民卑贱到连这样的交换法则都失去效率。这个社会盘剥起农民来,就像狼将一头羊吃了,要吃就是要吃,吃了就是吃了,连讲个理由找个借口都不需要,狼最后至多只是将一包粪便还给大地。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水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农民从出生到死亡天天给国家交税,一生到头无法从国家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和回报。他们生病了没人管,他们学不到劳动技能没人管,他们遇到灾害实际上还是没人管。他们的教育没人管,当他们想念书时,还得自己带上课桌课凳。他们想到城里打工却常常被无端打死。前两年有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公安局打死了,激起全国知识界的公愤。可是,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一个收容所平均一天打死一个人,全国这么多收容所,一年要打死多少人?这些死者全部是走投无路四处谋生的农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理由被打死的。在现在的文明时代,猎人打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天鹅是要受到追究的,甚至要判刑,可是人们打死一个农民却像消灭一个苍蝇一样不但不要说明理由反倒可以看作工作成绩。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机关,光是凭关系来上班的临时工就有48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得有几百人之多。他们个个都是向农民要钱的。除了国家的黑洞填不满,每个官员个人的腰包也永远填不满。如果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交不出钱,手铐和警棍就等在旁边。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第一个要求应该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实际上就是只有交税(其实远不止是税)和挨打的义务、而没有起码的生存权利的奴隶。1942年中国河南、广东大饥荒,光是河南就饿死了六百万人。1960年全国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这些饿死鬼个个都是种粮的农民。为什么单单饿死直接生产粮食的人?就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种田,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但无法拥有自己种出的粮食,他们饥饿的时候连讨饭的权利也常常惨遭剥夺。1960年河南信阳当局用枪杆子把守路口不让农民出门乞讨。另外,将他们抓进收容所活活打死,其实就是剥夺他们乞讨的权利。这样的人不是奴隶是什么?这些年农村的新房子有所增加,但是村庄的格局越来越乱,房子堵路的情况很严重。在我们那个乡,从乡政府去九山村委会的一条公路,就给农民盖房蹭了一点边,所有车辆行人不得不来个急转弯。村内的巷道被挤被占的就更多了。还有卫生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几乎所有的公共池塘都成了垃圾场,池塘四周堆满了生活垃圾,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每个小镇都脏得惨不忍睹。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将垃圾倒在街道中央,汽车一卷、风一吹,满街都是灰尘。像倒垃圾这种情况,决不能随意批评农民素质差,素质再好的个人也没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问题。凡是公共问题都必须由相关的社会组织解决。在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无社会的地方,只要政府不管就绝不会有别的力量敢于介入。可是在农村、在我们的家乡,这些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出面解决的事情,都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乡村两级组织几乎以收钱为唯一的功能,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注与农民权益相关联的事情。农民交出了那么多钱却买不到最起码的服务,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交换原则在这里又一次失去了效用。农民的休闲时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它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电视机,而且那些节目实在无聊透顶。打麻将都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很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让人昏昏欲睡。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好暗合了农民的心境与命运。家乡的兄弟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他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挣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在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理想。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是社会之外的贱民,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作一个小喽罗也不可能——因为小喽罗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常常悲叹自己不是人,只不过是人屎人渣,并且知道自己越来越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和见识培养孩子,世世代代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地狱般的厄运。他们对于命运的绝望牢固而又悲凉,因而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状态。那些从城里来观光的城里人常常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农民豁达沉勇,乐天知足,面对厄运一片坦然。这种印象真是大错特错,离农民的真实情况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那坦然背后千年不改的伤痛与绝望。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总是爆发出那么具有毁灭性的愤怒和仇恨,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平时的所谓坦然背后其实压抑着多少隐痛和诅咒,那种漫长的逆来顺受积郁了多少同归于尽的残忍和冷酷。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今年宣布要逐步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因此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门大开,外国的粮食因为生产成本特低而价格特便宜。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能够维持多久?在这个好兆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造福于农民的后续政策跟上?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个。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这个事情就像让地狱的鬼魂摆脱地狱一样重要而又艰难。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荣。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人屎人渣,活得像猪狗一样。
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没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审美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唯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讲课时,老喜欢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我再也不在课堂上用那种看似深刻实际上浅薄的方式批评这些被扭曲、被摧残的可怜人。
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俗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渡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更太平更长久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却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但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最不愿意轻易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农民自己从来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作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艰难,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不可能,他们的悲惨实在太彻底啦。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考学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如此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悲惨群体的原罪感。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附注一。根据胡平先生2004年3月15日采访录音整理加工。长期以来我对乡村欲说还休,由于整理胡平先生的访谈,我第一次将这方面的感受形成文字,就此向胡平先生深致谢意。)(附注二。文中谈及的血液病患者万里民已于2004年7月主动要求注射安眠药去世,先后注射6针才停止呼吸。)原载南昌《江南都市报》2004年5月31日、6月7日(连载)海口《天涯》杂志2004年6期重新发表北京《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转载
