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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父亲  

2006-10-13 17:41:29|  分类: 散文诗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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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稳定的志向、又有坚强的毅力、还有出色的献身精神的人。父亲常常说,培养人要好几代的努力,你们赶上爹妈不识字,多受许多闭,等到你们培养自己的子女就方便了。我就业以后,交的朋友都是读书人。每位朋友都有一位有身份有体面的父亲,没发现哪位朋友像我一样是文盲父亲的儿子。可我从来没有因父亲是文盲和农民而自卑过。我总是把“我是农民的儿子”挂在嘴边,其中既表明了我所受的局限,也深蕴着内在的骄傲。父亲生性耿直,出言真率,从不知讨好人,一直在孤立无援中独自苦斗,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尊重与帮助。他从小少受温爱,从不奢望份外的享受。进入暮年,还处处为子女们着想。他奉献给子女的是全部生命,可子女们连指缝里的遗漏也不愿漏给他一点,仅仅按天伦之义给了老人家一口饭吃,他就心满意足,老觉得比那些被子女遗弃在饥寒交迫中的乡下老人幸福千百倍。父亲虽然非常思念出外的子女,却总是叫我不方便就别回家,他怕我为路费发愁。有一年我在外地过年,给父亲寄去三百无钱。可正月开学时,父亲托人带给我六百元,嘱我少打工,多念书。父亲一生毫无建树,好像可以说碌碌无为,可他用每天几毛钱的收入、用跛着腿挑回家来的粮食养大了六个子女,并给每个子女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受教育机会。父亲的子女没有一个陷在农活里,他们个个活得比父亲体面,个个过上了比贫苦农民舒适一点的日子。他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总有几个朋友给他们点个头、握下手、敬支烟之类。父亲自己则永远是穷山沟里草民群中最卑贱最不体面最没人放在眼里的草民。也许正是这种卑屈的命运激发了他内心对文化的向往、对尊严的渴望。父亲像那些真正有出息的人一样,最懂得做人的光荣与高贵。父亲以一生的挣扎与牺牲,为自己造就了一颗顽强吃苦、从容受难的灵魂。我不但庆幸父亲在极度艰苦中给了我上学的机会,更感激父亲传给了我不屈的灵魂。我永远会为父亲骄傲,可我看来我很难有能力好好报答父亲。我惟一的希望是做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好让父亲能够为我骄傲,我相信这也是父亲最渴望得到的报答。1997年7月27日,写于北京黄村原载《自由的歌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上谈论肉生蛆的事,父亲说有人等肉生蛆以后再吃,因为那蛆比肉更养人。我说,蛆长成以后,总归要吃肉,把肉消化掉了,变成它的屎尿,肉的营养就肯定受了损失。父亲很赞成我的说法,连声说,有道理,还是要读书,读了书就能讲出道理来。那年我正念初一。我至今也没去深究过,我当时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对。父亲的那次夸奖,对我鼓励很大。大约就是从那一次起,我自觉地继承了父亲“还是要读书”的思想。我在县城教书的那些年,做梦都想去外面开开眼界。可我因长期带着弟弟在身边念书,那么一点工资,总是入不敷出。我们在县城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勉强能吃上一口饱饭,但一直没法穿暖(我工作了六年之后,添置了一件外套,这才摆脱冬天的挨冻),更无法向外求发展。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文化讨论热那阵,武汉有个地方利用暑期办一个文化讲习班,那么多受我仰慕的著名学者参加讲学。办班者给我寄来一张通知,可我别说交学费,连旅费也拿不出来。在家陪父亲干农活时,我谈到这件事,父亲很认真地说,对学习有益的事,你还是想法去吧,哪怕是卖屋也值得。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父亲对一个已经大专毕业捧上了铁饭碗的儿子,还有这样的栽培意识和付出心态。从此我对父亲分外尊敬,这种尊敬远远超过了伦理感情的范围,这是对一个有稳定的志向、有铁一般坚定的牺牲精神的穷人所能产生的最高敬意。我当然不会真的让他去卖房子,我只是更加卖力地给弟弟送书。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念书的道理。而我弟弟的念书,父亲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我想,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帮父亲给弟弟送书的道理。由于我担负了给弟弟送书的担子,父亲总觉得对不起我似的。我每次回家,父亲母亲都流露出内疚感。我买点东西回家接父亲母亲,父亲总是跟母亲一样,再三再四地叫我下回别买。有一次,我带了一串香蕉回家,父亲一边吃,一边做出很不喜欢的样子。我临走时,父亲母亲一起对我说,那香蕉确实太难吃,以后千万别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太不值了。我以为他们真的不喜欢,此后再也没买过香蕉回家。可是,十几年后,我们家的经济困境有所缓解,有一次父亲母亲吃弟弟买来的香蕉,吃得那么开心,我一直暗自看着他们吃,难过得快要流下泪来。去年夏天,我从上海给父亲带来一双皮凉鞋,父亲不屑地说,这东西有什么好,我不穿。此后果然不穿,还天天说那是白费钱。妹妹从旁说,人家买了你就穿吧,也是一份心意呢,干吗天天说不喜欢。父亲悄悄对妹妹说,要是说了好,他以后老要买这些东西来,他哪有钱老买这些。我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可先是尽力给弟弟送书,后是因为再度到外边求学,几乎没对父亲母亲尽过孝心。我毕业找工作时,就很希望找到一家报酬较好的高校,心里老想着要多给父母一点钱。我最后来到了一家待遇较差的高校,这时我又想,一定要多写点稿子,多挣点稿费。今年正赶上北京半个世纪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我虽然极想早一天逃离北京,回江西去看望父母,却还是赖在这酷暑中拼命写文章。这虽然一半是因了朋友们催稿催得很紧,另一半也因了我需要尽快挣点稿费,好尽点为子的责任。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好好报答父亲的道理。所有的农民都以造房买地为荣。我的父亲却没有造建像样的房子。我们家的老屋一共四间房,其中一间是土改时分给父亲的,另三间都是后来陆续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六十年代,父亲在老屋后边做一间厨房,二十年后,改行当农民的父亲又在厨房后边添置了一间柴房。村里人因此嘲笑父亲一辈子只会做鸡窝,不会造房子。母亲向我转告这些话时,我只是更加强烈地为父亲母亲骄傲,并为自己有了这样的父亲母亲而深感庆幸。我是在毛泽东时代上学的,这代人中,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有四个子女上过高中,这虽不一定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父亲当农民以后,由于不堪劳累,那条受伤的腿经常发疼,有时候一发疼就长时间寸步难移。可是稍有好转,他又要一拐一拐地去干那些半生不熟的农活。父亲一辈子没能像别的农民那样造出一幢值得炫耀的漂亮房子,甚至也从来没有像别的农民那样豪赌过一回,豪饮过一回,或潇潇洒洒地花一回钱。父亲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由他的子女一分一分地花出去的,父亲自己则是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式的生活。父亲是一个既   

