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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学习有尊严的生活  

2006-10-11 17:02:03|  分类: 思想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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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有尊严地生活  

调动。理由当然十分充足,诸如工作需要、组织决定等等。那里流行着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叫做“惩罚性调动”。一切正气、阳气、刚气、清气、雅气、才气、灵气,自然都在惩罚之列。一不小心,那颗胡支书的图章就盖到了你的脑门上。有一年,教育系统1000余名教师中,竟然有200余人同时遭此惩罚性调动。有一位教师,其父母在县内的A角,女友在县内的B角,可是胡支书坚决果断地将他调到了C角。他苦苦哀求或者靠近父母,或者靠近女友。可是胡支书正是为了让他什么也不靠近才让他去C角的,否则惩罚何以体现?三在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的感召下,一个贵族作家能够克服自己的阶级偏见,成为一个具有平等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可是,那些本来并不是贵族出身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无须学习就天生懂得尊严与平等?在极权专制时代,做出最恐怖事情的人们,最疯狂地蹂躏他者尊严的人们,往往就是那些昔日备受他者蹂躏的可怜的人。看来,不只是贵族有偏见,平民也自有平民的偏见。这种偏见就是看不见每个个人都应该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独自为人的权利。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迷失太久,今天,无论是尊重自己的权利,还是尊重他者的权利,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我们要早一天学会这些东西才好。只有先学会了尊重自己和尊重他者,我们才能开始学习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苦难的大地上。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1996年我为巴纳耶夫的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写过一篇感想,叫做《命运支配权》,1997年将它改写为《人身支配权》,后来收在《耻辱者手记》中。1999年底,《长城》杂志约请我和余杰、王开岭一起写专栏文章,而且要求每期都是三人就同一本书写感想。我对这种方式很感兴趣,可是那时我正生病,无法写。编辑就说,你先将以前那篇改一改,凑合一下,说不定到下一期交稿时,你的身体就已经好了。我果然将原作拉长了一点,改名为现在的题目,与余杰、王开岭的文章一起刊发在2000年1期《长城》上。后来因为身体一时没有好转,只好退出了专栏写作。我一直为此遗憾。)

摩  

学习有尊严地生活摩 罗巴纳耶夫小时候充满了由他的成长环境所赋予他的偏见和虚荣心。他在彼得堡高等专科学校呆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跟那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手工匠人子弟一起学习和生活。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且带着忏悔意味写道:“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得到亲人的支持,他在高等专科学校仅有两个星期的校龄,然后就进入了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巴纳耶夫毕竟是一个天性仁厚的人。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尊严意识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一切他者的尊严要求的理解和尊重。而对于他者尊严要求的尊重,几乎必然地促成他打破阶级偏见,以平等意识看待和理解普天之下一切芸芸众生的尊严意识。他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他在文学上名噪一时的杰出成就,无疑得益于这种仁厚的天性。1834年,也就是他22岁那一年,当他读到别林斯基的少年之作《文学的幻想》时,产生那么强烈的震撼和认同,当然也是得益于这种天性。自此以后,这位贵族出身的作家自觉地以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在他漫长的精神追求和文学追求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别林斯基的思想和理念,这不仅表明巴纳耶夫正在克服少年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且表明了他的极度真诚和勇敢。巴纳耶夫在撰写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时,竟然不是按照这一类文体的惯例以自己为主人公,而是以他的精神导师别林斯基为主人公。巴纳耶夫的时代也许是最热衷于思想交流和精神探索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喜欢泡在一起聊天。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巨人登上文坛之前,巴纳耶夫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是那个时代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三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学家们通常每逢星期三在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聚会,星期天分别在普列特尼奥夫和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聚会,星期六则上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里去。”这每周三次的文学沙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每一次沙龙活动,都是文学巨人的集中展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巴纳耶夫最敬重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主要因为他从别林斯基激进的平等、自由思想和高贵的生命激情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启迪与召唤。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专栏展开和传播的,而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专栏的编辑和主持人,正是得力于巴纳耶夫的极力推荐。巴纳耶夫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和杰出的活动才能,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杂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与此同时,他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平民思想家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克服内心的贵族偏见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些平民思想家的影响之下逐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一次聊天。那一次他很不经意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一位亲戚。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种事情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普通的事情?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巴纳耶夫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震动。朋友走后,他独自寻思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经过朋友这么轻轻一点,巴纳耶夫立时就豁然开朗。他马上以仁爱之心在生活中善待仆人和一切地位低下的人。后来他终其一生都像别林斯基那样信奉并鼓吹自由思想,努力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全体民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贵族阶级的幸福。他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探索的第

