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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蔡元培教育改革结下什么恶果?  

2010-02-01 08:19:00|  分类: 思想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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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化界全盘西化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中国教育由此逐渐沦为推销西方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大产业。在此风气之下,我们对于西方的解读,不是研究其社会本身,而是仅仅研究西方人对于自己和他者的言说。在五百年殖民史上,西方人建立了一系列维护他们的形象和利益,贬损他人形象、剥夺他人利益的言说体系。恰恰是这一套与事实大相径庭的言说体系,成为中国学人所信奉的意识形态。

在西方殖民史上,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推销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政经合一机构。尤其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统治殖民地的总督府。西方学者将这些抢劫机构看作现代公司制度的滥觞,看作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理论的制度载体。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抢劫性质。可是中国学人却心悦诚服地相信这一套说辞,将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奉若神明。今年夏天,几百位中国教授齐聚北京大学,研究如何最为艺术地将一位西方学者的经济学教材灌输给中国大学生。中国的文化人就这么积极主动地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推销商。

西方的传教组织和教会学校,就是推销西方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国生根之后,他们的事业在一个中国机构的配合之下,得到了遍地开花式的发展。这个中国机构就是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民国教育部。

由张之洞等人主持的清末教育改革,还在奉行中西兼容的文化方针,中学、西学都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资源。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清政府命张之洞、张百熙、荣禄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由此诞生的《奏定学堂章程》,被称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规定,基础教育中,兼设中学和西学两类课程,中学课程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西学课程为: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外国语等。这两类课程所体现的文化资源,构成互补关系。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中西兼容、中西并重的原则。

在激进派看来,中西并重、中西兼通的文化政策,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变策略,“全盘西化”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振兴战略,才能给民族带来真正的振兴和新生。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之后,用法律的方式将激进派的这种主张变成了中国的国策。1912年(壬子年)至1913年(癸丑年),蔡元培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以及一系列补充文件,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个学制系统所划定的教育资源中,最让激进派得意的是废除了中国文化资源,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

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所装全是达尔文、莎士比亚、卢梭、蒙田、歌德、拿破仑、华盛顿,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之类。中国文化资源仅有少数古诗文保留在教材中,权作点缀。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人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了解,一代比一代更多,跟西方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一代比一代更接近,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社会人伦,则一代比一代更少了解。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立场,一个不知有中、只知有西的中国学子,为了维护他的知识的有效性,只会致力于维护西方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尊严与地位。何况,这种文化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作为征服者和成功的掠夺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这种知识结构的人最适合充当西方文化的传销者、推广者、普及者,并进而将中国纳入到西方的利益框架之中。

而且,他们把从事这种工作看作最大的光荣,如果一旦某个人沦落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那将会感到锥心的耻辱和痛苦。请看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和叙事人“我”的一段对话:

 

“那倒也罢,我的事情又完了。……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日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日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吕纬甫因为没有机会教ABCD,而只能教中国的孩子学习《诗经》与《孟子》,感受到奇耻大辱,看作人生最大的不得志,并由此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怨恨和蔑视。

如果情形相反,他没有机会教《诗经》和《孟子》,而是为下一代教授ABCD等等西洋文化,不难想见,他的心绪将会为之大变,他将会每天带着光荣感、成就感笑对社会和人群。

跟吕纬甫情形一致的,还有《孤独者》主人公魏连殳。在他祖母去世的时候,家族长辈主张按照中国社会的习俗举行葬礼,他在心里对此极端抵触,但又知道自己纵使反对也没用。于是,他以最大的克制接受了这场葬礼,内心却怀着极端的仇恨。他的心里只有西方文化,一心要以弘扬西方文化为职志,村中人以抵触之心将他命名为“吃洋教”的,他于是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群,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

吕纬甫和魏连殳如此仇恨和蔑视民族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养育的人群,他们因为不能即刻之间就用西洋文化将这种民族文化覆盖并消灭,而滋长起愤恨情绪,一有机会就对斯民斯文发出怨鬼一般的叫骂和诅咒,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逆向种族主义(或者命名为逆向民族主义)精神。

一代士风已经沦落如此,蔡元培以割袍断义之勇,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切断民族文化传承之路,实属顺势应变。

由于蔡元培的作为具有法律效果,中华民国和五四运动一直被认作历史的正统,所以,蔡元培的文化选择,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并必将进而影响中华民族的千年命运。

吕纬甫和魏连殳们,怀着如此强烈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和人群的强烈怨恨和蔑视,如此执拗地朝着西洋文化狂奔猛跑,他们将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几乎不用细想就能知道,必定是跑出一个十分简单的文化思想,必定是跑出一个不加甄别、不加辨析的历史选择。

五四期间胡适他们“全盘西化”的主张,只是对于蔡元培《壬子癸丑学制》的阐释和论证而已,当然,也只是对于吕纬甫、魏连殳的意愿的口号化而已。

西方殖民者正在绷紧神经、铆足劲头给世界各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每个地方的进展都十分艰难。就中国而言,他们费了许多精力传教、办报纸杂志、办教会学校,所费人力财力不小,收效一直无法满意。突然之间,由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用法律、文学、论说等各种方式,用政府、民间、学校、传媒等各种渠道,全力配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渗透,实属喜出望外。

我想他们最为欢迎的肯定是蔡元培的作为,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推广者、普及者,这在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每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文化中心,并且极力将他者的财富和利益组织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之中,为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服务。当中国完全接纳西方文化的时候,也就是自觉地将自己安置在西方利益框架之中,从而自觉地服从于西方权力、服务于西方利益。五四以来将近一百年中,大多数时段的历史实践,证明了我的以上判断是正确的。

西方资本家在中国所获得的产业成功,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者所获得的成功相比。一百年来的某个阶段,中国所有的买办和西崽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中兴。但是,西方文化的承载者,却一直没有遭遇过低谷。

当一个国家的学术群体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当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使得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承载者,这个国家和社会要想谈论精神上的独立、文化上的创造,暂时还没有可能。他们除了按照异族意识形态的引导,成为异族的打工者和供养者,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的崛起,就是要摆脱这种西方打工者和供养者的境遇;要想摆脱这种打工者和供养者的境遇,就必须改变自觉地服从于西方权力、服务于西方利益的文化状态;要想改变自觉地服从于西方权力、服务于西方利益的文化状态,就必须摆脱西方意识形态的控制;要想摆脱西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必须回归本土文化。以自己的文化立国,以自己的文化强国,这是天底下第一简单的道理。西方的强大就是这个道理的证明。如果我们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转不过弯了,其他方面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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