摩罗 

上谈论肉生蛆的事,父亲说有人等肉生蛆以后再吃,因为那蛆比肉更养人。我说,蛆长成以后,总归要吃肉,把肉消化掉了,变成它的屎尿,肉的营养就肯定受了损失。父亲很赞成我的说法,连声说,有道理,还是要读书,读了书就能讲出道理来。那年我正念初一。我至今也没去深究过,我当时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对。父亲的那次夸奖,对我鼓励很大。大约就是从那一次起,我自觉地继承了父亲“还是要读书”的思想。我在县城教书的那些年,做梦都想去外面开开眼界。可我因长期带着弟弟在身边念书,那么一点工资,总是入不敷出。我们在县城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勉强能吃上一口饱饭,但一直没法穿暖(我工作了六年之后,添置了一件外套,这才摆脱冬天的挨冻),更无法向外求发展。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文化讨论热那阵,武汉有个地方利用暑期办一个文化讲习班,那么多受我仰慕的著名学者参加讲学。办班者给我寄来一张通知,可我别说交学费,连旅费也拿不出来。在家陪父亲干农活时,我谈到这件事,父亲很认真地说,对学习有益的事,你还是想法去吧,哪怕是卖屋也值得。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父亲对一个已经大专毕业捧上了铁饭碗的儿子,还有这样的栽培意识和付出心态。从此我对父亲分外尊敬,这种尊敬远远超过了伦理感情的范围,这是对一个有稳定的志向、有铁一般坚定的牺牲精神的穷人所能产生的最高敬意。我当然不会真的让他去卖房子,我只是更加卖力地给弟弟送书。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念书的道理。而我弟弟的念书,父亲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我想,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帮父亲给弟弟送书的道理。由于我担负了给弟弟送书的担子,父亲总觉得对不起我似的。我每次回家,父亲母亲都流露出内疚感。我买点东西回家接父亲母亲,父亲总是跟母亲一样,再三再四地叫我下回别买。有一次,我带了一串香蕉回家,父亲一边吃,一边做出很不喜欢的样子。我临走时,父亲母亲一起对我说,那香蕉确实太难吃,以后千万别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太不值了。我以为他们真的不喜欢,此后再也没买过香蕉回家。可是,十几年后,我们家的经济困境有所缓解,有一次父亲母亲吃弟弟买来的香蕉,吃得那么开心,我一直暗自看着他们吃,难过得快要流下泪来。去年夏天,我从上海给父亲带来一双皮凉鞋,父亲不屑地说,这东西有什么好,我不穿。此后果然不穿,还天天说那是白费钱。妹妹从旁说,人家买了你就穿吧,也是一份心意呢,干吗天天说不喜欢。父亲悄悄对妹妹说,要是说了好,他以后老要买这些东西来,他哪有钱老买这些。我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可先是尽力给弟弟送书,后是因为再度到外边求学,几乎没对父亲母亲尽过孝心。我毕业找工作时,就很希望找到一家报酬较好的高校,心里老想着要多给父母一点钱。我最后来到了一家待遇较差的高校,这时我又想,一定要多写点稿子,多挣点稿费。今年正赶上北京半个世纪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我虽然极想早一天逃离北京,回江西去看望父母,却还是赖在这酷暑中拼命写文章。这虽然一半是因了朋友们催稿催得很紧,另一半也因了我需要尽快挣点稿费,好尽点为子的责任。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好好报答父亲的道理。所有的农民都以造房买地为荣。我的父亲却没有造建像样的房子。我们家的老屋一共四间房,其中一间是土改时分给父亲的,另三间都是后来陆续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六十年代,父亲在老屋后边做一间厨房,二十年后,改行当农民的父亲又在厨房后边添置了一间柴房。村里人因此嘲笑父亲一辈子只会做鸡窝,不会造房子。母亲向我转告这些话时,我只是更加强烈地为父亲母亲骄傲,并为自己有了这样的父亲母亲而深感庆幸。我是在毛泽东时代上学的,这代人中,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有四个子女上过高中,这虽不一定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父亲当农民以后,由于不堪劳累,那条受伤的腿经常发疼,有时候一发疼就长时间寸步难移。可是稍有好转,他又要一拐一拐地去干那些半生不熟的农活。父亲一辈子没能像别的农民那样造出一幢值得炫耀的漂亮房子,甚至也从来没有像别的农民那样豪赌过一回,豪饮过一回,或潇潇洒洒地花一回钱。父亲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由他的子女一分一分地花出去的,父亲自己则是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式的生活。父亲是一个既

我常说我的父亲是农民,实际上他有时候并不是地道的农民。父亲很小就失了依靠,十来岁就给富有人家当放牛娃,后来跟一位裁缝师傅进婺源山区学了手艺。合作化运动期间,乡长点着父亲的名字不让他去外地谋生。父亲因此成为政府随意调遣的劳力,在我们家乡非常有名的张岭水库和南浔铁路(即今天南昌至九江之铁路)的工地上度过了年轻的岁月。形势有了变化之后,父亲才重新操起了他的老行当,此后大半辈子都以裁缝为业,靠此养大了六个子女。他是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好裁缝师傅。

上谈论肉生蛆的事,父亲说有人等肉生蛆以后再吃,因为那蛆比肉更养人。我说,蛆长成以后,总归要吃肉,把肉消化掉了,变成它的屎尿,肉的营养就肯定受了损失。父亲很赞成我的说法,连声说,有道理,还是要读书,读了书就能讲出道理来。那年我正念初一。我至今也没去深究过,我当时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对。父亲的那次夸奖,对我鼓励很大。大约就是从那一次起,我自觉地继承了父亲“还是要读书”的思想。我在县城教书的那些年,做梦都想去外面开开眼界。可我因长期带着弟弟在身边念书,那么一点工资,总是入不敷出。我们在县城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勉强能吃上一口饱饭,但一直没法穿暖(我工作了六年之后,添置了一件外套,这才摆脱冬天的挨冻),更无法向外求发展。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文化讨论热那阵,武汉有个地方利用暑期办一个文化讲习班,那么多受我仰慕的著名学者参加讲学。办班者给我寄来一张通知,可我别说交学费,连旅费也拿不出来。在家陪父亲干农活时,我谈到这件事,父亲很认真地说,对学习有益的事,你还是想法去吧,哪怕是卖屋也值得。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父亲对一个已经大专毕业捧上了铁饭碗的儿子,还有这样的栽培意识和付出心态。从此我对父亲分外尊敬,这种尊敬远远超过了伦理感情的范围,这是对一个有稳定的志向、有铁一般坚定的牺牲精神的穷人所能产生的最高敬意。我当然不会真的让他去卖房子,我只是更加卖力地给弟弟送书。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念书的道理。而我弟弟的念书,父亲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我想,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帮父亲给弟弟送书的道理。由于我担负了给弟弟送书的担子,父亲总觉得对不起我似的。我每次回家,父亲母亲都流露出内疚感。我买点东西回家接父亲母亲,父亲总是跟母亲一样,再三再四地叫我下回别买。有一次,我带了一串香蕉回家,父亲一边吃,一边做出很不喜欢的样子。我临走时,父亲母亲一起对我说,那香蕉确实太难吃,以后千万别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太不值了。我以为他们真的不喜欢,此后再也没买过香蕉回家。可是,十几年后,我们家的经济困境有所缓解,有一次父亲母亲吃弟弟买来的香蕉,吃得那么开心,我一直暗自看着他们吃,难过得快要流下泪来。去年夏天,我从上海给父亲带来一双皮凉鞋,父亲不屑地说,这东西有什么好,我不穿。此后果然不穿,还天天说那是白费钱。妹妹从旁说,人家买了你就穿吧,也是一份心意呢,干吗天天说不喜欢。父亲悄悄对妹妹说,要是说了好,他以后老要买这些东西来,他哪有钱老买这些。我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可先是尽力给弟弟送书,后是因为再度到外边求学,几乎没对父亲母亲尽过孝心。我毕业找工作时,就很希望找到一家报酬较好的高校,心里老想着要多给父母一点钱。我最后来到了一家待遇较差的高校,这时我又想,一定要多写点稿子,多挣点稿费。今年正赶上北京半个世纪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我虽然极想早一天逃离北京,回江西去看望父母,却还是赖在这酷暑中拼命写文章。这虽然一半是因了朋友们催稿催得很紧,另一半也因了我需要尽快挣点稿费,好尽点为子的责任。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好好报答父亲的道理。所有的农民都以造房买地为荣。我的父亲却没有造建像样的房子。我们家的老屋一共四间房,其中一间是土改时分给父亲的,另三间都是后来陆续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六十年代,父亲在老屋后边做一间厨房,二十年后,改行当农民的父亲又在厨房后边添置了一间柴房。村里人因此嘲笑父亲一辈子只会做鸡窝,不会造房子。母亲向我转告这些话时,我只是更加强烈地为父亲母亲骄傲,并为自己有了这样的父亲母亲而深感庆幸。我是在毛泽东时代上学的,这代人中,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有四个子女上过高中,这虽不一定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父亲当农民以后,由于不堪劳累,那条受伤的腿经常发疼,有时候一发疼就长时间寸步难移。可是稍有好转,他又要一拐一拐地去干那些半生不熟的农活。父亲一辈子没能像别的农民那样造出一幢值得炫耀的漂亮房子,甚至也从来没有像别的农民那样豪赌过一回,豪饮过一回,或潇潇洒洒地花一回钱。父亲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由他的子女一分一分地花出去的,父亲自己则是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式的生活。父亲是一个既1981年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需要一个种田人了。那时大哥在公社的农机厂做干部,我刚刚大专毕业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弟弟妹妹在上中小学,只有二哥刚从部队退役回家,虽在种田却不太安心。父亲不想把家里的责任田交给二哥,父亲说,他是读过书的人,还要找机会奔前途。于是父亲自己改行当了农民。那年父亲五十岁,农村人到了五十岁一般都被看作老人,父亲却以老年之身重新学习世界上最艰苦的行当,当然要比别人加倍吃苦才行。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缺乏训练的赤脚医生打针扎伤了坐骨神经,此后多年他走路总是一拐一拐,夜间睡到床上,伤腿不断地痉挛。他上户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主户前一天晚上上门来接走他的缝纫机,第二天早上父亲再一瘸一拐地传山过岭去上工。这样一位半残的老人,却突然要去做一个挑百斤驮百斤的苦力,他怎么敢呵!

