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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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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母亲的神灵  

2011-07-18 21:23:00|  分类: 散文诗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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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母亲的神灵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咱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万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级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万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 统治群体的神灵对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具有许许多多渗透,但是,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千万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被消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他们表面上对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新信仰唯唯诺诺,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一万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持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 我越来越尊重母亲的信仰,越来越愿意为村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我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母亲建设一座更大的庙宇。母亲说,俗人建庙,不知前好后好,那年建了老嘎嘎庙,老二出事了,以后建庙还是要慎重。我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想让母亲在敬拜老嘎嘎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神灵。母亲孩童时代就拜过观音菩萨,吃过观音斋,她跟佛教的缘分很深。 前不久我跟母亲说,伏天里我带你去庐山拜大菩萨吧,你一世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菩萨。这些年我无数次提议陪母亲上庐山玩,她从不答应。听说我带她去拜大菩萨,她马上答应了。 盛夏时节,我到庐山东林寺参加佛事活动。这里的住持是我敬仰的大德,我希望母亲从大德这里得到加持和尊荣。我跟大德说,我母亲拜了一辈子土地庙,今天我接她来拜大菩萨,我想请一尊佛像,请法师开光。大德回答说:我给你母亲结缘一尊佛像。 大德给我母亲结缘的佛像,正好是观音菩萨。大德神明,在咱们老家原始宗教盛行的环境中,最享盛名的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而且,我母亲孩童时代就是观世音的信徒。老年因大德的因缘,重新供奉观音菩萨,真是善因结善果。 母亲捧回观音塑像,无比虔诚、荣光、欣喜。昨天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母亲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恭恭敬敬地将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我家中堂,焚香祭拜,并开始吃观音斋。此后,母亲将每天祭拜观世音菩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将继续到老嘎嘎庙去祭拜老嘎嘎。对于母亲来说,老嘎嘎和观世音是力量相当、善愿相通的神灵,他们共同福佑世界,共同给世人消灾弭难。 那天我陪母亲刚从东林寺的方丈室出来,一位居士问我,母亲是否给大德行过顶礼。我说没有。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的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他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咱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万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级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万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 统治群体的神灵对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具有许许多多渗透,但是,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千万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被消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他们表面上对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新信仰唯唯诺诺,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一万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持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 我越来越尊重母亲的信仰,越来越愿意为村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我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母亲建设一座更大的庙宇。母亲说,俗人建庙,不知前好后好,那年建了老嘎嘎庙,老二出事了,以后建庙还是要慎重。我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想让母亲在敬拜老嘎嘎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神灵。母亲孩童时代就拜过观音菩萨,吃过观音斋,她跟佛教的缘分很深。 前不久我跟母亲说,伏天里我带你去庐山拜大菩萨吧,你一世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菩萨。这些年我无数次提议陪母亲上庐山玩,她从不答应。听说我带她去拜大菩萨,她马上答应了。 盛夏时节,我到庐山东林寺参加佛事活动。这里的住持是我敬仰的大德,我希望母亲从大德这里得到加持和尊荣。我跟大德说,我母亲拜了一辈子土地庙,今天我接她来拜大菩萨,我想请一尊佛像,请法师开光。大德回答说:我给你母亲结缘一尊佛像。 大德给我母亲结缘的佛像,正好是观音菩萨。大德神明,在咱们老家原始宗教盛行的环境中,最享盛名的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而且,我母亲孩童时代就是观世音的信徒。老年因大德的因缘,重新供奉观音菩萨,真是善因结善果。 母亲捧回观音塑像,无比虔诚、荣光、欣喜。昨天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母亲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恭恭敬敬地将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我家中堂,焚香祭拜,并开始吃观音斋。此后,母亲将每天祭拜观世音菩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将继续到老嘎嘎庙去祭拜老嘎嘎。对于母亲来说,老嘎嘎和观世音是力量相当、善愿相通的神灵,他们共同福佑世界,共同给世人消灾弭难。 那天我陪母亲刚从东林寺的方丈室出来,一位居士问我,母亲是否给大德行过顶礼。我说没有。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的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他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咱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万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级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万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 统治群体的神灵对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具有许许多多渗透,但是,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千万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被消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他们表面上对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新信仰唯唯诺诺,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一万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持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 我越来越尊重母亲的信仰,越来越愿意为村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我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母亲建设一座更大的庙宇。