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一百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1942年和1960年的中国饥民,如果一百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五十块钱一百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两千万生命。现在通常说1960年那次饥荒全国大约饿死两千万人,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农民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卑贱,帮助他们起死回生实在是太简单了,只要不刻意践踏就行。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残余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
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极尽人间奢华的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大明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没有一件不是这样诞生的。
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
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路四环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
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
农村唯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就在这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上,政府几乎是放弃不管的态度。农民不过是只能干活和纳税不能享受权利和利益的牲口,除了圈里的一把干草,什么也没有。
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有时候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心里老感到一阵阵刺痛。听说一位退休的官员一边吃着几万元一桌的酒宴,一边调侃说“吃的是粗茶淡饭”,更让人感到荒唐。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这样盘算。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
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我和弟弟考上学校,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各种询问、各种收容拘押搜查甚至警棍警拷警车等等。他们本来丧失殆尽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悲惨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屈辱和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没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审美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唯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讲课时,老喜欢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我再也不在课堂上用那种看似深刻实际上浅薄的方式批评这些被扭曲、被摧残的可怜人。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俗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渡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一百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1942年和1960年的中国饥民,如果一百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五十块钱一百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两千万生命。现在通常说1960年那次饥荒全国大约饿死两千万人,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农民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卑贱,帮助他们起死回生实在是太简单了,只要不刻意践踏就行。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残余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极尽人间奢华的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大明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没有一件不是这样诞生的。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路四环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农村唯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就在这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上,政府几乎是放弃不管的态度。农民不过是只能干活和纳税不能享受权利和利益的牲口,除了圈里的一把干草,什么也没有。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有时候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心里老感到一阵阵刺痛。听说一位退休的官员一边吃着几万元一桌的酒宴,一边调侃说“吃的是粗茶淡饭”,更让人感到荒唐。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这样盘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常常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淋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
 
◎◎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更太平更长久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却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但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最不愿意轻易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农民自己从来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作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艰难,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不可能,他们的悲惨实在太彻底啦。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考学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如此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悲惨群体的原罪感。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附注一。根据胡平先生2004年3月15日采访录音整理加工。长期以来我对乡村欲说还休,由于整理胡平先生的访谈,我第一次将这方面的感受形成文字,就此向胡平先生深致谢意。)(附注二。文中谈及的血液病患者万里民已于2004年7月主动要求注射安眠药去世,先后注射6针才停止呼吸。)原载南昌《江南都市报》2004年5月31日、6月7日(连载)海口《天涯》杂志2004年6期重新发表北京《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转载
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
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常常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淋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更太平更长久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
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却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