巴纳耶夫小时候充满了由他的成长环境所赋予他的偏见和虚荣心。他在彼得堡高等专科学校呆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跟那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手工匠人子弟一起学习和生活。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且带着忏悔意味写道:“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得到亲人的支持,他在高等专科学校仅有两个星期的校龄,然后就进入了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就读。

巴纳耶夫毕竟是一个天性仁厚的人。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尊严意识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一切他者的尊严要求的理解和尊重。而对于他者尊严要求的尊重,几乎必然地促成他打破阶级偏见,以平等意识看待和理解普天之下一切芸芸众生的尊严意识。他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他在文学上名噪一时的杰出成就,无疑得益于这种仁厚的天性。1834年,也就是他22岁那一年,当他读到别林斯基的少年之作《文学的幻想》时,产生那么强烈的震撼和认同,当然也是得益于这种天性。自此以后,这位贵族出身的作家自觉地以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在他漫长的精神追求和文学追求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别林斯基的思想和理念,这不仅表明巴纳耶夫正在克服少年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且表明了他的极度真诚和勇敢。

巴纳耶夫在撰写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时,竟然不是按照这一类文体的惯例以自己为主人公,而是以他的精神导师别林斯基为主人公。巴纳耶夫的时代也许是最热衷于思想交流和精神探索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喜欢泡在一起聊天。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巨人登上文坛之前,巴纳耶夫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是那个时代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三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学家们通常每逢星期三在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聚会,星期天分别在普列特尼奥夫和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聚会,星期六则上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里去。”这每周三次的文学沙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每一次沙龙活动,都是文学巨人的集中展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巴纳耶夫最敬重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主要因为他从别林斯基激进的平等、自由思想和高贵的生命激情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启迪与召唤。

一次启动,就是对那位女仆的人身自由权的思考。二  将仆人视为私有财产,随意送来送去,这在中国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巴金的小说《家》中,就有老祖父将女仆鸣凤送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作妾的故事。作者对此倾注了强烈的义愤和仇恨。他不但安排鸣凤自杀,用以表示对此一吃人制度的抗议,而且将此事安排为促使主人公觉慧精神觉醒、思想发展、人格成长的直接动力。可以说,这部小说竭尽全力发出了有关人格平等和人性尊严的深切呼唤。在这个意义上,巴金与巴纳耶夫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和相似之处的。就在巴纳耶夫的中年时期,由于一代人的觉醒和推促,俄国终于废除了农奴制,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若干年后,中国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再也不能把人当做物品送来送去。但是,历史虽然常常有能力否定一些丑恶的东西,可是却没能力阻止这些东西换一种面貌重新出现。人虽然不是物品,但人确实是工具。人们不再说送来送去,而是改称“调”来“调”去、“抓”来“抓”去、“关”来“关”去。所有这些,名目虽然不一样,实质都是一样的。而且被“送”的去向越来越恶劣,由亲戚家里变成了流放之地、政治地狱,有的干脆被“送”进了另一个世界——那时阎王和魔鬼组成的世界。在一代又一代平民思想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索尔仁尼琴等等)和具有民主倾向、自由倾向的贵族思想家(如赫尔岑 、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等)奋斗了100年之后,竟然有2000多万不但不是奴仆而且俨然就是国家主人的苏联人,被无情地“送”进了阴曹地府。俄罗斯的冬天特别寒冷,那里的阴曹地府也一定比中国的寒冷吧。那2000多万人中,想来没有一个愿意进去的。诗人叶赛宁被打死的时候,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冻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耻辱地死去。那个与斯大林并肩而立的布哈林,在被推到那个门槛边上时,就哭着要求跟斯大林见上一面,讲个清楚。但他终于最后还是被粗暴地“送”进去了,根本来不及“讲”,更没有什么“清楚”可言。在中国,一夜之间被送进政治冷宫和社会死角的右派分子,竟有50多万,这个数字虽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但比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总数可能会大得多,真可以说是宁可错送一千,不可漏送一个。过不了几年,不仅是知识分子,而是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被戴上了耻辱帽,挂上了耻辱牌,先是“送”到耻辱台上低头下跪,后是“送”进耻辱营里(也有人称之为牛棚或集中营)学习挑土挑粪,兼学挨打挨揍。那位曾经为鸣凤的不幸命运大放悲声的巴金先生,就这样被人“送”来“送”去,一个环节也没拉下。比起鸣凤被送给老人作妾来,究竟哪一种幸运些,哪一种更不幸?哪一种磨难小些,哪一种磨难更悲惨?这番比较恐怕很难做出结论,但有一个结论看来是不需要多费斟酌的:在性质上二者完全一致,都是失去了基本的人身权利。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人性尊严,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而且正好呈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后边的问题必须以前边的问题为前提、为基础。也就是说,人身自由是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可就是这样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不但没有妥善处理,而且根本就无法面对它。每当想起或提起,只能涌起欲说还休的沉重感和无奈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献中,这样的阴暗故事饱和得就像梅雨季节阔叶树上的雨滴,轻轻一触就会迎面飞来。在汪曾祺的小说《寂寞与温暖》中,那个胡支书“整天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他可以盖一个图章就把一个工人送进劳改队。这一年里,经他的手,已经送了两个。”这样一个不上等级、不入流、甚至远远称不上官员的官员,已经嚣张至此,已经拥有如此广泛的人身支配权,我们除了暗叫一声这如何是好,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教过书的那个地区,在那个又闭塞又贫穷又愚昧的小县里,就盛产这样的胡支书,这竟然就是他们的主要产业。他们铺天盖地,控制着生活的每个领域和每个角落。谁拿上了一份薪水,谁就等于一头载进了这种人的掌心,别无选择地遭受着无耻的支配。那支配的名目不是买卖,而是调动。但若遇上自己要求调动,那支配的方式又会换上另一副嘴脸,那就是不让

