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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博客

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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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  

2012-08-28 07:4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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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
、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
原文地址: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转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 - 摩罗 - 摩罗的博客

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江

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唐棣

 

 

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8、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13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2011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10、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201111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紧接着,在2011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12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原文地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作者:江力北大著名文化 编者按:昨天接到我的老师一封信,“江力同学:有一篇关于周校长的文章,写得不错,转发给你参考,也可以给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文章我认真看了两遍,角度写得比较中性,有些材料可能来自“猜想”,并不精确。但确实是近来较为可看的一篇文章,特编发出来,与大家讨论,见仁见智,诸君见谅。 ——江 力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谈“民国范儿”?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期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 2012年8月15日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文章来源:经略简报,第034 《文汇网》

非责任编辑:江 力、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   2012815


、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 “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 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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