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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京师同文馆及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西并重  

2012-03-23 07:51:00|  分类: 学术·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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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1]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摩罗/京师同文馆及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西并重 - 摩罗 - 摩罗的博客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第二年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第四年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5]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8]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10]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11]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3页。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3]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8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5]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7173页。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6] 同上。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 张之洞大厦将倾之时鼎力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摩罗 自从中西交往开始以来,中国教育改造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老大帝国各方面反应之迟钝,几乎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中国主流体制内的新式教育,是从同文馆开始的。所谓“同文”,也可理解为“通文”,直解就是“翻译、译文”的意思。中国学习外语的同文馆,设置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此前只有四夷馆、四译馆。 据史料记载,明代于永乐五年设立了四夷馆,负责“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异、高昌、缅甸”[1]。 清代顺治元年设立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合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名为西域、百夷[2]。 欧洲各国语言不在四夷馆、四译馆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会通欧洲各国语言的官方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西之间发生那么多通商、交战、谈判、签约事务,担任译员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民间马仔。中国丧失了那么多利益,甚至有传教士私自在中国合同文本上加添条款,骗取中国利益,可是中国却不知道需要培养自己的译员,连在四译馆中增设欧洲语种业务都没想到。 直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官吏才开始认真考虑创办培训外语人才的机构。1861年(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创办同文馆,获得御准,可是因为找不到师资而一筹莫展。第二年,奕訢上奏同治帝诉苦说,去年臣等行文要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员(教习),同时行文八旗,让他们挑选学生。学生倒是很快就召集到位了,可是教员却没有着落。广东方面声称无人可派,上海方面虽然说是有人,可是水平不怎么样,要价还高得很,我们觉得负担不起,就没让他来。这样一来,同文馆的创办事宜,一搁就搁置这么久了[3]。他们以找不到教员或者付不起教员工资为理由,将创办同文馆的事情就这样搁置不问,可见这些官僚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1862年,奕訢等人奏请延请外国教员来同文馆教授英语,规定外国教员只准教外语,不许传教。另请汉人给同文馆学生教授汉文。到了1863年,增设了法语、俄语语种。 同文馆起初规定,这些满族学生只学外语和汉语,颇有点外语速成班的意味,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是充当译员。在主事者看来,译员大约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丰富的文化背景。从外语汉语并重的办学思路来看,同文馆在文化资源上还是洋土结合、中西并重。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外地也按照时势之需办起了类似机构,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随着时势的发展,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在不断增加。起初虽然只是外语培训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传播西学的基础教育机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迅速加快,同文馆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所有学生不再以语言培训为满足,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必须通晓西学和洋务。有的学生甚至可以不学外语,只是通过译本学习西学。这一变化十分关键,说明同文馆的办学思路已经不是培养译员,而是培养包括译员在内的通晓洋务、时务甚至西学的人才。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学制也逐步形成定例。至少有五年制和八年制两种。精研外语并学习西学者学制八年,这些学生往往入学时都很年轻。“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4] 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第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第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第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第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同文馆八年制学生的课程安排是: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书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5] 从1876年公布的该校课程表看来,同文馆所教授的西学内容,跟今天中国基础教育规定的西学内容,基本一致。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科学内容外,还有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文馆在大规模引进西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一直十分重视。“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6]也就是说,学习汉文本系重中之重。从这种课程设置不难看出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295页。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9]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416页。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10]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3期。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无论作为它们的强大敌人还是作为改造的对象,它们必须具有与之共同生存的智慧和胸怀,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这种教育资源方面中西合璧的格局,跟社会上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要求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心理激烈交战的局面,恰好形成同构关系。以下文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新旧观念在冲突中并存的事实。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11] 从鲁迅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两种倾向的相互冲击与搏战。鲁迅对于西学趋之若鹜,代表了最开放的心态,而且与前辈学者如创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相呼应。鲁迅的本家前辈代表了保守倾向,他反对鲁迅学习《天演论》、《时务报》之类,而要他关注抵制康梁变法的文字。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2] 《清史稿·职官》卷一百十四,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转引自同上书,第6页。 [4]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同上书,第71页。 [5] 《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6] 同上。 [7]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8]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9]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10]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用”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影。 此时同文馆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办学规模尚小,入馆学习者相当少。梁启超在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说,同文馆、广方言馆这一类教育机构,在校“生徒不满千计”[7]。在科举废除之前,中国的教育主体一直是以习诵讲解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私塾教育。可是,科举制一旦废除,传统教育失去了加官进爵的功利指向,其吸引力必将立时受到重创,与现代社会制造业、矿业、航海业、商业、外交等等相关联的西学,就会受到莘莘学子的青睐,并进而晋身为教育的主体。 除了上述同文馆一类教育机构之外,中土传播西学的教育机构还有两类。其中第一类是各种时务学堂,例如军事及军事技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医学、铁路、矿务学堂(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矿务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等。它们的建立,有赖西方的技术模式和学术模式做支持,所以,每有引进,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引进,每有发展,必定包含着西学的发展。 所有这些洋务学堂,其教育资源都不是单一的西学,而是中西并重。鲁迅曾经先后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他回忆水师学堂和矿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是这样的: 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8]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9] 从鲁迅的回忆不难看出,那时的时务学堂的教育资源乃是中西合璧的。 其中第二类是教会学校。研究者田松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是从传教士的新式学堂开始的。”根据这项研究,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39年,这比1862年创立的同文馆早二十三年。田松指出: 中国第一个面向小学生的传教士学校是1839年建于澳门,1842年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有三位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颇巨的容闳。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建制化也是教会学校完成的。1877年5月,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规范,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主席是就是先后被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聘为总教习的丁韪良。这个机构在日后的传教士大会中不断更改名称,但是对外的中文名称始终未变,对于教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规范功能也始终保持着。 在传教士的新式学堂中,主要课程包括四大门类:神学,理论上最重要的课程;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这是工具;然后是西学,这部分包括西学经典,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部分——科学;让我惊异的是,第四类课程竟然是中学,即四书五经阴阳五行,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塾中的内容。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很多教会学校中,中学和西学具有同等的重要程度,无论课程设置,还是课时总量,两者都不相上下。因为传教士要培养的并不是要去欧洲生活的中国人,而是要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如果没有中学根基,就难以进入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此外,虽然神学在理论上最为重要,但是在课程和课时上并不特别突出。对于孩子们来说,抽象的理论不如日常起居中的宗教仪式更能深入人心。[10] 教会学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中西并重的。 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学校,当时都不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流,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涌入而设置的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它们虽然很前沿,甚至很自信地代表着时代的趋势,但是它们毕竟面对的是中国[11]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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