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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摩罗  

2006-10-11 16:31:39|  分类: 思想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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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 

 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文革”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一)(二)》(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少数代表人物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本来,我以为,“文革”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文革”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

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追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

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本来,我以为,“文革”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文革”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

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

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摩罗“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追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讨伐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

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讨伐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

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文革”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一)(二)》(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

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

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本来,我以为,“文革”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文革”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本来,我以为,“文革”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文革”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

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摩罗“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追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讨伐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

“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文革”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一)(二)》(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

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文革”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

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摩罗“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追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讨伐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摩罗“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追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讨伐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

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本来,我以为,“文革”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文革”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文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
           原载《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摩罗“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追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讨伐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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