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但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更太平更长久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却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但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最不愿意轻易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农民自己从来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作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艰难,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不可能,他们的悲惨实在太彻底啦。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考学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如此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悲惨群体的原罪感。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附注一。根据胡平先生2004年3月15日采访录音整理加工。长期以来我对乡村欲说还休,由于整理胡平先生的访谈,我第一次将这方面的感受形成文字,就此向胡平先生深致谢意。)(附注二。文中谈及的血液病患者万里民已于2004年7月主动要求注射安眠药去世,先后注射6针才停止呼吸。)原载南昌《江南都市报》2004年5月31日、6月7日(连载)海口《天涯》杂志2004年6期重新发表北京《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转载
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最不愿意轻易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
农民自己从来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作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艰难,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几乎不可能,他们的悲惨实在太彻底啦。
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考学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如此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从地狱逃出来的那一个。实际上每一次告白都在调整着我与城市的关系,使得我在趣味上在心理上与城市越来越格格不入,与代表城市利益的这种体制甚至越走越远。
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悲惨群体的原罪感。◎◎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卑贱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食方面比较明显,七十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小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我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镇上卖。现在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每天卖上20斤30斤没有问题。中等经济以上的家庭吃肉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生活条件困难一些的人家还是舍不得吃,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者有什么喜事才买点肉来吃,此外就要到过年过节才会吃肉。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色彩调配不当,常常让一个稍微有一点审美能力人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做成什么好房子的。另外,农村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在改变,好像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比如以前菜园里蔬菜太多,是送给邻居吃。现在则常有人有意种很多蔬菜卖给邻居吃。到集市上买蔬菜也是常有的事。原先都是请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现在到集市买衣服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我直到这两年才知道,一个农村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向国家交税,直到他八十岁,完全靠子孙赡养了,还得交税,这种付出要到咽气才能停止。据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压榨农民的。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想从一个群体中取得什么,同时也必须向这个群体有所付出,以示笼络。比如,为了让知识分子少说三道四,就让他们多拿科研经费、当教授、当某某协会会长、当政协委员等等。农民为了能够吃上猪肉,还每天用粮草先将猪喂饱。这种人类行为体现了物质世界普遍存在的交换法则。可是农民卑贱到连这样的交换法则都失去效率。这个社会盘剥起农民来,就像狼将一头羊吃了,要吃就是要吃,吃了就是吃了,连讲个理由找个借口都不需要,狼最后至多只是将一包粪便还给大地。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水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农民从出生到死亡天天给国家交税,一生到头无法从国家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和回报。他们生病了没人管,他们学不到劳动技能没人管,他们遇到灾害实际上还是没人管。他们的教育没人管,当他们想念书时,还得自己带上课桌课凳。他们想到城里打工却常常被无端打死。前两年有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公安局打死了,激起全国知识界的公愤。可是,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一个收容所平均一天打死一个人,全国这么多收容所,一年要打死多少人?这些死者全部是走投无路四处谋生的农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理由被打死的。在现在的文明时代,猎人打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天鹅是要受到追究的,甚至要判刑,可是人们打死一个农民却像消灭一个苍蝇一样不但不要说明理由反倒可以看作工作成绩。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机关,光是凭关系来上班的临时工就有48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得有几百人之多。他们个个都是向农民要钱的。除了国家的黑洞填不满,每个官员个人的腰包也永远填不满。如果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交不出钱,手铐和警棍就等在旁边。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第一个要求应该是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实际上就是只有交税(其实远不止是税)和挨打的义务、而没有起码的生存权利的奴隶。1942年中国河南、广东大饥荒,光是河南就饿死了六百万人。1960年全国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这些饿死鬼个个都是种粮的农民。为什么单单饿死直接生产粮食的人?就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种田,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他们不但无法拥有自己种出的粮食,他们饥饿的时候连讨饭的权利也常常惨遭剥夺。1960年河南信阳当局用枪杆子把守路口不让农民出门乞讨。另外,将他们抓进收容所活活打死,其实就是剥夺他们乞讨的权利。这样的人不是奴隶是什么?这些年农村的新房子有所增加,但是村庄的格局越来越乱,房子堵路的情况很严重。在我们那个乡,从乡政府去九山村委会的一条公路,就给农民盖房蹭了一点边,所有车辆行人不得不来个急转弯。村内的巷道被挤被占的就更多了。还有卫生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几乎所有的公共池塘都成了垃圾场,池塘四周堆满了生活垃圾,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每个小镇都脏得惨不忍睹。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将垃圾倒在街道中央,汽车一卷、风一吹,满街都是灰尘。像倒垃圾这种情况,决不能随意批评农民素质差,素质再好的个人也没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问题。凡是公共问题都必须由相关的社会组织解决。在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无社会的地方,只要政府不管就绝不会有别的力量敢于介入。可是在农村、在我们的家乡,这些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出面解决的事情,都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乡村两级组织几乎以收钱为唯一的功能,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注与农民权益相关联的事情。农民交出了那么多钱却买不到最起码的服务,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交换原则在这里又一次失去了效用。农民的休闲时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它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电视机,而且那些节目实在无聊透顶。打麻将都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很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让人昏昏欲睡。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好暗合了农民的心境与命运。家乡的兄弟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他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挣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在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理想。