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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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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教授为什么要批判保姆的国民劣根性?  

2010-03-04 10:41:00|  分类: 思想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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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为什么要批判保姆的国民劣根性?

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对于政治共同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份额做了具体的规定,比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人文学术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综合功能。《礼记·王制》说:“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好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

到了士大夫以上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

《礼记·王制》接着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最低等之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增加。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制度”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

天子、王侯、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等不同等级的人,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天子的利益为中心,然后不断向王侯、公卿、大夫、士辐射,形成一个个周延不断扩大的利益圈子。

天子首先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可是光靠天子家族的力量不足以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必须将利益圈子一级级扩大。庞大的士大夫群体拱卫着天子王公的核心利益,同时自己的利益也得到最大的实现。

秦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郡县制国家政权,封侯建国体制逐渐瓦解。

在郡县制国家制度中,核心利益小圈子是皇族,天下万民均是其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大圈子。但是以天下之大,一个皇族不足以驾驭和控制,于是需要任用大量的官僚,对社会实行控制和管理。只有社会实现了长治久安,皇族才能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只有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才是成本最低甚至成本为零的交易。

这么庞大的利益集团,仅仅推销几支矛,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必须像现代商业前沿的营销模式那样,做概念推销,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于是营造了一个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以这个庞大的概念群支配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之关系的理解模式,也就是必须让人们相信,天子王公都是为了百姓的福祉才那样夜以继日地操劳,士大夫都是因为道德高尚、聪明睿智才有资格辅佐王侯,训导万民。

建构这个“卖矛诱导”体系,目的就在引导底层群体产生对于上流社会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相信自己原本就是弱智的,懒惰的,不配有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实实缴税纳粮。只要底层群体接受了这个“卖矛诱导”体系,他们就可以像工蚁一样心无旁骛地饲养那个庞大的蜂王——上流社会小圈子。

就此而言,所谓人文学术体系,不过是为现实的精英统治建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体系。

每个时代都需要不断充实这个精英意识形态体系,这就给文人学士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皇族不但需要官僚群体为之实行社会控制,还需要文人学士论证皇族权力的正当性,和有关政策的合法性。在收“保护费”的皇族和交“保护费”的广大百姓之间,文人学士愿意站在谁一边?这是一个一定程度地需要选择的问题。既然皇族控制着社会资源和财富,那么只有跟皇族站在一起,才能够拥有名誉、地位和利益,所以,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选择的选择。

文人学士作为上流社会的边缘群体,一方面他们通过歌颂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换取功名利禄,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对底层社会的持续批评,来确证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边缘群体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知识分子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几乎具有永恒的热情。

我们知道,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是通过阅读、研究历代知识分子留下的典籍而成长起来的,在始于童年时代的漫长阅读和研究中,历代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视角、方法等等,凝聚成一个芯片装进了他的大脑。这个芯片上的内容是什么呢?历史上所有精英人物对于底层社会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浩如烟海,这是芯片上的主要内容之一。

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是从典籍中学会思考和说话的。当他将这浩如烟海的典籍凝成芯片植入自己的大脑之后,他每一张口,必是“愚民愚夫”、“刁民悍妇”、“冥顽村夫”。这给底层群体造成强大的文化压力和道德压力。如果没有大批文人学士为之“启蒙”,为之“教化”,为之施加压力,他们很可能不愿意交“保护费”,甚至可能造反犯上。所以,文人学士所从事的“启蒙”与“教化”工作,何其重要也。

知识分子就这样通过对底层社会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建构了他自己在社会控制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扩大了自己在社会宏观分配体系中所占的份额。

在现代社会,一个知识分子的收入,再也不是像《礼记》所说相当于一个上等农夫的收入。民国时期,一个北大教授的月薪是300大洋,可是他家的保姆月薪只有3块大洋。按照《礼记》的规定,下士的收入相当于上等农夫,中士的收入相当于两位上等农夫,上士的收入是中士的两倍,也就是相当于4位上等农夫的收入。民国教授的工资竟然高达劳动者工资的100倍,这比《周礼》的规定超过太多。

看来,“礼崩乐坏”并不只是王公贵族贪得无厌不守本分,其实也包含着士贪得无厌不守本分。历史发展进程,就是知识分子的分配份额不断扩大的过程,难怪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将自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描述为一个“进步”的过程。

这么巨大的贫富悬殊,就是 通过教授不断批判保姆的“国民劣根性”而实现的。面对1001的收入比例,教授决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当的。相反,他只有通过更加卖力地批判国民劣根性来证明他的高收入是正当的,保姆的低收入同样是正当的。他甚至还希望某一天自己的收入能跟省长、部长(也就相当于王侯)看齐。今天的知识分子天天向往民国式的理想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今天的工资没有保姆的100倍。

所以,知识分子生来就必须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否则他就无法成为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良知人士像杜甫者,还有余裕牵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

跟历史上每一代书生一样,我们今天的读书人都得益于这个自古以来由人类精英世世代代积累和建构起来的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人们仅仅从这个人文学术体系的汪洋大海中汲取针尖那么一点大的知识,就足够当教授、当主教、当国师、当大律师、当大法官、当文学大师或者学术大师。当我们成为教授、主教、国师、大律师、大法官、文学大师或者学术大师的时候,难免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正义,以为自己可以“替天行道”,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几乎本能地具有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冲动。我们为人文学术体系添砖加瓦的过程,往往会不自觉地让国民劣根性批判得以发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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