父亲摩罗我常说我的父亲是农民,实际上他有时候并不是地道的农民。父亲很小就失了依靠,十来岁就给富有人家当放牛娃,后来跟一位裁缝师傅进婺源山区学了手艺。合作化运动期间,乡长点着父亲的名字不让他去外地谋生。父亲因此成为政府随意调遣的劳力,在我们家乡非常有名的张岭水库和南浔铁路(即今天南昌至九江之铁路)的工地上度过了年轻的岁月。形势有了变化之后,父亲才重新操起了他的老行当,此后大半辈子都以裁缝为业,靠此养大了六个子女。他是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好裁缝师傅。1981年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需要一个种田人了。那时大哥在公社的农机厂做干部,我刚刚大专毕业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弟弟妹妹在上中小学,只有二哥刚从部队退役回家,虽在种田却不太安心。父亲不想把家里的责任田交给二哥,父亲说,他是读过书的人,还要找机会奔前途。于是父亲自己改行当了农民。那年父亲五十岁,农村人到了五十岁一般都被看作老人,父亲却以老年之身重新学习世界上最艰苦的行当,当然要比别人加倍吃苦才行。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缺乏训练的赤脚医生打针扎伤了坐骨神经,此后多年他走路总是一拐一拐,夜间睡到床上,伤腿不断地痉挛。他上户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主户前一天晚上上门来接走他的缝纫机,第二天早上父亲再一瘸一拐地传山过岭去上工。这样一位半残的老人,却突然要去做一个挑百斤驮百斤的苦力,他怎么敢呵!我知道父亲的动力在哪里,那就是让儿子摆脱当农民的命运,成为有体面的人。父亲吃苦一生,惟一的目的就在这里。为了让子女们有前途,他拼尽全力给子女送书。我初中毕业那年,我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一位当干部的朋友对父亲说,就算能轮到你家人读大学,推荐了一个也就了不起,还要读那么多高中干吗?可父亲还是让我升了高中。父亲说,他在婺源山区做裁缝时,曾有军队拉他入伙,可他想自己只字不识,入伙只能当炮灰,终于没去。父亲还说,土改的时候,一位干部到村里来开会,很神气地呵斥这些农人。父亲在会上对一件事提出了一点看法,那位干部准备将这看法记下来,拿着笔问父亲的名字。父亲说自己的名字叫响亮,干部用笔试了几下,却不敢写下去,抬起头问哪个响字。一位农民没好气地说,还有哪个响,就是罄里哐啷响的响。干部愣了老半天,那笔就是没法往纸上写,此后他就瘪下去了,再也不敢大声训人。父亲还说,只有卖屋的,没有卖字的,只有掉钱的,没有掉字的。也就是说,把字认下肚子里,就是永远丢不掉的本钱,不怕派不上用场。所以他让每个子女都上学念书,每个人都要尽力往上念。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帮他记工帐。主户的名字不容易写,我写不来的问父亲,父亲写不来的问我。给谁做了一个工,就在谁的名字下写上几月初几,再画一个圆圈。如果是半个工,就画上一横把圆圈切成两半。每到年关,要向公社的厂里报工帐,交积累。要交的钱很多,常常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三分之一。那时候裁缝工是每天收费一块七毛五,其中二毛五是线钱,要用还到户主身上的,六毛五分是机修费,真正的工钱,每个工只值八毛五分钱。我是偶尔从父亲的抽屉里发现的一张纸上看来的,那张铅印的文件可能是县里某个管理机构印发的关于各种手工人的工价规定。父亲的劳动这么不值钱,我感到十分吃惊。后来我多次攥着那张纸琢磨,为什么裁缝师傅(那个文件称缝纫工)就比木匠、石匠(那个文件称泥水工)不值钱?我当时很庆幸机修费收得不低,大概可以占点便宜。父亲的收入,有百分之三十多必须交给公社的手工业合作社,那时好像称交积累,而不叫交税。三分之一,这么高的上交比例让我惊讶了大半辈子。而且上交的不是八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而是一块七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线钱和机修费怎么应该交税。每到年底盘算这事时,父亲总是说这不公平,可又无可奈何。只能设法少报几个工日。可报得太少,上头又不放过你。黯淡的煤油灯下,父亲屈辱而又愁眉苦脸的样子,给我印象很深。我很理解父亲的屈辱,而且还多一些义愤感。那时我就知道,父亲给我们送书,是多么不容易。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看到我们在读书上有所长进的时候。平时聊天,我们说了几句有知识的话,父亲就会马上夸奖一声,说这书没白读。有一天晚我知道父亲的动力在哪里,那就是让儿子摆脱当农民的命运,成为有体面的人。父亲吃苦一生,惟一的目的就在这里。为了让子女们有前途,他拼尽全力给子女送书。我初中毕业那年,我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一位当干部的朋友对父亲说,就算能轮到你家人读大学,推荐了一个也就了不起,还要读那么多高中干吗?可父亲还是让我升了高中。父亲说,他在婺源山区做裁缝时,曾有军队拉他入伙,可他想自己只字不识,入伙只能当炮灰,终于没去。父亲还说,土改的时候,一位干部到村里来开会,很神气地呵斥这些农人。父亲在会上对一件事提出了一点看法,那位干部准备将这看法记下来,拿着笔问父亲的名字。父亲说自己的名字叫响亮,干部用笔试了几下,却不敢写下去,抬起头问哪个响字。一位农民没好气地说,还有哪个响,就是罄里哐啷响的响。干部愣了老半天,那笔就是没法往纸上写,此后他就瘪下去了,再也不敢大声训人。父亲还说,只有卖屋的,没有卖字的,只有掉钱的,没有掉字的。也就是说,把字认下肚子里,就是永远丢不掉的本钱,不怕派不上用场。所以他让每个子女都上学念书,每个人都要尽力往上念。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帮他记工帐。主户的名字不容易写,我写不来的问父亲,父亲写不来的问我。给谁做了一个工,就在谁的名字下写上几月初几,再画一个圆圈。如果是半个工,就画上一横把圆圈切成两半。每到年关,要向公社的厂里报工帐,交积累。要交的钱很多,常常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三分之一。那时候裁缝工是每天收费一块七毛五,其中二毛五是线钱,要用还到户主身上的,六毛五分是机修费,真正的工钱,每个工只值八毛五分钱。我是偶尔从父亲的抽屉里发现的一张纸上看来的,那张铅印的文件可能是县里某个管理机构印发的关于各种手工人的工价规定。父亲的劳动这么不值钱,我感到十分吃惊。后来我多次攥着那张纸琢磨,为什么裁缝师傅(那个文件称缝纫工)就比木匠、石匠(那个文件称泥水工)不值钱?我当时很庆幸机修费收得不低,大概可以占点便宜。

