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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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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10-18 23:58:21|  分类: 鲁迅世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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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说来,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经过翻找日记,确知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11月24日,当时名叫《狂人日记与中国精神》。那时候写过很多谈论文学问题的短稿,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几篇之外,其他都成为所谓“抽屉文学”。12年后,由于编辑朋友约稿,我将这篇旧作重抄一遍,变动了一下名字,终于发表在1999年5月12日的《中国合作新报》上。还没来得及收到样报,就听朋友说,《南方周末》鄢烈山主持的版面发表了此文。后来收到《南方周末》1999年6月18日的样报,才知道鄢先生是从《中国合作新报》读到此文后,摘要编发在文摘版上的。此前一天,河北的《文论报》还全文发表了此文。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向三家报纸和相关编辑表示感谢。)
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说来,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经过翻找日记,确知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11月24日,当时名叫《狂人日记与中国精神》。那时候写过很多谈论文学问题的短稿,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几篇之外,其他都成为所谓“抽屉文学”。12年后,由于编辑朋友约稿,我将这篇旧作重抄一遍,变动了一下名字,终于发表在1999年5月12日的《中国合作新报》上。还没来得及收到样报,就听朋友说,《南方周末》鄢烈山主持的版面发表了此文。后来收到《南方周末》1999年6月18日的样报,才知道鄢先生是从《中国合作新报》读到此文后,摘要编发在文摘版上的。此前一天,河北的《文论报》还全文发表了此文。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向三家报纸和相关编辑表示感谢。)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治活动,那风仪确实洒脱。可她的洒脱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遥想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为了喊出一句“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即使这样,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陷身于囹圄之中。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实在太出色了。在这样的地方,要做一个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再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里,一边翻翻“陈年流水簿子”,一边喃喃自语,轻声念叨几句“吃人”之类,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样做,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做去,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照我的浅见,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是决不会发狂的。真正发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进监狱、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不叫发狂,而叫英明决策。所以,名正言顺的狂人,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从《狂人日记》中读出这一层,真叫人不寒而栗。中国生活对于生命的压抑,已经远远超出了“控制”、“钳制”使之无法冲动的状态,而是进到了使生命冲动本身不复存在的地步。中国人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最严格最完备的奴隶规距。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严格而又完备的奴隶规距来约束自己、来权衡自己的言行举止。所谓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对于奴隶规矩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对于自我生命的调节能力、压抑能力。狂人虽然顶着一个狂字,表面上也确实有点疯疯颠颠、语无伦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这一“理性”标准。在小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狂人主要是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的小房里,深切地反省自己、权衡环境。他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尔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们讲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隶之规、蹈奴隶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尝试着讲几句提醒的话。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感,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真正发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胀自我横扫天下的欲望、砸烂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环境完全无所顾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啸猛进的放肆等等,都极其稀薄甚至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体现了十足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  我们在悲哀之余,不得不惊叹鲁迅先生的清醒。他太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他太知道中国人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了。他之不让狂人作歇斯底里的发泄和魔鬼式的反抗,正是基于这样的清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摩罗(再过几天[十九日]就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收到鲁迅博物馆召开纪念会的请柬,我本来打算一定参加,但是突然有要事缠身,无法赴会;乃在这里发几篇旧文,算是另一种纪念方式。)《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了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侯,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颠颠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侯,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主要地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步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 

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说来,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经过翻找日记,确知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11月24日,当时名叫《狂人日记与中国精神》。那时候写过很多谈论文学问题的短稿,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几篇之外,其他都成为所谓“抽屉文学”。12年后,由于编辑朋友约稿,我将这篇旧作重抄一遍,变动了一下名字,终于发表在1999年5月12日的《中国合作新报》上。还没来得及收到样报,就听朋友说,《南方周末》鄢烈山主持的版面发表了此文。后来收到《南方周末》1999年6月18日的样报,才知道鄢先生是从《中国合作新报》读到此文后,摘要编发在文摘版上的。此前一天,河北的《文论报》还全文发表了此文。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向三家报纸和相关编辑表示感谢。)(再过几天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摩罗(再过几天[十九日]就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收到鲁迅博物馆召开纪念会的请柬,我本来打算一定参加,但是突然有要事缠身,无法赴会;乃在这里发几篇旧文,算是另一种纪念方式。)《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了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侯,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颠颠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侯,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主要地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步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十九日]就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收到鲁迅博物馆召开纪念会的请柬,我本来打算一定参加,但是突然有要事缠身,无法赴会;乃在这里发几篇旧文,算是另一种纪念方式。)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了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摩罗(再过几天[十九日]就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收到鲁迅博物馆召开纪念会的请柬,我本来打算一定参加,但是突然有要事缠身,无法赴会;乃在这里发几篇旧文,算是另一种纪念方式。)《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了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侯,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颠颠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侯,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主要地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步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