母亲说,俗人建庙,不知前好后好,那年建了老嘎嘎庙,老二出事了,以后建庙还是要慎重。我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想让母亲在敬拜老嘎嘎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神灵。母亲孩童时代就拜过观音菩萨,吃过观音斋,她跟佛教的缘分很深。 前不久我跟母亲说,伏天里我带你去庐山拜大菩萨吧,你一世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菩萨。这些年我无数次提议陪母亲上庐山玩,她从不答应。听说我带她去拜大菩萨,她马上答应了。 盛夏时节,我到庐山东林寺参加佛事活动。这里的住持是我敬仰的大德,我希望母亲从大德这里得到加持和尊荣。我跟大德说,我母亲拜了一辈子土地庙,今天我接她来拜大菩萨,我想请一尊佛像,请法师开光。大德回答说:我给你母亲结缘一尊佛像。 大德给我母亲结缘的佛像,正好是观音菩萨。大德神明,在咱们老家原始宗教盛行的环境中,最享盛名的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而且,我母亲孩童时代就是观世音的信徒。老年因大德的因缘,重新供奉观音菩萨,真是善因结善果。 母亲捧回观音塑像,无比虔诚、荣光、欣喜。昨天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母亲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恭恭敬敬地将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我家中堂,焚香祭拜,并开始吃观音斋。此后,母亲将每天祭拜观世音菩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将继续到老嘎嘎庙去祭拜老嘎嘎。对于母亲来说,老嘎嘎和观世音是力量相当、善愿相通的神灵,他们共同福佑世界,共同给世人消灾弭难。 那天我陪母亲刚从东林寺的方丈室出来,一位居士问我,母亲是否给大德行过顶礼。我说没有。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的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他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咱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万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级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万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 统治群体的神灵对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具有许许多多渗透,但是,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千万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被消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他们表面上对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新信仰唯唯诺诺,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一万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持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 我越来越尊重母亲的信仰,越来越愿意为村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我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母亲建设一座更大的庙宇。母亲说,俗人建庙,不知前好后好,那年建了老嘎嘎庙,老二出事了,以后建庙还是要慎重。我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想让母亲在敬拜老嘎嘎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神灵。母亲孩童时代就拜过观音菩萨,吃过观音斋,她跟佛教的缘分很深。 前不久我跟母亲说,伏天里我带你去庐山拜大菩萨吧,你一世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菩萨。这些年我无数次提议陪母亲上庐山玩,她从不答应。听说我带她去拜大菩萨,她马上答应了。 盛夏时节,我到庐山东林寺参加佛事活动。这里的住持是我敬仰的大德,我希望母亲从大德这里得到加持和尊荣。我跟大德说,我母亲拜了一辈子土地庙,今天我接她来拜大菩萨,我想请一尊佛像,请法师开光。大德回答说:我给你母亲结缘一尊佛像。 大德给我母亲结缘的佛像,正好是观音菩萨。大德神明,在咱们老家原始宗教盛行的环境中,最享盛名的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而且,我母亲孩童时代就是观世音的信徒。老年因大德的因缘,重新供奉观音菩萨,真是善因结善果。 母亲捧回观音塑像,无比虔诚、荣光、欣喜。昨天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母亲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恭恭敬敬地将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我家中堂,焚香祭拜,并开始吃观音斋。此后,母亲将每天祭拜观世音菩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将继续到老嘎嘎庙去祭拜老嘎嘎。对于母亲来说,老嘎嘎和观世音是力量相当、善愿相通的神灵,他们共同福佑世界,共同给世人消灾弭难。 那天我陪母亲刚从东林寺的方丈室出来,一位居士问我,母亲是否给大德行过顶礼。我说没有。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的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他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咱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万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级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万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 统治群体的神灵对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具有许许多多渗透,但是,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千万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被消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他们表面上对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新信仰唯唯诺诺,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一万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持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 我越来越尊重母亲的信仰,越来越愿意为村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我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母亲建设一座更大的庙宇。母亲说,俗人建庙,不知前好后好,那年建了老嘎嘎庙,老二出事了,以后建庙还是要慎重。我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想让母亲在敬拜老嘎嘎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神灵。母亲孩童时代就拜过观音菩萨,吃过观音斋,她跟佛教的缘分很深。 前不久我跟母亲说,伏天里我带你去庐山拜大菩萨吧,你一世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菩萨。这些年我无数次提议陪母亲上庐山玩,她从不答应。听说我带她去拜大菩萨,她马上答应了。 盛夏时节,我到庐山东林寺参加佛事活动。这里的住持是我敬仰的大德,我希望母亲从大德这里得到加持和尊荣。我跟大德说,我母亲拜了一辈子土地庙,今天我接她来拜大菩萨,我想请一尊佛像,请法师开光。