父亲摩罗我常说我的父亲是农民,实际上他有时候并不是地道的农民。父亲很小就失了依靠,十来岁就给富有人家当放牛娃,后来跟一位裁缝师傅进婺源山区学了手艺。合作化运动期间,乡长点着父亲的名字不让他去外地谋生。父亲因此成为政府随意调遣的劳力,在我们家乡非常有名的张岭水库和南浔铁路(即今天南昌至九江之铁路)的工地上度过了年轻的岁月。形势有了变化之后,父亲才重新操起了他的老行当,此后大半辈子都以裁缝为业,靠此养大了六个子女。他是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好裁缝师傅。1981年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需要一个种田人了。那时大哥在公社的农机厂做干部,我刚刚大专毕业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弟弟妹妹在上中小学,只有二哥刚从部队退役回家,虽在种田却不太安心。父亲不想把家里的责任田交给二哥,父亲说,他是读过书的人,还要找机会奔前途。于是父亲自己改行当了农民。那年父亲五十岁,农村人到了五十岁一般都被看作老人,父亲却以老年之身重新学习世界上最艰苦的行当,当然要比别人加倍吃苦才行。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缺乏训练的赤脚医生打针扎伤了坐骨神经,此后多年他走路总是一拐一拐,夜间睡到床上,伤腿不断地痉挛。他上户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主户前一天晚上上门来接走他的缝纫机,第二天早上父亲再一瘸一拐地传山过岭去上工。这样一位半残的老人,却突然要去做一个挑百斤驮百斤的苦力,他怎么敢呵!我知道父亲的动力在哪里,那就是让儿子摆脱当农民的命运,成为有体面的人。父亲吃苦一生,惟一的目的就在这里。为了让子女们有前途,他拼尽全力给子女送书。我初中毕业那年,我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一位当干部的朋友对父亲说,就算能轮到你家人读大学,推荐了一个也就了不起,还要读那么多高中干吗?可父亲还是让我升了高中。父亲说,他在婺源山区做裁缝时,曾有军队拉他入伙,可他想自己只字不识,入伙只能当炮灰,终于没去。父亲还说,土改的时候,一位干部到村里来开会,很神气地呵斥这些农人。父亲在会上对一件事提出了一点看法,那位干部准备将这看法记下来,拿着笔问父亲的名字。父亲说自己的名字叫响亮,干部用笔试了几下,却不敢写下去,抬起头问哪个响字。一位农民没好气地说,还有哪个响,就是罄里哐啷响的响。干部愣了老半天,那笔就是没法往纸上写,此后他就瘪下去了,再也不敢大声训人。父亲还说,只有卖屋的,没有卖字的,只有掉钱的,没有掉字的。也就是说,把字认下肚子里,就是永远丢不掉的本钱,不怕派不上用场。所以他让每个子女都上学念书,每个人都要尽力往上念。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帮他记工帐。主户的名字不容易写,我写不来的问父亲,父亲写不来的问我。给谁做了一个工,就在谁的名字下写上几月初几,再画一个圆圈。如果是半个工,就画上一横把圆圈切成两半。每到年关,要向公社的厂里报工帐,交积累。要交的钱很多,常常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三分之一。那时候裁缝工是每天收费一块七毛五,其中二毛五是线钱,要用还到户主身上的,六毛五分是机修费,真正的工钱,每个工只值八毛五分钱。我是偶尔从父亲的抽屉里发现的一张纸上看来的,那张铅印的文件可能是县里某个管理机构印发的关于各种手工人的工价规定。父亲的劳动这么不值钱,我感到十分吃惊。后来我多次攥着那张纸琢磨,为什么裁缝师傅(那个文件称缝纫工)就比木匠、石匠(那个文件称泥水工)不值钱?我当时很庆幸机修费收得不低,大概可以占点便宜。父亲的收入,有百分之三十多必须交给公社的手工业合作社,那时好像称交积累,而不叫交税。三分之一,这么高的上交比例让我惊讶了大半辈子。而且上交的不是八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而是一块七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线钱和机修费怎么应该交税。每到年底盘算这事时,父亲总是说这不公平,可又无可奈何。只能设法少报几个工日。可报得太少,上头又不放过你。黯淡的煤油灯下,父亲屈辱而又愁眉苦脸的样子,给我印象很深。我很理解父亲的屈辱,而且还多一些义愤感。那时我就知道,父亲给我们送书,是多么不容易。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看到我们在读书上有所长进的时候。平时聊天,我们说了几句有知识的话,父亲就会马上夸奖一声,说这书没白读。有一天晚

父亲的收入,有百分之三十多必须交给公社的手工业合作社,那时好像称交积累,而不叫交税。三分之一,这么高的上交比例让我惊讶了大半辈子。而且上交的不是八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而是一块七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线钱和机修费怎么应该交税。每到年底盘算这事时,父亲总是说这不公平,可又无可奈何。只能设法少报几个工日。可报得太少,上头又不放过你。黯淡的煤油灯下,父亲屈辱而又愁眉苦脸的样子,给我印象很深。我很理解父亲的屈辱,而且还多一些义愤感。那时我就知道,父亲给我们送书,是多么不容易。