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专栏展开和传播的,而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专栏的编辑和主持人,正是得力于巴纳耶夫的极力推荐。巴纳耶夫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和杰出的活动才能,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杂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与此同时,他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平民思想家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克服内心的贵族偏见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些平民思想家的影响之下逐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一次聊天。那一次他很不经意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一位亲戚。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种事情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普通的事情?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巴纳耶夫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震动。朋友走后,他独自寻思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经过朋友这么轻轻一点,巴纳耶夫立时就豁然开朗。他马上以仁爱之心在生活中善待仆人和一切地位低下的人。后来他终其一生都像别林斯基那样信奉并鼓吹自由思想,努力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全体民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贵族阶级的幸福。

他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探索的第一次启动,就是对那位女仆的人身自由权的思考。

 

学习有尊严地生活摩 罗巴纳耶夫小时候充满了由他的成长环境所赋予他的偏见和虚荣心。他在彼得堡高等专科学校呆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跟那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手工匠人子弟一起学习和生活。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且带着忏悔意味写道:“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得到亲人的支持,他在高等专科学校仅有两个星期的校龄,然后就进入了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巴纳耶夫毕竟是一个天性仁厚的人。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尊严意识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一切他者的尊严要求的理解和尊重。而对于他者尊严要求的尊重,几乎必然地促成他打破阶级偏见,以平等意识看待和理解普天之下一切芸芸众生的尊严意识。他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他在文学上名噪一时的杰出成就,无疑得益于这种仁厚的天性。1834年,也就是他22岁那一年,当他读到别林斯基的少年之作《文学的幻想》时,产生那么强烈的震撼和认同,当然也是得益于这种天性。自此以后,这位贵族出身的作家自觉地以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在他漫长的精神追求和文学追求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别林斯基的思想和理念,这不仅表明巴纳耶夫正在克服少年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且表明了他的极度真诚和勇敢。巴纳耶夫在撰写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时,竟然不是按照这一类文体的惯例以自己为主人公,而是以他的精神导师别林斯基为主人公。巴纳耶夫的时代也许是最热衷于思想交流和精神探索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喜欢泡在一起聊天。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巨人登上文坛之前,巴纳耶夫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是那个时代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三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学家们通常每逢星期三在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聚会,星期天分别在普列特尼奥夫和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聚会,星期六则上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里去。”这每周三次的文学沙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每一次沙龙活动,都是文学巨人的集中展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巴纳耶夫最敬重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主要因为他从别林斯基激进的平等、自由思想和高贵的生命激情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启迪与召唤。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专栏展开和传播的,而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专栏的编辑和主持人,正是得力于巴纳耶夫的极力推荐。巴纳耶夫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和杰出的活动才能,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杂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与此同时,他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平民思想家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克服内心的贵族偏见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些平民思想家的影响之下逐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一次聊天。那一次他很不经意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一位亲戚。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种事情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普通的事情?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巴纳耶夫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震动。朋友走后,他独自寻思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经过朋友这么轻轻一点,巴纳耶夫立时就豁然开朗。他马上以仁爱之心在生活中善待仆人和一切地位低下的人。后来他终其一生都像别林斯基那样信奉并鼓吹自由思想,努力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全体民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贵族阶级的幸福。他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探索的第

