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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日志

 
 

疯狂与自虐  

2006-10-11 16:38:28|  分类: 思想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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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

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藉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疯狂与自虐 

 

疯狂与自虐摩罗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字。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夸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风流。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

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 

 

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藉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

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字。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

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

疯狂与自虐摩罗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字。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夸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风流。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夸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

疯狂与自虐摩罗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字。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夸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风流。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 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风流。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

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

 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

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藉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 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

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

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

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

疯狂与自虐摩罗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字。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夸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风流。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

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

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藉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

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

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

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藉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           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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