父亲摩罗我常说我的父亲是农民,实际上他有时候并不是地道的农民。父亲很小就失了依靠,十来岁就给富有人家当放牛娃,后来跟一位裁缝师傅进婺源山区学了手艺。合作化运动期间,乡长点着父亲的名字不让他去外地谋生。父亲因此成为政府随意调遣的劳力,在我们家乡非常有名的张岭水库和南浔铁路(即今天南昌至九江之铁路)的工地上度过了年轻的岁月。形势有了变化之后,父亲才重新操起了他的老行当,此后大半辈子都以裁缝为业,靠此养大了六个子女。他是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好裁缝师傅。1981年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需要一个种田人了。那时大哥在公社的农机厂做干部,我刚刚大专毕业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弟弟妹妹在上中小学,只有二哥刚从部队退役回家,虽在种田却不太安心。父亲不想把家里的责任田交给二哥,父亲说,他是读过书的人,还要找机会奔前途。于是父亲自己改行当了农民。那年父亲五十岁,农村人到了五十岁一般都被看作老人,父亲却以老年之身重新学习世界上最艰苦的行当,当然要比别人加倍吃苦才行。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缺乏训练的赤脚医生打针扎伤了坐骨神经,此后多年他走路总是一拐一拐,夜间睡到床上,伤腿不断地痉挛。他上户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主户前一天晚上上门来接走他的缝纫机,第二天早上父亲再一瘸一拐地传山过岭去上工。这样一位半残的老人,却突然要去做一个挑百斤驮百斤的苦力,他怎么敢呵!我知道父亲的动力在哪里,那就是让儿子摆脱当农民的命运,成为有体面的人。父亲吃苦一生,惟一的目的就在这里。为了让子女们有前途,他拼尽全力给子女送书。我初中毕业那年,我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一位当干部的朋友对父亲说,就算能轮到你家人读大学,推荐了一个也就了不起,还要读那么多高中干吗?可父亲还是让我升了高中。父亲说,他在婺源山区做裁缝时,曾有军队拉他入伙,可他想自己只字不识,入伙只能当炮灰,终于没去。父亲还说,土改的时候,一位干部到村里来开会,很神气地呵斥这些农人。父亲在会上对一件事提出了一点看法,那位干部准备将这看法记下来,拿着笔问父亲的名字。父亲说自己的名字叫响亮,干部用笔试了几下,却不敢写下去,抬起头问哪个响字。一位农民没好气地说,还有哪个响,就是罄里哐啷响的响。干部愣了老半天,那笔就是没法往纸上写,此后他就瘪下去了,再也不敢大声训人。父亲还说,只有卖屋的,没有卖字的,只有掉钱的,没有掉字的。也就是说,把字认下肚子里,就是永远丢不掉的本钱,不怕派不上用场。所以他让每个子女都上学念书,每个人都要尽力往上念。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帮他记工帐。主户的名字不容易写,我写不来的问父亲,父亲写不来的问我。给谁做了一个工,就在谁的名字下写上几月初几,再画一个圆圈。如果是半个工,就画上一横把圆圈切成两半。每到年关,要向公社的厂里报工帐,交积累。要交的钱很多,常常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三分之一。那时候裁缝工是每天收费一块七毛五,其中二毛五是线钱,要用还到户主身上的,六毛五分是机修费,真正的工钱,每个工只值八毛五分钱。我是偶尔从父亲的抽屉里发现的一张纸上看来的,那张铅印的文件可能是县里某个管理机构印发的关于各种手工人的工价规定。父亲的劳动这么不值钱,我感到十分吃惊。后来我多次攥着那张纸琢磨,为什么裁缝师傅(那个文件称缝纫工)就比木匠、石匠(那个文件称泥水工)不值钱?我当时很庆幸机修费收得不低,大概可以占点便宜。父亲的收入,有百分之三十多必须交给公社的手工业合作社,那时好像称交积累,而不叫交税。三分之一,这么高的上交比例让我惊讶了大半辈子。而且上交的不是八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而是一块七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线钱和机修费怎么应该交税。每到年底盘算这事时,父亲总是说这不公平,可又无可奈何。只能设法少报几个工日。可报得太少,上头又不放过你。黯淡的煤油灯下,父亲屈辱而又愁眉苦脸的样子,给我印象很深。我很理解父亲的屈辱,而且还多一些义愤感。那时我就知道,父亲给我们送书,是多么不容易。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看到我们在读书上有所长进的时候。平时聊天,我们说了几句有知识的话,父亲就会马上夸奖一声,说这书没白读。有一天晚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看到我们在读书上有所长进的时候。平时聊天,我们说了几句有知识的话,父亲就会马上夸奖一声,说这书没白读。有一天晚上谈论肉生蛆的事,父亲说有人等肉生蛆以后再吃,因为那蛆比肉更养人。我说,蛆长成以后,总归要吃肉,把肉消化掉了,变成它的屎尿,肉的营养就肯定受了损失。父亲很赞成我的说法,连声说,有道理,还是要读书,读了书就能讲出道理来。那年我正念初一。我至今也没去深究过,我当时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对。父亲的那次夸奖,对我鼓励很大。大约就是从那一次起,我自觉地继承了父亲“还是要读书”的思想。

我在县城教书的那些年,做梦都想去外面开开眼界。可我因长期带着弟弟在身边念书,那么一点工资,总是入不敷出。我们在县城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勉强能吃上一口饱饭,但一直没法穿暖(我工作了六年之后,添置了一件外套,这才摆脱冬天的挨冻),更无法向外求发展。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文化讨论热那阵,武汉有个地方利用暑期办一个文化讲习班,那么多受我仰慕的著名学者参加讲学。办班者给我寄来一张通知,可我别说交学费,连旅费也拿不出来。在家陪父亲干农活时,我谈到这件事,父亲很认真地说,对学习有益的事,你还是想法去吧,哪怕是卖屋也值得。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父亲对一个已经大专毕业捧上了铁饭碗的儿子,还有这样的栽培意识和付出心态。从此我对父亲分外尊敬,这种尊敬远远超过了伦理感情的范围,这是对一个有稳定的志向、有铁一般坚定的牺牲精神的穷人所能产生的最高敬意。我当然不会真的让他去卖房子,我只是更加卖力地给弟弟送书。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念书的道理。而我弟弟的念书,父亲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我想,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帮父亲给弟弟送书的道理。

父亲摩罗我常说我的父亲是农民,实际上他有时候并不是地道的农民。父亲很小就失了依靠,十来岁就给富有人家当放牛娃,后来跟一位裁缝师傅进婺源山区学了手艺。合作化运动期间,乡长点着父亲的名字不让他去外地谋生。父亲因此成为政府随意调遣的劳力,在我们家乡非常有名的张岭水库和南浔铁路(即今天南昌至九江之铁路)的工地上度过了年轻的岁月。形势有了变化之后,父亲才重新操起了他的老行当,此后大半辈子都以裁缝为业,靠此养大了六个子女。他是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好裁缝师傅。1981年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需要一个种田人了。那时大哥在公社的农机厂做干部,我刚刚大专毕业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弟弟妹妹在上中小学,只有二哥刚从部队退役回家,虽在种田却不太安心。父亲不想把家里的责任田交给二哥,父亲说,他是读过书的人,还要找机会奔前途。于是父亲自己改行当了农民。那年父亲五十岁,农村人到了五十岁一般都被看作老人,父亲却以老年之身重新学习世界上最艰苦的行当,当然要比别人加倍吃苦才行。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缺乏训练的赤脚医生打针扎伤了坐骨神经,此后多年他走路总是一拐一拐,夜间睡到床上,伤腿不断地痉挛。他上户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主户前一天晚上上门来接走他的缝纫机,第二天早上父亲再一瘸一拐地传山过岭去上工。这样一位半残的老人,却突然要去做一个挑百斤驮百斤的苦力,他怎么敢呵!我知道父亲的动力在哪里,那就是让儿子摆脱当农民的命运,成为有体面的人。父亲吃苦一生,惟一的目的就在这里。为了让子女们有前途,他拼尽全力给子女送书。我初中毕业那年,我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一位当干部的朋友对父亲说,就算能轮到你家人读大学,推荐了一个也就了不起,还要读那么多高中干吗?可父亲还是让我升了高中。父亲说,他在婺源山区做裁缝时,曾有军队拉他入伙,可他想自己只字不识,入伙只能当炮灰,终于没去。父亲还说,土改的时候,一位干部到村里来开会,很神气地呵斥这些农人。父亲在会上对一件事提出了一点看法,那位干部准备将这看法记下来,拿着笔问父亲的名字。父亲说自己的名字叫响亮,干部用笔试了几下,却不敢写下去,抬起头问哪个响字。一位农民没好气地说,还有哪个响,就是罄里哐啷响的响。干部愣了老半天,那笔就是没法往纸上写,此后他就瘪下去了,再也不敢大声训人。父亲还说,只有卖屋的,没有卖字的,只有掉钱的,没有掉字的。也就是说,把字认下肚子里,就是永远丢不掉的本钱,不怕派不上用场。所以他让每个子女都上学念书,每个人都要尽力往上念。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帮他记工帐。主户的名字不容易写,我写不来的问父亲,父亲写不来的问我。给谁做了一个工,就在谁的名字下写上几月初几,再画一个圆圈。如果是半个工,就画上一横把圆圈切成两半。每到年关,要向公社的厂里报工帐,交积累。要交的钱很多,常常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三分之一。那时候裁缝工是每天收费一块七毛五,其中二毛五是线钱,要用还到户主身上的,六毛五分是机修费,真正的工钱,每个工只值八毛五分钱。我是偶尔从父亲的抽屉里发现的一张纸上看来的,那张铅印的文件可能是县里某个管理机构印发的关于各种手工人的工价规定。父亲的劳动这么不值钱,我感到十分吃惊。后来我多次攥着那张纸琢磨,为什么裁缝师傅(那个文件称缝纫工)就比木匠、石匠(那个文件称泥水工)不值钱?我当时很庆幸机修费收得不低,大概可以占点便宜。父亲的收入,有百分之三十多必须交给公社的手工业合作社,那时好像称交积累,而不叫交税。三分之一,这么高的上交比例让我惊讶了大半辈子。而且上交的不是八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而是一块七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线钱和机修费怎么应该交税。每到年底盘算这事时,父亲总是说这不公平,可又无可奈何。只能设法少报几个工日。可报得太少,上头又不放过你。黯淡的煤油灯下,父亲屈辱而又愁眉苦脸的样子,给我印象很深。我很理解父亲的屈辱,而且还多一些义愤感。那时我就知道,父亲给我们送书,是多么不容易。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看到我们在读书上有所长进的时候。平时聊天,我们说了几句有知识的话,父亲就会马上夸奖一声,说这书没白读。有一天晚