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是社会之外的贱民,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作一个小喽罗也不可能——因为小喽罗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常常悲叹自己不是人,只不过是人屎人渣,并且知道自己越来越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和见识培养孩子,世世代代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地狱般的厄运。他们对于命运的绝望牢固而又悲凉,因而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状态。那些从城里来观光的城里人常常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农民豁达沉勇,乐天知足,面对厄运一片坦然。这种印象真是大错特错,离农民的真实情况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因为他们没有体会到那坦然背后千年不改的伤痛与绝望。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总是爆发出那么具有毁灭性的愤怒和仇恨,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平时的所谓坦然背后其实压抑着多少隐痛和诅咒,那种漫长的逆来顺受积郁了多少同归于尽的残忍和冷酷。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今年宣布要逐步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因此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门大开,外国的粮食因为生产成本特低而价格特便宜。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能够维持多久?在这个好兆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造福于农民的后续政策跟上?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在我们村里,通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个。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份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这个事情就像让地狱的鬼魂摆脱地狱一样重要而又艰难。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就是最大的光荣。那年我到汕头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是人屎人渣,活得像猪狗一样。
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
 
(附注一。根据胡平先生2004年3月15日采访录音整理加工。长期以来我对乡村欲说还休,由于整理胡平先生的访谈,我第一次将这方面的感受形成文字,就此向胡平先生深致谢意。)
(附注二。文中谈及的血液病患者万里民已于2004年7月主动要求注射安眠药去世,先后注射6针才停止呼吸。)
 
原载南昌《江南都市报》2004年5月31日、6月7日(连载)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真诚,但我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我们毕竟还有一些不一样。我进入了国家体制之中,拥有体制所给的许多资源,比如我有稳定的收入,我在家乡休假时照样能领到工资(这一点农民兄弟最为羡慕),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还有医疗保障。我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非农业类”户口,可以充分享受城里的教育资源,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大戏院、大医院等等一切公共资源,而这一切都跟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关。我和弟弟考上学校,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就不再一样啦。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弟弟都在城里找到了一条活路,其他的兄弟姐妹却永远是黄土地上自生自灭的一群,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陪伴他们的是各种审视、各种询问、各种收容拘押搜查甚至警棍警拷警车等等。他们本来丧失殆尽的尊严会受到比在农村更加严重的伤害和剥夺。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悲惨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他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屈辱和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离开农村以后,先后生活在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没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明显。我至今没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我对城市几乎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了解的兴趣。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审美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唯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第一次抚摸着慈禧太后抚摸过的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以前我在讲课时,老喜欢以项羽的部队火烧阿房宫为例,批评起义农民的暴力倾向。看了颐和园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农民为什么痛恨这样奢侈、糜烂、罪恶的建筑。后来我再也不在课堂上用那种看似深刻实际上浅薄的方式批评这些被扭曲、被摧残的可怜人。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建筑像故宫那样令我厌恶和绝望。那里屋宇纵横、寸草不生,完全没有人气和生气,纯粹是个圈养动物的地方。长期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天使也会被扭曲成魔鬼,更别说权欲熏心、浊气冲天的俗人了。那里成为上演人间丑剧的大舞台,是再自然不过。至于陈列在那里的所谓珍宝,没有一件让我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件珍宝都饱含着最深重的人间罪恶。可以说,这里的宝物件件都是价值连城,一件宝物足可以让千万被权贵剥夺殆尽的难民渡过生死难关。那里一块重达几十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新疆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花了多少年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加工完毕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一百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1942年和1960年的中国饥民,如果一百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五十块钱一百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两千万生命。现在通常说1960年那次饥荒全国大约饿死两千万人,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农民的生命像草芥一样卑贱,帮助他们起死回生实在是太简单了,只要不刻意践踏就行。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残余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极尽人间奢华的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大明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没有一件不是这样诞生的。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路四环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96%至96.5%;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3.5%至4%。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农村唯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就在这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上,政府几乎是放弃不管的态度。农民不过是只能干活和纳税不能享受权利和利益的牲口,除了圈里的一把干草,什么也没有。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有时候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心里老感到一阵阵刺痛。听说一位退休的官员一边吃着几万元一桌的酒宴,一边调侃说“吃的是粗茶淡饭”,更让人感到荒唐。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这样盘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常常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淋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
海口《天涯》杂志2004年6期重新发表
北京《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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