  将仆人视为私有财产,随意送来送去,这在中国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巴金的小说《家》中,就有老祖父将女仆鸣凤送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作妾的故事。作者对此倾注了强烈的义愤和仇恨。他不但安排鸣凤自杀,用以表示对此一吃人制度的抗议,而且将此事安排为促使主人公觉慧精神觉醒、思想发展、人格成长的直接动力。可以说,这部小说竭尽全力发出了有关人格平等和人性尊严的深切呼唤。在这个意义上,巴金与巴纳耶夫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和相似之处的。

就在巴纳耶夫的中年时期,由于一代人的觉醒和推促,俄国终于废除了农奴制,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若干年后,中国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再也不能把人当做物品送来送去。但是,历史虽然常常有能力否定一些丑恶的东西,可是却没能力阻止这些东西换一种面貌重新出现。人虽然不是物品,但人确实是工具。人们不再说送来送去,而是改称“调”来“调”去、“抓”来“抓”去、“关”来“关”去。所有这些,名目虽然不一样,实质都是一样的。而且被“送”的去向越来越恶劣,由亲戚家里变成了流放之地、政治地狱,有的干脆被“送”进了另一个世界——那时阎王和魔鬼组成的世界。在一代又一代平民思想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索尔仁尼琴等等)和具有民主倾向、自由倾向的贵族思想家(如赫尔岑 、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等)奋斗了100年之后,竟然有学习有尊严地生活摩 罗巴纳耶夫小时候充满了由他的成长环境所赋予他的偏见和虚荣心。他在彼得堡高等专科学校呆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跟那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手工匠人子弟一起学习和生活。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且带着忏悔意味写道:“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得到亲人的支持,他在高等专科学校仅有两个星期的校龄,然后就进入了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巴纳耶夫毕竟是一个天性仁厚的人。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尊严意识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一切他者的尊严要求的理解和尊重。而对于他者尊严要求的尊重,几乎必然地促成他打破阶级偏见,以平等意识看待和理解普天之下一切芸芸众生的尊严意识。他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他在文学上名噪一时的杰出成就,无疑得益于这种仁厚的天性。1834年,也就是他22岁那一年,当他读到别林斯基的少年之作《文学的幻想》时,产生那么强烈的震撼和认同,当然也是得益于这种天性。自此以后,这位贵族出身的作家自觉地以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在他漫长的精神追求和文学追求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别林斯基的思想和理念,这不仅表明巴纳耶夫正在克服少年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且表明了他的极度真诚和勇敢。巴纳耶夫在撰写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时,竟然不是按照这一类文体的惯例以自己为主人公,而是以他的精神导师别林斯基为主人公。巴纳耶夫的时代也许是最热衷于思想交流和精神探索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喜欢泡在一起聊天。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巨人登上文坛之前,巴纳耶夫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是那个时代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三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学家们通常每逢星期三在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聚会,星期天分别在普列特尼奥夫和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聚会,星期六则上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里去。”这每周三次的文学沙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每一次沙龙活动,都是文学巨人的集中展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巴纳耶夫最敬重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主要因为他从别林斯基激进的平等、自由思想和高贵的生命激情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启迪与召唤。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专栏展开和传播的,而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专栏的编辑和主持人,正是得力于巴纳耶夫的极力推荐。巴纳耶夫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和杰出的活动才能,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杂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与此同时,他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平民思想家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克服内心的贵族偏见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些平民思想家的影响之下逐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一次聊天。那一次他很不经意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一位亲戚。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种事情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普通的事情?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巴纳耶夫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震动。朋友走后,他独自寻思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经过朋友这么轻轻一点,巴纳耶夫立时就豁然开朗。他马上以仁爱之心在生活中善待仆人和一切地位低下的人。后来他终其一生都像别林斯基那样信奉并鼓吹自由思想,努力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全体民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贵族阶级的幸福。他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探索的第2000多万不但不是奴仆而且俨然就是国家主人的苏联人,被无情地“送”进了阴曹地府。俄罗斯的冬天特别寒冷,那里的阴曹地府也一定比中国的寒冷吧。那2000多万人中,想来没有一个愿意进去的。诗人叶赛宁被打死的时候,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冻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耻辱地死去。那个与斯大林并肩而立的布哈林,在被推到那个门槛边上时,就哭着要求跟斯大林见上一面,讲个清楚。但他终于最后还是被粗暴地“送”进去了,根本来不及“讲”,更没有什么“清楚”可言。