由于我担负了给弟弟送书的担子,父亲总觉得对不起我似的。我每次回家,父亲母亲都流露出内疚感。我买点东西回家接父亲母亲,父亲总是跟母亲一样,再三再四地叫我下回别买。有一次,我带了一串香蕉回家,父亲一边吃,一边做出很不喜欢的样子。我临走时,父亲母亲一起对我说,那香蕉确实太难吃,以后千万别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太不值了。我以为他们真的不喜欢,此后再也没买过香蕉回家。可是,十几年后,我们家的经济困境有所缓解,有一次父亲母亲吃弟弟买来的香蕉,吃得那么开心,我一直暗自看着他们吃,难过得快要流下泪来。去年夏天,我从上海给父亲带来一双皮凉鞋,父亲不屑地说,这东西有什么好,我不穿。此后果然不穿,还天天说那是白费钱。妹妹从旁说,人家买了你就穿吧,也是一份心意呢,干吗天天说不喜欢。父亲悄悄对妹妹说,要是说了好,他以后老要买这些东西来,他哪有钱老买这些。

我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可先是尽力给弟弟送书,后是因为再度到外边求学,几乎没对父亲母亲尽过孝心。我毕业找工作时,就很希望找到一家报酬较好的高校,心里老想着要多给父母一点钱。我最后来到了一家待遇较差的高校,这时我又想,一定要多写点稿子,多挣点稿费。今年正赶上北京半个世纪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我虽然极想早一天逃离北京,回江西去看望父母,却还是赖在这酷暑中拼命写文章。这虽然一半是因了朋友们催稿催得很紧,另一半也因了我需要尽快挣点稿费,好尽点为子的责任。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好好报答父亲的道理。

所有的农民都以造房买地为荣。我的父亲却没有造建像样的房子。我们家的老屋一共四间房,其中一间是土改时分给父亲的,另三间都是后来陆续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六十年代,父亲在老屋后边做一间厨房,二十年后,改行当农民的父亲又在厨房后边添置了一间柴房。村里人因此嘲笑父亲一辈子只会做鸡窝,不会造房子。母亲向我转告这些话时,我只是更加强烈地为父亲母亲骄傲,并为自己有了这样的父亲母亲而深感庆幸。我是在毛泽东时代上学的,这代人中,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有四个子女上过高中,这虽不一定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父亲当农民以后,由于不堪劳累,那条受伤的腿经常发疼,有时候一发疼就长时间寸步难移。可是稍有好转,他又要一拐一拐地去干那些半生不熟的农活。父亲一辈子没能像别的农民那样造出一幢值得炫耀的漂亮房子,甚至也从来没有像别的农民那样豪赌过一回,豪饮过一回,或潇潇洒洒地花一回钱。父亲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由他的子女一分一分地花出去的,父亲自己则是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式的生活。父亲是一个既有稳定的志向、又有坚强的毅力、还有出色的献身精神的人。父亲常常说,培养人要好几代的努力,你们赶上爹妈不识字,多受许多闭,等到你们培养自己的子女就方便了。

我就业以后,交的朋友都是读书人。每位朋友都有一位有身份有体面的父亲,没发现哪位朋友像我一样是文盲父亲的儿子。可我从来没有因父亲是文盲和农民而自卑过。我总是把“我是农民的儿子”挂在嘴边,其中既表明了我所受的局限,也深蕴着内在的骄傲。父亲生性耿直,出言真率,从不知讨好人,一直在孤立无援中独自苦斗,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尊重与帮助。他从小少受温爱,从不奢望份外的享受。进入暮年,还处处为子女们着想。他奉献给子女的是全部生命,可子女们连指缝里的遗漏也不愿漏给他一点,仅仅按天伦之义给了老人家一口饭吃,他就心满意足,老觉得比那些被子女遗弃在饥寒交迫中的乡下老人幸福千百倍。父亲虽然非常思念出外的子女,却总是叫我不方便就别回家,他怕我为路费发愁。有一年我在外地过年,给父亲寄去三百无钱。可正月开学时,父亲托人带给我六百元,嘱我少打工,多念书。

父亲一生毫无建树,好像可以说碌碌无为,可他用每天几毛钱的收入、用跛着腿挑回家来的粮食养大了六个子女,并给每个子女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受教育机会。父亲的子女没有一个陷在农活里,他们个个活得比父亲体面,个个过上了比贫苦农民舒适一点的日子。他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总有几个朋友给他们点个头、握下手、敬支烟之类。父亲自己则永远是穷山沟里草民群中最卑贱最不体面最没人放在眼里的草民。

也许正是这种卑屈的命运激发了他内心对文化的向往、对尊严的渴望。父亲像那些真正有出息的人一样,最懂得做人的光荣与高贵。父亲以一生的挣扎与牺牲,为自己造就了一颗顽强吃苦、从容受难的灵魂。我不但庆幸父亲在极度艰苦中给了我上学的机会,更感激父亲传给了我不屈的灵魂。