大德回答说:我给你母亲结缘一尊佛像。 大德给我母亲结缘的佛像,正好是观音菩萨。大德神明,在咱们老家原始宗教盛行的环境中,最享盛名的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而且,我母亲孩童时代就是观世音的信徒。老年因大德的因缘,重新供奉观音菩萨,真是善因结善果。 母亲捧回观音塑像,无比虔诚、荣光、欣喜。昨天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母亲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恭恭敬敬地将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我家中堂,焚香祭拜,并开始吃观音斋。此后,母亲将每天祭拜观世音菩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将继续到老嘎嘎庙去祭拜老嘎嘎。对于母亲来说,老嘎嘎和观世音是力量相当、善愿相通的神灵,他们共同福佑世界,共同给世人消灾弭难。 那天我陪母亲刚从东林寺的方丈室出来,一位居士问我,母亲是否给大德行过顶礼。我说没有。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的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他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咱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万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级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万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咱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万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级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万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 统治群体的神灵对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具有许许多多渗透,但是,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千万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被消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他们表面上对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新信仰唯唯诺诺,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一万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持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 我越来越尊重母亲的信仰,越来越愿意为村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我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母亲建设一座更大的庙宇。母亲说,俗人建庙,不知前好后好,那年建了老嘎嘎庙,老二出事了,以后建庙还是要慎重。我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想让母亲在敬拜老嘎嘎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神灵。母亲孩童时代就拜过观音菩萨,吃过观音斋,她跟佛教的缘分很深。 前不久我跟母亲说,伏天里我带你去庐山拜大菩萨吧,你一世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菩萨。这些年我无数次提议陪母亲上庐山玩,她从不答应。听说我带她去拜大菩萨,她马上答应了。 盛夏时节,我到庐山东林寺参加佛事活动。这里的住持是我敬仰的大德,我希望母亲从大德这里得到加持和尊荣。我跟大德说,我母亲拜了一辈子土地庙,今天我接她来拜大菩萨,我想请一尊佛像,请法师开光。大德回答说:我给你母亲结缘一尊佛像。 大德给我母亲结缘的佛像,正好是观音菩萨。大德神明,在咱们老家原始宗教盛行的环境中,最享盛名的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而且,我母亲孩童时代就是观世音的信徒。老年因大德的因缘,重新供奉观音菩萨,真是善因结善果。 母亲捧回观音塑像,无比虔诚、荣光、欣喜。昨天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母亲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恭恭敬敬地将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我家中堂,焚香祭拜,并开始吃观音斋。此后,母亲将每天祭拜观世音菩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将继续到老嘎嘎庙去祭拜老嘎嘎。对于母亲来说,老嘎嘎和观世音是力量相当、善愿相通的神灵,他们共同福佑世界,共同给世人消灾弭难。 那天我陪母亲刚从东林寺的方丈室出来,一位居士问我,母亲是否给大德行过顶礼。我说没有。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的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他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统治群体的神灵对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具有许许多多渗透,但是,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千万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被消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他们表面上对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新信仰唯唯诺诺,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一万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持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我越来越尊重母亲的信仰,越来越愿意为村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我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母亲建设一座更大的庙宇。母亲说,俗人建庙,不知前好后好,那年建了老嘎嘎庙,老二出事了,以后建庙还是要慎重。我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我想让母亲在敬拜老嘎嘎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神灵。母亲孩童时代就拜过观音菩萨,吃过观音斋,她跟佛教的缘分很深。

前不久我跟母亲说,伏天里我带你去庐山拜大菩萨吧,你一世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菩萨。这些年我无数次提议陪母亲上庐山玩,她从不答应。听说我带她去拜大菩萨,她马上答应了。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盛夏时节,我到庐山东林寺参加佛事活动。这里的住持是我敬仰的大德,我希望母亲从大德这里得到加持和尊荣。我跟大德说,我母亲拜了一辈子土地庙,今天我接她来拜大菩萨,我想请一尊佛像,请法师开光。大德回答说:我给你母亲结缘一尊佛像。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咱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万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级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万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 统治群体的神灵对老百姓的信仰世界具有许许多多渗透,但是,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千万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被消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他们表面上对于统治阶级推行的新信仰唯唯诺诺,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一万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持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 我越来越尊重母亲的信仰,越来越愿意为村里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我曾经表示愿意帮助母亲建设一座更大的庙宇。母亲说,俗人建庙,不知前好后好,那年建了老嘎嘎庙,老二出事了,以后建庙还是要慎重。