在中国,一夜之间被送进政治冷宫和社会死角的右派分子,竟有50多万,这个数字虽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但比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总数可能会大得多,真可以说是宁可错送一千,不可漏送一个。过不了几年,不仅是知识分子,而是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被戴上了耻辱帽,挂上了耻辱牌,先是“送”到耻辱台上低头下跪,后是“送”进耻辱营里(也有人称之为牛棚或集中营)学习挑土挑粪,兼学挨打挨揍。那位曾经为鸣凤的不幸命运大放悲声的巴金先生,就这样被人“送”来“送”去,一个环节也没拉下。比起鸣凤被送给老人作妾来,究竟哪一种幸运些,哪一种更不幸?哪一种磨难小些,哪一种磨难更悲惨?这番比较恐怕很难做出结论,但有一个结论看来是不需要多费斟酌的:在性质上二者完全一致,都是失去了基本的人身权利。

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人性尊严,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而且正好呈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后边的问题必须以前边的问题为前提、为基础。也就是说,人身自由是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可就是这样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不但没有妥善处理,而且根本就无法面对它。每当想起或提起,只能涌起欲说还休的沉重感和无奈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献中,这样的阴暗故事饱和得就像梅雨季节阔叶树上的雨滴,轻轻一触就会迎面飞来。在汪曾祺的小说《寂寞与温暖》中,那个胡支书“整天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他可以盖一个图章就把一个工人送进劳改队。这一年里,经他的手,已经送了两个。”这样一个不上等级、不入流、甚至远远称不上官员的官员,已经嚣张至此,已经拥有如此广泛的人身支配权,我们除了暗叫一声这如何是好,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教过书的那个地区,在那个又闭塞又贫穷又愚昧的小县里,就盛产这样的胡支书,这竟然就是他们的主要产业。他们铺天盖地,控制着生活的每个领域和每个角落。谁拿上了一份薪水,谁就等于一头载进了这种人的掌心,别无选择地遭受着无耻的支配。那支配的名目不是买卖,而是调动。但若遇上自己要求调动,那支配的方式又会换上另一副嘴脸,那就是不让调动。理由当然十分充足,诸如工作需要、组织决定等等。那里流行着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叫做“惩罚性调动”。一切正气、阳气、刚气、清气、雅气、才气、灵气,自然都在惩罚之列。一不小心,那颗胡支书的图章就盖到了你的脑门上。有一年,教育系统1000余名教师中,竟然有200余人同时遭此惩罚性调动。有一位教师,其父母在县内的A角,女友在县内的B角,可是胡支书坚决果断地将他调到了C角。他苦苦哀求或者靠近父母,或者靠近女友。可是胡支书正是为了让他什么也不靠近才让他去C角的,否则惩罚何以体现?