有稳定的志向、又有坚强的毅力、还有出色的献身精神的人。父亲常常说,培养人要好几代的努力,你们赶上爹妈不识字,多受许多闭,等到你们培养自己的子女就方便了。我就业以后,交的朋友都是读书人。每位朋友都有一位有身份有体面的父亲,没发现哪位朋友像我一样是文盲父亲的儿子。可我从来没有因父亲是文盲和农民而自卑过。我总是把“我是农民的儿子”挂在嘴边,其中既表明了我所受的局限,也深蕴着内在的骄傲。父亲生性耿直,出言真率,从不知讨好人,一直在孤立无援中独自苦斗,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尊重与帮助。他从小少受温爱,从不奢望份外的享受。进入暮年,还处处为子女们着想。他奉献给子女的是全部生命,可子女们连指缝里的遗漏也不愿漏给他一点,仅仅按天伦之义给了老人家一口饭吃,他就心满意足,老觉得比那些被子女遗弃在饥寒交迫中的乡下老人幸福千百倍。父亲虽然非常思念出外的子女,却总是叫我不方便就别回家,他怕我为路费发愁。有一年我在外地过年,给父亲寄去三百无钱。可正月开学时,父亲托人带给我六百元,嘱我少打工,多念书。父亲一生毫无建树,好像可以说碌碌无为,可他用每天几毛钱的收入、用跛着腿挑回家来的粮食养大了六个子女,并给每个子女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受教育机会。父亲的子女没有一个陷在农活里,他们个个活得比父亲体面,个个过上了比贫苦农民舒适一点的日子。他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总有几个朋友给他们点个头、握下手、敬支烟之类。父亲自己则永远是穷山沟里草民群中最卑贱最不体面最没人放在眼里的草民。也许正是这种卑屈的命运激发了他内心对文化的向往、对尊严的渴望。父亲像那些真正有出息的人一样,最懂得做人的光荣与高贵。父亲以一生的挣扎与牺牲,为自己造就了一颗顽强吃苦、从容受难的灵魂。我不但庆幸父亲在极度艰苦中给了我上学的机会,更感激父亲传给了我不屈的灵魂。我永远会为父亲骄傲,可我看来我很难有能力好好报答父亲。我惟一的希望是做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好让父亲能够为我骄傲,我相信这也是父亲最渴望得到的报答。1997年7月27日,写于北京黄村原载《自由的歌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永远会为父亲骄傲,可我看来我很难有能力好好报答父亲。我惟一的希望是做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好让父亲能够为我骄傲,我相信这也是父亲最渴望得到的报答。

上谈论肉生蛆的事,父亲说有人等肉生蛆以后再吃,因为那蛆比肉更养人。我说,蛆长成以后,总归要吃肉,把肉消化掉了,变成它的屎尿,肉的营养就肯定受了损失。父亲很赞成我的说法,连声说,有道理,还是要读书,读了书就能讲出道理来。那年我正念初一。我至今也没去深究过,我当时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对。父亲的那次夸奖,对我鼓励很大。大约就是从那一次起,我自觉地继承了父亲“还是要读书”的思想。我在县城教书的那些年,做梦都想去外面开开眼界。可我因长期带着弟弟在身边念书,那么一点工资,总是入不敷出。我们在县城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勉强能吃上一口饱饭,但一直没法穿暖(我工作了六年之后,添置了一件外套,这才摆脱冬天的挨冻),更无法向外求发展。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文化讨论热那阵,武汉有个地方利用暑期办一个文化讲习班,那么多受我仰慕的著名学者参加讲学。办班者给我寄来一张通知,可我别说交学费,连旅费也拿不出来。在家陪父亲干农活时,我谈到这件事,父亲很认真地说,对学习有益的事,你还是想法去吧,哪怕是卖屋也值得。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父亲对一个已经大专毕业捧上了铁饭碗的儿子,还有这样的栽培意识和付出心态。从此我对父亲分外尊敬,这种尊敬远远超过了伦理感情的范围,这是对一个有稳定的志向、有铁一般坚定的牺牲精神的穷人所能产生的最高敬意。我当然不会真的让他去卖房子,我只是更加卖力地给弟弟送书。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念书的道理。而我弟弟的念书,父亲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我想,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帮父亲给弟弟送书的道理。由于我担负了给弟弟送书的担子,父亲总觉得对不起我似的。我每次回家,父亲母亲都流露出内疚感。我买点东西回家接父亲母亲,父亲总是跟母亲一样,再三再四地叫我下回别买。有一次,我带了一串香蕉回家,父亲一边吃,一边做出很不喜欢的样子。我临走时,父亲母亲一起对我说,那香蕉确实太难吃,以后千万别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太不值了。我以为他们真的不喜欢,此后再也没买过香蕉回家。可是,十几年后,我们家的经济困境有所缓解,有一次父亲母亲吃弟弟买来的香蕉,吃得那么开心,我一直暗自看着他们吃,难过得快要流下泪来。去年夏天,我从上海给父亲带来一双皮凉鞋,父亲不屑地说,这东西有什么好,我不穿。此后果然不穿,还天天说那是白费钱。妹妹从旁说,人家买了你就穿吧,也是一份心意呢,干吗天天说不喜欢。父亲悄悄对妹妹说,要是说了好,他以后老要买这些东西来,他哪有钱老买这些。我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可先是尽力给弟弟送书,后是因为再度到外边求学,几乎没对父亲母亲尽过孝心。我毕业找工作时,就很希望找到一家报酬较好的高校,心里老想着要多给父母一点钱。我最后来到了一家待遇较差的高校,这时我又想,一定要多写点稿子,多挣点稿费。今年正赶上北京半个世纪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我虽然极想早一天逃离北京,回江西去看望父母,却还是赖在这酷暑中拼命写文章。这虽然一半是因了朋友们催稿催得很紧,另一半也因了我需要尽快挣点稿费,好尽点为子的责任。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好好报答父亲的道理。所有的农民都以造房买地为荣。我的父亲却没有造建像样的房子。我们家的老屋一共四间房,其中一间是土改时分给父亲的,另三间都是后来陆续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六十年代,父亲在老屋后边做一间厨房,二十年后,改行当农民的父亲又在厨房后边添置了一间柴房。村里人因此嘲笑父亲一辈子只会做鸡窝,不会造房子。母亲向我转告这些话时,我只是更加强烈地为父亲母亲骄傲,并为自己有了这样的父亲母亲而深感庆幸。我是在毛泽东时代上学的,这代人中,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有四个子女上过高中,这虽不一定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父亲当农民以后,由于不堪劳累,那条受伤的腿经常发疼,有时候一发疼就长时间寸步难移。可是稍有好转,他又要一拐一拐地去干那些半生不熟的农活。父亲一辈子没能像别的农民那样造出一幢值得炫耀的漂亮房子,甚至也从来没有像别的农民那样豪赌过一回,豪饮过一回,或潇潇洒洒地花一回钱。父亲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由他的子女一分一分地花出去的,父亲自己则是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式的生活。父亲是一个既                 19977上谈论肉生蛆的事,父亲说有人等肉生蛆以后再吃,因为那蛆比肉更养人。我说,蛆长成以后,总归要吃肉,把肉消化掉了,变成它的屎尿,肉的营养就肯定受了损失。父亲很赞成我的说法,连声说,有道理,还是要读书,读了书就能讲出道理来。那年我正念初一。我至今也没去深究过,我当时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对。父亲的那次夸奖,对我鼓励很大。大约就是从那一次起,我自觉地继承了父亲“还是要读书”的思想。我在县城教书的那些年,做梦都想去外面开开眼界。可我因长期带着弟弟在身边念书,那么一点工资,总是入不敷出。我们在县城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勉强能吃上一口饱饭,但一直没法穿暖(我工作了六年之后,添置了一件外套,这才摆脱冬天的挨冻),更无法向外求发展。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文化讨论热那阵,武汉有个地方利用暑期办一个文化讲习班,那么多受我仰慕的著名学者参加讲学。办班者给我寄来一张通知,可我别说交学费,连旅费也拿不出来。在家陪父亲干农活时,我谈到这件事,父亲很认真地说,对学习有益的事,你还是想法去吧,哪怕是卖屋也值得。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父亲对一个已经大专毕业捧上了铁饭碗的儿子,还有这样的栽培意识和付出心态。从此我对父亲分外尊敬,这种尊敬远远超过了伦理感情的范围,这是对一个有稳定的志向、有铁一般坚定的牺牲精神的穷人所能产生的最高敬意。我当然不会真的让他去卖房子,我只是更加卖力地给弟弟送书。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念书的道理。而我弟弟的念书,父亲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我想,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帮父亲给弟弟送书的道理。由于我担负了给弟弟送书的担子,父亲总觉得对不起我似的。我每次回家,父亲母亲都流露出内疚感。我买点东西回家接父亲母亲,父亲总是跟母亲一样,再三再四地叫我下回别买。有一次,我带了一串香蕉回家,父亲一边吃,一边做出很不喜欢的样子。我临走时,父亲母亲一起对我说,那香蕉确实太难吃,以后千万别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太不值了。我以为他们真的不喜欢,此后再也没买过香蕉回家。可是,十几年后,我们家的经济困境有所缓解,有一次父亲母亲吃弟弟买来的香蕉,吃得那么开心,我一直暗自看着他们吃,难过得快要流下泪来。去年夏天,我从上海给父亲带来一双皮凉鞋,父亲不屑地说,这东西有什么好,我不穿。此后果然不穿,还天天说那是白费钱。妹妹从旁说,人家买了你就穿吧,也是一份心意呢,干吗天天说不喜欢。父亲悄悄对妹妹说,要是说了好,他以后老要买这些东西来,他哪有钱老买这些。我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可先是尽力给弟弟送书,后是因为再度到外边求学,几乎没对父亲母亲尽过孝心。我毕业找工作时,就很希望找到一家报酬较好的高校,心里老想着要多给父母一点钱。我最后来到了一家待遇较差的高校,这时我又想,一定要多写点稿子,多挣点稿费。今年正赶上北京半个世纪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我虽然极想早一天逃离北京,回江西去看望父母,却还是赖在这酷暑中拼命写文章。这虽然一半是因了朋友们催稿催得很紧,另一半也因了我需要尽快挣点稿费,好尽点为子的责任。做我父亲的儿子,没有不好好报答父亲的道理。所有的农民都以造房买地为荣。我的父亲却没有造建像样的房子。我们家的老屋一共四间房,其中一间是土改时分给父亲的,另三间都是后来陆续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六十年代,父亲在老屋后边做一间厨房,二十年后,改行当农民的父亲又在厨房后边添置了一间柴房。村里人因此嘲笑父亲一辈子只会做鸡窝,不会造房子。母亲向我转告这些话时,我只是更加强烈地为父亲母亲骄傲,并为自己有了这样的父亲母亲而深感庆幸。我是在毛泽东时代上学的,这代人中,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有四个子女上过高中,这虽不一定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父亲当农民以后,由于不堪劳累,那条受伤的腿经常发疼,有时候一发疼就长时间寸步难移。可是稍有好转,他又要一拐一拐地去干那些半生不熟的农活。父亲一辈子没能像别的农民那样造出一幢值得炫耀的漂亮房子,甚至也从来没有像别的农民那样豪赌过一回,豪饮过一回,或潇潇洒洒地花一回钱。父亲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由他的子女一分一分地花出去的,父亲自己则是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式的生活。父亲是一个既27,写于北京黄村