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说来,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经过翻找日记,确知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11月24日,当时名叫《狂人日记与中国精神》。那时候写过很多谈论文学问题的短稿,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几篇之外,其他都成为所谓“抽屉文学”。12年后,由于编辑朋友约稿,我将这篇旧作重抄一遍,变动了一下名字,终于发表在1999年5月12日的《中国合作新报》上。还没来得及收到样报,就听朋友说,《南方周末》鄢烈山主持的版面发表了此文。后来收到《南方周末》1999年6月18日的样报,才知道鄢先生是从《中国合作新报》读到此文后,摘要编发在文摘版上的。此前一天,河北的《文论报》还全文发表了此文。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向三家报纸和相关编辑表示感谢。)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侯,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颠颠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侯,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主要地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步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治活动,那风仪确实洒脱。可她的洒脱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遥想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为了喊出一句“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即使这样,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陷身于囹圄之中。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实在太出色了。在这样的地方,要做一个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再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里,一边翻翻“陈年流水簿子”,一边喃喃自语,轻声念叨几句“吃人”之类,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样做,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做去,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照我的浅见,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是决不会发狂的。真正发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进监狱、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不叫发狂,而叫英明决策。所以,名正言顺的狂人,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从《狂人日记》中读出这一层,真叫人不寒而栗。中国生活对于生命的压抑,已经远远超出了“控制”、“钳制”使之无法冲动的状态,而是进到了使生命冲动本身不复存在的地步。中国人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最严格最完备的奴隶规距。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严格而又完备的奴隶规距来约束自己、来权衡自己的言行举止。所谓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对于奴隶规矩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对于自我生命的调节能力、压抑能力。狂人虽然顶着一个狂字,表面上也确实有点疯疯颠颠、语无伦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这一“理性”标准。在小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狂人主要是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的小房里,深切地反省自己、权衡环境。他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尔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们讲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隶之规、蹈奴隶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尝试着讲几句提醒的话。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感,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真正发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胀自我横扫天下的欲望、砸烂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环境完全无所顾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啸猛进的放肆等等,都极其稀薄甚至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体现了十足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

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说来,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经过翻找日记,确知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11月24日,当时名叫《狂人日记与中国精神》。那时候写过很多谈论文学问题的短稿,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几篇之外,其他都成为所谓“抽屉文学”。12年后,由于编辑朋友约稿,我将这篇旧作重抄一遍,变动了一下名字,终于发表在1999年5月12日的《中国合作新报》上。还没来得及收到样报,就听朋友说,《南方周末》鄢烈山主持的版面发表了此文。后来收到《南方周末》1999年6月18日的样报,才知道鄢先生是从《中国合作新报》读到此文后,摘要编发在文摘版上的。此前一天,河北的《文论报》还全文发表了此文。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向三家报纸和相关编辑表示感谢。)

  我们在悲哀之余,不得不惊叹鲁迅先生的清醒。他太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他太知道中国人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了。他之不让狂人作歇斯底里的发泄和魔鬼式的反抗,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说来,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摩罗(再过几天[十九日]就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收到鲁迅博物馆召开纪念会的请柬,我本来打算一定参加,但是突然有要事缠身,无法赴会;乃在这里发几篇旧文,算是另一种纪念方式。)《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了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侯,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颠颠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侯,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主要地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步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经过翻找日记,确知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11月24日,当时名叫《狂人日记与中国精神》。那时候写过很多谈论文学问题的短稿,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几篇之外,其他都成为所谓“抽屉文学”。12年后,由于编辑朋友约稿,我将这篇旧作重抄一遍,变动了一下名字,终于发表在1999年5月12日的《中国合作新报》上。还没来得及收到样报,就听朋友说,《南方周末》鄢烈山主持的版面发表了此文。后来收到《南方周末》1999年6月18日的样报,才知道鄢先生是从《中国合作新报》读到此文后,摘要编发在文摘版上的。此前一天,河北的《文论报》还全文发表了此文。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向三家报纸和相关编辑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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