 

调动。理由当然十分充足,诸如工作需要、组织决定等等。那里流行着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叫做“惩罚性调动”。一切正气、阳气、刚气、清气、雅气、才气、灵气,自然都在惩罚之列。一不小心,那颗胡支书的图章就盖到了你的脑门上。有一年,教育系统1000余名教师中,竟然有200余人同时遭此惩罚性调动。有一位教师,其父母在县内的A角,女友在县内的B角,可是胡支书坚决果断地将他调到了C角。他苦苦哀求或者靠近父母,或者靠近女友。可是胡支书正是为了让他什么也不靠近才让他去C角的,否则惩罚何以体现?三在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的感召下,一个贵族作家能够克服自己的阶级偏见,成为一个具有平等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可是,那些本来并不是贵族出身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无须学习就天生懂得尊严与平等?在极权专制时代,做出最恐怖事情的人们,最疯狂地蹂躏他者尊严的人们,往往就是那些昔日备受他者蹂躏的可怜的人。看来,不只是贵族有偏见,平民也自有平民的偏见。这种偏见就是看不见每个个人都应该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独自为人的权利。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迷失太久,今天,无论是尊重自己的权利,还是尊重他者的权利,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我们要早一天学会这些东西才好。只有先学会了尊重自己和尊重他者,我们才能开始学习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苦难的大地上。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1996年我为巴纳耶夫的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写过一篇感想,叫做《命运支配权》,1997年将它改写为《人身支配权》,后来收在《耻辱者手记》中。1999年底,《长城》杂志约请我和余杰、王开岭一起写专栏文章,而且要求每期都是三人就同一本书写感想。我对这种方式很感兴趣,可是那时我正生病,无法写。编辑就说,你先将以前那篇改一改,凑合一下,说不定到下一期交稿时,你的身体就已经好了。我果然将原作拉长了一点,改名为现在的题目,与余杰、王开岭的文章一起刊发在2000年1期《长城》上。后来因为身体一时没有好转,只好退出了专栏写作。我一直为此遗憾。)

学习有尊严地生活摩 罗巴纳耶夫小时候充满了由他的成长环境所赋予他的偏见和虚荣心。他在彼得堡高等专科学校呆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跟那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手工匠人子弟一起学习和生活。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且带着忏悔意味写道:“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得到亲人的支持,他在高等专科学校仅有两个星期的校龄,然后就进入了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巴纳耶夫毕竟是一个天性仁厚的人。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尊严意识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一切他者的尊严要求的理解和尊重。而对于他者尊严要求的尊重,几乎必然地促成他打破阶级偏见,以平等意识看待和理解普天之下一切芸芸众生的尊严意识。他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他在文学上名噪一时的杰出成就,无疑得益于这种仁厚的天性。1834年,也就是他22岁那一年,当他读到别林斯基的少年之作《文学的幻想》时,产生那么强烈的震撼和认同,当然也是得益于这种天性。自此以后,这位贵族出身的作家自觉地以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在他漫长的精神追求和文学追求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别林斯基的思想和理念,这不仅表明巴纳耶夫正在克服少年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且表明了他的极度真诚和勇敢。巴纳耶夫在撰写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时,竟然不是按照这一类文体的惯例以自己为主人公,而是以他的精神导师别林斯基为主人公。巴纳耶夫的时代也许是最热衷于思想交流和精神探索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喜欢泡在一起聊天。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巨人登上文坛之前,巴纳耶夫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是那个时代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三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学家们通常每逢星期三在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聚会,星期天分别在普列特尼奥夫和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聚会,星期六则上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里去。”这每周三次的文学沙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每一次沙龙活动,都是文学巨人的集中展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巴纳耶夫最敬重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主要因为他从别林斯基激进的平等、自由思想和高贵的生命激情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启迪与召唤。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专栏展开和传播的,而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专栏的编辑和主持人,正是得力于巴纳耶夫的极力推荐。巴纳耶夫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和杰出的活动才能,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杂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与此同时,他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平民思想家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克服内心的贵族偏见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些平民思想家的影响之下逐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一次聊天。那一次他很不经意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一位亲戚。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种事情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普通的事情?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巴纳耶夫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震动。朋友走后,他独自寻思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经过朋友这么轻轻一点,巴纳耶夫立时就豁然开朗。他马上以仁爱之心在生活中善待仆人和一切地位低下的人。后来他终其一生都像别林斯基那样信奉并鼓吹自由思想,努力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全体民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贵族阶级的幸福。他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探索的第在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的感召下,一个贵族作家能够克服自己的阶级偏见,成为一个具有平等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可是,那些本来并不是贵族出身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无须学习就天生懂得尊严与平等?在极权专制时代,做出最恐怖事情的人们,最疯狂地蹂躏他者尊严的人们,往往就是那些昔日备受他者蹂躏的可怜的人。

