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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谈谈老村小说《骚土》与《嫽人》  

2010-06-19 09:39:00|  分类: 宗教·文化·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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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资源的继承与弘扬

——谈谈论老村小说《骚土》和《嫽人》

摩罗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中国文学主动而坚决地摆脱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毫不犹豫地向西方近代小说的叙事方式转变。近百年的新文学史,说穿了也就是在叙事方式上模仿和趋近西方小说的历史。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君,到今天的先锋派作家和具有感觉主义色彩的诸位女作家,均可印证这一结论。此间的成就和经验自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瞟一眼煌煌灿灿的中国文学史卷,我还是感觉到,今天的文学实践不无值得反思之处。

中国漫长的古典小说传统,这一笔极为宝贵的文学财富,我们可以不可以继承?应该怎样继承?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与特定的古老语言古老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这种渗透和融合使得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具有某种神秘而奇妙的表现力和审美效果。我们这一代作家是否可能既尊重并继承五四西化的新文学,又不放弃对古典小说的表现力和审美效果的开掘和弘扬呢?

平时未曾认真想过这些问题。可是近日,当读到老村的长篇小说《骚土》和《嫽人》的时候,这些问题也随之显现在我面前。老村不是以学理的思考和论证来涉及这些问题的,而是以他的创作和作品,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

这两部小说开篇时诗文共生,立意深广,叙事过程中常弄点之乎者也,目录也采用了章回小说的编排方式,给人以古朴甚或陈腐的感觉。可是它并不去谈神论鬼、画狐写妖,所叙俱是这个时代中国土地上的生老病死悲欢忧乐,其现世感和现实感不可谓不强。若说他这是对古典小说的复辟,也不尽符实。老村在《嫽人?自序》中说,“小说家的责任是,给时代提供更真实更完美更活泼的话语方式。”“我的小说观念来自土地。那土地,是陕西渭北黄土旱塬。……在我们的口语里,仍然逸散着许多古字的音韵。”可见他是有着自觉的文学和文化追求的,只是他所谓的话语方式和我们现今流行的“话语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正好构成老村对自己文学观念的立论。

老村坚持认为,现实生活是形成文学观念及文学语言的第一源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他似乎一直心存这样的疑问:我们诸多的文化先驱们所提倡的文学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文学问题,而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社会或政治的问题呢?所提倡的“白话”,是真正属于中国老百姓的白话,还是在借鉴西方语言表达方式之后,所形成的某个特定阶层的“白话”呢?以这些疑问为底蕴的老村作品的意义,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现象了。我在和老村的接触中,发现他对自己的探索坚信而又惶惑,他常说:“要么是我错了,要么是他们错了。”

老村正确与否暂且不论,因为关于文学的“白话”问题,仍是一个需要时日和精力去研究的大问题。但我佩服老村的灵慧和勇气。面对当下文化的混乱和喧嚣,他在《关于〈嫽人〉》一文中深怀忧虑地写道:“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城垛和屋宇,音乐和书籍,以及我们文人的文品和人品到底都还剩余下了什么?”看来,他至少企图从古老语言方面,为祖宗守住一点什么。就目下的成就而言,我以为老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譬如他的小说,有意识夹杂一些诗词曲赋,有时用以烘托气氛,有时用作某种细部描写,有时则用以抒发某种情怀,这都可以使叙事变得丰富而幽深,而且可以调动起读者的审美经验和快感,并不让你感到有什么“古老”或隔离的感觉。又譬如在性描写中,老村在借鉴明清小说叙述经验的同时,更多地在原始生活讲述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开掘。《骚土》第二十七章写叶支书与水花在炕上交合,只写叶支书“拼着老命搭着吃奶的力气啃住她做活,一时扇得是风起炕头云生衾乡。”水花则“笑得咿咿呀呀,将下款呈得是拂花献柳一般。”这里完全避开了生理上动作上的工笔描写,只是充分地调动风、云、花、柳这几个字的独特表现力,就把一场男女交媾写得生动传神。这与西方小说,比如劳伦斯小说中的性描写,竟是大异其趣。从这一个小小的点滴上,便可以反映出东方文学的叙事智慧。

老村在《嫽人?自序》中写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学系统和话语方式。我们的小说,尤其是我们先人的煌煌经典,如果非要和世界文学做狭义类比的话,很早以前,就达到了世界已有的诸多高度。……我们的文明,犹如我们吃饭用的筷子,是人脑和手的简洁而美妙的结合。”

关于文学的叙事对象,本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有着相对集中的取向。由于受到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巨大影响,绝大多数作家都把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社会局势、时代潮流这样的大处高处,热衷于所谓宏大叙事,企图以文学匡时救世,振兴民族。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可以说是忧世忧时的文学。成千上万的作家排成一代接一代的阶梯,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共同讲述着一个庞杂而又单调的民族寓言。他们反复考察着充满“吃人”气息的严酷历史境遇和现实境遇,一面怀着“凤凰涅槃”的急切渴望,一次又一次地跌入“新生”的幻觉之中。

也就是说,这个由成千上万作家花了一个世纪时间反复讲述的民族寓言,尽管有其诞生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它同时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具有个人意义的最基本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状态的漠视和遗忘。正是由于这种漠视和遗忘,我认为中国新文学在整体上离文学的真义还有若干距离,至少是过于偏颇。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看重沈丛文、废名、张爱玲、萧红这些曾经长期被正统文学所拒绝或误读的作家,就因为他们没有加入或者没有完全加入到那个共同编织的民族寓言的庞大的作家群体之中,而是本着自己的真悟,写下了许多忧生忧死的文字,从而使得我们百年文学史不致于除了主流别无分支,也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呈现了另一种走向,另一种可能。

老村的幸运之处也在于此,他从一开始就避开了本世纪文学的寓言叙述,而是将乡间贱民的最基本的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纳入自己的小说之中。他自觉地关心游离于“当今所有文学著述之外”的人群,他称这些人为“另一群人”。所谓“另一群人”,也就是被那个庞大而又高远的民族寓言打入“另册”的,民族得不够,国家得不够,社会得不够,时代得不够的人们。他们是一群随时会被时间的长河所冲走,被历史的记录所遗忘,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老村热衷于写他们,写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悲喜、情欲、怨愤、隐忍、歌乐……”等等。其目的,正是为了写出自己另有所见的“不大相同的生存真实”。

的确,老村在我所知道的中国当代作家中,是一个与主流文坛有若干区别的例外。他自己也声称自己是文坛之外的人,称自己是“乡村夫子”,创作路数为“野路子”。我想他是以此强调自己在创作上的独特性。他的创作,让我们不仅受到某种启迪,也清楚地看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文学范式上的单一追求。这一点正得益于他是文坛之外的人,他没有被文学主流所整合、所吞没。当然,我不敢说,他的创作已经到了如何辉煌的高度,但我却敢肯定,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经验,为我们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使他不是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处,至少也是站立在远处,以一个“乡间文人”的清醒和良知,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信念,成为世纪末文学的独特现象。

1998年,北京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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