父亲摩罗我常说我的父亲是农民,实际上他有时候并不是地道的农民。父亲很小就失了依靠,十来岁就给富有人家当放牛娃,后来跟一位裁缝师傅进婺源山区学了手艺。合作化运动期间,乡长点着父亲的名字不让他去外地谋生。父亲因此成为政府随意调遣的劳力,在我们家乡非常有名的张岭水库和南浔铁路(即今天南昌至九江之铁路)的工地上度过了年轻的岁月。形势有了变化之后,父亲才重新操起了他的老行当,此后大半辈子都以裁缝为业,靠此养大了六个子女。他是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好裁缝师傅。1981年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需要一个种田人了。那时大哥在公社的农机厂做干部,我刚刚大专毕业分配到县城中学教书,弟弟妹妹在上中小学,只有二哥刚从部队退役回家,虽在种田却不太安心。父亲不想把家里的责任田交给二哥,父亲说,他是读过书的人,还要找机会奔前途。于是父亲自己改行当了农民。那年父亲五十岁,农村人到了五十岁一般都被看作老人,父亲却以老年之身重新学习世界上最艰苦的行当,当然要比别人加倍吃苦才行。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缺乏训练的赤脚医生打针扎伤了坐骨神经,此后多年他走路总是一拐一拐,夜间睡到床上,伤腿不断地痉挛。他上户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主户前一天晚上上门来接走他的缝纫机,第二天早上父亲再一瘸一拐地传山过岭去上工。这样一位半残的老人,却突然要去做一个挑百斤驮百斤的苦力,他怎么敢呵!我知道父亲的动力在哪里,那就是让儿子摆脱当农民的命运,成为有体面的人。父亲吃苦一生,惟一的目的就在这里。为了让子女们有前途,他拼尽全力给子女送书。我初中毕业那年,我二哥已经高中毕业了。一位当干部的朋友对父亲说,就算能轮到你家人读大学,推荐了一个也就了不起,还要读那么多高中干吗?可父亲还是让我升了高中。父亲说,他在婺源山区做裁缝时,曾有军队拉他入伙,可他想自己只字不识,入伙只能当炮灰,终于没去。父亲还说,土改的时候,一位干部到村里来开会,很神气地呵斥这些农人。父亲在会上对一件事提出了一点看法,那位干部准备将这看法记下来,拿着笔问父亲的名字。父亲说自己的名字叫响亮,干部用笔试了几下,却不敢写下去,抬起头问哪个响字。一位农民没好气地说,还有哪个响,就是罄里哐啷响的响。干部愣了老半天,那笔就是没法往纸上写,此后他就瘪下去了,再也不敢大声训人。父亲还说,只有卖屋的,没有卖字的,只有掉钱的,没有掉字的。也就是说,把字认下肚子里,就是永远丢不掉的本钱,不怕派不上用场。所以他让每个子女都上学念书,每个人都要尽力往上念。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帮他记工帐。主户的名字不容易写,我写不来的问父亲,父亲写不来的问我。给谁做了一个工,就在谁的名字下写上几月初几,再画一个圆圈。如果是半个工,就画上一横把圆圈切成两半。每到年关,要向公社的厂里报工帐,交积累。要交的钱很多,常常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三分之一。那时候裁缝工是每天收费一块七毛五,其中二毛五是线钱,要用还到户主身上的,六毛五分是机修费,真正的工钱,每个工只值八毛五分钱。我是偶尔从父亲的抽屉里发现的一张纸上看来的,那张铅印的文件可能是县里某个管理机构印发的关于各种手工人的工价规定。父亲的劳动这么不值钱,我感到十分吃惊。后来我多次攥着那张纸琢磨,为什么裁缝师傅(那个文件称缝纫工)就比木匠、石匠(那个文件称泥水工)不值钱?我当时很庆幸机修费收得不低,大概可以占点便宜。父亲的收入,有百分之三十多必须交给公社的手工业合作社,那时好像称交积累,而不叫交税。三分之一,这么高的上交比例让我惊讶了大半辈子。而且上交的不是八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而是一块七毛五分钱的三分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线钱和机修费怎么应该交税。每到年底盘算这事时,父亲总是说这不公平,可又无可奈何。只能设法少报几个工日。可报得太少,上头又不放过你。黯淡的煤油灯下,父亲屈辱而又愁眉苦脸的样子,给我印象很深。我很理解父亲的屈辱,而且还多一些义愤感。那时我就知道,父亲给我们送书,是多么不容易。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就是看到我们在读书上有所长进的时候。平时聊天,我们说了几句有知识的话,父亲就会马上夸奖一声,说这书没白读。有一天晚原载《自由的歌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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