看来,不只是贵族有偏见,平民也自有平民的偏见。这种偏见就是看不见每个个人都应该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独自为人的权利。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迷失太久,今天,无论是尊重自己的权利,还是尊重他者的权利,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我们要早一天学会这些东西才好。只有先学会了尊重自己和尊重他者,我们才能开始学习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苦难的大地上。

学习有尊严地生活摩 罗巴纳耶夫小时候充满了由他的成长环境所赋予他的偏见和虚荣心。他在彼得堡高等专科学校呆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跟那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手工匠人子弟一起学习和生活。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且带着忏悔意味写道:“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得到亲人的支持,他在高等专科学校仅有两个星期的校龄,然后就进入了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巴纳耶夫毕竟是一个天性仁厚的人。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尊严意识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一切他者的尊严要求的理解和尊重。而对于他者尊严要求的尊重,几乎必然地促成他打破阶级偏见,以平等意识看待和理解普天之下一切芸芸众生的尊严意识。他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他在文学上名噪一时的杰出成就,无疑得益于这种仁厚的天性。1834年,也就是他22岁那一年,当他读到别林斯基的少年之作《文学的幻想》时,产生那么强烈的震撼和认同,当然也是得益于这种天性。自此以后,这位贵族出身的作家自觉地以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在他漫长的精神追求和文学追求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别林斯基的思想和理念,这不仅表明巴纳耶夫正在克服少年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且表明了他的极度真诚和勇敢。巴纳耶夫在撰写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时,竟然不是按照这一类文体的惯例以自己为主人公,而是以他的精神导师别林斯基为主人公。巴纳耶夫的时代也许是最热衷于思想交流和精神探索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喜欢泡在一起聊天。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巨人登上文坛之前,巴纳耶夫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是那个时代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三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学家们通常每逢星期三在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聚会,星期天分别在普列特尼奥夫和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聚会,星期六则上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里去。”这每周三次的文学沙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每一次沙龙活动,都是文学巨人的集中展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巴纳耶夫最敬重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主要因为他从别林斯基激进的平等、自由思想和高贵的生命激情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启迪与召唤。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专栏展开和传播的,而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专栏的编辑和主持人,正是得力于巴纳耶夫的极力推荐。巴纳耶夫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和杰出的活动才能,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杂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与此同时,他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平民思想家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克服内心的贵族偏见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些平民思想家的影响之下逐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一次聊天。那一次他很不经意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一位亲戚。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种事情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普通的事情?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巴纳耶夫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震动。朋友走后,他独自寻思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经过朋友这么轻轻一点,巴纳耶夫立时就豁然开朗。他马上以仁爱之心在生活中善待仆人和一切地位低下的人。后来他终其一生都像别林斯基那样信奉并鼓吹自由思想,努力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全体民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贵族阶级的幸福。他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探索的第