我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想让母亲在敬拜老嘎嘎的同时,还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神灵。母亲孩童时代就拜过观音菩萨,吃过观音斋,她跟佛教的缘分很深。 前不久我跟母亲说,伏天里我带你去庐山拜大菩萨吧,你一世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菩萨。这些年我无数次提议陪母亲上庐山玩,她从不答应。听说我带她去拜大菩萨,她马上答应了。 盛夏时节,我到庐山东林寺参加佛事活动。这里的住持是我敬仰的大德,我希望母亲从大德这里得到加持和尊荣。我跟大德说,我母亲拜了一辈子土地庙,今天我接她来拜大菩萨,我想请一尊佛像,请法师开光。大德回答说:我给你母亲结缘一尊佛像。 大德给我母亲结缘的佛像,正好是观音菩萨。大德神明,在咱们老家原始宗教盛行的环境中,最享盛名的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而且,我母亲孩童时代就是观世音的信徒。老年因大德的因缘,重新供奉观音菩萨,真是善因结善果。 母亲捧回观音塑像,无比虔诚、荣光、欣喜。昨天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母亲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恭恭敬敬地将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我家中堂,焚香祭拜,并开始吃观音斋。此后,母亲将每天祭拜观世音菩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将继续到老嘎嘎庙去祭拜老嘎嘎。对于母亲来说,老嘎嘎和观世音是力量相当、善愿相通的神灵,他们共同福佑世界,共同给世人消灾弭难。 那天我陪母亲刚从东林寺的方丈室出来,一位居士问我,母亲是否给大德行过顶礼。我说没有。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的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他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大德给我母亲结缘的佛像,正好是观音菩萨。大德神明,在咱们老家原始宗教盛行的环境中,最享盛名的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而且,我母亲孩童时代就是观世音的信徒。老年因大德的因缘,重新供奉观音菩萨,真是善因结善果。

 

,一心退休养老的农民,那时候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母亲二人。我们做子女的,也感到很骄傲。此后父母就侍弄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类似于锻炼身体。其他时间,就跟村中闲人打打麻将。那年头前来我们家打麻将、看麻将的村人,络绎不绝。村里人对我父母也甚是尊重,所以,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母亲六十岁之后,真的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进入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八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庙。咱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设一座小小的庙宇。风水先生说,咱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领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一百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族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刚刚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在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咱们村的说法,就是读了一肚子饱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我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这个过程颇为生动有趣,日后我会写进一部学术著作中。 母亲捧回观音塑像,无比虔诚、荣光、欣喜。昨天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的日子,母亲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恭恭敬敬地将观音菩萨像供奉在我家中堂,焚香祭拜,并开始吃观音斋。此后,母亲将每天祭拜观世音菩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将继续到老嘎嘎庙去祭拜老嘎嘎。对于母亲来说,老嘎嘎和观世音是力量相当、善愿相通的神灵,他们共同福佑世界,共同给世人消灾弭难。

那天我陪母亲刚从东林寺的方丈室出来,一位居士问我,母亲是否给大德行过顶礼。我说没有。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的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他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母亲的神灵 (【摩罗按】本文原载拙著《我的村我的山》,刚刚转载在第14期《读者》杂志上,转载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泱泱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实际上那里也没有所谓山谷,那里是鄱阳湖北岸漳田河的冲积平原,平原上的低矮山丘甚至远不如万里之外秦皇陵或者昭君墓那样伟岸,两个矮丘之间开垦出一级一级的梯田和旱地。那口池塘的坡坎上,以前也许有过一座庙,叫做蛇王庙。但是我所见者,只是小树下随意码起来的一堆石头。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我们求的是治病的仙丹。 我长大以后,对母亲的神灵不以为然,我曾经企图引导母亲接受一种我多少有所了解的宗教。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民国时期就是当地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来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各自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兹兹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看来我是小看了母亲拜菩萨,她拜菩萨不是为了治个头痛脑热,她拜菩萨是信仰——尽管她用了迷信这样的词语。 母亲九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三天。 母亲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六次。土改开始了,工作组分给我父母和祖父母一幢房子。母亲说,我们婆媳不和,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工作队的蒋政委问我母亲想怎么解决,我母亲说,有某某婶婶,原是寡妇,刚分到一间房,可她马上改嫁到别村,不需要这间房了。不知能不能把她这间房让给我,请蒋政委作主。蒋政委就这样把那间房分给我母亲。母亲为了不让那位婶婶吃亏,补偿了她一桶稻谷。 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是毛主席让我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房。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我母亲对这一条无法遵守,只好阳奉阴违,暗中拜。 母亲喜欢算命,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盲人,母亲往往把全家人的命都算一遍。前两年已经算过了,今年再重新算。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母亲还会结伴到附近村庄找人算命。 小时候多次听算命的对母亲说,母亲的确命苦,但是到了六十岁,母亲的命就转好,不愁吃不愁穿。母亲此时真是喜笑颜开,她说,从很早开始,算命的都说她六十岁之后可以享福,说不定真有盼头。可是一想离那一天还有很多年,于是笑脸慢慢收起来。 奇怪的是,母亲六十岁那年,境遇果然有改善。母亲原先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帮着父亲种责任田,都是忙完田里忙家里,一刻轻松都没有。 那一年父亲耙田时,被耙齿扎脚,伤势还不轻。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心疼,大家一致要求父母交出责任田,从此退休。父亲本来就是半路出家的种田人,年纪越来越大,老是犁呀耙呀,确实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就同意了子女们的提议。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忽然想到,母亲这一年正好六十岁,这跟算命先生说她六十岁转运,恰好相符,世事真得很神奇。 六十岁就不事犁耙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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