     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学习有尊严地生活摩 罗巴纳耶夫小时候充满了由他的成长环境所赋予他的偏见和虚荣心。他在彼得堡高等专科学校呆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跟那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手工匠人子弟一起学习和生活。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且带着忏悔意味写道:“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得到亲人的支持,他在高等专科学校仅有两个星期的校龄,然后就进入了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巴纳耶夫毕竟是一个天性仁厚的人。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尊严意识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一切他者的尊严要求的理解和尊重。而对于他者尊严要求的尊重,几乎必然地促成他打破阶级偏见,以平等意识看待和理解普天之下一切芸芸众生的尊严意识。他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他在文学上名噪一时的杰出成就,无疑得益于这种仁厚的天性。1834年,也就是他22岁那一年,当他读到别林斯基的少年之作《文学的幻想》时,产生那么强烈的震撼和认同,当然也是得益于这种天性。自此以后,这位贵族出身的作家自觉地以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在他漫长的精神追求和文学追求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别林斯基的思想和理念,这不仅表明巴纳耶夫正在克服少年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且表明了他的极度真诚和勇敢。巴纳耶夫在撰写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时,竟然不是按照这一类文体的惯例以自己为主人公,而是以他的精神导师别林斯基为主人公。巴纳耶夫的时代也许是最热衷于思想交流和精神探索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喜欢泡在一起聊天。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巨人登上文坛之前,巴纳耶夫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是那个时代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三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学家们通常每逢星期三在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聚会,星期天分别在普列特尼奥夫和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聚会,星期六则上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里去。”这每周三次的文学沙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每一次沙龙活动,都是文学巨人的集中展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巴纳耶夫最敬重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主要因为他从别林斯基激进的平等、自由思想和高贵的生命激情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启迪与召唤。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专栏展开和传播的,而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专栏的编辑和主持人,正是得力于巴纳耶夫的极力推荐。巴纳耶夫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和杰出的活动才能,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杂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与此同时,他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平民思想家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克服内心的贵族偏见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些平民思想家的影响之下逐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一次聊天。那一次他很不经意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一位亲戚。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种事情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普通的事情?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巴纳耶夫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震动。朋友走后,他独自寻思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经过朋友这么轻轻一点,巴纳耶夫立时就豁然开朗。他马上以仁爱之心在生活中善待仆人和一切地位低下的人。后来他终其一生都像别林斯基那样信奉并鼓吹自由思想,努力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全体民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贵族阶级的幸福。他的思想发展和精神探索的第1998年

调动。理由当然十分充足,诸如工作需要、组织决定等等。那里流行着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叫做“惩罚性调动”。一切正气、阳气、刚气、清气、雅气、才气、灵气,自然都在惩罚之列。一不小心,那颗胡支书的图章就盖到了你的脑门上。有一年,教育系统1000余名教师中,竟然有200余人同时遭此惩罚性调动。有一位教师,其父母在县内的A角,女友在县内的B角,可是胡支书坚决果断地将他调到了C角。他苦苦哀求或者靠近父母,或者靠近女友。可是胡支书正是为了让他什么也不靠近才让他去C角的,否则惩罚何以体现?三在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的感召下,一个贵族作家能够克服自己的阶级偏见,成为一个具有平等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可是,那些本来并不是贵族出身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无须学习就天生懂得尊严与平等?在极权专制时代,做出最恐怖事情的人们,最疯狂地蹂躏他者尊严的人们,往往就是那些昔日备受他者蹂躏的可怜的人。看来,不只是贵族有偏见,平民也自有平民的偏见。这种偏见就是看不见每个个人都应该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独自为人的权利。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迷失太久,今天,无论是尊重自己的权利,还是尊重他者的权利,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我们要早一天学会这些东西才好。只有先学会了尊重自己和尊重他者,我们才能开始学习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苦难的大地上。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1996年我为巴纳耶夫的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写过一篇感想,叫做《命运支配权》,1997年将它改写为《人身支配权》,后来收在《耻辱者手记》中。1999年底,《长城》杂志约请我和余杰、王开岭一起写专栏文章,而且要求每期都是三人就同一本书写感想。我对这种方式很感兴趣,可是那时我正生病,无法写。编辑就说,你先将以前那篇改一改,凑合一下,说不定到下一期交稿时,你的身体就已经好了。我果然将原作拉长了一点,改名为现在的题目,与余杰、王开岭的文章一起刊发在2000年1期《长城》上。后来因为身体一时没有好转,只好退出了专栏写作。我一直为此遗憾。)1996年我为巴纳耶夫的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写过一篇感想,叫做《命运支配权》,1997年将它改写为《人身支配权》,后来收在《耻辱者手记》中。1999年底,《长城》杂志约请我和余杰、王开岭一起写专栏文章,而且要求每期都是三人就同一本书写感想。我对这种方式很感兴趣,可是那时我正生病,无法写。编辑就说,你先将以前那篇改一改,凑合一下,说不定到下一期交稿时,你的身体就已经好了。我果然将原作拉长了一点,改名为现在的题目,与余杰、王开岭的文章一起刊发在20001期《长城》上。后来因为身体一时没有好转,只好退出了专栏写作。我一直为此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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